然而很多人都幻想着他们可以在不影响安逸的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废除阶级差异。因此激进的阶级破除进程在各方各面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到处都是怀抱天真美好的愿景投入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人们。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们激情满怀地为无产阶级和悔过自新的资产阶级开办着“夏令营”，并且认为他们会从此永远要好地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资产阶级的访客称赞这精妙至极，令他们茅塞顿开（而无产阶级则诉说着截然不同的故事）。然后还有郊区的装逼党[6]和威廉？莫里斯[7]时代的醉汉，会出人意料的说出“为什么我们要委身降级，不能让他们升级吗？”的话。而这让工人阶级“升级”的提议（升到和他们同一等级）是通过卫生措施、果汁、生育控制、诗歌等等方式来实现的。即便是约克郡的公爵（如今的乔治国王四世）每年都会举行让公学学生和平民学生混在一起平等相处一段时间的活动，就像那种“欢乐大家庭”的动物笼子，里面装着一只狗、一只猫、两只雪貂、一只兔子、三只金丝雀，只要驯兽师在场，全体就装作相安无事一样。
所有这些关于破除阶级的良苦用心，我深信，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有时他们不过是徒劳无用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通常只是激化阶级偏见。若你细细斟酌，便会发现这点是唯一可预见的事。你逼迫阶级与阶级之间共生一种不易且不自然的平等；原本应深埋的容易产生摩擦的感情，恐怕要永远地暴露出来。正如我提到的盖尔斯华绥，感情用事之人的观念在一碰触现实之后便会变得迥然不同。刮开一个和平主义者的表象，你会发现一个沙文主义者[8]。中产阶级的独立工人党党员[9]和爱喝果汁的大胡子，只要你从望远镜的反面望去，都一样并不在乎阶级；如果逼迫他们和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接触——比如在周六的晚上让他们和渔夫打架——他们都会动摇成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势利眼。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都不会和醉醺醺的渔夫大打出手；当他们真的与一个工人阶级坦诚相待的时候，通常都是和工人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被尖锐地划分成两类：一类人只愿意留在工人阶级——继续做着技工或者码头工人这样的职业，并且不屑于改变他们工人阶级的口音和习性，但是在他的业余时间“提升思想意识”并效力于独工党或共产党；而另一类，则切实地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至少表象上是这样的，并且通过公立奖学金而成功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这第一类人大概是我们能拥有的最优秀的公民了。这让我想起几个类似的人，即便是迂腐不堪的保守党员也无不对他们表示欣赏和钦佩。而另一类，除了劳伦斯这样的特例，就不那么受人尊重了。
首先，纵然这是种莫大的遗憾，无产阶级思想通过文学知识分子渗透进中产阶级终究是奖学金体制的自然产物。因为如果你为人耿直，那想要无故闯入文人圈子并不容易。当代英国文坛，不管是哪个高高在上的领域，都不过是荒草丛生的地带罢了。如果你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写手，比如写侦探小说的作家，既作为文人又保持你的文学涵养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但想成为那种可以在高端杂志立足的非同凡响的大家，那就意味着让自己卷入明争暗斗工于心计的恐怖竞争中。阳春白雪的世界，并不是你文学功底深厚就可以进去的，而是要心甘情愿地生活在鸡尾酒会和对小有名气的人的阿谀奉承之中。而这就是为那些准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无产阶级所敞开的大门。工人阶级家中“聪明”的孩子，那种拿了奖学金的，必定也是吃不了苦的孩子，可能对于爬入比他上层的社会有别的法子，比如参与到工人党的政治活动中去。然而文人圈的办法则远比那些通用得多。伦敦的文坛充斥着这样的无产阶级出身而拿了奖学金的年轻文人。他们中有很多人都不太讨喜，也并不能代表他们自己的阶级。而最为不幸的是，凡是中产阶级们社交范围内所能遇见的，大多数都是诸如此类的无产阶级。纵然在原本毫无瓜葛时，中产阶级尚能把无产阶级给理想化。而如今，中产阶级都因此变回了狂暴的势利眼。整个过程，若你置身事外袖手旁观，有时候就如一处滑稽喜剧。可怜好心的中产阶级张开双臂，渴望着拥抱他来自无产阶级的兄弟，而几分钟后他就悔不当初，丢下手里的五磅假钞，怨声载道“但是，妈蛋，他真不绅士！”
让中产阶级们感到张皇失措的是，像这样的接触，让他们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专业在遭受严重的威胁。我已经指出了左翼分子对于普通的“知识分子”的观点都是虚假的，纯粹出于人云亦云的原因，他嘲笑着那些他其实深信不疑的东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公学里的荣誉宣誓，“团队精神”、“绝不落井下石”等等诸如此类朗朗上口的废话，有谁不去嘲笑他？有谁胆敢自居“知识分子”而不嘲笑类似的东西？但若你遇见一个外人嘲笑这事，感觉就会稍有不同；正如我们成天破口大骂英格兰，却不允许任何一个外国人对其妄加指责一样。没人比《每日快报》[10]的“海滩拾荒者”[11]更喜欢讽刺公学了。他恰到好处地嘲笑把打牌出千使诈作为最恶劣的罪过的条例。然而“海滩拾荒者”他自己的朋友被逮到出千使诈时，他还会觉得好笑吗？我看不然。只有当你遇见来自另一种文化的人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你自己的信仰究竟是怎样的。如果你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你也会多少幻想着成为无产阶级，因为那样更容易去嘲笑爱国主义、教会报章、老校友、顽固不化之人等等。然而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至少是从那些完全生于资产阶级文化之外的人的角度来看，你与那些老顽固们相似之处其实大于不同。他很有可能把你和保守之人归于同类；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对的，尽管不论你还是老顽固们都不会去承认。于是若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成功地相遇了，也不总是像失散多年相见恨晚的兄弟一般抱成一团，大多数时候只会因为迥然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而引发战争。
我是从一个在信仰被挑战之后，倒退回可怕的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角度看问题的。但人们也必须看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的反抗情绪。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使自己脱离了原本所属的阶级，期盼着广阔的自由和智慧的升华；而他大多数时候所看到的，不过是一种空洞死寂而又毫无人间温情的画面——即任何一种现实社会的画面，有时候他觉得对他而言资产阶级并非是血肉之躯，他们不过是钞票堆砌着的、血管里流着白水的假人而已。凡是你遇到的出身于无产阶级的青年文人，大概都会跟你说起诸如此类的话。这些也就是我们今天必须忍受的“无产阶级的”诋毁。时至今日，每个人都应该了解，怎么说呢：资产阶级已“死”（“死”这个字眼因为毫无疑义又令人印象深刻，如今被广泛地运用），资产阶级的文化已经腐朽垮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也令人鄙夷等等；如果你要举例佐证，去看看任何一期的《左翼评论》或者任何一个年轻共产党文人的作品，比如阿里·布朗、飞利浦·亨德森等等。他们的真诚都值得怀疑。但是劳伦斯，且不管它有没有别的品质，他至少是真挚地把他自己的思想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阐述着。令人好奇的是他为何将英国资产阶级都死了的、或者至少是被阉割了的观点翻来覆去地撩拨。《查泰来夫人的情人》[12]中的守门人梅勒斯（以劳伦斯自己为原型），曾有过远离他自身阶级的机会，而且他并没有刻意地想要回到他们中间去，因为英国工人有各式各样“令人不悦的习性”；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他多少也把自己融了一点进去，可是对他来说却也是了无生气的太监一样的人群。然后有一首关于那个年轻男子（再次以劳伦斯自己为原型）的诗歌，他登上了枝头，又跳下来说道：
汝若一猢狲
攀枝高一寸
不及旧时君
悬悬碌无能。
此处鸣叽叽，
彼处声啾啾，
枝头猢狲盛，
但无铿锵词。
何以气弱稀，
何以力单薄，
原是枝头声，
无雄遍地雌。
你几乎无法让他更直白了，枝头上的人劳伦斯貌似指的是真正的资产阶级，那些一年拿两千英镑甚至更多的人。但我并不这么认为，他更可能指的不过是多少身在这资产阶级的文化里面的人，那种拿腔捏调，家里有一两个仆人伺候的人。这时候你才能感受到“无产阶级”伪善谎言的危险，你才能意识到这可怕的对抗是可以被唤醒的。因为当你碰上这样的诬告的时候，你也是束手无策的。劳伦斯说因为我进过公学，所以我是个太监。好吧，那又如何呢？我可以开出反驳他的生理医学证明，但是那又如何呢？劳伦斯的控告还在那里。如果你说我是无耻之徒，我可能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你要说我是太监，那你便是在挑衅我的反击，而且不管出于何种形式都是合理的。如果你想无端生事，那你就告诉对方他无药可救了。
这便是大多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遇的结果：它们都存在于被“无产阶级”的伪善激化的，彻底的，迫使阶级与阶级相遇的对抗中。唯一明智的方法就是慢慢来，不要急于求成。如果你心中自以为绅士，比那些卖菜摊贩的跑腿儿要高一筹，那直接说出来远比欺骗要好。最终你还是得放下你那自命不凡的架子。但若你在做好准备之前假装放下了，那才是病入膏肓。
与此同时，人们可以从每个角度观察到这令人沮丧的局势。中产阶级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是热心的社会主义者，但而立之年变回轻蔑的保守主义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退变是理所当然的，无论何时人们都能看见他思想的转变。也许没有阶级的社会并不意味着理想的状态，除了阶级和傲慢的废除，其余一成不变；这也许意味着一个荒凉的世界，我们的理想，我们的誓言，我们的品味，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事实上都毫无意义。也许这破除阶级并非如看上去那般简单，而相反的，这是一次深入黑暗的狂奔，其结局或许只是百兽之王脸上的一抹微笑。我们略带傲慢，却满眼笑意地欢迎着我们的无产阶级兄弟们。但是注意了！我们无产阶级的兄弟们，以目前我们对他们的理解来看，并没有要求我们的欢迎，他们要将我们逼上绝路。当资产阶级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立刻踏上他们的飞机，若飞得够快，他们足以飞到法西斯的世界中去。
注释
[1] 郡：郡在英格兰具有管理上、政治上，以及地理学上的划分作用，源于古代的等地区管理者“伯爵”。
[2] 《有产业的人》：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书中所描写的福尔赛世家正处于由兴盛到衰落的转折时期。福尔赛一家是金融家、交易所经纪人、拥有房地产或者股票的资产阶级，他们对立身处世、待人接物，对衣食住行、家庭关系，对殖民地、不列颠帝国等都形成了本质上相同的看法，这就是书中所讲的“福尔赛精神”，它的主要特征是“紧抓住财产不放，不管是老婆，还是房子，还是金钱，还是名誉”。
[3] 《白人的负担》：英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作品。
[4] 《统治吧，不列颠尼亚！》：英国著名爱国歌曲。
[5]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年12月30日－1936年1月18日，生于印度孟买，英国作家及诗人。由于吉卜林所生活的年代正值欧洲殖民国家向其他国家疯狂地扩张，他的部分作品也被有些人指责为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各持一端，极为矛盾。他笔下的文学形象往往既是忠心爱国和信守传统，又是野蛮和侵略的代表。
[6] 装逼党：原指罗马的天主教公共场合徒矫揉造作的言行举止，后泛指公共场合中装逼的形式。
[7] 威廉？莫里斯：19世纪英国设计师、诗人、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及自学成才的工匠。
[8] 沙文主义：原指极端的、不合理的、过分的爱国主义（因此也是一种民族主义）。如今的含义也囊括其他领域，主要指盲目热爱自己所处的团体，并经常对其他团体怀有恶意与仇恨，是一种有偏见的情绪。
[9] 独立工人党：1893年成立于英国布拉德福德的社会主义政治党
[10] 《每日快报》：英国全国性通俗报纸之一，1900年由比弗布鲁克爵士在伦敦创刊，由统一报纸公司属下的快报公司出版。
[11] 海滩拾荒者：莫顿，英国作家和记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后开始写作，出版过许多富于讽刺、幽默和幻想的书，还有一些历史著作。自1924年起在《每日快报》上以“海滩拾荒者”（Beachcomber）的笔名固定发表幽默专栏文章。
[12]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之一。此时的劳伦斯对人物及情节的刻画已经炉火纯青，对他所探索的两性关系也有了更深思熟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