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假设机械进步的趋势是将生活变得安稳，这也可能会有争议，因为在任何时候，近期的机器发明所造成的影响都有可能是相反的。就比如从马到汽车的转变，刚开始人们可能会说，考虑到大量交通死亡事故，汽车并没有让生活更安全。而且成为土路驾驶员和成为驯马师，或者参加全国越野障碍马赛的难度是不相上下的。然而所有机器发展的趋势都是更安全更容易操作。如果我们更认真地处理道路规划问题，交通事故危险就会排除，而且我们迟早都是会这么做的；而就如今汽车的发展程度而言，只要不是失明或者瘫痪，任何人都可以在上过几堂课后开始驾驶汽车。甚至现在熟练驾驶汽车比熟练地骑马所需的勇气、技巧更少；二十年后，也许就完全不需要什么勇气和技巧了。因此不得不说，以整体社会来看，从马到汽车的转变确实提高了人类的安全程度。还有一些新的发明，比如说飞机，虽然乍看之下它并没有让生活更安全。第一个坐飞机的人实在是勇敢的，即便在今天，成为飞行员依然需要不小的勇气，但它的趋势和汽车是一样的。像汽车一样，飞机将会变成傻瓜也能操作的，上百万个工程师几乎毫无意识地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最终——这只是个目标，不一定会实现——成为飞机飞行员不会比婴儿在摇篮车中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技巧，所有的机器进步都会也都必须向这个方向发展。机械的进步是为了变得更有效率，也就是说，更容易操作。因此机械进步的目标就是一个傻瓜都能操作的世界——这也许意味着一个被傻瓜占据的世界，也有可能不是。威尔斯先生可能会反驳说世界永远都不会被傻瓜占据，因为无论效率达到多高的水平，都会有更复杂的困难存在，比如说（这是威尔斯最喜欢的观点，他在不知多少结束语中都用到过）当你已经将我们生活着的星球塑造到完美时，你就会开始实施你殖民其他星球的庞大计划。但这只是把目标推向遥远的未来而已，目标本身是并没有变。殖民其他星球后，重新开始机器进步的游戏；对于那个傻瓜操作的世界，你只是用傻瓜操作的太阳系，傻瓜操纵的宇宙代替了而已。当你一心系于机械效率的理想时，你也就将自己捆绑在了软弱的理想上。然而软弱是令人作呕的，因此所有的进步都仿佛是朝着一个你祈望永远也不要到达的目标前进时疯狂撕裂的挣扎。偶尔你会遇见一些人他们可以理解通常所谓的进步也意味着通常所谓的退化，但这个人依然赞成进步。因此萧伯纳先生在乌托邦中为福斯塔夫[22]建了一座雕像，因为他是第一个公开表明赞成怯懦的人。
而麻烦远远比这更棘手。到目前为止，我只是指出了以机械进步为目标的愚蠢，以及保留一些在机械进步下已经可有可无的美德的荒谬之处。人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是，是否还存在不被机器统治而摧残的任何人类活动。
机器的功能是省工。在一个完全机械化的世界，所有乏味的苦差事都会由机器来完成，让我们可以追求更有趣的事，这样听起来是再好不过了。在一些简单易操作的机器几分钟就可以挖完土的时候，看见十来个男人汗如雨下地挖一个水管道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为什么不让机器来做这项工作，让人去做些其他的事情呢？但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他们能做些其他什么事呢？按说他们被从“工作”中解救出来，为了做一些“非工作”的事。但什么是工作，什么又不是工作呢？挖掘、木工、种树、砍树、骑马、钓鱼、打猎、喂鸡、弹琴、拍照、造房、烹调、缝纫、装饰帽子、修车，这些是工作吗？所有这些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工作，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是游戏。事实上几乎所有活动都可以根据你对它的看法不同而既可以是工作又可以是游戏的，那些从挖掘中解脱出来的劳工可能想用他的闲暇或部分闲暇时间来弹钢琴，而专业钢琴家却只是很想去土豆田中挖挖土。因此说工作就是难以忍受而乏味的，非工作就是令人愉悦的这种对比是错误的。事实上当一个人放纵地吃、喝、睡、做爱、聊天、玩游戏或只是四处闲逛——而这些事都不能填满他的一生——他需要工作，而且经常会去寻找工作，尽管也许他不会称之为工作。除去一些低智商的残障，人们的生活都是建立在努力之上的。粗鄙的享乐主义者似乎认为，人只是行走着的胃，但人并不只是这样，人有手，有眼，有脑子。如果你停止用手，你就会失去一大片知觉。现在再回过头来在想想那十几个挖排水管道的人，机器将他们从工作中释放出来，所以他们得找其他的娱乐活动——比如说木工。但无论他们想做些其他的什么，都会发现有另外一台机器将他们从中解放出来。在完全机械化的世界上已经不需要木匠、厨师或是修车工等等的人了，就像不需要挖掘工一样。从捕捞鲸鱼到雕刻樱桃核，几乎没有事情是机器无法胜任的。机器甚至会侵占我们如今称之为“艺术”的活动；事实上现在就已经如此了，通过相机和收音机。等到世界被最大程度地机械化时，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有机器阻隔你工作的机会——也就阻隔了你生机。
乍看之下这似乎并不重要，为什么不继续你“创造性的工作”，无视那些替你工作的机器呢？但其实没有听起来的这么简单。就拿我来说，我在保险事务所工作，每天八小时，在空闲的时间我想做些“创作”，于是我选择做一些木工——比如给自己做张桌子。请注意在开始的时候整件事情就有点奇怪，因为工厂完全可以提供比我自己做的好得多的桌子。但即便我开始做我的桌子，我的感觉也不可能与几百年前橱柜工匠对桌子的感觉相同，甚至还比不上鲁滨逊[23]的感受强烈。因为在我开始前，机器已经帮我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我用的工具只需要最简单的技术。比如说，我有可以切割出所有模具的刨子，但几百年前的木匠只能靠各种凿子来完成，而这些事就需要真正的眼和手的技巧。我买的木板已经是刨好了的，桌腿也是用旋床旋成了圆形的。我甚至可以去木工市场购买已经加工好的所有桌子的部件，然后把他们组装起来，我的工作就只剩下敲几颗钉子再用一张砂纸的。如果现在已经是如此，在工业化的未来就更甚了。工具和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就没有任何出差错的可能，也就没有技艺的存在空间了。做一张桌子会比削土豆更简单。在这样的环境下谈论“创造性工作”是荒谬的。总之手工艺（以学徒的体系代代相传）在那时早已消失了，有一些手工艺现在就已经在机器的竞争下消失了，你看无论在哪个乡村教堂，都已经无法找到1820年以后制作的精美墓碑了。石雕的艺术或者说手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想要复兴它需要花上几个世纪。
但也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不保留机器同时也保留“创造性的工作”呢？为什么不做一些过时的事来陶冶情操呢？很多人都曾粗略地思考过这个点子，这看起来可以轻松完美地解决机器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听说乌托邦里的居民，在完成了番茄罐头厂每天两个小时转动把手的工作后回到家里，会有意地恢复到更原始的生活方式中，用一些浮雕细工、陶器上釉、手工编织的工作来慰藉他们的创造本能。而这样的场景显然是荒谬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则虽然我们一直遵循却不曾意识到过，那就是只要有机器在，人就一定会使用它。当打开水龙头就能取水时，没有人再会从井里打水。在旅行上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阐述。每一个在不发达国家用原始方式旅行过的人都知道：那种旅行和现代的火车、汽车之类的旅行简直是天壤之别。那骑马或走路的游牧民把他们的包裹放在骆驼或牛车上，在旅途中需要忍受各种不适，但至少他是活着的；然而那乘坐特快列车或豪华游轮的乘客，他的旅途只是一段空白，是一种短暂的死亡。而且只要有铁轨，人们就得乘坐火车旅行——或是汽车、飞机。就好像我距离伦敦四十英里，当我想去伦敦的时候，为何不收拾行囊放上骡背，然后徒步启程，行走一两天过去呢？因为每隔十分钟就有绿线大巴从我身边呼啸而过，相比之下，徒步的旅行就麻烦得令人难以忍受了。为了让人可以享受原始的旅行方式，就应该取消其他可行的旅行方式。没有人会舍近求远用不必要的麻烦方式来完成一件事。因此在乌托邦中，用浮雕细工来拯救灵魂的画面是荒谬的。在一个任何事都可以用机器完成的世界里，所有的事就都会是用机器完成的。有意地回到原始的生活方式，使用古老的工具，为自己添一点愚蠢的小麻烦，会是一种矫揉造作附庸风雅的文艺作派，这就好像一本正经地坐着用石器吃晚餐。在一个机器时代恢复手工艺，就好比你现在回到老式英国下午茶店或是墙上布满装饰横梁的都铎风格庄园[24]。
机器进步的趋势就是阻挠人类对于努力与创造的需求，它使得人们不再必须使用眼睛和手，甚至使眼与手的活动完全无法进行。“进步”的信徒有时会宣称这是不重要的，但通常只需指出这一进程可以误入怎样的歧途，就可以把他逼到角落。比如说，你究竟为什么要用手呢？——为什么要用手来擤鼻涕或是削铅笔呢？你真的愿意在肩膀上装一个钢筋和橡皮的组合装置，然后让你的手臂萎缩成皮包骨的残肢吗？其他所有的器官与功能也都一样。人类除了吃、喝、睡觉、呼吸和生育以外真的没有必要再做其他事了，因为所有的事机器都会帮我们完成。照此逻辑推理，机器进步的结局就是把人类简化成像是装着大脑的瓶子之类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业已走上的道路，尽管我们显然不想达到这个目标；就好比一天喝一整瓶威士忌的人也并不想要肝硬化一样。“进步”中隐含的目标也许不一定就是装着大脑的瓶子，可至少也是某种可怕的、非人的软弱和无助。不幸的是，现如今“进步”这个词与“社会主义”几乎在所有人的脑中都密不可分。那些不喜欢机器的人也理所当然地讨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总是支持机械化、理性化、现代化，或者至少是认为自己应该支持这些。比如说就在最近，一位杰出的独立工党党员带着一种难以启齿的羞愧向我坦白，说他“对马情有独钟”，那样子就好像这是件不太正当的事。正如你所知，马属于业已逝去的农业社会，而所有与过去相关的感情都是带有暧昧的异教意味的。我不觉得必须如此，但事实确实就是如此。这样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解释为何有头脑的人会疏远社会主义。
在上一代人中，所有的智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革命者；但如今几乎可以这么说，所有的智者都是保守派。因此我们需要对比H.G.威尔斯的《当睡者醒来时》[25]与三十年后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两本都是悲观主义的乌托邦，是类似于道学先生对于天堂的幻想，在那儿，所有“进步主义者”的梦想都实现了。单从虚构作品的角度而言，我觉得《当睡者醒来时》优秀得多，但它却充满了矛盾，因为威尔斯作为“进步主义”的忠实信徒，不能写任何有悖于“进步”信念的东西。他描绘了一个辉煌而又异常阴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特权阶级过着浅薄而没有生气的享乐主义生活，而工人们则完全沦为了奴隶，如次人类一样无知愚昧，像是史前洞穴人在地下洞穴中那样艰难地工作。只要检查一下这个想法（在后来的《时空的传说》中发展成了一个精妙的短篇故事），就能看到其中的前后矛盾。在威尔斯描绘的完全机械化的世界中，工人为什么需要比现在更艰辛地工作呢？显然机器进步的趋势是使人们摆脱工作，而不是增加工作。在机器世界中，工人们有可能被奴役、受虐待，甚至是挨饿，但显然他们不用做无休止的体力劳动；不然要机器干什么呢？你可以让机器来做所有的工作，或是让人来完成所有的工作，但这两种情况不可能同时并存。那些地下工人的大军，穿着蓝色的制服，说着低等的半兽人的语言，在小说中出现只是为了“让你心惊肉跳”。威尔斯想指出，“进步”有可能误入歧途；但他能想象到的弊病只是不公平而已，即一个阶级夺走了所有的财富、权利，并纯粹出于恶意地压迫其他阶级。如果我们将小说的旨趣稍稍歪曲，他似乎是想说，打倒特权阶级（事实上是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一切问题就将迎刃而解。机械文明仍然继续，只是需要公平共享产出。他不敢面对的想法是——机器本身就可能是敌人。所以其更典型的乌托邦作品（比如《梦境》、《神一样的男人》）中，他又恢复了乐观主义，人类被机器“解放”了，他们晒着日光浴，聊天唯一主题就是他们相比祖先们的优势。《美丽新世界》则更晚一点出现，属于看透了“进步”骗局的一代人。它有它自己的矛盾（主要矛盾在约翰·斯特雷奇先生[26]的《未来的权利斗争》中已指出），但它对于大腹便便者的至善论的抨击是十分值得纪念的。除去一些夸张讽刺的手法，它可能表达了大部分思考者对工业文明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