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花了三个章节讨论阶级难题。我认为，我们要面对的首要事实在于，尽管英国的阶级体系已经过时，却没有垂垂将死的迹象。这极大地困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提出的设想（比如说阿里·布朗先生那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有趣的《中产阶级的命运》），即社会阶层只取决于收入。毫无疑问，从经济角度而言，只有两个阶级——富人和穷人；但就社会层面而言，阶级与阶级之间有着分明的等级，各阶级的人自幼习得的行为举止和传统不仅有天壤之别，而且——这一点很关键——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一辈子的烙印。于是你便在每个阶级中都能发现异常个体。你会发现如威尔士和贝内特这样的作家，他们出身富有，却完完全全保留着底层中产阶级新教徒的偏见；你会发现不会准确发音的百万富翁；你会发现有些吝啬的小店主收入远低于泥瓦匠，却自认为（也被他人视为）高出泥瓦匠一等；你会发现寄宿学校的男孩子们掌管着印度领土，而公学毕业生却在兜售吸尘器。倘若社会层级与经济层级完全对应，那么当公学毕业生的年收入低于200英镑时，他理应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伦敦佬。可情况是这样么？恰恰相反，他立刻变得比公学生还要公学生，他会死死抱着那条校友领带呢。此外，那些发音不标准的百万富翁，即便有时会模仿演说家或BBC的发音，也很难成功地完全掩饰自己的出身。就文化而言，一个人的确难以逃离自身的阶层。
随着经济衰退，这种社会阶层异常的状况变得更加普遍。倒不是发音不标准的百万富翁增加了，而是有越来越多兜售吸尘器的公学人和小店主被迫进了工厂。大量中产阶级正逐渐失去产业，但问题在于，他们中没有任何人看上去像个无产阶级。比方说我自己，就有着中产阶级的教养和工人阶级的收入。我算是哪个阶级的？从经济条件而言，我属于工人阶级，但我几乎无法想象自己不是中产阶级的一员。假设我要选边站队，该选择哪一方呢，是极力排挤我的上层阶级还是与我趣味不相投的工人阶级？就我个人而言，可能在重要问题上会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不过，其他数万、数十万处于相同境况下的人们会如何选择？还有那些更庞大的群体——数以百万计的形形色色的公司职员和工薪阶层的人——会如何选择？他们的传统习惯固然不能与中产阶级相提并论，但他们也决不会愿意被视为无产阶级。以上所有人都和工人阶级有着相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他们都受到剥削，都被相同的体制所伤害。然而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呢？当危机来临时，几乎所有人都站在了压迫者一边，去反对那些本该成为他们盟友的人们。一个中产阶级者跌入贫困的深渊却仍牢牢抱着反工人阶级的观念，这样的情形是不难想象的。不用说，这恰恰为法西斯提供了现成的预备队。
很显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趁为时未晚吸引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必须吸引数量庞大的公司职员，倘若他们懂得如何团结一致，将力量无穷。可惜同样明显的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尚未这么做。最不具备革命观念的是文员或旅行推销商。为什么？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掺杂了社会主义宣传的“无产阶级的”口号。为了表现阶级斗争，他们或多或少设立了一些虚构的“无产阶级”形象：一边是身板结实、满身污垢、受压迫的人，与此相对的是“资本家”——肥胖、虚弱，带着高帽子，穿着裘皮衣。不用说你也能猜到，二者之间没有他人，非此即彼。当然，真实情况是，在英格兰这样的国家，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实际处于这两个阶层之间。倘若你要喋喋不休地谈论“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最起码要先解释谁是无产阶级。然而，由于社会主义者倾向于将体力劳动者理想化，这一概念便始终未得澄清。有多少可怜的、战战兢兢的文员和推销员把自己视作无产者呢？在某些方面，他们甚至比矿工或码头工人更凄惨。然而在他们所受的教育中，无产者意味着身无分文。因此，当你试图通过谈论“阶级斗争”来打动他们时，却只能将他们吓走；他们会忘记自己的收入，只记得自己的口音，于是飞奔进剥削阶级的阵营。
摆在社会主义者面前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他们必须超越怀疑，辨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界线。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此处的要点在于所有收入微薄且不稳定的人们都在一条船上，应该并肩作战。或许，我们可以少谈点“资本家”和“无产者”，多谈谈剥削和被剥削。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放弃那种只有体力劳动者才是无产阶级的具有误导性的观点。一定要让文员、工程师、旅行推销商、“脚踏实地”的中产阶级、乡村杂货商、低级公务员、以及所有持怀疑态度的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就是无产阶级，让他们明白社会主义无论对于苦力、工人还是他们自身都意味着公平。一定不能让他们认为这场斗争是受过良好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的斗争，否则他们便会加入敌方。
我的意思是，必须说服不同的阶级暂时不考虑阶级差异，团结一致。这听起来有些危险，听起来太像约克公爵的夏令营，含含糊糊地说什么阶级合作、努力奋斗，要么就是大空话，要么就是法西斯主义，或者兼而有之。真实利益截然相反的阶级之间无法合作。猫鼠不能达成共识，假如猫真的提出合作而老鼠愚蠢到居然答应，那么要不了多久老鼠就成了猫的盘中餐。不过，只要基于共同的利益，合作就总有可能。那些需要团结一致的人都是些被老板压迫、想起房租就瑟瑟发抖的人们。这意味着小土地所有者要同工人联合起来，打字员要和煤矿工联合，小学校长要和汽修工联合。如果能让他们明白自身的利益所在，就有希望使他们这么做。但倘若他们的社会偏见——在有些人心中，这种偏见不逊于经济地位——造成了不必要的仇恨，那么联合就无法实现。毕竟，银行职员和码头工人之间存在着真实的习惯与传统差异，银行职员的优越感是根深蒂固的。往后他得抛弃这个旧习，不过眼下不宜对他如此要求。因此，如果可以暂时放下那些既毫无意义又刻板的关于资本主义的话柄——这几乎已经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宣传的一部分——将大有裨益。通观左翼人士的所思所写——从《工人日报》的头版文章到《新闻记录》的漫画专栏，所有一切——无不弥漫着反上流社会的情绪，一种持久的、且通常相当愚蠢的对上流作风和忠诚感（或者用共产主义者的行话叫“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嘲笑。这多半是场骗局，却带有极大的杀伤力，因为它用鸡毛蒜皮的小事掩盖了主要问题，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核心事实上引开，即无论你工作时使用什么工具——镐子还是钢笔——贫穷就是贫穷。
在此我要再次重申，我出身中产阶级，每周总收入大约三英镑。就我个人价值而言，最好让我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而非变成一个法西斯。可是，如果你不断地用“资本主义观念”来恐吓我，如果你让我觉得自己因为不从事体力劳动而在某种程度上低人一等，那么你将招致我的反抗。因为你实际上是在说，我该用某种超出我能力的方式实现自我转变，否则就毫无用处。我无法让自己的口音或某些品位、信仰变得无产阶级化，即便能做到也不会愿意。为什么非得那样呢？我并没有要求任何人用我的腔调说话，为何其他人可以要求我？接受那些微不足道的阶级印迹，尽量不去强调它们，岂不好得多？这个问题可以参照种族差异，经验告诉我们，在必要情况下，人们可以同外国人、甚至是不喜欢的外国人合作。从经济角度而言，我和矿工、苦力、工厂工人境况相同，因此我将和他们并肩作战。但从文化背景而言，我又与矿工、苦力、工人有区别，倘若着眼于此，你便可以指望我与他们为敌。如果我只是个个例，那么大可忽略，然而像我这样的人数不胜数。每个会被失业的噩梦惊醒的银行职员、每个摇摆于破产边缘的小店主实际上都处于此种境况中。大部分没落的中产阶级都固守着本阶级的风度，认为那就是能让他们免于没顶的救命稻草。因此，从一开始便让他们扔掉这根稻草并不是个明智的主意。目前我们面临一个很明显的危险，即未来几年大量中产阶级有可能会突然转向右翼势力，这样一来形势就变得相当恐怖了。迄今为止，中产阶级的弱点导致他们尚未学会与任何力量联合，但如果你令他们感到威胁，以至于被推向敌方，那你就会发现自己唤醒了一个恶魔。该可能性从大罢工便可窥知一二。
总而言之，除非我们能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政党，否则就既无法纠正我在本书前几章描述的情形，也无法从法西斯手中拯救英国。这个政党不仅要有真正的革命意图，还要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达成。为此，我们得设立一个普通人既能理解也有所期望的目标。故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理智地宣传。少说一些“阶级意识”、“剥夺剥削者的财产”、“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大团结”之类的口号，更别提什么神圣姐妹、论点、对立、团结；多谈些公平、自由和失业困境。少说些机械化进程、拖拉机、第聂伯河大坝以及莫斯科新建的三文鱼罐头厂，那类事情并不能推进社会主义学说，而只会让很多社会主义运动需要的人避之不及，其中包括大部分文人。我们需要的是将两个事实打造成一个公共意识，即第一，所有被剥削者的利益是一致的；第二，社会主义对寻常礼仪可以兼收并蓄。
至于阶级差异的难题，眼下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举重若轻，不要为此吓走更多的人。最重要的是，不要再装模作样地试图否认阶级差异。如果你来自资产阶级，不要太急着冲上前拥抱你的无产阶级兄弟；他们或许并不喜欢你这么做，倘若他们表现出反感，你便会发现阶级偏见并未如你想象中那样已销声匿迹。倘若你属于无产阶级——无论是出身抑或信仰——不要不假思索地嘲笑老派公学生；只要你懂得如何与他们相处，就会发现在他们的校友领带之下藏着可以为你所用的忠诚。
然而我相信，当社会主义蓬勃发展，成为大量英国人真正关心的事物时，阶级差异有望迅速自我化解。在未来的若干年中，我们要么能得到所需的有效的社会主义政党，要么无所作为。倘若是后者，则我们将迎来法西斯主义，或许是带有英国特色的法西斯——有教养的警察而非纳粹打手，用狮子和独角兽[3]代替万字标志。不过，如果是前者，则接下来定会有一场斗争，实实在在的斗争，因为大富豪们可不会安安静静地服从一个真正革命性的政府。当截然不同的阶级在必要情况下联合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并肩作战时，他们或许会对对方产生不同以往的感受。接着，或许阶级偏见的苦涩感会淡去，我们这些没落的中产阶级——私立小学的校长、填不饱肚子的自由撰稿人、陆军上校的年收入只有75英镑的独身女儿、失业的剑桥毕业生、没有船的船员、小职员、公务员、旅行推销商、三次破产的乡村布店老板——或许会心甘情愿地融入到我们本应属于的工人阶级中，或许到了那时，一切并不像我们担心的那么恐怖，因为毕竟，除了口音，我们什么也不会失去。
注释
[1] 蜂窝国：指的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2] “啡-发-缶-放，我闻到了右翼分子的血味儿！”：本句改编自英国经典童话故事《杰克与豆茎》（Jack and the beanstalk）中巨人唱的一首歌谣。童话中的原句是“Fee-fi-fo-fum， I smell the blood of an Englishman. Be he live， or be he dead， I’ll grind his bones to make my bread.”大意为：啡-发-缶-放，我闻到一个英国人的血味儿。管他是活是死，我要磨碎他的骨头做面包。
[3] 狮子和独角兽：英国王室徽章上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