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物质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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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良渚古玉与中国古代玉器(9)

四、元明清时期玉器

元、明、清时期新疆的玉料大量销往内地,使玉器生产得到空前发展。大体而言,明、清玉器既继承宋玉的传统,又改变了宋玉器形神兼备的艺术风格,形成了一种追求精雕细琢和装饰美的艺术风格。同时,古玩商界为适应收藏、玩赏古玉器的社会风气,还大量制造了古色古香的伪赝古玉器。

元代玉器继承了宋玉的造诣和风格,但没有将其推向新的高峰。元代除碾琢礼制用玉之外,还广泛地用于建筑和家具,玉器应用范围扩大,数量有所增加。内廷的制玉机构及碾玉作坊规模空前庞大。传世玉器中最大的一件是置于北京北海团城的“渎山大玉海”,该器至元二年(1265)琢成。玉色青白夹带黑斑点,是青玉中的杂色者。高70厘米,口径135~182厘米,最大周围493厘米,膛深55厘米,重约3500千克,可贮酒30余石,周身碾琢隐起的海龙、海马、海羊、海猪、海犀、海蛙、海螺、海鱼、海鹿等13种瑞兽,神态生动,气势雄伟,是元代玉器的代表作。元代还出现了玉帽顶和玉押两种新型玉器。传世玉亦有秀美者,如青玉螭耳十角杯、青玉火焰珠把杯、白玉龙首带钩环、白玉双螭绦环带扣、青玉天鹅荷塘绦带扣与青玉双螭臂搁、青玉镂空龙穿荔枝墨床等。考古出土的玉器有:安徽安庆范文虎夫妇墓出土的官府玉青玉虎纽押、玉带板等;江苏无锡钱裕墓出土的玉海东青攫天鹅环、玉龙荷花带钩、青玉鳜鱼坠;江苏苏州张士诚母墓出土的青玉十节竹环、玉佩,张士诚父墓出土的光素节25块等。钱裕、张士诚父母墓出土的玉器都是由苏州碾制,这些玉器精工者少,作为鉴定玉器的标准器却有着重要的价值。

明代皇家用玉由御用监监制,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城市中亦有玉肆,最着名的碾玉中心是苏州。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1)明初玉器。出土和传世的均有佳作。1970年南京北郊中央门南五华里明汪兴祖墓(1371)出土了玉带饰14块。其隐起的行龙,出没于祥云之中,碾工玲珑剔透,有鬼斧神工之妙。

1970年春到1971年初,山东邹县尚寨村鲁荒王朱檀墓(1389)出土了冕饰、玉带、玉佩、玉圭、玉砚、玉笔架、玉杯等玉器,表现了明宗室亲王生前和殉葬用玉的状况。

其玉材光泽较强,线条遒劲,磨工精润,不重细部,保存有元代玉器的遗风。传世的青白玉镂空蟠龙带环和白玉龙首觿是永宣时期御用监所制,碾琢工整,形象细部交代明确,一丝不苟,与永乐雕漆、紫禁城内钦安殿白石栏板图案一脉相通。(2)明中期玉器。自成化至嘉靖中期(1465-1544)的玉器,主要出土于南京、上海、江西等地。如1977年于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东徐达五世孙徐俌墓(1517)出土的镂空芙蓉玉带板,雕琢稍粗,反映了勋臣家族用玉的情况。上海浦东海兴路典当弄陆深(1477-1544)墓于1969年被盗,出土了白玉铁拐李、白玉蝶、玉鸡心佩、白玉带钩、镂空寿字玉、玉戒指、玉道冠、玉簪等,玉件小巧玲珑,代表民间用玉的品种和做工。

传世的白玉蟠龙带板,共20块,符合明制。青玉斗杯图案别致,碾出一执杖老人在松下漫步,篆草书七言诗4行,有“梅道人戏作”款,是明人伪托梅道人之名而制。

此器是仿古玉,有着浓厚的文人画风格。(3)明晚期玉器。嘉靖中期至崇祯十七年(1545-1644),城市经济繁荣,玉器产量增加,北京、苏州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制玉业中心。宋应星《天工开物》载:“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着名玉工陆子刚就出自苏州专诸巷。此期代表性的玉器有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玉带钩、玉碗、玉盂、玉壶、玉爵、玉圭、玉佩、玉带等,包括了死者生前御用玉器和死后的殉葬用玉。

其中玉壶、玉爵等使用錾金或珠宝镶嵌工艺,更是绚丽多彩。这种金玉复合工艺本是古代固有的传统做法,但玉器上镶嵌宝石却首见于定陵玉器,当然其起源可能比这更早些。玉器的商品化,使数量大增,同时难免出现粗制滥造的情况。因此玉质不佳,造型、装饰繁琐,技艺低下,也成了此时玉器中存在的一种较普遍现象。在图案纹饰方面,符瑞吉祥的谐音题材甚为风行。这种“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图案纹饰,首先是为了祈福,其次才顾及到美,玉器的艺术品性受到削弱。当时古玉已成为古董、古玩,是具有高价的特殊商品。商人为了获取高利,便用劣质玉、掺色玉等廉价玉材制造了大批假古董,流传至今的有大量的玉壶、玉杯等。

清代玉器继承明代玉器而来,除了乾隆宫廷玉作具有较高的水准外,其他玉器的玉质、设计、雕琢大多与明代万历以后的玉器相近。由于清代距今时间最近,传世玉器中大部分是清代制造。清代玉器不仅数量多,玉器品种也十分繁杂。

按用途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1)陈设类玉器。有鼎、尊、爵、斛、觚、瓶、炉、壶、玉山子、磬、插挂屏、钟、花插、如意、花熏、动物、人物、瑞兽等。有些造型深厚,雕琢精美,为宫中玉器的精粹。

(2)器皿类玉器。有盘、碟、碗、杯、盅、盏、盒、执壶、多穆壶、筷、勺、叉、烟袋嘴、鼻烟壶、烟碟、唾盂等。这类作品在清宫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3)佩饰类玉器。有朝珠、手串、朝带、项圈、带钩、翎管、扁方、戒指、扳指、手镯、发束、环、佩、牌、坠、鸡心璧、扇坠等。这类作品在清宫用玉中占一定比例,民间用玉中也极为常见。

(4)册宝类玉器。有玉册、玉宝、宫殿堂室之宝及用章、玉玺、印章等。在清代玉比金银更受重视,所以这类器物也不少见,在故宫博物院就保留有几百函清宫玉册。

(5)祭法类玉器。有七珍、八宝、五供、爵杵、净瓶、钵、海灯、蜡台、圭、璧、琮等。由于清代较为推崇古制,在一些规模较大的祭祀、朝觐、大典中经常用到玉制礼器,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充当陈设品使用。

(6)神像类玉器。有佛、菩萨、罗汉、观音、高僧、八仙、麻姑、寿星等。一般来说这类题材的作品并不含有宗教意义,只是作为一种象征吉祥的陈设品而已。

(7)镶嵌类玉器。有玉镶嵌、百宝嵌、金镶嵌、珠宝嵌等。金银器皿或金银首饰嵌宝石在清代已形成风气,用金银镶嵌的玉饰佩件也较流行。

(8)文化用品类玉器。有笔、管、砚、水盂、笔筒、笔山、镇纸、洗、砚滴、棋子、炉瓶、书卷盒、梳妆盒、笛、箫等。此类器物造型丰富,尤以古朴典雅的文玩用品最具代表性,如卧鹅式砚、山形笔架、花枝形笔筒。一些器物外壁常饰表现景致的浮雕图案,有着浓厚的绘画情趣。

清代玉器,以精细见长,大致以嘉庆十五年(1810)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由萧条转昌盛,后期则刚相反。

(1)清代前期玉器。顺治、康熙年间玉雕工艺开始呈现复苏景象,但因准噶尔部分裂势力猖獗,堵塞了和田玉的来路,使康熙初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长达115年间的玉器工艺处于停滞不前状态。乾隆二十四年平息了叛乱,次年新疆即开始贡玉,每年仅春秋两贡玉石就达2000千克,这为皇家玉器工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乾隆帝既喜爱古玉,也喜好时作玉,宫廷玉作随之兴盛。不仅从苏州招募名工充实养心殿造办处玉作和如意馆,还向苏州、扬州、南京、杭州、天津、淮安、凤阳、九江等八处摊派玉器活计,使宫廷玉器数量大增。民间琢玉也十分盛行,各主要大城市玉肆也由此繁盛。地方玉器虽不及宫廷玉器精致,但也有不少精品。苏州、扬州、北京等地受到官方玉作和民间玉肆的双重影响,玉雕工艺发展尤为迅速。苏州玉器精致秀媚,扬州玉器豪放劲健,而宫廷玉器集苏扬之大成,时作玉华丽典雅,仿古玉敦厚淳朴,成为清玉之楷模。乾隆时期玉器现存数万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寿山、玉福海及大禹治水玉山等。它们代表了清代玉雕工艺的最高水平。

(2)清代后期玉器。嘉庆十六年(1811)始,新疆玉贡减半,道光元年(1821)完全停止玉贡。于是,宫廷玉器日渐衰落。有时内廷玉作仅有工匠一人,形同虚设。帝后用玉均交苏州织造玉作琢治,或命粤海关采办,贡进内廷。民间琢玉仍较盛,玉材以岫岩玉为多。北京的玉肆有所发展,并成为全国最大的玉器产地。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六十寿辰时大学士福锟等人进贡的“玉石仙台”,体现了此时北京玉器简朴浑厚的艺术特色。

附:建议阅读论着目录

1.曲石:《中国玉器时代》,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

4.闻广:《苏南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考古地质学研究》,《文物》1986年第10期。

5.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见《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6.戴尔俭:《玉器时代献疑与美感探源》,《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

7.牟永抗、吴汝祚:《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华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考古》

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