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向亚洲各地传播，大致可分为两条路线：南向最先传入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传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佛教向斯里兰卡传播，约在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曾派他的儿子摩哂陀去斯里兰卡传授上座部佛教。公元前1世纪，斯里兰卡出现了两个佛教派别：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3世纪上半叶大乘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在无畏山寺派中又分出了南寺派。5世纪初，觉音用巴利语对南传三藏进行了整理和注释，确立了上座部教义的完整体系。大寺派被认为是南传佛教的正统派。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的佛教都承受斯里兰卡大寺派的法统。12世纪以后，由于外族和殖民主义者的侵入，斯里兰卡佛教曾两度受到破坏，后再由缅甸和泰国重新传入。上座部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约在4-5世纪。11世纪中叶，蒲甘王朝的阿奴律陀王，建立缅甸最早的统一王朝，曾奉大寺派佛教为国教。
以后历代王朝都保护佛教，建立了大量雄伟华丽的佛塔，如18世纪所建仰光大金塔等。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泰国约在12世纪左右。13世纪，泰国素可泰王朝宣布奉佛教为国教。18世纪曼谷王朝诸王都笃信佛教。19世纪中叶以后，拉玛四世对佛教进行改革，形成新旧两派，绵延至今。1919-1927年刊行了全部三藏注释及藏外典籍。泰国目前是东南亚佛教兴盛的国家，被称为“僧侣之国”。5-6世纪时，佛教传入扶南（早期柬埔寨），当时大小乘兼传。6世纪扶南改称为真腊，宗教信仰为大小乘佛教和印度教同时存在，这明显地反映在宗教仪式和9-12世纪吴哥城的许多宫殿建筑上。14世纪中叶后，柬埔寨沦为泰国的属国，上座部佛教随之传入。以后，老挝又从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从5世纪起，佛教开始传入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爪哇、巴利等地。据中国高僧义净的记述，7世纪中叶印度尼西亚诸岛小乘佛教盛行，以后诸王朝都信仰大乘佛教与印度教；至15世纪伊斯兰教开始盛行。
约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在汉代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至南北朝时传播于全国，出现了很多学派。隋唐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很多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宗派。宋代以后，佛教各派趋向融合，同时儒、佛、道的矛盾也渐趋消失。7-8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和中国汉族地区传入中国西藏，至10世纪中叶后形成藏语系佛教，后又辗转传到四川、青海、甘肃、蒙古和俄国布利雅特蒙古族居住的地区。大约在2世纪末，佛教从中国传入越南。在4-5世纪时获得广泛传播。
10-14世纪，越南佛教进入兴盛时期。泰国和缅甸佛教对越南佛教也产生影响。
4世纪后半叶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高句丽。7世纪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半岛后，由中国传入的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禅宗都很盛行，以后禅宗尤为兴盛。14世纪末刊行了《高丽藏》。14世纪李氏王朝虽然一度采取排佛崇儒的政策，但朝鲜佛教仍然有所发展，17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衰落，至近代又有所复兴。6世纪，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此后一直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7世纪初，圣德太子在《十七条宪法》中要求全体臣民“皈依三宝”。从中国隋唐时期开始，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留学僧，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相继传入日本。12世纪以后，日本佛教形成很多民族化的宗派。
佛教传播到每一个地区以后，由于受到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形式和内容都有相应的变化，形成许多宗派。中国：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大系统。
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一些学派和宗派。汉语系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藏语系佛教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此外还有希解、觉宇、觉囊、夏鲁等几个小派。其中格鲁派的规模最大。巴利语系佛教主要有润（又分摆罢、摆孙二个支派）、摆庄、多列（又分达拱旦、苏特曼、瑞竟、缅坐四个支派）、左抵四派。日本：有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净土真宗、禅宗（临济、曹洞、黄檗）、日莲宗等；现代尚有属于日莲系的新兴宗派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朝鲜：有曹溪宗、涅盘宗、太古宗和圆佛教等。斯里兰卡：早期有大寺派、无畏山寺派和只多林寺派；现代有暹罗派、阿摩罗普罗派、罗曼那派等三大派。越南：有灭喜禅派、无言通禅派、草堂禅派、竹林禅派、了观禅派和禅净合一的莲宗派等。缅甸：早期有僧伽罗僧伽派、末罗姆摩僧伽派、偏袒派、全缠派，现有善法派、瑞琴派、门派等。泰国、柬埔寨、老挝：主要佛教宗派有法相应部和大部派。
原始佛教的主要教义有四谛、缘起、五蕴以及无常、无我等。公历纪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陆续出现一批阐发大乘思想的经典，在理论上发挥了空、中道、实相、六度的学说，对教义有所发展。其中主要的有无住涅盘、缘起性空和唯识说。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上有许多创新。主要的有三谛圆融、一念三千以及顿悟、十玄、六相和三观等。
佛教典籍共计分为经、律、论三藏。“藏”的原意是可以盛放东西的竹箧，有容纳、收藏的含义，佛教用以概括全部佛教典籍。经是释迦本人所说的教义；律是佛陀为教徒制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则及其解释；论是为阐明经、律而作的各种理论的解释和研究。尚有一部分佛教僧侣、学者对三藏所作的注疏、撰述，称为“藏外典籍”。
三藏在南北朝时称“一切经”，隋代以后称“大藏经”。大藏经按语系划分，一般认为有三大系统：巴利语系、汉语系、藏语系。梵文经典只有少量残存于尼泊尔、印度和中国。近年来，中国新疆和克什米尔又发现了一些，主要是大乘经典。巴利语系大藏经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泰国和中国云南的傣、布朗和德昂等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上座部佛教的经典，现存的最完善版本巴利语系大藏经，是1954-1956年间缅甸政府召集的第六次结集时勘定的。另外，这个体系也包括用僧伽罗文、泰文、缅甸文、高棉文和老挝文等译出的佛典。汉语系大藏经流传于中国汉族地区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主要内容为翻译印度的佛教经、律、论和中国、朝鲜等国僧人的撰述。汉语系的佛经大部分是从梵文译出的，一部分是从巴利语或西域语言（胡语）译出的，版本甚多。第一次刻本是宋开宝四年（971）所刻的《开宝藏》。后历宋、辽、金、元、明、清各代，有22种刻本和排印本，另外朝鲜和日本也刊行多种。据《开元释教录》载，入藏的经典有1076部，5048卷，其中属于大乘经、律、论的638部，2745卷，属于小乘的330部，1762卷。又据元代《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载入藏经典为1532部，5814卷。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1932年）共收3493部，13520卷。中国从1984年起陆续出版发行的《中华大藏经》，4200余种，2.3万余卷。藏语系大藏经流传在中国藏、蒙、土、羌、裕固等民族以及尼泊尔、不丹、锡金、蒙古、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内容分为甘珠尔、丹珠尔、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三个部分；丹珠尔也称续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佛教徒有关着作。藏文大藏经自1313-1939年，各地共刻出11种不同的版本。另有从汉语或藏语转译的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和西夏文大藏经等。
二、中国佛教艺术的产生与兴盛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还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即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传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
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入。经典的传入，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族地区。
三国时，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康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会还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乘经律，共88部，1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汉魏时，佛教曾被看成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这种现象在中国南方云南、四川及长江流域一带考古发现的一些3世纪前后的佛教造像遗物也有体现。这些出土物主要有白毫僧俑、钱树座佛像、铜片线刻佛像、佛饰铜镜、魂瓶等，均是作为丧葬用的明器。佛像进入墓室与王母、神仙在一起，可见佛教初传时确实是被当做神仙依附黄老崇拜。这一方面反映了汉代黄老方术思想的盛行，另一方面反映了佛教自它传入始，中国人就以中国式的思维与方式接受它。虽然如此，但这些出土的佛像造型风格却主要是吸收了印度秣菟罗的造像风格，即：脸型短圆、眼睛大而圆、平行下垂的线条的衣纹样式、螺髻发型。可以说，“仙佛模式”及秣菟罗式风格的造像反映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初期特征。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万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人杜牧的这一描述，正是南方佛教繁荣、昌盛的真实写照。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朝时，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着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着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
此时的佛教艺术加快了中国化的步伐。敦煌早期佛像的造型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印度笈多秣菟罗的影响，一方面是受中国汉文化的影响。敦煌早期的壁画、雕像在衣纹、面部特征及总体精神状态与秣菟罗一致。同时，“秀骨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