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瓷器由陶器发展而来，中国陶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万多年前的史前时期，瓷器的发明如果从成熟瓷器出现算起也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中国陶瓷史并非是单一的线性发展轨迹，而是时空联动、立体开放的一个系统，在时间推延的同时，空间也在迅速拓展，内涵更是不断地充实与丰富。它的产生与发展更像生物的进化，是一种树状结构。正是有了强壮的主杆和众多的分叉，才使这棵陶瓷之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大概是由于中国陶瓷之树过于茂盛，以至于后人一时难观其全貌，至今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如作为陶瓷之树上一枚硕果的宋代官窑，就因文献记载不清以及出土资料不全，而无法看清其真实面貌。这是一种遗憾，但也给人们留下了宽阔的想象空间和研究空间。我们对中国古代陶瓷的介绍与探索就从宋代官窑说起。
第一节 关于宋代官窑的探索
所谓官窑是指皇家自办的、专为宫廷烧造瓷器的瓷窑。这种做法唐代尚未出现，为宋代所首创。有人认为唐代越窑中为皇室烧制秘色瓷的作坊就是官窑，有人认为为皇室烧贡瓷的窑场就是官窑，有的还把一些瓷器上刻写有“官”字的窑场称为官窑，这些可以归入广义的官窑范畴，但它们与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存在不小的差别。
据文献记载，宋代官窑有北宋官窑、南宋官窑之分，南宋官窑又有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之别。无论是北宋官窑还是南宋官窑，都存在不少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关于北宋官窑的争论关于宋代官窑，目前研究者常引的最早文献是《说郛》所录南宋顾文荐《负喧杂录》和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转载南宋叶寘《坦斋笔衡》两则史料。两者的内容基本相同，其中《坦斋笔衡》记述更明确些。《坦斋笔衡》说：“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已。”这里既涉及了北宋官窑、南宋官窑，也提到了定窑、汝窑、耀州窑、龙泉窑等。从中可知，北宋晚期宫廷用瓷主要来自汝窑和官窑。汝窑窑址已于1987年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发现。北宋官窑按照《坦斋笔衡》的记载，大约创烧于北宋末期的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但没有言明具体烧造地点，因此给今天的北宋官窑研究留下了许多谜团。就目前的探索而言，关于北宋官窑的争论焦点是：北宋官窑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那么其窑址又在何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人根据《坦斋笔衡》年说“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线索，开始了寻找北宋官窑窑址的工作，但直到现在依然没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目前至少存在这样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北宋官窑并不存在。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文献中所说的北宋官窑经多年来探寻并未找到确切的窑址，而窑址是断定一个窑是否存在的最直接、最主要依据。二是明清以来文献资料只提南宋官窑或修内司窑而未提及北宋官窑，这至少说明明清时期的人们已不知道有北宋官窑存在。
第二种观点是北宋官窑确实存在，但窑址目前已难以找寻。理由是文献已明确提到当时的“京师”设有官窑，这一点《坦斋笔衡》有记载，顾文荐《负喧杂录》中也有提及，说明北宋后期确实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有官窑。至于目前没有找到确切的窑址，原因在于宋、元以来黄河多次泛滥成灾，开封屡屡被淹，昔日北宋的都市繁华被黄河的泥沙埋于地下达五六米之深，因此窑址无法找到，而且可能永远不能重见天日。
第三种观点是北宋官窑就是当时的汝窑。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开封附近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等自然条件，因此是无法建窑烧瓷的。二是文献中所谓“京师”应作主语，即指“朝廷”，而不是作状语指具体地点；若文中所记是“自置窑京师烧造”，才能明确是在汴京设窑烧造。三是南宋官窑是“袭故都遗制”而建，其产品“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说明汝窑即“故都”时的官窑。
就研究现状而言，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较少，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人数较多，影响也较大，如陈万里、冯先铭、汪庆正等都持这一看法。由于一时无法在今开封发现窑址，因此北宋官窑是否在汴京城内，至少在目前难以作更深入的研究。相比之下，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由于有考古发现材料可资利用，因而其研究显得更为活跃。之前不少学者认为北宋官窑可能是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2000年河南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与发掘，使这一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
宝丰清凉寺汝窑址自1987年被发现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过多次考古发掘，于2000年在清凉寺村内找到了汝窑中心烧造区，发现烧制御用汝瓷的窑炉15座以及作坊、澄泥池、釉料坑等重要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的汝窑瓷器。据对出土遗物的初步整理，能够确定的器类有瓶、盒、盆、樽、碗、洗、盘、盏、壶、钵、炉、盏托、套盒、器盖等20余种，而每一种器类往往又有多种造型，汝窑传世品中的器类在这里都有出土，因此可以确定其为被后人称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汝窑窑址。
张公巷瓷窑遗址位于河南汝州市区东南部，窑址中心区面积约3600平方米，皆被居民住房和城区道路所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于2000年春、2001年夏和2004年春对张公巷窑址进行了3次发掘。其中，第三次发掘的面积124平方米，出土了一批完整或可复原的张公巷窑青瓷器，取得了重大突破。此次考古发掘收获颇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出土了一批全新的青釉瓷器。这次发掘所揭示的地层堆积较复杂，遗物种类繁多，从唐宋到金元直至明清，各个时期的文物标本都有出土，但只有类似汝窑的青釉瓷器，才是张公巷窑烧制的唯一产品。从整体上看，它既不同于临汝窑的豆青釉，也有别于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天青色，釉色有卵青、淡青、灰青和青绿等多种。常见的以薄胎薄釉器为主，釉面玻璃质感较强，有的器物表面满布细碎冰裂纹开片。胎质细腻坚实，胎色有粉白、灰白和少量浅灰色。器形有碗、盘、洗、瓶、壶、盏、盏托、熏炉、套盒和器盖等10余种。带圈足的器物以平直圈足为主，外裹足的较少；器底有支钉痕的呈非常规整的小米粒状，支钉分别为3、4、5、6枚。从窑址中出土有大量的素烧器残片看，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与汝窑瓷器一样，也是先经过素烧，然后再施釉入窑二次烧成。
第二，发现了多个青釉瓷器碎片埋藏坑。此次发掘揭露不同时期的灰坑79个，其中在20个灰坑内出土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或素烧器碎片。其中H88为椭圆形坑，坑口长0.8米，宽0.58米，深0.24米。坑内堆积中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碎片占99%以上，能复原的器物有44件。H95为圆形坑，口径2.7米，深1.1米，出土遗物以匣钵、垫饼和素烧器为主，也有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片。
H101是一个近圆形袋状坑，口径2.3米，深1.4～1.9米，出土了大量匣钵和青釉瓷片。其中匣钵有1000多件，能复原的瓷器多达百余件，器类以瓶、壶、盏托和器盖为主。
第三，揭露与制瓷相关的过滤池1处。过滤池位于T4中西部，坐北向南，南部被4号井打破，残长2.2米，宽1.2米。四壁用长方砖砌成，底面呈斜坡状，北高南低，铺垫一层大小不等的铭记鹅卵石。清理时，发现池内底部堆积仍保留有非常纯净的灰白色和粉红色块状制坯原料。
汝州张公巷窑与宝丰清凉寺汝窑地域相近，南北相距约30公里，在北宋时期同属汝州管辖。两窑的制瓷风格相近，皆烧制青釉瓷器，产品比较单一，造型庄重大方，相当部分器类属陈设用瓷。器体胎薄釉润，釉呈乳浊半失透状，器表不重装饰，大部分器物使用支钉支烧。但是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汝窑瓷器的釉色呈纯正的天青色，所谓如“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色泽；汝窑器物表面的开片分为两种：一种为冰裂纹；另一种呈鱼鳞状。张公巷窑瓷器的釉色浅淡，釉面玻璃质感较强，手触有光滑感；器物表面的开片较汝窑瓷器细碎、显着。
第二，汝窑瓷器的胎体呈香灰色，似香点燃后的颜色。张公巷窑瓷器的胎体较薄，胎色泛白，一般呈灰白色。
第三，汝窑中支烧的器物以外裹足为主，支钉细长，支痕呈芝麻花状；支钉数量除水仙盆为6枚外，其余均为3枚或5枚，支钉一般为单数。张公巷窑瓷器多为平直圈足，外裹足者较少，支钉痕呈圆形的小米粒状；支钉数量有3、4、5、6枚，既有单数也有双数。
第四，两者的器形也有所不同。张公巷窑的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堆塑莲纹熏炉、套盒、盏托等不少器形，与汝窑同类瓷器均有一定的差异；而花口折腹圈足盘、葵口折沿平底盘、椭圆形圈足盘、四方平底盘和敞口小壶等器形，则为汝窑所不见。
鉴于上述情况，在2004年召开的“汝州张公巷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上，与会的多数陶瓷专家认为，该窑址就是北宋官窑。不过汝州张公巷窑是否真是北宋官窑仍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张公巷窑时代稍晚，因而不能排除其为金、元时期仿汝窑或仿官窑的可能性。有的学者明确认定张公巷窑就是“政和间”或“宣、政间”朝廷设立的官窑，并提出了四点理由：（1）北宋朝廷喜好青瓷，金代和元代中原地区的人文出现了时代性的巨变，所以此时仿“汝”或仿“官”缺少风俗和理念的支撑；（2）金、元时期北方制瓷业江河日下，器物质量多显粗陋，在汝窑故地突兀地冒出产品用“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做工极精的青瓷窑场，那它的技术从何而来？服务对象又是谁？（3）宋仁宗在祭神时已“器必全玉”了，到北宋晚期，极度奢靡的宋徽宗又怎么会用大量的次于金玉的瓷器去祭神呢？此窑不产青瓷祭器亦是符合情理的。（4）北宋人徐兢于宣和六年（1124）奉命出使高丽时，看到高丽窑在仿烧“汝州新窑器”，这类瓷器传世较多，除了支烧方法与汝窑相似外，其釉色不类以往所见的汝瓷的天青色，反而与张公巷窑址所出上品的淡雅的青绿色相仿。这说明，张公巷窑就是“汝州新窑”——北宋官窑。也有不少学者持较谨慎态度，如耿宝昌在《复议宋官窑青瓷》中仅认为张公巷窑出土瓷器为研究北宋汝窑、北宋官窑提供了新的信息与内容。孙新民也认为，南宋人关于北宋官窑的记述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已经为我们寻找北宋官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虽然我们还不能遽断它就是北宋官窑，但随着今后汝州张公巷窑的进一步发掘，相信会获得更多的实物资料，以最终解决扑朔迷离的北宋官窑悬案。
二、关于南宋官窑的探索
按《坦斋笔衡》记载，南宋官窑有两个：一是“袭故都遗制”的“内窑”，因位于修内司，故称“修内司官窑”；一是“后于郊坛下别立”的“新窑”，即“郊坛下官窑”。郊坛下官窑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得到公认的宋代官窑，而对修内司官窑的认识则要复杂得多，目前仍存在不同见解。
郊坛下官窑窑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的30年代，1956年和1985-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乌龟山下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窑炉、制瓷作坊遗迹及大批瓷片和窑具。在后来的几年里，研究者对两宋官窑特别是郊坛下官窑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其中包括朱伯谦的《论南宋官窑》、李刚的《宋代官窑探索》等。具体到郊坛下官窑的器物，窑炉、窑具，烧造工艺的研究，有李德金的《乌龟山南宋官窑出土的产品及烧造工艺》、陈元甫的《乌龟山南宋官窑的产品类型及分期》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乌龟山窑址即南宋郊坛下官窑得到了学术界的确认。
虽然从《坦斋笔衡》的“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已”的记载看，南宋官窑似有修内司、郊坛下两处，但修内司窑址一直没有发现，因而主张南宋官窑窑址只有郊坛下一处的观点一度成为学术界主流。如沙孟海对有关文献作详细的考证后认为，叶真《坦斋笔衡》记述有误，邵成章除名后一直下放在外，不曾还朝，所以中兴渡江，提举后苑之说全属误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米内山庸夫曾在杭州凤凰山一带采集到大量的瓷器标本，同时还发现了匣钵、支钉等窑具，据此他认为修内司官窑就在凤凰山一带，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传，不合历史事实。他同时指出修内司是管理机关，不是窑场，青器窑才是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