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类的诞生与演化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那么，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则是新石器时代考古所关注的一个主要内容。因为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衣食之源，而且是文明得以出现的重要保证。那么中国史前农业是何时起源的？又是如何发展的？古籍中经常把农业的起源归功于远古时代的神农、后稷、黄帝等圣人，这些记述虽以其美丽动听的情节打动着后世人们，但这毕竟只是传说。要想真正解决中国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发展问题，仅凭古史传说是不够的，必须依靠考古学及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80多年来，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所取得的成果，已使我们能够了解中国史前农业的基本面貌，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又使这个基本面貌变得更加清晰和生动。走进本章，共同感受研究者是如何探索中国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历程的。
第一节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与意义
稻（Oryz a sativ a）是人类最早栽培的粮食作物之一。关于亚洲稻的起源，许多学者曾经认为印度或东南亚是栽培稻的起源地，但这个看法在20世纪70年代后发生了变化，促成这一变化的便是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此后，众多的研究者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认为中国可能是亚洲稻的主要起源与演化中心。
一、河姆渡遗址的发现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镇，面积约4万平方米。正如许多重大考古发现纯属偶然一样，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
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两期发掘，发掘面积共2600多平方米，发现了极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经放射性碳素测定，遗址的年代距今约7000-5300年，这一年代超过了当时已发现并确定年代的大部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河姆渡遗址的文化堆积持续了近2000年。在这一漫长的时间里，河姆渡人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遗址的层堆积厚度达3.7米。两次发掘共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化遗物6700余件，发现了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构架建筑遗迹，还发现了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墓葬等众多文化遗存。根据发掘所显示的包含物性质以及上下的叠压关系，遗址由上而下可分为4个文化层。其中第四层和第三层代表河姆渡遗址的早期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第二层和第一层代表河姆渡遗址的晚期文化（约距今6000-5300年）。
早期：河姆渡遗址早期阶段的文化特征最为鲜明，集中反映了河姆渡遗址的整体文化面貌。出土器物按质地分，有石、骨（包括角、牙）、木、陶四大类。骨器最为突出，种类有耜（铲）、镞、哨、凿、匕、锥、针等，其中骨耜的数量最多，可能是当时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木器也是数量较多的一类器物，种类有矛、匕、铲、纺轮、槌、桨、矢、碗、桶、卷布棍、齿状器、经轴等。陶器有夹炭或夹砂的黑陶和灰陶，其中以夹炭的黑陶数量最多，也最具特色。陶器除磨平素面外，有些用简单的绳纹装饰，少量的陶器还刻画有相对复杂的几何图案和动植物图案。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数量与种类较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一时期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的干栏式建筑遗存和稻作遗存。
晚期：河姆渡遗址晚期阶段又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以第二文化层为代表，后段则对应于第一文化层。前段陶器以夹砂灰红陶的数量最多，泥质红陶次之，泥质黑陶很少。泥质红陶器表常施陶衣，外壁红内壁黑，质地细腻，但胎壁较厚。后段陶器有夹砂灰陶、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等，以夹砂灰陶为多。泥质灰陶是新出现的陶系，泥质细腻，胎壁较薄，很少施陶衣，表里色泽一致，有别于前段的泥质红陶。
陶器的器类前、后两段差距不大，主要器形有釜、鼎、盉、罐、鬶、豆、钵、盘、杯等，其中鼎、盉、鬶是晚期新出现的炊器，数量以釜、鼎为最多。器表以素面为主，也有施弦纹、绳纹、附加堆纹、镂空等装饰。这一时期出现地面建筑遗存，但前、后段有所不同，前段的柱洞内垫木板作柱础，后段的柱洞内则填以砂粒和陶片。前段还出现了木构水井。此时的石器大都通体磨光，并出现管钻技术，主要器形有锛、斧、凿、刀、纺轮、磨石等，其中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及石纺轮是新出现的器形。后段石器与前段变化不大，只是增加了一种穿孔石铲。
二、河姆渡遗址的文化内涵
河姆渡遗址的文化内涵既丰富又独特，它的发现与发掘，不仅确立了“河姆渡文化”这一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而且纠正了当时认为长江流域不可能存在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不正确认识。
1.稻作农业与渔猎
丰富的稻作遗存是河姆渡遗址最主要特色之一。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约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有大量的稻谷、稻秆、稻叶遗存。这些稻谷、稻秆、稻叶交互混杂，形成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近1米。谷壳和稻叶保存完好，有的稻叶色泽如新、叶脉清楚，有的颖壳上连稃毛也清晰可辨。一些灰烬堆积中发现不少炭化米粒，有些陶釜内粘有烧焦米粒残渣或锅巴。大量夹炭陶以稻壳末为羼和料，有的陶片上尚可寻见稻壳印痕。经鉴定属人工栽培稻，并已有籼稻、粳稻之分，以籼型稻为主。河姆渡遗址稻作遗存之丰富，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所罕见的。
与稻谷、稻秆、稻叶伴随出土的工具有骨耜194件、木耜2件、木铲3件、骨镰9件、木杵2件。骨耜是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从发现的安装有木柄的骨耜看，木柄的安装方法是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做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在遗址西北部的考古勘探中，还发现有古水稻田遗迹。这说明河姆渡的稻作农业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饲养的家畜有猪和狗，可能还有水牛和羊。其中以猪的遗存最为丰富，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画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
河姆渡遗址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哺乳动物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像、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就有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这些动物群，为河姆渡人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也为发达的渔猎经济创造了条件。
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有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不同形制。这些骨镞当属狩猎工具。遗址中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可能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此时已有舟楫之便，舟楫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2.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大多属这种陶质。夹炭黑陶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茎、稻叶碎末为羼和料，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就总体而言，陶器成型和烧制工艺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太规整；烧成温度较低，约为800～900℃；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到晚期阶段，虽仍用手制，但有的已经过慢轮修整；还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已提高到1000℃左右。
编结和纺织工艺较为发达。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编制而成。纺织工具中数量最多的是可供抽纱捻线之用的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的，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还发现了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骨器制作是河姆渡文化的一大特色，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骨器被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既有耜、镞、鱼镖、哨、锥、针、匕、梭形器、锯形器、凿等各种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骨、木、石、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还雕刻有花纹图案。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精湛的骨雕技艺。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耜、铲、杵、矛、桨、槌、纺轮、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用于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木柄。骨耜柄用直木绑扎而成。石斧、石锛通常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在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建筑木构件上往往凿卯带榫，尤其是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的出现，表明当时木作技术已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施有朱红色涂料，涂层较薄，剥落较甚，但出土时仍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
3.建筑与墓葬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中，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板等木构件，总数达数千件。第四文化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四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一、第二、第三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三、第四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在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早期的干栏式建筑目前仍以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为最典型。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及晚期，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黏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在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盖有井亭。
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居住区内，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一至第三文化层发现墓葬20多座，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二和第三文化层内的墓葬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一文化层内的墓葬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陶釜、陶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河姆渡遗址中这些时代久远的遗物、遗迹发现，为探索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尤其是对稻作农业起源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考古材料与新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