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探索稻作农业起源的意义
所谓稻作农业，就是指以稻为主要栽培作物的农业经济形式。世界上稻属植物的起源大约有几千万年，种类也相当繁杂，其分布遍及亚洲、非洲、大洋洲和中南美洲。有人曾经建议将稻提升为亚科，但目前还是作为禾本科中的一个属。许多学者对其分类和命名提出了意见，比较公认的是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张德慈于1976年提出的方案。这个方案将稻属植物分为20多个种，其中有2个种是栽培稻，即亚洲稻和非洲稻。非洲稻的分布仅限于西非一个很小的区域，世界上的栽培稻主要是指亚洲稻。亚洲稻虽然起源于亚洲，却已分布于世界各地，除亚洲的东部和南部（约占产量的90%）以外，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也都有分布。因此，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其实就是探索亚洲栽培稻的起源。
亚洲稻并不单一，关于亚洲稻亚种的分类，各国学者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早在1928年，日本学者加藤茂包曾将亚洲稻分为印度型亚种（长型）和日本型亚种（圆型），后为国际学术界所采用。中国农史学家丁颖经过长期研究之后，将亚洲稻分为籼亚种和粳亚种，并认为籼稻与粳稻同属一个祖先，籼稻是基本型，粳稻是变异型，它们主要是因栽培地带温度高低不同而分化形成的地理的气候生态型；在早、晚稻中，晚稻是基本型，早稻是变异型，它们是季节的气候生态型；在水、陆稻中，水稻属基本型，陆稻是变异型，它们是土地生态型或称土壤生态型。关于亚洲稻的起源地研究，20世纪先后出现过三个热点。一是30年代随着物种起源中心学说的提出，人们普遍认为印度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中心，并由此将籼稻定名为印度亚种。但从当时的考古发现看，印度发现的稻作遗存的时代均较晚，如兰加普尔遗址距今约4000年，洛塞尔遗址距今约4300年。二是60年代以后，随着对野生稻的调查与研究的深入，确认亚洲栽培稻起源于多年生野生稻。
此时在泰国东北部的能诺他、班清等年代超过5500年的遗址中发现稻作遗存，一些学者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东南亚地区，认为东南亚应是古代栽培稻的起源中心。三是70年代后，以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标志，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淮河流域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中国考古遗址中开始发现稻作遗存的时间并不太晚。20世纪上半叶，稻作遗存在考古遗址中已有发现。如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就曾在着名的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一块陶片上发现了许多谷物压痕。但由于仰韶村遗址包含有从仰韶文化中期到东周时期的不同时代文化堆积，该陶片具体的出土层位不清，又未发表陶片的图像，故这一发现的文化性质一直不能肯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稻作遗存的报道不断增多。如1956年在江苏无锡仙女墩遗址下层发现有稻壳凝块；1956、1958年，在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发现有稻谷和米粒及遗留在陶片上的压痕；1958-1959年，在浙江杭州水田畈遗址发现有大量的炭化稻谷；1961年，在上海青浦遗址下层发现有稻谷及其茎、叶等。但这些发现或因时代稍晚，或因遗存不够典型，没有引进学术界太多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随着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掀起了一股稻作起源研究热。
人们注意到，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不仅是当时发现的同类遗存中最早、最丰富的，而且所反映的稻作农业已经比较成熟。无疑，稻作农业在河姆渡遗址之前，已经走过了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于是，探索更早的稻作农业遗存，成了之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所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的发现层出不穷。如1979-1980年发掘的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距今约7000年），发现了人工栽培的稻谷遗存；1988年发掘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约8500-8000年），发现一些红烧土块中夹杂有许多稻壳，有些陶器也是掺和稻壳碎屑而烧成的；1983-1987年发掘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约8900-7800年），发现一些灰土中夹杂着许多炭化稻类籽实，一些红烧土块上也有稻壳印痕；1993-1995年发掘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距今约14000-9000年），发现了水稻植硅石；1993、1995年发掘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约12000-10000年），两度出土有人工育化迹象的稻壳遗存；1996、1998年发掘的广东英德市牛栏洞遗址（距今约12000-8000年），发现了水稻植硅石；2001年发掘的浙江浦江上山遗址（距今约11000-9000年），在出土的夹炭陶片表面发现较多的稻壳印痕，胎土中夹杂大量的稻壳。
正是这些新石器时代初、早期的稻作遗存的发现，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中国作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中心之一的地位。不过，中国栽培稻具体的起源地点问题，目前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其中以华南说、云南说、长江中下游说、长江中游-淮河上游说较为流行。
华南说是较早提出的一个稻作农业起源假说。20世纪中叶，当人们把探索栽培稻起源地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印度和东南亚时，农学家丁颖已提出，中国的栽培稻的起源地在华南。80年代以后，虽然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有较多的稻作遗存考古发现，但不少学者仍坚信华南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如童恩正认为，中国南方的野生稻无论从数量或品种来看都要超过杭州湾邻近地区，根据现有的资料，基本上可以肯定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就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它可能在浙江的杭州湾一带，但更有可能在纬度较南的云南、广东、广西地区。李润权则更明确地提出，中国范围内追溯稻作栽培的起源中心应该在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区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作努力，其中西江流域是最值得研究者重视的区域。裴安平认为在距今2.5万至1.1万年中国处在一个气候干冷的时期，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严寒气候的侵袭，自然条件最适宜的地区首推华南，华南作为既有野生稻分布，又有适宜的自然环境，还有长期人类居住和活动的地区，它的水稻栽培史当不会晚于长江流域。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栽培稻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日本学者渡部忠世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稻米之路》中根据在建筑材料砖中发现的稻壳，提出稻作起源于印度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的椭圆形地区。中国学者柳子明、汪宁生、李昆声等则力主稻作起源于云贵高原，主要理由是：云南的植物种类多达15000余种，约占全国的一半，素有“植物王国”之称。云南境内现有水稻品种3000多个，稻谷的种植从海拔40米到2600米呈垂直分布。由于地理环境以及气候特点的影响，使得云南成为作物变异的中心。而且，运用同功酶方法对云南稻种进行的分析结果表明，这里的现生栽稻种的亲缘关系十分接近于现代普通野生稻，所以云南现代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这便是栽培稻起源假说中的云南说。
栽培稻起源的长江中下游假说，是随着这一地区考古发现而提出的。1979年，闵宗殿就根据河姆渡等遗址稻作遗存的发现，提出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的观点。这一假说的系统阐释则是严文明，80年代以后，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来阐述这一观点，并提出了着名的“边缘起源理论”。认为野生稻生长的中心区实际上难以成为农业起源的中心，而边缘区才有特别培育的必要。由于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稻谷遗存、在道县玉蟾岩发现距今1万年的稻谷遗存，有些学者主张栽培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任式楠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若干个地方，便是水稻的最早驯化培育区和稻作农业起源区，这是基于下列诸因素综合分析所得到的推断：一是该地区出土有最古老或接近初始阶段的栽培稻实物；二是该地区在普通野生稻生长的边缘区，并发现了古代普通野生稻或可追溯的线索；三是该地区具有适宜于水稻被驯化栽培的气候和降水、地形、土壤等自然环境条件，特别气候条件是稻作起源和发展中最重要的自然基础；四是从伴存的人类文化遗存以及周邻的后续原始农耕文化看，反映出该地区具备稻作由萌芽到持续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因为原始农业终究是须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下人们能动地创造的产物。
长江中游-淮河上游说，是从长江中下游说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假说。王象坤等学者选取分布于中国各稻作区的古老地方品种，采用多种多态性等位酶基因位点，对中国栽培稻各种起源假说所涉及的地点进行遗传多样性中心的再研究，认为中国栽培稻有云南、淮河上游-长江中下游、华南3个遗传多样性中心。结合彭头山遗址出土的距今约8000年前的古稻谷及相应的生产工具，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距今约8000年前的炭化稻米，并考虑到长江中游与淮河上游两个地域相距不远又有古道相通，新石器时代早期古气候相近，因此认为长江中游-淮河上游可能是栽培稻的起源中心。
此外，也有人根据《史记》中记载秦的先人是大费，费是秜字即“稻”的变形，而大费族的祖居地在今山东、河南、河北三省的交界地区，时间为距今约7800年，因此认为稻作起源于黄河下游。
这些假说各有道理，就目前来看，孰是孰非还很难下定论，以至于有人认为稻作的起源是多中心的。严文明先生曾指出，既然适于栽培的野生稻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许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么栽培稻也就可能在许多地方较早地独立发生；中国的水稻固然不必到外国去找根源，而中国本身也不必只有一个栽培稻起源中心。
第二节 中国史前农业
过去，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有关中国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问题，一直不甚清楚。直至20世纪70年代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后，这一问题才逐渐明了起来。这一方面得益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田野考古的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农业遗存的发现，为探讨史前农业起源及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另一方面受新石器时代考古理论的发展所促动，人们逐渐认识到有关史前农业的考古研究，不仅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个主要内容，而且对于探讨诸如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城市的出现与文明的起源等重大问题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此外，30多年来，以考古发现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工作的不断开展，对探讨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问题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新石器时代的特征
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分成小群，在大部分时间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史前人类这种屈从于大自然的状况，到他们自己能够通过种植、养殖而收获食物时，逐渐得到改善，并因此导致了旧石器时代的终结与新石器时代的开始。
新石器时代由旧石器时代发展而来，那么它与旧石器时代存在哪些区别？或者说新石器时代有哪些特征？考古学界对新石器时代特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局部到全面的发展过程。
新石器时代一词是1865年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卢伯克在《史前时代》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他把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提出的“三期说”中的石器时代，进一步细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并认为旧石器时代即早期石器时代，是一个打制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即晚期石器时代，是一个磨制石器时代。显然，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对石器制作技术发展变化的认识，而磨制石器则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区别旧石器时代一种最突出的文化特征。
19世纪后半期，一些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也加入到人类早期历史的研究行列。他们通过对某些后进民族生活方式的研究，以生存方式及文化发达程度等为标准，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如1873年，瑞典学者尼尔森把人类社会分为：狩猎-采集者时期、牧人-游牧时期、农耕时期、文明时期四个阶段。这里，尼尔森第一次把农耕的出现作为文明阶段之前的一个时期的标志。不久，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似乎也是根据文化进步程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野蛮时期、半开化时期、文明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并认为半开化时期以农耕文化开始为标志。1877年，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进一步把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细分为三期七段，即蒙昧时代（低级、中级、高级）、野蛮时代（低级、中级、高级）、文明时代，并指出了每一发展阶段所特有的标志。其中野蛮时代的第一期，即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始于陶器的制造。之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肯定了摩尔根的分期方案，进一步认为野蛮时代低级阶段是“从制陶术开始”，其“特有的标志，是从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