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电影史上，如此聚焦于性爱场面的电影实属罕见，而大岛渚能够摆脱了日本电影检查制度的束缚，也得益于国外资本的注入。为了追求细节的真实感，大岛渚甚至要求演员面对摄影机做真正的、赤裸裸的性交，对两人各种生理、心理的变态性行为也不加避讳地直接表现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岛渚这种对性爱的沉溺，决非仅仅满足人们的窥视欲望。在影片中，男女主人公过剩的激情与欲望，始终被限制在狭小的居室之内，令人感到他们业已被历史和社会遗忘，而男女主人公的叛逆性也恰恰在于，尽管他们的举止不容于社会，但却义无返顾地彼此拥有着最真实的肉体，沿着一条彻底享乐之道走向了人生的不归路。性交的狂热，只是生命结束前的末日狂欢。这种向着死亡的大胆挑战，也由于大岛渚的狂热描绘，而带着无比壮烈严肃的“殉教”气息。
日本的唯美主义认为人生最美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件是性爱，一件是死亡。如着名文学家川端康成声称：“性爱发挥最高效力时的目的是在内心受挫的瞬间抵达存在的最深处。”在《千只鹤》中菊治和太田夫人有染后，他找到了男人的感觉，“在这之前，菊治从来不知道女人竟是如此温柔的被动者，温柔着来诱导的被动者，温馨得简直令人陶醉的被动之身”。在《睡美人》中江口老人躺在全裸的少女边，回想起各种各样的往事，重新恢复了他对年轻可爱女性爱恋的执着，完成了所谓“身在此岸而渡过彼岸”的救济。与此同时，川端康成赋予性爱以涤荡灵魂之功效，将性爱从现实的污垢中摆脱出来，在道德的真空作为“心之恋，观念之恋”加以爱抚，从而回归到人类原初始点的世界里。在成名作《伊豆的舞女》中有一段“我”在小河岸边看见舞女裸体的情景，“仿佛一股清泉涤荡我的心，我深深地吁了一口气，痴痴地一声笑了。她还是个孩子哪……我更是快活、兴奋，又嘻嘻地笑了起来。脑子里清晰的好像被冲刷过一样。”很显然，川端康成这种对性爱的推崇，实质流露的是传统日本文化的男权观念。大岛渚《感官世界》在诠释性爱的同时，强烈批判了日本传统社会中的这种男权观念。影片中从法律角度讲是杀人犯的阿部定，大岛渚明显给予了同情，甚至对异常的性狂热和性变态，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悲天悯人的理解，对女人能和男人一样追求性欲和快感，更是毫不掩饰地唱出赞歌，一种生命感官放纵与狂欢的赞歌。不过，女性这种近乎原始的、神秘的欲望，注定是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因此，她们最终的命运也就只能走向毁灭。
意大利着名导演帕索里尼在1970年至1973年期间先后执导的“生命三部曲”《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和《一千零一夜》，分别根据薄伽丘、乔叟和阿拉伯神话改编。众所周知，《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其主旨在于以性爱来启蒙民智，对抗刻板宗教的作用。在肉欲快感的追寻和对抗、嘲弄日渐死板腐朽的宗教教会及其教会人士的丑行，而《一千零一夜》作为阿拉伯的民间神话，同样充满着一种对性爱的大胆礼赞与神往。帕索里尼在影片中力图通过对这种民间情爱故事的重新挖掘和解读，来打破中产阶级“性”的禁忌，完成他对生命、性和艺术的思考。
在这一系列影片中，帕索里尼彻底抛弃了一度热衷的先锋派艺术风格，转而追求一种富有生活真实性的乡土气息。于是，影片通过内景、服装和角色类型，再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活景观，在片中不用职业演员，也不对演员的裸体加以掩饰，让人物直视镜头，将角色的性爱生活场面不加掩饰地再现于银幕。
帕索里尼对此曾作了这样的解释：“我向观众表现的是整个世界，封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情欲极其深刻而狂热地起着支配一切的作用，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一个人——即使他是最后一个穷人——是缺乏自尊感的。”因此，在帕索里尼看来，性爱决非只是一种生理的本能，它同时还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张扬性爱，实质就是张扬生命的平等，张扬生命的自尊。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标榜“人性自由”和“人性解放”的“生命三部曲”，竟是帕索里尼第一批在西方各国广作商业发行并给影片投资者和发行者带来巨额收入的影片。这实质上说明了在当代世界电影中，性一方面由于其反叛性，而天然具有一种艺术的批判力；另一方面又由于其满足了人们的窥视欲望，而成为制片人攫取商业利润的制胜法宝。
众所周知，古罗马最初时期的生活简单而质朴，但是随着帝国建立，古罗马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堪称世界文化的中心，其奢靡之风开始泛滥，“肉欲在罗马人的生活中占绝对的支配地位”，以至于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古罗马社会的淫风和纵欲是它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再现古罗马的这种荒淫无度的生活，意大利导演丁度·巴拉斯1980年执导的《卡利古拉》，将镜头聚焦于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史上暴君卡里古拉的一生。根据史书记载，卡里古拉生性残暴、荒淫无度，连自己的亲妹妹也不放过。在生活上穷奢极欲，用黄金建造宫殿、军舰甚至马具，仅仅在位四年，卡里古拉就把国库黄金挥霍殆尽。最为恐怖的是卡里古拉毫无理智的暴政，他甚至对他乱伦的妹妹说：“你杀的人越多，你的敌人就越少。”
有一天，卡里古拉牵了一匹他最喜欢的种马去元老院，声称“我要提名这匹马进入元老院，成为你们的同僚。”卡里古拉这种荒唐绝伦的举动，终于彻底激怒了元老们，他们密谋杀死了这个恐怖的恶魔。
应该承认，丁度·巴拉斯在执导《卡利古拉》时，其故事主线基本尊重历史。丁度·巴拉斯在片头特意引用了《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六节的箴言：“如果人得到了全世界，却失去了灵魂，那又有什么益处呢？”试图表明该片之所以着力展示卡里古拉肆意妄为的酷刑和杀戮，变态虐待式的乱伦情结，恰恰就是因为“他们的欲望，首先是政治的欲望；他们的乱伦，首先是政治的乱伦”，从而艺术地再现那个堕落、龌龊、失去灵魂的罗马时代。
但是，这部由阁楼公司投资千万美元的影片，不能不说其镜头过于沉溺于乱伦、同性恋、口交、等各种变态行为，特别是影片高潮处，卡里古拉为了“赢得人民的爱戴”，竟然荒唐地下令每个人只要交5个金币，就可以和议员太太滥交，试图以扭曲的性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从而导致了数百人裸体出演、人山肉海的群交场面，可谓人类电影史上最为触目惊心的淫秽场面，令人瞠目结舌。
这种癫狂与变态的极致发泄，给人类带来的绝对不是一种艺术的美感，因为它所揭示的，实质只是一种混杂着自虐感的权力欲望，以及奔向绝望与疯狂的生命冲动。
加拿大电影导演大卫·科隆伯格执导的电影《碰撞》，在1997年戛纳电影节上勇夺评委会大奖。影片以一种大胆而令人咂舌的想象力，在世界影坛引起了非常强烈的争议。片中撞车俱乐部所有成员的入会资格，其要求竟然是必须出过一次以上的车祸，而俱乐部的主要活动，则是成员们聚集在一起有意开车相撞，试图用死亡来体验这种相撞瞬间被撞击的快感。很显然，与这种汽车撞击的疯狂性相类似的，是人类的性活动；而大卫·科隆伯格在影片中也正是力图将性快感和车祸结合在一起，在车祸的碰撞中体验一种近乎病态的生命激情。影片一开始，充斥的就是性交时喘息着的声音。影像上出现的性交场面，永远离不开汽车：不是直接在汽车上，就是在面对着很多的汽车和强烈汽车嗓音的阳台上。车速飞快的男主人公与别人的车撞上了，当他在病房中拄着拐杖行走的时候，意外地与那个被他撞成重伤的女人相遇了。这一对从死亡边缘走回来的撞车男女，在他人的介绍下身陷于撞车俱乐部而不能自拔，并在晃动的汽车里疯狂地性交。与此同时，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另外一个女人，被一辆精美的汽车强烈地吸引，上车时，她不慎刮破了包裹着双腿的丝袜，露出了腿上长长的、缝合得很整齐的疤痕。那疤痕却立即抓住了男主人公的欲望，他控制不住地扑向女人双腿上的疤痕，狂热地亲吻起来。
恰如汽车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一样，影片中这种不断地出现汽车相撞、车追车、车上的男女狂吻和性乱的景象，无疑表明其展示的是一幅世纪末的堕落影像，并在最大限度上扩张和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承受力。尽管有人接受不了，或者看完以后说它是反人类的，但是它却形象地展示了人类的欲望与文明一旦走向堕落，就将像疯狗一样，你追我跑，相互碰撞，而且还像中了毒瘾一般迷恋相撞时的感觉。
第三节 欲望中的幻觉之花
“原来的人都是两性人，自从上帝把人一劈为二，所有的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游着寻找那另一半。爱情，就是我们渴求着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这是柏拉图《对话录》中关于爱情的着名假说。
菲力普·考夫曼1988执导的《布拉格之恋》中主人公托马斯，就是援引柏拉图这一假说，来表明自己对人类性爱的困惑。
《布拉格之恋》改编自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以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为政治背景，讲述了一个风流成性的医生和两个女人之间的情爱纠葛，通过这种游移不定的爱情，向观众揭示了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人对于情感和欲望的状态，富有哲理性地探讨了“灵”与“肉”、“轻”与“重”等永恒的生命主题。小说发表之后，赞誉不断，《新闻周刊》认为该作品：“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幻抒情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华盛顿时报》则认为该作品“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菲力普·考夫曼在执导这部影片的时候，强化了托马斯与特丽莎、萨宾娜的情爱纠葛，探讨了人性在追求独立与自由的同时却无可挽回地滑向背叛的主题。如果说托马斯不写所谓的认罪书而拒绝向权力屈服，意味着他政治上的背叛；那么托马斯无法把持自己的欲望而四处寻欢，则意味对他对爱情的背叛。托马斯这种自我放纵，固然是在动荡的体制和政治环境下对自身的某种证明和宣泄，但不可避免地一次次地背叛自己的爱情。永远戴着黑色男式礼帽的萨宾娜，为了保持自己的自由独立人格而可以听凭托马斯的背叛；但是纯洁美丽的特丽莎，却因此而辗转于无限的哀伤和绝望之中。但是特丽莎离不开托马斯，她爱他，为了爱情，无法容忍托马斯背叛的特丽莎甚至哀求托马斯：“下次你再去找那些女人，带着我去行吗？我帮你给她们脱衣服。”
特丽莎这种纯洁而古典的爱情，终于感动了托马斯。托马斯离开了阳光明媚的日内瓦，离开了压抑的布拉格，离开了一切女人和事业，与特丽莎一起隐居在一个宁静的村庄。但是，影片保留了小说最耐人寻味的结局，当特丽莎以为终于可以摆脱了托马斯在政治和生活的双重背叛而安静地厮守爱情的时候，一场意外的车祸，却彻底断送了两个人的生命。《布拉格之恋》的这一结局，可谓隐晦莫测。它是否意味着，在一种动荡的年代，政治和爱情的背叛，已经成为托马斯的不归之路？因此，当特丽莎以自己的爱情感化托马斯，放弃了背叛的托马斯，其生命的意义也就被宣判终结？
生与死，忠诚与背叛，自由与虚无，就这样在影片中交织在一起，迷惘得无从着落，犹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菲力浦·考夫曼1990年执导的《亨利和琼》，继续将镜头聚焦于性爱的叛逆主题。影片改编于女性作家阿娜伊丝·宁在她死后出版的取材于自己私人日记的同名小说，该小说由于真实细腻地叙述了阿娜伊丝·宁本人早年与美籍作家亨利·米勒与他的妻子琼·曼斯菲尔德的感情纠葛，而被人们视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忏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