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克莱默夫妇》没有简单美化这一现代家庭关系，而是注意展示其所带来的历史阵痛。影片中泰德还来不及品尝事业上升迁的喜悦就被抛入了巨大的家庭困境之中。当他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儿子的重担，努力实践着父亲的责任的时候，却又因此耽误了工作而最终被上司解雇。与此同时，出走之后的泰德的妻子固然赢得了事业的成功，但却同样不得不面对家庭因此而破碎这一泰德所曾经面对的困境。《克莱默夫妇》实质上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夫妻双方中任何一方在赢得事业的同时，都往往以牺牲家庭的幸福作为代价。“维系家庭是女人的天职，很幸运，我的丈夫与我有相同的想法，孩子和家庭对我们来说都是最重要的。”2004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梅丽尔·斯特里普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或许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克莱默夫妇》中泰德的妻子那种在事业和家庭两难抉择时的彷徨与无奈。
在叙事格局上，《克莱默夫妇》突破了以往的封闭结构，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结构特点。影片在一开始并没有按照矛盾的“形成——发展——高潮——解决”这一常规的叙事逻辑讲述故事，而是一开始就使矛盾尖锐化：妻子离家，家庭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妻子和丈夫，丈夫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处于不平衡的对立状态。这就避免了影片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刻意制造矛盾来加强戏剧冲突，从而使得影片真实、自然。结尾时泰德的妻子在赢得儿子比里的抚养权之后却泪如泉涌：“我不能带走比里，怎么办？我是多么爱比里啊……”更是使观众不至于沉醉在经典好莱坞“大团圆”结局的梦幻世界里，而留下了一个自我设想和思考的空间。
《克莱默夫妇》的成功，极大了激发了20世纪80年代好莱坞电影对“美国梦”的重构。诸如《普通人》、《金色的池塘》、《母女情深》等一大批影片，通过表现夫妻之间、父女之间、母女之间等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揭示出家庭成员由于互不关心而产生的隔膜及其不幸后果，触及了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家庭观念日趋淡薄这一敏感问题，试图重新唤起亲人之间相互理解的眷恋之情，掀起了一股强大而清新的“道德回归”潮流。与此同时，这类影片摒弃了过去那种单纯依靠一些感染力极强的极端性元素来制造外部戏剧性冲突的做法，转而追求一种更加真实自然的表现方式，注意将外在的戏剧性冲突转化为一系列较小的内在冲突，戏剧性冲突蕴含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场景、动作的展示中，一切显得生动、细致而富有生活气息，更贴近于现实世界本身。如《金色池塘》探讨的是老年问题和代沟问题，主人公退休教授诺曼逾八十、孤僻、敏感，充满了对人生将要走到尽头的失落和无助，但是影片的主场景却刻意安排在优美如画的金色池塘中，在一种淡淡的忧伤中叙述诺曼和家人的关系如何从彼此紧张走向相互理解，并最终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命的最后一站。《母女情深》整部影片展示的都是母女二人的生活经历，它尽量保持了生活的原汁原味。即便是对于疾病、感情破裂、死亡这些颇具转折意味的情节也作了淡化的处理，保持了生活原有的细腻，自然的特色，避免了人为的斧凿痕迹。
第三节 多元混杂的生活图画
婴儿潮（baby boom）词汇首次出现，是指二战之后，美国在1946在1964年间，约出生了8千万婴儿。美国把这段人口大量出生的时期称为“婴儿潮时代”。经济学家保罗罗皮尔泽说：“婴儿潮人口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批婴儿潮出生而一直处于竞争高压下的人群，开始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从而使得社会生活日趋多元和复杂。
与此同时，随着高科技、大制作日益垄断电影市场，也为了更好反映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多样风格的融合自然就成为家庭伦理片突围的一种新姿态。1987年阿德里安·林恩执导的《致命的诱惑》，在演绎婚外恋题材时引人注目地挪用了惊悚片的叙述模式。影片中男主人公加洛格可谓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不料与36岁的单身女人艾丽克斯的一次艳遇，却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无可挽回的痛苦和灾难。因为艾丽克斯不仅对加洛特动了真情，而且还怀了他的孩子。于是，加洛特越是费尽心机试图摆脱艾丽克斯，结果却越发激怒了艾丽克斯，并导致了艾丽克斯日趋疯狂的报复行为：从最初的深夜打电话到加洛特家里骚扰，到潜入加洛特家把加洛特女儿心爱的小白兔活活煮死在厨房里，到最后竟然丧失理智地试图刺杀加洛特的妻子……
1981年6月5日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宣布发现艾滋病，而性乱交是这种摧毁人类免疫系统的不治之症的主要传播途径。因此，《致命的诱惑》把婚外情的危机主要归咎于艾丽克斯的疯狂报复，固然潜含了一种对日益增长的女权主义的恐惧，暴露出影片中潜在的男权主义观念。但是，《致命的诱惑》以惊悚片的样式来叙述婚外情，却恰好使得西方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在观影过程中能够得到尽情地宣泄。这，无疑正是《致命的诱惑》问世之后在西方引起轰动的根本原因所在。
1988年巴里·莱文森执导的《雨人》，创造性地将影片的空间设置从家庭的封闭环境移到了广阔的室外，选择了富有时代感的公路，公路在影片中串起了美国的数座繁华大都市，展现了时代的最新面貌。公路片的风格，使得《雨人》呈现出家庭伦理片罕有的动感美。
此外，《雨人》巧妙地借鉴了喜剧片的表现风格。查利年少时曾偷开了父亲老式别克敞篷轿车，孰料父亲死后就令人啼笑皆非地把这辆车遗赠给查利，而将300多万的资产给了他那个患有自闭症的哥哥雷蒙；也有为了夺回财产，查利试图拐走雷蒙，但是雷蒙怎么也不肯坐飞机，还历数近年来的各起空难事故。查理只好开着那辆老式轿车带雷蒙走公路。结果一路上闹出了不少笑话，而最令人为之莞尔的，则是查利与苏珊娜做爱时，不明事理的雷曼德闯进了他们的房间，并和苏珊娜一起哼哼起来……
当然，影片中最令人称绝的，则是其反讽的叙事视角，以不正常人的视角，嘲讽了“正常”人的生活习惯和秩序。“雨人”雷蒙虽然患有“自闭症”，对数字有着超乎寻常的敏锐捕捉及出色的记忆能力，但是对金钱毫无心机。这与查利那种貌似心智正常却沉迷于惟利是图拜金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公路的旅行路程，固然是查利引导雷蒙认识社会的过程，但更是雷蒙感化查利的心灵之旅。
众所周知，在经典好莱坞时期，家庭伦理片往往将人物定位在贤妻良母或是善良正义的主人公，是典型的正面人物形象。影片的道德是非判断标准也极其鲜明。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伦理片则将更多的目光集中到了家庭的普通成员身上，考察他们的心理变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人物有着凡人的日常生活烦恼和美好梦想，偶尔也流露出一丝自私和冷漠的人性弱点。但总体而言，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是通情达理和善意的，为了家庭的美满，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个人欲望，并以此体现出良知和社会的道德规范在他们身上的约束力。但是，《雨人》的横空出世则意味着“边缘人”开始进入了家庭伦理片的表现视野。影片中不论是雷蒙还是查利，显然在生理上或心理上都是属于存在着一定缺陷的“残疾人”，传统的家庭美德在他们身上更是荡然无存。但这些“灰色人物”同样还残存着人性中率真和可爱的一面，有些时候他们甚至会抛开世俗的价值规范去追求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比起那些虚伪而自私的所谓社会的传统“卫道士”，他们这种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反而显得更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1999年萨姆·门德斯执导的《美国丽人》，彻底剥落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出社会文化中阴郁、残酷、绝望的一面。影片中主人公莱斯特已经42岁却失去了工作，但是他不但没有从家人那里得到温暖，而此时他的妻子正红杏出墙，他的女儿也在策划与他人私奔，一个标准的中产阶级家庭，正处于崩溃的状态之中……
于是，莱斯特的任何反抗，都成为他不甘走向沉沦的写照：虽然丢了工作，但他在老板面前保持了人格尊严；比起势利而虚伪的妻子，他更注重人性中非功利的因素；他与年仅16岁的安吉拉的忘年之恋，更是让他从碌碌无为、死一般沉寂的中年生活中苏醒过来，重新唤起对青春和生命的渴望。
“American Beauty”是一种在美洲四季开花、鲜红娇艳的玫瑰品种，在影片中作为主导意象而贯穿全片，成为快乐和幸福的象征。
莱斯特每次性幻想，安吉拉总是被无数的玫瑰花瓣所簇拥着，但是，莱斯特终于觉醒而不再沉迷于性幻想的时候，他被枪杀了，鲜血喷到白色的墙壁，如同一朵“美国丽人”玫瑰那样妖娆。觉醒后的莱斯特，或许终于看到了一种永恒的幸福与快乐？
很显然，莱斯特的悲剧，与其说是个人的性格所致，不如说是社会的环境所迫。因为当一个社会所提供的只是诱惑的时候，任何人性的追求，最终都成为一种走向沉沦的挣扎。
第四节 东方伦理的家国寓言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国同构，天下一家，大为国，小为家，国与家唇齿相依生死与共，“家”不仅是组织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且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结构和价值取向。以儒家为核心的正统伦理道德观念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强调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这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用以修身养性的治身之道和实现社会抱负的道德理想。很显然，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家庭伦理片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化的创作特色。
1913年郑正秋执导的《难夫难妻》，叙述福建潮州地区某家有女待字闺中，一日，媒婆前来说媒，经过多次往返撮合，商定聘礼妆奁数额，以及一应繁文缛节安排，由订婚到择吉拜堂成亲，终将原本素不相识的一对青年男女送进洞房，开始他们在封建礼教桎梏下艰难的夫妻生活。在中国电影史上，该片既是第一部短故事片，同时也无疑也是家庭伦理片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