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文革”后的思潮和论争中，知识分子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和话语资源，主要来自西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人道主义话语，启蒙主义的精英主张，还是“后现代”的世俗言说，都脱胎于西方的原始阐述。尽管曾有过短暂的国学热，但总的来说，知识界话语对于本土文化资源的忽视和排斥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忽视与排斥直接来自于西方／中国的二元对立语式，那是中国被迫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现代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并不仅仅是一条强国之路，更是一个以西方之现代化衡量、评判自身的过程。这种时刻以西方为参照的心态，在本节考察的论争话语中处处可见。分析话语者潜在运用的等式：西方＝世界＝现代化＝进步＝创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敌人＝腐朽（“现代主义”论争）；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霸权；西方＝民主＝自由（“后学”论争）；西方＝市场＝媚俗；西方＝市场＝开放（“人文精神”大讨论）……很显然，无论话语者是拥抱还是拒斥西方价值，大多依托于一种中西割裂的现代性想象。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似乎必须借助对“西方”的评判和定位，才能够把握自身，表述自身。
然而，进一步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中，“西方”并未获得实体性的意义，它只是作为一个巨大而虚化的想象存在，在话语中它早已脱离了实际的意涵，仅仅是承载话语者价值观念的一个符号。在90年代的论争中，西方／中国的语式有了其他的变形：西方／本土、西方／非西方……但其实质并未有所变化。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性话语在西方／中国语式上的纠缠，实际上掩盖了现代性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如忽视了对其他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参考与借鉴，又比如过分强调“中国”这一民族国家概念的单纯性和整合性，抹杀了其中不同种族与宗教间的巨大差异性。像前面指出的，“后学”话语中的“中华性”概念，暴露的正是这一话语缺陷，当话语者以“中华性”来抵抗西方的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时，却没有发现其自身恰恰处于同样的普遍主义、中心主义逻辑之中。可以说，这一“中国”概念下的中心主义倾向在知识界的话语中普遍存在，一直缺乏警惕和反思。
第二点，以宏大概念为中心的话语建构方式，缺少一种有序有效的知识生产和运作系统。
刘再复曾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致命弱点在于：“（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即“缺乏对外来理论的创造性转化，缺少使用自己的理论语言进行独立性的解构，缺少属于自己的命题和属于自己的理论故事”。我以为，刘再复指出的不仅是文学理论领域的缺陷，更是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症结所在。尽管在这篇写于1990年的文章中，刘再复对学界80年代以后的努力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和期望，然而在今天看来，这种努力并未突破既有困境，无论是转化“外来理论”（如“后学”话语），还是“使用自己的理论语言进行解构”（如“人文精神”的提出）都并不成功。
不成功的原因何在？考察上述文艺论争可以发现，大多话语围绕“宏大概念”空转，并未进入现实问题的挖掘和阐释中，并未建立起自身的知识生产机制。所谓“宏大概念”，是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在《哲学新视野》一书中指出的一种学术现象，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借用其说法描述道：某些观念有时会以惊人的力量给知识状况带来巨大的冲击。由于这些观念能一下子解决许多问题，所以，它们似乎将有希望解决所有基本问题，澄清所有不明了的疑点。每个人都迅速抓住它们，作为进入某种新实证科学的法宝，作为可以用来构建一个综合分析体系的概念轴心。这种“宏大概念”突然流行起来，一时间把几乎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挤到一边，苏珊·朗格说，这是由于“所有敏感而活跃的人都立即致力于对它进行开发这个事实造成的”。
“宏大概念”盛极一时之后，学界应以何种态度来处理相关的问题呢？
吉尔兹随后指出：只有少数的狂热者固执那种过时的万能钥匙观点，而不那么迷恋的思想者不久便会定下心来，探讨这个概念真正引发的那些问题。他们试图在可以应用、可以拓展的地方，应用它、拓展它；在不能应用、不能拓展的地方，就停下来。它首先真实地成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开创性的概念，成为我们知识宝库中永久而持恒的一部分。但是，它不再拥有它曾一度拥有的宏伟的涵盖一切的视野和明显的万能应用性……（它）并不阐释一切，甚至并不阐释人类的一切，但它毕竟阐释了什么东西；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弄清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把自己从（在它时髦初期）同样缘它而起的大量伪科学中解脱出来。
“宏大概念”所激发的喧闹场面，在本节分析的多场论争中都不难看到。
事实上，“文革”后中国的现代性探讨，正是由一个个“宏大概念”串联起来的，然而中国学界显然没有在最初的时髦和狂热沉寂后，进入这些概念真正带来的问题中，相反，却在堆积了大量的伪命题、伪论述之后，就此不了了之，转而寻找另一个“宏大概念”。这种话语操作带来的结果是一种“简化”问题的思考状态——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简化理解，对现代性本身的简化认识，以及对中国具体状况的简化处理。
贺照田将中国二十年思潮理论引进的历史形象地概括为“橘逾淮而为枳”的历史。西方的“宏大概念”产生于其自身的现实土壤，源流复杂、内涵含混。而通过论争话语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些概念移植中国的过程，大多与其原始问题语境相割裂，缺少深入内部结构的学理分析。更糟糕的是，在“为我所用”的功利目的下，这些“宏大概念”的挪用往往衍生出各种误解，制造出许多虚设的话题和伪命题，不仅对思考本身无所帮助，更对现实的认清产生了干扰和误导。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知识生产体系，自身话语的建设也只能停留于“宏大概念”的初级效应阶段。如“人文精神”大讨论所显示的，概念在提出之后，确实触及了许多重要的课题。然而由于缺乏基本的语义界定，缺乏深入纹理的内涵分析，缺乏走进历史现实情境的实践性探讨，“人文精神”始终是一个意义含混又能涵盖一切的“宏大概念”，最终没有完成吉尔兹所描述的沉淀转化过程，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开创性的概念”。
由此看来，在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中，如何克服对“宏大概念”效应的迷恋，进入中国自身的特殊语境，直面当下的根本困境和现实，是目前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建构中国的自身话语，既不可能撇开欧美的理论积累，“也不应仅限于译述和套用”。贺照田强调要“提出内在于我们现实与历史的真问题”。刘小枫则认为：“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才是值得尝试的思路。”
本节通过梳理“文革”后中国发生的几场重要的文艺论争，初步考察了人文知识分子有关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阐释，及其现代性话语建构的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性发展的独特性及当代语境的复杂性，给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思考和探讨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同时，知识分子莫衷一是的言说和争论，并没有使问题清晰化，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视野，妨碍了对问题实质的把握。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话语同样是推动和影响中国社会现代性发展的一股力量，而其困境亦显示了中国在经历被迫现代化到迫切现代化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局促境遇。
界定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和特征，考察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状况及其阐释，是试图在庞杂丰繁的理论和现实中为讨论清理出一个平台，并大致把握一个当代中国思考者的发言语境。这一语境充满问题和挑战，而本书的研究对象，作家韩少功，正是一个活跃其中的思考者，他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参与着“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话语建构。从“文革”后初期到今天，韩少功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和对自我的反省质疑，这使得他在不同时期的思考和发言都较能切近当下现代性状况的问题所在，并能在众声喧哗的纷扰中持有自己的立场。无论是1985年发起“寻根”运动，试图在现代化和民族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还是在90年代的一系列杂文中，表达对任何形式霸权话语的警惕和反思，我们都能从中看到韩少功对时代症结的及时诊断和对既定思维模式的克服。
而另一方面，身处于中国曲折的现代化过程中，韩少功的思考自然亦不可能跳脱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困境之外。不同于那些予以回避、漠视的话语策略，韩少功将他细微的体察连带所感受的困惑、迷惘，以另一种方式传达出来。
他的小说创作，在我看来，正是他阐释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另一条途径，其意义与其说在于提供了高明的见解，倒不如说呈现了一个更为真实而细致的探索过程。而这种呈现并不试图解决问题，只是潜入细节，展示问题的复杂性甚至悖论性，韩少功借此避开了所有的“宏大概念”和简化操作，而同样表达出他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中的努力和坚持。在这种理解之上，我以为只有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解读韩少功的小说文本，才能体味其精髓所在，才能有效地阐释出其不同时期作品的潜在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