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性视角
现代性课题，在近年来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其原因一则在于学术界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热潮波及了文学批评领域；另一方面，现代性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视角，无论是“重写文学史”，还是重读经典文本，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旧有的研究思路，提供了一种学术补充。
一、文学史研究的现代性视角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史研究一直致力于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口号，同样试图“把文学史研究从那种仅仅以政治思想理论为出发点的狭隘的研究思路中解脱出来”。然而，在摆脱政治化的文学史阐释的同时，如何获得属于文学自身的独特视角，却是一个至今尚未有效解决的问题。9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着出版很多，然而新的视角却仍然缺乏。除了陈思和尝试以“潜在写作”的角度切入，发掘曾被压抑、掩埋的文学史之外，近年来，现代性视角凸现为一条新的思路。不过，在我看来，早在1985年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中，就已包含了这层含义。
黄子平等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在当时的批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该概念的提出包含着一种研究视角和评价尺度的转换，即强调以世界文学为尺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宏观”、“整体”的把握。文章随后提供了几条“整体把握”的思路，它将“20世纪中国文学”概括为：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过程。
从文章的论述来看，尽管这一整体研究观念突破了既有话语比附政治史、割裂文学史的局面，但其缺陷亦是显而易见的。单一特征的概括，排除了主流之外的丰富细节；而处处以世界文学（实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为参照，同样有比附之嫌，更何况“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亦有待质疑。
在我看来，这些阐释体现了论者试图将文学史纳入中国现代化发展，进而纳入世界文学格局的努力，包含着一种现代性的视角，尽管论者对现代性／现代化的理解过于片面而狭隘。试看论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内涵的描述：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20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
今天重读这一段宣言，其中透露的现代性意识清晰可鉴。“20世纪中国文学”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意义不仅在于由此取消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界限，更在于这段历史被认定为一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过程，由传统进入现代，由中国走向世界，并最终被赋予了表现“中华民族获得新生并崛起”的重大使命。这一文学史概念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文学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迫切诉求，然而很明显，这种诉求同样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1997年杨春时、宋剑华撰写《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在某种程度上可看成是对1985年“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的一种回应。文章质疑五四以来中国文学被称为“现代文学”的定论，否认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现代性，从而引起了一场范围不大的有关中国文学与现代性问题的探讨。杨春时、宋剑华认为目前“现代文学”的指认，是套用西方文学史分期的结果，然而中国文学与欧美文学的发展并不同步，“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而不属于世界现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许多学者就这一论点进行了商榷。
有关争论的细节，不予赘述。在这场“现代性”和“近代性”之争中，可以看到文学史研究在联系“现代性”概念时所陷入的尴尬困境。可以看到，一切的分期和定性标准都来自西方。“近代论”者批评对方套用西方文学分期模式，但其“近代性”的论点，同样是比照西方的结果，并且在定性分析与历史阶段分期之间（进入近代具有近代性，进入现代则具有现代性）、在文学分期与社会形态分期之间（即现代文学，只能产生于“现代”的社会形态上）都出现了严重的混淆。论者纠缠于古代、近代、现代以及相牵扯的一系列分期概念，依照着西方坐标来推算中国文学何时进入近代或现代。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对“现代性”一词的使用却完全脱离了西方语源，致使整场讨论以“现代性”为题，却丝毫未触及“现代性”的实质内容。
“现代性”一词，已成为一个宏大概念。在近来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一些学者也尝试以现代性的视角来贯穿整个文学史的探讨。比如许志英、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陈晓明主编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张法着《文艺与中国现代性》、於可训写有《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论纲》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强调了现代性视角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及有效性，并能在理解现代性概念的基础上，把握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线索。然而这一实践，或停留于一种宏观的操作，较少深入具体的文学史实分析；或由于集体创作的原因，分散运用于单一流派和文艺思潮、文学现象的解读，而其中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和阐释则往往出现不统一，甚至相互冲突的状况。总之，现代性视角尽管在当下的文学史研究中备受重视，但仍未摆脱“宏大概念”效应，如何更为有效和踏实地加以运用，仍待思考。
二、文本解读的现代性视角
从某种意义上讲，除了知识界、批评界的论争话语之外，文学话语同样包含着另一种现代性阐释，包含着作家对当下现代性境遇的体验，以及自觉或不自觉的思考。因此，从现代性的视角解读文本，往往能突破旧有的阐释，挖掘出文本潜藏的深意，同时将其放置在相应的文学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发展脉络中，亦有利于给文本以中肯的文学史评价。
这一方面的工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已卓有成绩，海外和国内学者都提供了许多新鲜多样的思路。他们或强调“再解读”，通过经典文本的重读，传达与传统意识形态解读截然不同的见解；或关心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文学样式，以此来呈现更为丰富的文学现代性内涵；或以反省的态度来挖掘那些“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文本中的复杂意味；也有学者对文本的改易、变迁现象发生兴趣，借此来探查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想象的流变过程……另外，“文革”后中国（尤其是90年代）的文学成就，由于其鲜明的“当代性”，成为批评界的研究热点。一方面，借用外来理论关照本土创作的过程中，出现了“现代性”术语随意套用的现象。如新写实主义、先锋派小说此时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彼时又被戴上“后现代主义”的帽子。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学者深入到这些“当代作品”与现代性转型的深层关联中，尝试在社会、政治场域中考察文学话语的生产和运作。相比之下，海外学者对于这一阶段文本的集中论述较少，而90年代后出版了一系列关注实验性和先锋性作品的着作，同样强调文本与外在现代性语境的互动关系。
在以上的学术状况下，本书从现代性的视角考察一个作家的整体创作，尝试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路。首先，视角的选取源于对作品特质的认定。韩少功，作为一个小说家，以小说的形式传达了独特的现代性阐释。说其独特，一方面因为与同期作家的创作比较，其小说包含的现代性思考充分自觉，与时俱进，且富有反思性。可以说，韩少功的小说创作，其核心便在于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讲述故事，抒写情绪，乃至形式上的革新，都辅助于这一中心主题。另一方面，与知识分子非文学形式的现代性阐释相比，小说形式赋予韩少功极大的自由。通过富有隐喻色彩的叙事，韩少功透露了切身的现代性体验和思想困惑。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形式提供了一条与理性表述截然不同的反思和表达路径，在犹疑和模棱两可的表达中，反而贴近了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由此，本书试图从现代性的角度切入韩少功各个时期面目模糊、风格迥异的小说文本，来考察以下几个要点：
1．看韩少功在不同时期充满问题的语境中，表达了何种有关中国现代性发展的主张，并如何参与到当时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话语建构中。
2．清理其中观念渐变和立场转移的轨迹，并与当下的语境变化进行双向解读，借此来把握韩少功在“文革”后二十年来思考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脉络及特有品质。
3．小说创作是韩少功透露观点的一条途径，另一条则是通过杂文创作直接表明意见。比较两种载体中的观点，考察其中的裂隙，并探讨其中的意义。
4．考察特定的小说形式对于承载理性思考的辅助作用。
5．通过呈现韩少功的思考轨迹及其局限，反观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复杂性和知识分子阐释本身的问题性。
借助以上的线索考察，本书期望能够呈现出韩少功在现代性问题思考上的整体面貌，呈现出韩少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文革”后中国语境中的角色承担。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派系划分中，韩少功被指认为“新左派”。在我看来，与其纠缠于“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的归属，倒不如深入他的小说世界，去了解他对中国现代性状况的体察、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来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