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话语首先反驳了现代性只能通过与传统的激进断裂来获得，它相信在现有文化元素的协调与合作中，同样可以发展出现代性。尽管主张者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关注与声张，使人认识到来自中国现代性内部的文化暴力，比西方强权的侵犯更为严酷和彻底。借此，“寻根”突破了迷信现代性的思维定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激进反传统主义进行了纠正。
其次，如阿城在日后的随笔《闲话闲说》中所言：在新中国“扫除的‘旧’里，有一样叫‘世俗’”。“文革”“破四旧”运动，破除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后两项彻底清理了人们的世俗生活，扯断了中国人祖辈间的精神联结。宗族组织，草根社团，民间的习俗、仪式、庆典，均被取缔，均被清洗整合到统一的国家现代性话语之中。但毕竟“扫除自为的世俗空间而建立现代国家，清汤寡水，不是鱼的日子”。尽管在1985年的“寻根”发言中，阿城尚未有如此鲜明的世俗主张，但正如其所言，“寻根文学”撞开了一扇世俗之门。
作家们对民间风俗文化的迷恋，使那些消失的文化图像逐渐显影。不过需承认的是，面对世俗，许多“寻根”者的态度仍是自相矛盾的。
最后，“寻根”话语提出的“寻找民族文化优势”，包含着对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人生理念、禅宗思想、体验哲学等等东方美学特点的推崇和张扬。“寻根”者在文学层面论及这点，但同样是对科学、理性的现代性思维的一种补充。而汪曾祺、阿城、李杭育等人的小说，则为此提供了极好的佐证。
综上所述，“寻根”的文化断裂论，从现代性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激进反传统历史对中国文化造成的伤害。通过“寻根”，他们试图在满目疮痍的精神废墟上重铸东方民族的文化主体。不管这一设想带有多浓重的乌托邦色彩，毕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话语中，出现了反思性的声音：现代性不再是一个不容置疑的进步工程，而需要不同的力量去参与、去检讨。
三、韩少功的“寻根”主张
在“寻根”思潮喧嚣嘈杂的发言中，充斥着大量指向模糊的概念。何为“寻根”？何为“根”？何为文化？何为民族传统文化？不同的表述者以己之见运用概念参与讨论，成了一个“大杂烩”的局面。排除那些浑水摸鱼的跟风之论，即便是“寻根”的主要倡导者，也是各得“寻根”的要义，深究下去，还可体察出各主张间的差异与分歧。如，郑万隆受荣格影响，对集体潜意识兴趣浓厚，强调原始野性的释放和生命力的勃发；阿城则侧重于对世俗生活／文化空间的恢复和显现。汪曾祺明确指出，他的“根”就是以“仁”和“恕”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一种“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而李杭育却严厉指责儒学的“反艺术”。那么，首先借用“寻根”一词发表主张的韩少功，他的发言动机和思路是什么？其理念是否存在特殊的侧重之处？在这里有必要加以厘清和探讨。
在1986年的一次访谈中，韩少功澄清他当初的“寻根”宣言针对的是创作界存在的文学创作资源单方面偏重的现象：中年作家受苏俄影响，青年作家受西方现代派影响。单一资源的吸收引进，导致营养的不均衡，“出现消化不良的问题”。为纠正这一状况，韩少功提出“寻根”，侧重两大课题：“我们民族文化的寻找与重建”，是其一；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新认识东方文化，为其二。前者能使两代作家的创作实践得以提高，后者则能明确东方文化的前途和所面临的迫切改造任务；前者是文学问题，后者则上升到了民族文化自新的高度。
白杰明（Geremie Barme）在分析1976到1989年中国文化状况时指出一种文学界的“寄生创新”（parasitic innovation）现象，批评当时文学界对西方技巧的引进是一种“美学的寄生行为”。在我看来，彼时的中国作家从西方的花圃中选择植株拔插到自己的社会主义园地中，制造了一大堆伪现象和伪问题，而韩少功提出“寻根”，其本意便是寻找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肥沃土壤，来培植土生土长的文学果实。不过韩少功的思考并不局限在文学创作层面，在古今、中西的坐标系中，他借助“民族文化”的概念，触及中国现代性的宏大问题。概括韩少功的“寻根”理念，三项主张环环相扣且层层递进：一是“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二是“寻根”，就是“寻找我们民族／东方文化的思维优势和审美优势”。三是在寻获“民族的自我”之后，需要“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也就是说，通过现代意识的寻找和改造，民族传统文化可以获得重构和再生，成为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源泉。
那么，在韩少功的表述中，“民族传统文化”是否有更具体的所指呢？“非规范文化”，便是韩少功提出的一个有趣概念：
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
同时，他强调这种规范和非规范之间具有一种流动性。非规范文化可被纳入规范，规范文化也可从经典中消失。两者如“地壳”和“岩浆”的关系，非规范文化潜伏在规范文化的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而规范文化的发展往往需要吸收非规范文化的元素。在我看来，韩少功提出“非规范文化”概念，运用了陌生化的修辞策略。他借此回避了“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等常用概念中所含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丰富歧义，使自己独特的文化理念得以清晰传达。不过遗憾的是，在“寻根”讨论中，该论点并未引起评论者的重视。
在我的理解中，韩少功的“非规范文化”论，首先提供了一种动态的文化观。他否认“根”是一成不变的静态古迹，而强调中国文化内在具有一股旺盛的生命活力，富有流动性和再生能力。此外，需要着重讨论的是，这一论点同时暗含了多重向度的对抗力量，透露出“去中心化”的边缘文化立场，以及开放多元的文化态度。这些业已隐现的表征，在韩少功日后的思考和创作中逐步清晰化，凸现为其整体创作的特质之一。
显然，“非规范文化”概念是相对于“规范文化”而具有意义的。如王瑾指出的，这一提法的潜在话语是认为“中国文化的精华只能在中心规范之外可寻”，仅仅这层含义在80年代的语境中就足够激进和边缘。中心“规范”的所指并非单一，可以是官方意识形态规范，亦可是儒家经典正统，或者是中原文化主流。可以说韩少功在“非规范文化”这一词汇中，寄托了十分丰富的文化怀想，而这一切有一个更为具体的载体——巫楚文化。
韩少功对巫楚文化的青睐，自然与其在湘西的生存经历有关。不过在韩少功的早期创作中，他对楚地的兴趣仅仅是民俗风情描画意义上的。直到“寻根”话语的提出，巫楚文化在他的创作理念里才有了新的生命。远古的神秘、绮丽的想象、奇诡的感觉，巫楚文化中隐没的文学源流，无疑能为文学界现实主义以外的创作（如所谓的“现代主义”）提供一种本土的依托。而更为重要的是，巫楚文化具有强烈的“非规范”意味。它是相对于现代中心话语的上古文明遗风；相对于政治中心话语的乡野民俗；是相对于儒家正统的神巫传统；在地域上也是相对于中原文化中心的湘西偏远边陲……巫楚文化是边缘的象征，而这一边缘的力量，包蕴在屈骚传统、桃花源传说和沈从文的传奇故事中，这一条瑰丽而桀骜的另类现代性线索，给韩少功以深刻的启示，他以此获得持守边缘的信心和意志，尝试在各种中心霸权话语之外，另寻一条文化“重生”的道路，来丰富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想象。
由此可见，韩少功以楚文化为例证的“非规范文化论”及“寻根”主张，包含着迂回对抗中心的政治策略，且这种对抗极为宽泛。它反对一切中心规范，消解一切文化霸权。它张扬民族传统，但不支持独尊儒术；它倡导“寻根”，也时刻警惕“寻根”口号下日益膨胀的独大心态。换句话说，这一话语所抵抗的正是单一文化掌控的独裁局面，是韩少功在经历“独白时代”之后深刻反思中国文化现状的成果。由此可见，韩少功持有的是一种宽容开放、博采众长的多元文化态度。他不仅张扬楚文化，同样视新疆文化为母体，心生眷恋和向往。他不仅钟情于中国的“非规范文化”，对西方“规范”之外的文化元素同样大力推介。韩少功曾批评当下的翻译作品，多是“已入规范的东西”，“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想必前景黯淡”。据此便不难体察韩少功在选择翻译文本时的用心，1987年首先翻译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99年又向国内介绍了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作品《惶然录》。两位作家都是身处西方“规范”之外且对抗质疑“规范”的典范。通过译介，韩少功引进的不仅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一种不畏权威、精神独立的榜样。
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韩少功的“寻根主张”。韩少功倡导“寻根”，而在“根之所在”这一问题上，其预设的答案是“非规范文化”，巫楚文化是其中一个范例。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在不排斥其他文化资源的前提下，依托“非规范文化”，便能实现文学的现代化，从而进入与世界对话的行列；便能获得民族的审美思维优势；便能在全球化中重铸民族自我，重获民族文化主体地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考察的便是，在小说创作中，韩少功是如何来表现这种“非规范文化”积极而重要的影响的，是如何以小说作品来实践他的“寻根”理念的。然而，答案颇为出乎意料，韩少功的小说，同样以偏远的湘西地域、神秘的巫楚文化为背景，但在丰繁晦涩的隐喻之中，作品呈现的却是一个灰暗的世界。
文学“寻根”的隐喻
“寻根”时期的作品是韩少功小说研究中最受关注，批评最为集中的一个部分。这些晦涩暧昧、隐喻性极强的文本，在不同角度的考察中，产生出了许多面目迥异的解读。以韩少功的“寻根”理念为对照，本节带着以下问题去重读这些充满微言大义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韩少功传达了何种现代性观念和文化价值倾向？在这种观念中，“非规范文化”扮演了何种角色，韩少功以何种态度面对它？与其他作家同期创作的“寻根”小说相比，这些观念和态度是否具有特殊性…… 一、隐喻一：《爸爸爸》与国族寓言
《爸爸爸》可谓“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然而有效解读这篇小说却有一定的难度。作家有意切断了小说故事与现实的牵连，他抹去了故事的发生时间，将地点置于“大山里，白云上”的小村落，在这时空的悬置中，韩少功讲述的更像是一个口耳相传的传说，能从中领悟到什么，则任由人解说。
故事的主人公，丙崽，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痴呆儿，会讲的只有两句话：高兴时叫“爸爸”，不高兴时就骂“×妈妈”。可是他并没有爸爸，只是和妈妈相依为命在鸡头寨里。鸡头寨几乎与世隔绝，也不知来自何处，寨民们只有在古歌中唱着祖先和部族迁徙的故事。丙崽在别人的逗弄和戏耍中过活，直到有一年鸡头寨年成不好，陷入了断粮的困境。丙崽被挑作祭谷神的祭品，但临动刀时，天雷作响，救了他一命。而在与鸡尾寨的械斗中，丙崽又成了“丙仙”，他的两句“真言”被当作阴阳二卦来占卜胜负。但鸡头寨仍大败而归，死伤无数。
最终，整个寨子遵照古法，青壮男女迁徙他处，老小残弱则饮鸩殉道。然而离奇的是，喝了毒汁的丙崽居然不死，一个人留在原址，叫着“爸爸”。
这则充满隐喻的小说，一经发表便有了各种解读破译的版本。我所关注的是，创作于“寻根”宣言《文学的根》同期的《爸爸爸》（1985年1月）是否忠实贯彻了其中的“寻根”理念？或者，两者的主题间呈现了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