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眼睛莫非和我的不一样？”寻访老家，那栋三进三出、画栋雕梁的大宅已经成了学校，面目全非，刷着石灰标语，只剩一条屋后佃户送租谷的光滑小径流有着往日的气息，让人熟悉，也让人神伤。而当“我”面对老乡们的审视，却不堪久遇他们的目光，那尖锐的目光试图从“我”脸上掘出祖辈的轮廓，让“我” 不安。古路、古城墙、古老的目光，那些都印刻着“我”的过去，然而在这些历史的残迹里，“我”所寻的过去仍然是未知神秘的。尽管“我”找到了血缘意义上的“根”，却仍未寻到精神家园，我与故乡永远有着隔阂。由此，韩少功写道：“小路这样寂静，仿佛有个人刚从这里离去。”
这段归去来的旅程，以“我”又一次恣意狂放的幻觉结束。夹杂着幺姑葬礼的热闹场面，“我”遭遇了狂奔不止的浩荡鼠群，随着盘古化身山林的古歌唱起，天地崩裂，洪水滔天，创世历史重演。“天书已翻展，弓弦已张开，血淋淋的牛头高悬于部落的战旗之下，你将向哪里去？……”对于这段兼有史诗气派和启示录意味的隐喻文字，许多评论者读出了其中丰富的政治文化意味，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其中凝聚的正是“我”对生存奥秘的最后追问。整段文字纷繁芜杂，由古诗词、神话、宗教哲学片语杂陈拼贴，从创世到末世，从诞生、辉煌到死亡、永生，叙述主体仿佛置身于宏大磅礴的历史长河中，上天入地，纵横古今，不断追问着：“我究竟在哪里？”“你将向哪里去？”幺姑之死、回乡之旅，把“我”的追寻推向了高潮，而我最终获得的启示则充满了洗尽铅华过后的平淡：吃了饭，就去洗碗。就这样。
这句禅宗式箴言，是上下求索之后的顿悟，还是上下求索无果之后的退避？是妥协还是超脱？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想指出的是，这一启示背后蕴藏的是韩少功借助叙述者“我”的探寻，对生活的复杂性及不可确定性的认知和展示。人性的善恶并存；禁锢与放纵的辩证关系；传统与现代的不可二分；游子与故乡的精神牵连及隔阂……他宁可在这种相对主义的关照中闭口不言，也不愿意妄作非此即彼的判定。这可以看做他在多元价值时代个人精神持守的原则，在展示了无法穷尽的生活奥秘之后，他回归到“吃了饭就去洗碗”这样朴实而简单的生活信念之上。
三、隐喻三：《蓝盖子》与创伤后遗症
作为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现代性话语的重要主题，“文革”反思，呈现在不同作家的小说中，其最大的分歧之一，在于对“文革”后遗症的不同认知。
如许子东的整理概括，作家们在回答“文革的伪革命最终乱了什么？乱到了什么程度？”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答案：丛维熙等人认为“文革”乱了党的正确方针路线；张抗抗等觉得“文革”乱了青年一代的思想信仰，古华等人看到“文革”乱了善恶标准伦理是非，青年诗人们则发现“文革”乱了基本人权，乱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阿城则关心“文革”对中国文化的伤害程度，以及这种文化力量对动乱的本能抵抗。阿城的观点可以代表“寻根”话语反思“文革”这一激进现代性方案的核心理念，韩少功的“寻根”主张（理论话语）同样也侧重于文化伤害的一面。不过当我们考察其小说文本的呈现时，却可以发现其中另有主题——他强调了“文革”对普通大众的精神伤害，在“文革”后留有无法治愈的后遗症，导致了健全人格的普遍缺失。
以下将从滞留的创伤记忆和选择性失忆两种症状来考察韩少功小说对该主题的呈现，涉及的文本颇多，前者主要体现在《蓝盖子》、《老梦》、《山上的声音》、《鼻血》和《鞋癖》中，而后者的代表文本为《昨天再会》和《空城》。
韩少功这一时期的小说人物多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患，除了痴呆的丙崽和畸变的幺姑之外，还有许多看上去与常人无异的病患者。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精神创伤，而这些创伤在“文革”后转变成潜在的病灶，使他们始终滞留在“文革”的阴影中。《蓝盖子》中的陈梦桃，便是如此。在陈梦桃面前，朋友们不能提“盖子”两字，叙述者“我”很是奇怪，但大家都缄默不语。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了他的故事。陈梦桃以前在苦役场抬石头，因不堪重负，自愿换去干另一个差事——埋尸体。尽管这个活最轻松也最自由，但他始终无法克服心理障碍。终于有一天，他埋了对面床上的兄弟之后，精神出现了异常。他常常心神不宁，又对他人表现出过分的关心，他的卑怯和殷勤遭人厌烦。一次他在开一个酒瓶时，盖子一下子不见了，从此，他便一直在寻找一个永远也找不到的盖子，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疯态。
与前两个文本相比，《蓝盖子》并不难解读。一个生性敏感而软弱的小人物，面对抬石头还是抬尸体，肉体负重还是精神负重，乃至埋人还是被埋的选择时，他唯有自保以求生存。然而，他却因此背上了永远无法脱卸的精神枷锁，那是一种莫名的负罪感，他认为自己需要对他人的死而负责，因为他是这场罪行的共谋。在一种移情作用之下，陈梦桃将自己的罪责感转移到了“寻盖子”的事件中，“寻回盖子”成了一种精神寄托，他的专注与执着使其得以从自我负疚中获得解脱。
关于“文革”的罪责问题，韩少功的许多早期作品都有探讨，而《蓝盖子》在延续这一思路的同时，触及了更深的层面：目击暴行而保持缄默的旁观者应负有的罪责。陈梦桃在自我问责的压力中陷入疯狂，那么其他人呢？在此提问之下，小说的叙述结构便显现出特殊的含义。韩少功没有直接以第三人称来叙述陈梦桃的故事，而将其套置在第一人称的关照中，由此，“我”与陈梦桃之间，便出现了一个暗含着作家价值评判的大众群体。陈梦桃的遭遇，成了众人主动回避的话题，人们的缄默不语暗示着“文革”罪行在“文革”后语境中成为一种话语禁忌。而故事的讲述者，那个业余的姓氏研究者，显然只是将陈梦桃的经历当作一个野史片断，在讲完之后，可以转换到另一个新闻话题中。与这些相对应的，是“我”的怪异反应：“我脑子突然显得很笨，半天还没想到一个话题，甚至没想出一句话，一个字。”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在“我”的异样感受中，包含着某种触动，和陈梦桃一样，叙述者无法面对他人的厄运而无动于衷。
借此，小说暗示了在“文革”后的多数人心中，“文革”已是一段封存的记忆或仅仅是用以消遣的谈资，而在作家看来，这无异于政治暴力的共谋者。受创的狂人和意识形态的共谋者组成的世界，这便是《蓝盖子》中所隐含的时代认知。
小说结尾，是一段看似寻常，又有些突兀的景物描写，与文中陈梦桃故事展开之前的另一段相呼应。两段景物描写，包裹着陈梦桃的遭遇，颇有寓意。
韩少功所描绘的是叙述者“我”所目及的景象，斑驳生苔的古墙和层层叠叠的屋脊，他将这些屋顶比作船队：穿过漫长的岁月，这些屋顶不知从什么地方驶来，停泊在这里，形成了集镇。也许，哪一天它们又会分头驶去，去形成新的世界。……明天早晨，它们就会扬起风帆么？——我仔细地看着它们。是的，那里没有一个字。
像没有了盖子。
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少功以一种平常随性的态度来看待历史，历史并非一条可以把握的直线轨迹，而是人们来去无定的分分合合，陈梦桃的遭遇，以及更多的“文革”悲剧，都淹没在这条宏大的历史长河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而当“我”试图询问人生／人类明天的去向时，与《女女女》中的追寻一样，“我”并不能获得什么答案，而是像丢了盖子一样，一片茫然。
像陈梦桃这样滞留在过去创伤记忆中的小人物，是韩少功1985年后关注和书写的一个重心。“文革”创伤，一方面成了一个被过滤的过时话题，同时却积淀在创伤者的深层意识中，转化为某种怪癖或幻觉，在不经意间拜访着现时生活。《老梦》中的勤保在白天克己奉公，到晚上则会犯梦游症，将公家的饭钵偷埋起来，事情暴露后，勤保发了疯。若干年后，他的疯病治好了，但夜里仍然会神游，对着一排排的骨灰坛子作政治报告。文件癖、报告癖，是常常出现在韩少功小说中的“文革”后遗症，革命疯狂年代的“老梦”在新的革命时代中徘徊不去，令人不由心惊。
《山上的声音》写的是知青生活中的离奇经历：“我”被死去十年的麻风二老倌相救，“我”给他的烟则出现在他的坟头，小说循此揭开了众多隐藏在历史之外的民间秘密，比如“开款”，即民间动家法杀人的乡俗。这篇写于1994年的小说，已开始显露韩少功对民间历史的浓厚兴趣（《马桥词典》的主题之一），不过我以为，小说另有主旨包含在题目中。篇中不断回响的“山上的声音”，始终不知来历，有人说是二老倌的魂魄，但那种声音并未让“我”恐慌，反而觉得亲近，因为在孤独的夜晚它一直伴随“我”：“我感觉到那种声音是专为我发出的，我是它的唯一听众。”由此，拨开小说神秘诡异的氛围，韩少功书写的实为知青岁月挥不去的创伤记忆，“山上的声音”在“我”离开后的日子里，仍萦绕心头，与其说那是一个未解的谜，不如说那是“我”心中无法抚平的烙痕。
这一主题，在《鼻血》中表现得更为隐晦。马坪寨有一间老屋，原来住着的杨家二小姐是上海的电影明星。“文革”时期，杨二小姐成了反革命，据说闹鬼的老屋也被收作公用。伙夫熊知仁（知知）第一个住进了老屋，在一股异香中，他仿佛走进了杨二小姐的生活，从此他对照片中的杨二小姐日益迷恋，逐渐表现异样。在一次狠抓阶级斗争的运动中，知知因为收藏了杨二小姐的照片也成了反革命，批斗中，知知的鼻血泉涌而出，血流成河，染红了整个马坪寨。多年后，知知开了一家猪血豆腐店，已成老妇的杨二小姐偶然走入。知知以仰慕的心情招待这位偶像，然而面对满口政治话语的她，鼻血在知知的鼻腔深处涌动，小说结尾他似乎下决心要讨门亲了。小说《鼻血》熔《聊斋志异》的故事风格和荒诞派的表现手法于一体，描绘了一个乡村小人物在那个血腥岁月中的浪漫情怀，寄托于一张相片，知知表达了对美的期盼和遐想，那是那个年代残存的纯真。而当这种纯真被抹杀和诬蔑时，“鼻血”喷涌成为一个反抗的隐喻。由此，当知知真的遇见杨二小姐时，他发现她不仅已是个年老色衰的老妇，更是一个被政治成功改造的“老干部”，这对他长年来的倾慕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鼻血”，这个潜在的病灶，在“政治正确”的巨大威压下，再次喷发。
以上作品，除了《鼻血》以外，多是第一人称叙述。“我”作为旁观者，或是当事者，见证着一道道“文革”创伤的产生和凝滞。韩少功对此主题的重复书写，我以为，恰恰根植于其本人的内心创伤，他将自身的心路历程投射到他人的故事中，在疗治创伤的同时，也指出痊愈的无望。韩少功的父亲自杀于“文革”最初的迫害，这一事件和相关的细节，在韩少功的多部小说中一再出现，被反复书写。在这些作品中，《鞋癖》可以说最具自传性，从中我们可以一窥韩少功的内心挣扎。小说写道：父亲出门理发，便没有回来。他的失踪所包含的潜逃、叛国种种可能，使全家背负起性质恶劣的政治罪名，由此“我们突然明白：父亲活着不会比死去更好”。于是，事情变得十分反讽：母亲日夜寻找着父亲的尸体，以确认他的死讯；我暗自祈祷“父亲可千万别活着”；最终尸体找到了，全家理直气壮地嚎哭起来，如胜利者般的兴高采烈，如释重负……这段心灵扭曲的经历显然为之后的“新生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在后来的日子里，家中玻璃器具无端破裂的异兆总是尾随着“我们”；母亲则像着了魔般的热心做鞋，年老后对鞋的欲求也无止境；而“我”则对生活中的任何异样都疑神疑鬼，总是想说服自己死去的并不是父亲，小说尾声处，我幻想着父亲有一天突然回乡，抚摸着母亲唯一的遗产——一大箱各式各样的鞋。
《鞋癖》中有两股矛盾情感纠缠于“我”的内心，一方面无法摆脱旧时的创伤阴影；另一方面却惊恐地发现“我”对父亲的记忆在退色、消失，韩少功写道：“对一个人来说，这种被忘却不就是真正的死亡么？”记忆的不可靠，是韩少功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如果说《鞋癖》表达的是对记忆之脆弱的无奈，那么《昨天再会》等作品，则透露出韩少功对记忆的深刻怀疑。记忆是可以被剪辑和删改的，在遗忘的同时，沉溺于虚假的记忆幻象中，则诱发了另一种“文革”后遗症：选择性失忆。
韩少功有关失忆的作品大多与知青经历有关。《空城》中，叙述者“我”深情回溯了当年知青生活的片断，奇特的锁城、谜一样的四姐、被批斗的惨相……然而这一切都是在遗忘以后被唤醒的记忆，这一切在“我”步入中年之际，早已被抛诸脑后，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同样，当“我”再次回到锁城的时候，往日的人事都已不在，对于当地的后生来说，知识青年只是一个遥远的神话。由此，对“我”而言，就像刚到锁城的感受一样，那又成了一座空城，只有路边那一排巨大的肉案恒久不变，暗示着一段被屠宰的历史的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