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的故事简单但充满悬疑。主人公“我”名叫黄治先，一次去乡下遇到了怪事。那个地方“我”确信第一次去，却备感熟悉；更奇怪的是，村民们都招呼“我”为“马眼镜”。“我”顺水推舟，暂时充当这个“马眼镜”，接受了村民们的礼遇。在交谈中“我”慢慢发现了“马眼镜”的一些事情：他当过知青，做过民办教师，好像还杀了“洋矮子”蹲了大狱，似乎与一个姑娘的不幸也有所纠葛。
“我”感到惊慌，更要命的是，“我”逐渐无法确信自己是谁。当“我”逃离那个村寨回到旅馆时，在与友人的通话中听到“黄治先”这个称呼，“我”陷入了迷茫之中：“世界上还有个叫黄治先的？而这个黄治先就是我么？”
这样一条小说线索可以串联起多种解读，《归去来》的开放性使读者还原出了各异的故事版本。在我看来，黄治先与“马眼镜”是不是同一个人，可说是解读的关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小说便成了一个知青曾因谋杀罪被囚禁，在失忆后却被潜意识引导回乡的故事。“文革”对个人心灵及记忆的伤害主题在这里又一次凸现出来，尽管主人公自动抹掉了那段创伤记忆，但它始终暗藏在潜意识中滞留不去。“文革”后的回乡，尽管也有着鲁迅式“离开——归来——再离开”的模式，但那却是一次另类的旅程，是一场可怕的梦魇，埋藏心底的另一段记忆、另一个自我浮现出来，其结果导致了自我认同基础的瓦解。而如果选择另一种假设——黄治先不是“马眼镜”，那么在我看来，小说呈现的则是一种有缺陷的自我认同状态。
黄治先在他人的混淆和角色的扮演中，逐渐动摇了对自身的确认，本来确凿的身份和记忆都变得可疑，在不断自我怀疑和“努力断定”的挣扎中，最终迷失而癫狂。和《女女女》一样，小说的转折点也安排在洗澡一节中，散溢的雾气制造出虚幻的场景，剥除外界赋予的所有特征与身份之后，坦诚面对自我，“我”猛然发现自己是那么陌生，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也随之消解。在这种解读之下，我以为，韩少功触及了“文革”后主体建构的问题。他将主体放置到与历史创伤记忆的对话中，以此来揭示这种主体持守的脆弱。经历“文革”，不仅经历离乱，更经历了自我的抛弃和丧失，造成的精神暗疾隐匿于表面愈合的伤口之下，在回访过去的触动中，再次发作。
从另一角度看，自我的分裂或缺失，不仅是韩少功对“文革”后社会意识状态的消极描述，也是其对自身困境的反思表达。在1985年的语境中来看待韩少功的自我认同困境，背后的因素自然是多样的。作为中国人，在迅速接纳西方现代性叙事之后产生了自我定位危机，那是几代人共同的现代性创伤；作为知青，作为城市弃子和乡村游子，处在城乡文化的夹缝中，注定无处为家的精神漂泊，那是一代人的文化内伤和价值迷失。而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作为一个独立自我的积极谋求者，韩少功所遭遇的障碍更多来自于实现这种“独立性”的不可能。小说的最后一句，韩少功写道：“我累了，永远也走不出那个巨大的我了，妈妈！”如果我们将之视为韩少功自身心境的真实写照，那么走不出的“大我”包含着何种寓意呢？它是否正是韩少功“想不清楚”的根源所在呢？
如果说韩少功不断追问的“我”，正是现代意义上以独立个体为单位的“小我”，那么笼罩在“小我”之上的首先是文化传统的“大我”。自儒家以降，中国文化正统强调的便是“群”的概念。儒家伦理对“自我”的定义建立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上，而非与自身的关系，在强调“角色意识”的同时压抑了“主体意识”。由此，在这种传统之下，自我必须通过他人的眼光才得以定位，黄治先被他者所误认，因此陷入自我认同的混乱，显示了这种传统“自我”的不堪一击。
“大我”的另一塑造者便是半世纪以来极端扩张的集体话语／国族话语，在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中，在“为大我，舍小我”的意识形态灌输中，自我身份意识（personal identity）被国族身份意识（national identity）所压抑和取代。同时，更有不断加大的塑形力量将特定身份符号强加于个人，个人的逐渐认同导致自我异化，成为迫害自身的共谋。在此意义上，韩少功对自我分裂现象的洞察已超越了“文革”控诉的层面，他揭示了“大我”话语传统对“小我”的伤害程度。而其自身，从红卫兵、知青的角色中走出来，尽管在早期创作中便已对集体主义话语提出了大胆质疑，但“小我”的无法确立、无法持守，导致韩少功仍走不出“大我”的阴影，这些都应是其小说隐喻之下潜藏的课题。
最后，体现在韩少功自身的文学实践中，走不出的“大我”，还包含着中国现代性话语传统形成的观念桎梏。如前段所述，文学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诉求的缠绕冲突根源于五四传统。这一传统对社会进化论及相关现代性准则的坚信，对社会的强烈干预改造意识，以及鲜明的知识分子精英色彩都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思维定势影响了几代作家的文学观。文学还是社会，作家还是知识分子，尽管这些因素不是非此即彼的，但在韩少功身上，我们看见了两种身份的并存产生了尤为激烈的碰撞与冲突。
麦克尔·杜克（Michael Duke）曾指出，在西方的意义上，作家不一定是学者或知识分子，而在当今中国，作家通常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而这种身份的想象由三种力量促成：试图加以控制的国家机器，阅读严肃文学的读者，以及他们自身的自我想象（self‐image）。在自我想象这一点上，比较阿城与韩少功对于写作的态度，便能发现有趣的差异。阿城在与Helmut Martin 的访谈中，强调写作乃至成名都是一种偶然，因为写作只是为了满足自我，只是一件私事。而他的小说多创作于在云南的知青时代，他坦言回到北京后并没有产生新的动力，而他的写作已就此结束。在这种兴致所至的文学观下，可以看到阿城的为文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兴趣，他的作品更多从艺术角度传达了个人的审美观念和人生感悟。即便是反思“文革”、五四话语的宏大主题，无论在他的早期小说，还是近年来的随笔集中，都带着自说自话、闲话闲说的散淡态度。
而与阿城的独善其身形成对照的，是韩少功“兼善天下”的入世倾向。我以为，在韩少功的自我想象中，作家与知识分子分量相当。韩少功的文字，无论是小说、杂文还是访谈中的发言记录，在滔滔不绝的观点表述中时时透露出知识精英的现实关怀与忧患意识。就像其早期作品《西望茅草地》中独异的清醒者形象，韩少功始终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世相百态，注视着笔下人物的阴暗内心，也时刻注视着自身的意识局限与精神困境。由此，我们再次去读韩少功在1985年中国乌托邦意识高潮中的发言，便能进一步理解其话语悖论的根源。
如果说在《文学的根》中，韩少功作为作家表达了谋求文学现代性的主张，那么他在后一篇文章中则完全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试图参与到文学以外的国家现代化设计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韩少功的“寻根”尽管尝试摆脱五四的现代性思路，但在精神上却恰恰传承了五四传统。知识分子和作家，两种身份想象引导了韩少功不同层面的现代性诉求，然而在处理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裂隙，这一点前文已详细论述过，不再赘言。
寻找“自我”，是韩少功1985年创作高潮中重复书写的一个主题。对自我分裂和缺失状态的隐喻刻画，不仅是韩少功对劫后景观的锐利洞察，更是其对自身困境的及时诊断。小说是创伤疗治、自我救赎的一种途径，韩少功通过小说，不断回到过去，回到故里；通过失忆者的执着追寻，一次次地回到记忆的原点；通过人物的顽强追问，对自身的存在发出一连串的质疑……然而这一“归去来”的精神疗救过程却充满了寻找与迷失的循环往复，在这些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浓重的怀疑主义情绪，《文学的根》中激情张扬的“民族自我”，随着《归去来》的脚步成了“寻不着”的尴尬，韩少功以文学实践消解了“寻根”信念的坚定性，重构主体自我的历程显得迷茫。
评价韩少功这一时期的言论与创作，麦克尔·杜克曾如是说：在80年代后半段出现的作家中，韩少功可能是修辞技巧上最为现代的，最为理智的，以小说来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最不妥协的一个，但在同时，面对中国的历史过去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在今天和未来的发展价值，这种高度存疑的批判又充满着紧张、怀疑和困惑。
我以为，韩少功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并非率先提出了“寻根”号召，占领文学史中的一席之地，也并非那些引发文坛纷争、魔幻隐晦的“仿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而恰恰在于这种“充满紧张、怀疑和困惑”高度存疑的现代性思考。1985年左右相对激进开放的现代性谋求语境中，韩少功所提供的是一种看似悖论性实则反思性的理性探索。他一方面与所有的霸权话语保持疏离，另一方面在不懈的思索与反思的交替推进中，积极展开对不同层面现代性课题的探讨。
尽管他最终陷入了无法挣脱的缠绕困境，但不断追忆，不断寻找，不断质问的过程，正是对当下断裂式现代性叙事的一种反叛。无论是“根”，还是“自我”，在被找寻中都迫使人们不断与过去发生联系，与过去的传统，与当下的正统进行着对话。在此意义上看，寻找的过程重于结果，正如韩少功自己所言，那“应该是一次成功，也应该是一次失败”，最终陷入的迷失，则“是新的寻求的起点和动力，未见得都是坏事”。事实如此，韩少功1996年发表长篇力作《马桥词典》，正是他从“寻根”悖论中重新出发，重新寻求获得的正果。他在笔下为其所言之“非规范文化”独辟了一方空间，他不再止于对这一空洞概念的张扬，而深入这种文化的内部，来展示其良莠并存的本色面目，并将价值评判隐没于文字背后。与“寻根”时期充满悖论的现代性诉求相比，《马桥词典》呈现了韩少功现代性观念上的巨大变化，代表了他创作生涯中的又一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