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韩少功发表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作品立即引起了批评界的浓厚兴趣，一些重要的文学评论杂志为《马桥词典》开辟独立专栏，集结了多角度、多层面，乃至多学科的批评观点。相关的争论热潮持续至1997年。
作为一部小说，《马桥词典》以“词典”的样式展开叙述，这一新颖的文本形式成为批评者关注的一大焦点。在我看来，正是“词典式”松散的叙述结构，赋予作品以独特的开放性。115个词条，独立成篇，韩少功在其中阐释语言，讲述故事，考证历史，针砭时政。所有词条彼此之间又联结成一种网状关系，共同呈现出马桥一隅的民俗风情、文化生态。可以说，这部作品本身为批评者的解读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在相关的评论文章中，从小说批评到文化研究，从比较文学到语言学、人类学，各种视角层出不穷。
从现代性的角度来把握《马桥词典》这部作品，可以发现它较为完整地体现了韩少功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性状况的思考及其立场。在语言观念上对工具论的突破，在权力关系中对弱势边缘文化生存的关注，通过历史溯源对革命历史话语展开质疑，以及小说形式本身对因果律统领的回避……如此种种努力，我以为，正表明了韩少功以一种富有反思性的态度来面对文化转型后中国出现的新的现代性状况，而他所一直思考的现代性问题也有了颇为不同的答案。
语言：人与世界的联结
一、语言学转向与反工具主义
许多哲学着作都将古希腊以降的西方哲学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本体论——认识论——语言。笛卡儿（Rene Descartes）促成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20世纪则发生了语言研究取代认识论的另一次转向（linguisticturn）。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家，还是德法哲学家，都把语言问题摆到了哲学研究的中心位置。
不过，对于语言的重视并非一个新课题，从古希腊到近代，一直是西方哲学的重要传统。古希腊最彻底的怀疑论者高尔吉亚（Gorgias）有一个着名的论断：“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即使可知，也不可说。”高尔吉亚从本体论、认识论、语言三个层次表达了他对事物存在的怀疑态度，他着重强调了语言的不可传达性，并给予了详细的论证。而换个角度看，高尔吉亚的论断同样代表了近代及其之前的哲学家思考问题的统一模式：“事物——认识（思想）——语言”三分，三者之间，事物是认识的对象，语言则是表达认识（思想）的工具。古希腊、中世纪及近代的哲学家们，都以这样的思维模式视语言为思想的载体、交流的工具。这种工具主义的语言观影响久远。长期以来，语言与人之间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一种使用关系：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我们想表达的意思（观念）。言是否达乎意，标准便在于语言是否准确到位，是否符合逻辑。
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中，有关语言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之一便是对语言工具论的摆脱。英美分析哲学家和德法哲学家，尽管具体观点多有分歧，在这一点上意见相通，都强调语言在传达信息以外的角色，语言开始被看成一种具有创造性和建构性的力量。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则指出： 语言不是供我们使用的一种工具，一种作为手段的装置，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要素，而且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把它客观化到使之不再围绕我们的程度。
反工具主义的观点中，最为突出的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语言的看法，他将语言抬高到了本体论的地位，并且从根本上颠倒了工具主义语言观的使用关系。他认为“语言说”，而不是人说出语言。人说，是因为人应和于语言，接受语言之允诺，为语言所用而说，这是语言的赠予。他强调受赠者只是诗人和思者，是他们为语言所用而展开。而在芸芸众生的日常交流中，语言遮蔽着自身，人们所说的不过是词语，是我们所讨论的事件。由此，海德格尔将日常交谈中的语言现象区别于语言本身，他认为传统工具主义语言观所孜孜以道的正是语言现象而非语言本身，正如依据沙地上蛇游走留下的痕迹而对蛇本身所作出的判定。以这种区分为基础，海德格尔赋予语言以人之存在的同等地位。他指出：“只有语言才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海德格尔在阐述他的哲学观念时，往往回避使用形而上学传统中的概念，他热衷于追溯语词的希腊原初意义，来寻找纯正贴近的表达。从某种角度看，《马桥词典》同样体现了韩少功在语词溯源上的热情和执着，他试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方言系统中寻找语词的本原内涵。我们无法确定，韩少功创作《马桥词典》是否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启发，但从80年代以来语言哲学在中国引发的跨学科热来看，《马桥词典》的创作及其发表后引致的学界兴趣，显然与这股语言哲学热潮不无关系。
《马桥词典》是一部以语词，而非情节、人物或情绪感觉为结构线索的小说。
不仅在外形上由词条集合而成，词条之下的叙述中，语词更起着主要的结构作用。《马桥词典》的115个词条，可分为两类：文化性较强的词条和故事性较强的词条。文化性较强的词条下，韩少功借助马桥地区特有的语言现象，来追溯语词的本来意义，展示马桥人的生存状态、文化秩序，以及特殊的价值观念和尺度，并穿插入自己有关语言、文化、历史、文学各方面的感悟。而故事性较强的词条则由语词牵带出一个个富有象征和隐喻意味的人物和故事。不同的词条、不同的人物和故事之间因为某些语词而发生关联，就这样，表面上看来零散独立的词条，相互间构成了一种网状关系，使作品产生一股整合的力量。
可以推想，正是对语言的兴趣和重视，促使韩少功选取语言（语词）作为创作一部小说的切入点。而同时，作品关于语言现象的讨论，也透露出鲜明的反语言工具论倾向。有意思的是，与严谨理性的哲学论述相比，韩少功的阐释呈现出十分不同的面貌。其差别不仅在于观点表达的不同风格，作为一个作家，韩少功以感性的方式来体悟和把握语言的特质，借故事的叙述加以丰富。他的语言学观点大多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对各种日常语言现象的敏锐捕捉和总结。这种反思因而显得鲜活而生动，但同时也无法避免偏颇和自相矛盾。
二、“词典小说”中的语言观
（一）语言与存在
韩少功曾谈到《马桥词典》的创作初衷：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能认识世界，我们只能认识在语言中呈现的世界。我们造就了语言，语言也造就了我们。《马桥词典》无非是力图在语言这个层面撕开一些小小的裂口，与读者们一道，清查我们这个民族和人类处境的某些真相。
这段话很清晰地表明了韩少功非工具主义的语言观点。首先，人、语言、世界，三个要素，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人必须依赖语言来认识世界，依赖语言来获知生存的真相。工具主义语言观中，语言并不与认识行为发生关系，只关乎表达的是否准确。其次，人之存在与语言互为前提，互为因果。这一看法出自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赋予语言与存在以同构关系。
类似的意见，还出现在《马桥词典》的前言和后语中，可看出作家试图为作品设定一个统一的语言观论调。“编撰者序”写道：“在这本书里，作者力图把目光投向词语后面的人，清理一些词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和性能，更愿意强调语言与事实存在的密切关系，感受语言中的生命内蕴。”后记中，韩少功更文学化地描述了他的语言感受：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
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景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
语言和人类一样具有生命的历程，这一拟人化的表达意在表明语言自成系统、独立运作，并不受制于人类的使用。
（二）语言的魔力
在《马桥词典》的一些故事里，语言不仅不是任人控制的工具，反过来还具有控制人、影响现实的能力。
马桥人所说的“嘴煞”，是一种语言禁忌。复查有一天骂了罗伯一句马桥人最骂不得的话——“翻脚板的”，犯了等级最高的嘴煞。结果，罗伯第二天就被疯狗咬死了。那以后几十年里，复查都活在这件事的阴影中，原本是远近少有的读书人，最终却没了工作，一事无成。一句嘴煞的应验，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
同样，“结草箍”的词条说的是十多个女子结草为誓，相约谁都不嫁给复查。为了遵守誓约，女子们纷纷拒绝了复查家的提亲，誓言左右了她们的选择。
韩少功说：“语言的力量，已经深深介入了我们的生命。”
这些语言规约之所以有效，在于人们对语言的象征意义予以承认，并心怀敬畏。在韩少功看来，这并非迷信，而是人类社会情感凝聚的一种依托，正如“结婚需要戒指，国家需要国旗，宗教需要偶像”。语言的魔力，说到底是形式的力量、信仰的力量，韩少功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为它们保留了一块园地。
另一个语言影响现实的例子是“晕街”。“晕街”是马桥人特有的一种怪病，症状和晕船相仿，但只发生在城市的街道上。马桥一带的郎中还有专门治晕街的汤药。韩少功将“晕街”现象解释为一种心理暗示的结果，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暗示来自于语言，即“晕街”这个词的形成。他认为“晕街”一词的发明者，“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
也就是说，语言通过对人的心理暗示，新造出了第二级事实，从而影响了人的生存态度。
韩少功的理解是独特的，语词不再只是对既有现实的概括和命名，而反过来具有了创造事实的能力。循此因果倒置的思路，韩少功进一步发问：那么“革命”呢，“知识”呢，“故乡”呢，“局长”呢，“劳改犯”呢，“上帝”呢，“代沟”呢……在相关的条件下，这些词已经造就过什么？还会造就什么？
可见，韩少功对于这些语词的反思，并不止于人为施加的意识形态内涵和共识观念。他反过来强调，这些宏大话语早已获得了主动权，潜移默化地侵入人们的意识，制造出远离本意的幻象来控制人们的思维。
这些语言现象的描述和阐释显示，韩少功首先撤销了人主宰世界的天然权利。他以谦卑的态度诚服于语言的魔力，这与其说是神话意识的复苏，是向非理性状态的倒退，倒不如说他试图用语言来牵制现代社会中理性的膨胀。
在此意义上，他将人类对世界的绝对控制力转嫁在语言身上： 语言是人与世界的联结，中断或者失去了这个联结，人就几乎失去了对世界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语言就是控制力。
也正因此，韩少功将有关性的“语言空白”，归结为人们认识自身的一个盲区。
“性的无名化”导致了人们面对性时的不安全感。
（三）个人词典
传统语言观不仅是工具主义的，同时也建立在本质主义的理解上，即认定：语言的深层结构和世界秩序之间存在着某种互为映射的对应关系。“每个字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同这个字词是相联系的。它是字词所代表的东西。”在这里，意义就像一种实体包孕在词语里，无论谁面对词语，都会领悟到相同的意义。
《马桥词典》所描述的交流经验显然并非如此。“1948年”这样一个普通的时间标记对马桥人来说是陌生的，他们用“长沙大会战那年”、“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光复在龙家滩发蒙那年”或“马文杰招安那年”来表示那个年头。即使长沙大会战早在六年前就已打响，但这一历史事实并不妨碍马桥人把“长沙大会战发生那年”（1942年）与“1948年”（他们获知此战役的年份）对应起来，甚至还将这对名不符实的关系指定为一个标识来确定其他的年份。
马桥人有关时间的指示方式，否定了词与意义间一一对应的传统语言观念。“长沙大会战发生那年”在马桥话中具有和普通话完全相错的指向，但这并不妨碍它在马桥人之间具有传达意义的有效性。“1948年”在不同的说话人那里，也有着不同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说：“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也就是说，语词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的，它有赖于不同语境下的不同使用和不同理解。可以说，对于“意义即用法”论断的认同，正是整部《马桥词典》的创作前提。韩少功所津津乐道的语词都有着不同于普通话的独特含义，对于它们的特殊使用，本质主义普泛化的语言规则毫无效力。
如果说，把每个独立的个人比作一个特殊的小语境，那么“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P401）。韩少功将《马桥词典》的编撰经验推及个人，提出了“个人词典”存在的必然。每个人都有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那么对于词语的诠释必将截然不同。我以为，韩少功的这一创见，并非刻意夸大语言的歧义性，这恰恰显现出他对现代性之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倾向的有力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