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个处于创作高峰期的当代作家，如何对其已有的成就作出中肯到位的评价，我以为，开放的视角尤为重要。所谓开放的视角，就是突破断裂式定论式的成绩总结；回避意义有限的文学史定位，而将目光投注于作家创作本身的动态轨迹，来把握其中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质。这些特质于作家，应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关键，贯穿创作的始终，影响着不同阶段的书写方式，也左右着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
本章尝试从现代性的视角对韩少功的为人为文作出评判。如前所述，韩少功的小说创作，以传达其现代性思考为一贯主题。而反过来也可以说，韩少功首先作为一个现代性的思辨者存在，小说、散文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实践都是其传达思想与意见的不同通道。循此思路，需进一步探讨的便是：韩少功对于现代性课题的思考呈现出了何种特质？它们如何渗透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并影响了文本的面貌？以及，在当下的文学场域中这种思考和创作具有何种特殊意义？
回答第一个问题，答案至少有三点：理性特质、自我反思性特质，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和角色承担。我以为，此三大特质可大致涵盖韩少功创作及思考的精华所在，同时也想指出，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它们并不仅仅提供了创作的动力和优势，同样也构成了某种限制。利弊共存一体，才是“特质”一词的真正内涵。
理性特质：支撑与限制
韩少功是位理性极强的作家，这在评论界几成共识。不过，理性如何左右着他的文学创作，这一点就少有人展开讨论。在韩少功多年积累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说理欲望贯穿始终。早期这种欲望渗透在小说的叙事里面，通过叙述者上帝式的洞察与陈述，或叙述主人公的直抒胸臆传达出来。
逐渐的，作家便常常在小说中插嘴，开口探讨一些哲学课题，叙述偏离原有的轨道也在所不惜。而当这种方式逐渐捉襟见肘之时，韩少功索性另辟蹊径，一方面抛除故事，直接发言，其杂文／散文创作一时间颇有喧宾夺主之势；另一方面则探寻合适的文本形式，既能满足他大段发表议论的癖好，又能承载起丰富的故事和情绪。由此可见，韩少功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是以传达思考为主要诉求的，并以思想性而非叙事性取胜，可以看到他的故事大部分源于亲身的经历，虚构情节也多服从举证的需要。在此过程中，作家个人的理性特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不断更新的理性思考，迫使他不断寻求发言的有效途径，更创新出另类的形式，如此内容与形式的齐头并进，致使韩少功二十几年来的创作高潮迭起。
理性特质影响韩少功小说创作的最大表征，我以为，莫过于其作品对传统叙事性小说模式的挑战与拓展。除《马桥词典》意味丰富的文体实验之外，2002年发表的《暗示》是韩少功说理欲望突破文体限度的又一例证，可说是其已有小说中，理性特质发挥最为充分的一部作品。以下将以该文本为基础，来探讨理性在韩少功文学创作中的支撑或限制作用。
从表面结构看，《暗示》与《马桥词典》颇为神似，都是以关键词引导着一系列零散片断，连接着各式“大杂烩”文字：小故事、人物速写、历史考证、半虚构的回忆性散文、短评……五花八门，散漫拼贴。然而细读之下，便能发现两个文本的不同之处。同样以词语为引导，《暗示》却取消了词语的中心位置，使其成为论说的引子；同样穿插着人物与故事，但它们只是论说所需的道具与论据；同样松散独立的片断，其联接服从的不是人物出场或情节发展的次序，而是论说的层次递进……因此可以说，《马桥词典》看似零碎的词典结构之下，潜藏着丰满的人物群像和交错呼应的故事线索，而《暗示》则更为极端地摒弃了这些传统小说的叙事元素。
关于作品的理论化，韩少功在《暗示》的前言中写道：《马桥词典》是一本关于词语的书，需要剖示这些词语的生活内蕴，写着写着就成了小说。而眼下是一本关于具象的书，需要提取这些具象的意义成分，建构这些具象的读解框架，写着写着就有点像理论了——虽然我无意于理论，只是要编录一些体会的碎片。
尽管作家声称那是“无意”为之的结果，但从文本看来，作家显然有着“戏仿”理论的用心。《暗示》处理的是语言之外的具象问题，全书由四个条理清晰的论证步骤组成：首先列举具象的种种表现；其次依次阐述具象符号在人生及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综合论述语言与具象如何相互生成和相互控制，并带出该书的中心议题——反思现代知识的危机。除此之外，作家还在文后附上了三则附录——人物说明；索引；主要外国人译名对照表，将文本刻意打扮成“貌似”理论书籍的样子。
熟悉韩少功创作风格的读者可知，这又是他所擅长的模糊文体界限的“胡作非为”之举，如他所言：“我们有时需要来一点文体置换：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而这样一部介于文学与理论之间的作品，在版权页上却被注明为“长篇小说”，使其定位更为混乱。难怪《暗示》一经出版，其形式的怪异已引发评论界诸多争论，“《暗示》是什么”成为一大问题。简单概括评论界的几种意见，无外乎：第一，将文体问题悬置不谈；第二，无论是“新式小说”、“不完全意义上的小说”，还是“挑战常规的小说”，都仍将其归于小说类；第三，散文类，包括随笔、札记等；四，也有论者认为它是一部理论作品，带有一些叙事的成分。论者大多以各自的侧重来强调文本中的相关元素，而其论证在我看来多少有些牵强。
以我之见，《暗示》的怪异形式是韩少功对批评界的又一次挑衅，是对既有批评观念的又一次逼问。是褒是贬，如何归类，都取决于批评者依照何种标准发言，这样便恰好透露出论者被怎样的标准规范所束缚。由此，纠缠于文体分类，无异于落入韩少功设下“陷阱”，但简单将之悬置，却同样忽视了形式本身所包含的丰富意涵及所呈现的奇特效果。为此，探讨《暗示》的形式特征，应换一种角度来发问，即回避“它是什么”，而关注作家“为什么这样写”的问题。
我提供的第一种解释为，《暗示》的特殊形态是韩少功理性特质推动的结果。我并不以为韩少功是一个将形式创新放在第一位的作家，也就是说书写形式的选择往往服从于他叙述、分析、论述的欲望，服从于内在思考的动向。
因此，《暗示》所处理的课题决定了它无法容纳于传统小说的文体框架，这种杂色文体，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韩少功思考自然推进的成果，是他找到的更能有效承载和演示自身理念，更能自如驾驭的表达方式。在此意义上，我无法认同一些论者所作的衍生推断，即将《暗示》视为“传统小说艺术形式疲惫、衰落的征兆”，我以为那只是一则独立个案，并不具有佐证某种文学史走向的能力。
第二种解释，特定形式支持着作家对世界的特定看法，《暗示》的形式也存放着韩少功特定的世界观及价值取向。首先，在对文体规范的破坏方面，《暗示》显然比《马桥词典》走得更远。如果说，文化生产和现代学科的专业化导致了逐步细化的文体分家：“文学与理论分家；小说与散文分家；散文与杂文分家”，那么韩少功的整个创作实践则是一个逆流而上的抵抗过程。他的随笔模糊了散文与杂文的区别，《马桥词典》模糊了小说与散文的界线，而《暗示》则模糊了文学与理论的界限。这种大胆的尝试无疑是对现代性学科专业化及体制化过程的深刻反叛，这一层探讨在上一章已有涉及。
另外我想指出的是，《暗示》的叙述方式，同样契合作品的中心议题：对知识危机的揭示和反思。从被奉为圭臬的文体规范统治中，韩少功看到了现代性知识话语运作造成的种种“意识隐疾”，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坦言：当文体不仅仅是一种表达的方便，而是在一种体制化的利益强制之下，构成了对意识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逆向规定，到了这一步，写作者的精神残疾就可能出现了。
《暗示》的叙述方式，正是韩少功警惕精神异化，缓解现代知识危机的一次努力。他试图把握生活中最基本最真实的元素，来还原知识屏障之下的生命体验，来保有思想的健康与鲜活。他首先把握构成生活现实的最小单位——词与具象，来获得思考的基石和发言的自由。其次，他尝试回到最日常的言语状态，叙事与说理，真实与虚构，片断与整体，在混杂、渗透、融合中消解非此即彼的界限，呈现生活本来不加区分的面貌。
如他所言，一个人，本来就是心脑合一的，日常的意识和言说，无不夹叙夹议、情理交错，那么为什么写作要背离这种状态呢？最后，《暗示》对理论着作的戏仿，正是通过将文学理论化、理论文学化的方式，来颠覆知识的学术化模式，尝试将知识还原为实践者的真实体验。在《暗示》的索引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韩少功的用心所在。在他看来，一般学术着作的“索引”部分，标示的是知识在书本与书本间的复制繁殖过程，完全与实践脱节，他称之为“知识的逆行退化和慢性自杀”，这无疑是知识危机的一种表征。由此，韩少功在《暗示》的索引中列举出自己的生平经历，作为产生书中观点的“产地、原料及配方”，以此来表明真正的知识和思想来自于原生性的生活实践和切身体验。基于同样的理由，韩少功在附录一“人物说明”中，郑重声明“书中人物是作者的分身术，自己与自己比试和较真，其故事如果不说全部，至少大部分，都曾发生在作者自己身上，或者差一点发生在自己身上。”澄清人物与故事的出处确凿，无非是想重申书中所写都源于鲜活的亲身体会，而非别人的大脑。
综上而言，《暗示》的形式配合主题，有效传达了韩少功对当下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尤其针对现代性知识体系下暗藏的意识隐疾发出警告。以形式创新实践自身哲学理念，这正是韩少功近年来文体实验的最大意义所在。回到本节话题，我以为，正是超强的理性特质支撑着韩少功的这种创作，强烈的说理欲望产生了相应的书写方式，而反过来也只有充沛的理性思考注入其中才能避免流于形式化的空洞肤浅。
理性特质成就了韩少功的创作发展，但是换个角度看，《暗示》一书同样显示了这种优势也会构成某些限制。与《马桥词典》相比，《暗示》的反响不及前者，更有较多的尖锐批评出现。无论是余杰笔下“疲惫的中年”，杨扬文中“一次失败的文体实验”，还是许多普通读者表达出的失望，甚至有文章指出《暗示》是韩少功“想象力和创造力衰竭”的征兆，这些都显示了作品与读者阅读期待之间的差距。尽管负面评价大多针对作品叙事性薄弱的特点，许多表述也明显带有囿于文体规范的成见，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议论为主体的《暗示》已超出了读者对小说样式的想象及接受程度。对此，韩少功本人早有预料，他曾劝说出版社不要一下印那么多，因为他觉得不会有那么多读者。他在访谈中提到：“这是一本思考的书，要动脑子的书，虽然含有小说的因素，但严格意义上不是小说，顶多就是长篇‘随笔’或者‘读物’吧。”由此看来，围绕“小说”概念对《暗示》提出批评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作家首先自我取消了这一定位。
绕开韩少功本身所解构的文体概念，直接关照其整体的创作走势，事情会变得简单一点。90年代以来，韩少功的杂文、随笔创作产量激增，因其思想的深刻、表述的独特而受到好评。而同时，韩少功又能以另一种感性化的方式来传达其思考和感悟，作品呈现出迥异的风格。在《马桥词典》中，我们看到韩少功在说理和叙事间的游刃有余，收放自如，节制的议论、丰富的感悟、谐趣的人物故事，以及韵味十足的形式之间，都保持了一种张力，赋予作品独特的魅力。
而比较《暗示》，韩少功显然被自己不断膨胀的说理欲望所控制，理性力量占据上风，论说的自由与约束失去了平衡，故事之间则互相割裂、支离破碎，削弱了作品的趣味和美感。我以为，逻辑推衍和理论分析或许是韩少功这一时期的兴趣所在，由此才会诞生《暗示》这样的作品，但如果说理化的创作从此成为韩少功写作的重心，那么从创作多样性的角度来看，艺术想象力的弱化和风格的单一化，不能不说是其理性特质带来的一种限制。
另外，还想顺便提及的两点疑问是，《暗示》以如此理性的方式来厘清连语言都无法企及的“具象”，未免有背道而驰之嫌，如果说“暗示”是接近具象的最佳方式，那么滔滔不绝的论说又有何用呢？还有，韩少功至今所成的“长篇小说”均为片段的集合，虽然形式本身包含着鲜明的解构意图，但我们是否同样可以猜测，其理性特质的不断增强对建构长篇叙事作品也形成了某种障碍？
当然，作以上质疑和猜测，只是想换个角度来看待韩少功的已有成就，理性对其文学创作的潜在影响必定是双重的，这也正是韩少功的个人特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