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难离小说
《马桥词典》“词典”体的结构方式，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策略，更包含着韩少功对小说创作模式的反思，对“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的反思。在词条“枫鬼”中，韩少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反对小说以“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作者和读者的视野”，因为“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韩少功质疑道：“在这样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可以看到，《马桥词典》的词典形式，正是对这一反问的有力支持。打破小说的主线统治，零散的词条相对独立，而词条之间又联结成一种网状关系。韩少功颇为成功地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了案例，小说以一种网络的结构来呈现实际生活中“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
以词典形式结构小说，是韩少功现代性反思的一个成果。分散琐碎的词条叙述，体现了利奥塔所主张的个体多元的“小叙事”特征，挑战着作为现代性标志的宏大叙事。吉登斯曾将“宏大叙事”比喻为一条“贯穿始终的‘故事主线’”，借助它，“我们被置身在具有确定的过去和可预见的未来的历史之中”。反过来看，因果主线控制的小说叙事模式，也正是现代性宏大叙事在小说创作领域的影响产物。韩少功在作品中现身说法，直接质疑这一模式，阐释自己的创作动机，他的观点看上去仍是“文学表现实际生活”的思路，但在更深层面上包含着他对现代性叙事霸权的反拨。而更为重要的是，《马桥词典》在形式上有效地实践了这一反拨，使形式同样成为作品现代性反思的重要部分，并且在不同的层面与相关思考互为呼应，环环相扣。我以为，《马桥词典》在形式探索上的最大特色，正在于这种文本形式与内容的高度整合，使作家的哲学理念得到了完整有力的体现。
接下来我想指出的是，尽管《马桥词典》在外部形式上，针对小说的传统模式，表现出一种激进的解构姿态，但从内在结构来看，作品大体仍遵循着小说的叙事规则。我们可以从词条排列的方式上看到这一点。虽然文前列有“首字笔画索引”，但小说并没有按这一顺序排列。在“编撰者序”中，韩少功解释这一变动是为了“增强作品的可读性”所做的妥协，但我却对作品的“原本安排”——按笔画数排列的可行性表示怀疑。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小说按照首字笔画数来排列词条，那么台湾版的《马桥词典》（繁体字版本）将与大陆版的文本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也就是说，这一排列方式要求《马桥词典》具有一种绝对松散的内在结构，而容许对词条进行洗牌式的任意排列。然而就现有的文本而言，其排列顺序明显有着严密的逻辑性，很难想象可以“重新洗牌”，以其他次序出现。在我看来，词条之间的逻辑关联正体现了《马桥词典》对传统小说结构方式的某种保留。
考察文本可以发现，小说中的词条以某个人物或特定主题为中心，组成了若干个“词条群”。如“发歌”-“撞红”-“觉觉佬”-“哩咯啷”-“龙”，这一词条群围绕万玉这一人物展开，顺序则基本服从于情节发展的先后。整部作品中像“万玉”这样的中心人物有十多个，他们的故事将绝大多数的词条联结起来，而人物的出场顺序又影响着“词条群”的次序。由此可见，《马桥词典》中同样有一条清晰的叙事脉络，贯穿于那些看似互不相干的词条中。正如陈思和所言：“小说里的人物故事表面上被词条分割得破碎无章，其实仍然是在严格的线性叙事顺序下展示。”尽管与因果控制的传统模式相比，这一叙事结构远为松散自由，但词条之间并非相互割裂，自然不能拆散开来，任意排序。
因此，从《马桥词典》的深层文本结构来看，其叙述方式并不像表面那样具有“颠覆性”，相反仍有着传统小说的诸多特点。比如，作品绘制了马桥的人物谱系，以人物及故事为中心展开叙述。局部的故事情节保持着连贯性，也遵循着因果逻辑。如在处理铁香和三耳朵私奔、马疤子自杀等颇有悬念性的细节时，叙述者尝试提供多种解释，来突破单线的因果线索，表现出开放的叙述态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作品仍追求情节交代上的有头有尾，作家在心理上并未抛弃因果完满的结构，他通过这种处理来表达自己的创作主张，而放弃了让文本留有悬念的选择。可以说，与90年代的先锋派小说相比，《马桥词典》在叙述方式和技巧上更接近传统，因为作品的书写重心在于传达作家的理性思考，小说技巧上的探索仍与其思考紧密相连，并不是仅仅是形式问题。
当然，《马桥词典》的内在叙述方式仍有独特之处。作品以人物为中心，但除了叙述者之外，并无主次之分，以人物群像的形态呈现。韩少功解释说：“我想在小说中对所有人物都给予一种平等地位，没有中心，没有什么主要任务，没有中心事件，这接近生活的真实。”其次，词条之间虽有联结的脉络可循，但并非一条贯穿始终的因果主线。确切地说，整部作品是顺着叙述主人公的记忆线索伸展开去，而一切记忆又由语词开始。按照记忆的行走路线，不同词条中便出现人物的穿插出场、跳跃式的叙述、相关情节的重复出现、事件因果顺序的颠倒等文本特色。这些都是词典形式带来的叙述自由。
三、形似笔记
在谈到《暗示》这部作品的文体时，韩少功说：“你就把它叫作一本书吧。”
对于“笔记体小说”、“小说”、“散文”等各种指称，韩少功照单全收。他不认为文体的界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关心的是读者“愿不愿意看，看了有没有收获”。从韩少功的淡然态度看来，他试图在创作中绕开文体观念的先在束缚。这一努力始于《马桥词典》，其中包含着韩少功现代性反思立场上的文学主张。
首先，现有文体观念及归属标准，是现代性话语运作的产物。在文学领域中，现代性话语同样通过排斥、区分、界定等方式，建构起了一整套权威性的规范话语和观念，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对文学创作构成了无形的禁锢。文体之间的界线尽管并不清晰，但既定的文体观念框定了创作者的书写模式，并引导着批评者和读者对作品的评价。《马桥词典》与《暗示》的创作打破了这些条框，遵从原本自由的文学创作形态，韩少功以此来抵抗现代性知识话语对于文学意识的渗透和统治。有意思的是，在两部作品引发的一系列文体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批评观点，仍以既定的文体观念为发言基础。比如，主要意见之一认为它们“不像小说”。而一些赞美之词，则强调作品的“跨文体实验性”、“文体创新”价值。仔细体味这些措辞，它们仍是以既有的小说形态为衡量标准。在我看来，这些批评现象正好反证了这一反思课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体现了韩少功对当下文学思维状况的敏锐体察和积极回应。
换一个角度来看韩少功的文体实践。他所反对的“主线因果导控的小说传统模式”，更确切地说是源自西方，五四时期引入中国，并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主要动力的小说样式。由此，韩少功在创作中将“小说”文体问题悬置，其背后隐含着他对中国现代文学话语中“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质疑：以西方小说为模板形成的文学观念，并不具有衡量中国小说的合法性。
他说：本来小说散文的概念东西方就不一样。现在中国的小说散文诗歌的概念完全是接受西方的概念。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以西方概念来说，也不是小说。我们的小说从散文发展出来，信马由缰，好像《清明上河图》的散点透视，而西方的小说从戏剧中发展出来，必须有情节、人物和主题三大法宝。
通过这段解析，我们可以了解韩少功文体主张的深层意图。从文体角度思考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过程，他指出了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事实：五四之后至今，中国全盘接受并普及的是一套西方的文体概念／文学观念，而它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是脱节的。至此，我们再来看《马桥词典》和《暗示》的创作，便可发现它们的样式与中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有所相似。我以为，这其中蕴含的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学资源，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展提供补充的努力。
如韩少功所言，西方概念的“小说”以情节、人物、主题为三大要素。虽然《马桥词典》在内在叙述上还保有着相当的“小说”特色，但它也明显不同于因果主线控制的西方小说形态。可以说，这部作品在形态上与中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相仿。按照石昌渝的描述，笔记体小说介于史传和传奇小说之间，“结构散淡不拘”，“标榜实录，篇幅也短小”，“写人仅摄取性格传神的瞬间，记事仅采撷生活片断”，且“虚与实孰多孰少，对它很难作计量性判断”。李泽厚也曾指出明清版画和小说戏曲的共同之处在于“不拘束于三一律之类的时空框套，而直接服从于整体生活和理性的逻辑”。在《马桥词典》中，虚构一个人物故事，考证一段历史，探讨一个语言现象，记录一种民间风俗……不同的词条在自由的格式中并列，且许多信息虚实难分。这正是笔记体小说散点透视式的写作，不同于西方小说焦点透视、主线导控的模式。
Vivian Lee 在谈到《马桥词典》的形式时，强调其中的现代意味，她认为这是一部“镶嵌在富有争议的伪传统形式中的现代小说作品，是一个在人类学词汇表框架中结合了轶事、插话和散文叙述的混合体”。而我以为，“伪传统”
（pseudo‐traditional）的现代小说这一形容并不恰当，因为《马桥词典》（及《暗示》）的文体实践并非一种以消解传统为目的的戏仿行为，恰恰相反，其中包含了韩少功借用古代小说样式来反思中国小说文体现代性的用心。
鲁迅的《狂人日记》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之作，这一文学史叙述的内在隐喻在于，它描述了中国小说发展的现代性断裂：《狂人日记》以西方小说的形态开启并固定了小说现代性发展的方向，使中国古代小说成了一种“前现代”的传统。五四以来，西方意义上的“小说”观念，被奉为进步现代的绝对标准，以此来衡量中国传统小说，其松散自由的书写特色便成了创作上的缺陷。在我国一直被作为权威教材的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评价《儒林外史》的形式时称：“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没有连贯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尽管这种结构形式不免有些松懈，但对它所反映的特定内容来说是和谐的”。而另一部章培恒、骆玉明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则明确指出：但笔记体终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因素几乎是不加考虑的。文言小说向笔记体靠拢，就文学意义来说毋宁是一种后退。
显然，这些具有权威性的文学史叙述，都是以西方的小说概念来检查中国古代的文学样式，他们忽略了西方的文体观念并不具有规范中国古代文体的合法性。
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中来关照韩少功的文体实践，足见其反叛规范话语的用心。借用笔记体小说的样式，韩少功呈现了一种西方文体概念无法归类并加以排斥的文学形态。他借此来挣脱五四以来形成的“西化”文学传统，引导人们对现有文学观念源流进行反思。需要注意的是，韩少功一方面反对在西方文学标准下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贬低，另一方面也并未刻意抬高自身的传统。
在《马桥词典》的词条“白话”中，韩少功追溯了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的实际处境。他强调自中国土壤生发出来的小说，天然是一种“白话”，是来自民间的“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与任何严肃宏大的主题无关”。而小说这一文体地位的抬高，却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产物。由此可见，韩少功所真正关心的并非小说在中西文学传统中的地位高低，他试图还原“小说”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含义，来梳理和续接这一条被掩埋已久几近断裂的文学脉络。
莫言《檀香刑》的后记中提到，“这本书就是要大踏步地向民间文学撤退”。从某种意义上讲，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暗示》在文体实践上同样是向古代小说样式的某种“撤退”。这种“撤退”并非倡导全盘复古，而是作家们开始反思自身的文学传统，反思那个一直引导他们不懈追求的文学现代性目标。他们开始意识到在西方文学的现代化模式之外，还存在着真正属于中国本土的文学表达方式，那将是文学发展的另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