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知识分子”一词在一般意义上的使用脱离现代性语境，单纯指向受过高等教育且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人员，这一宽泛内涵显然与其应扮演的社会角色毫不相干。另一方面，知识界的使用尽管引入了该词的现代性意义，但它所指认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却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与西方知识分子颇为不同的角色定位，这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双重影响下的结果。首先，在中国的士大夫传统中，士是道的传承者和维护者，同样承担着维持与批评社会文化秩序的职责。而另一方面，士处于“四民之首”，占据社会的中心位置，并可通过科举制度进入政治体制，参与国家的治理。因此，在这一传统中，“以天下为己任”与“学而优则仕”不相矛盾，个人与政治体制的亲疏关系并不成为判断其独立性的标准。由此，尽管进入现代以来，士大夫阶层逐渐被知识分子所取代，但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体制的粘连状态并无改变。另外，中国现代化的断裂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西方现代性的单向植入，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只能扮演“传播者”的角色，他们将西方的知识话语和价值系统传入中国，来完成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却不具有“立法者”的气魄与心态。由此，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自主性的充分获得，对体制话语与西方话语的附着状态，导致其独立意识和批评精神的匮乏。
在此背景下来关照韩少功所扮演的知识分子角色，便可看清他与上述传统的承袭与超越之处。韩少功多年来“写而优则仕”，同样进入体制担任或兼任过不少省级与国家级的文化职务。在这一点上，他既不刻意回避或拒绝，但也很少看到进入体制对他的创作发言产生限制。有意思的是，在《暗示》的“思想资源”索引中，为官的经历同样成为他了解和介入“中国现代化建设复杂情形”的机会之一，由此看来，是否进入体制并不影响韩少功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依我之见，身居体制内外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并无绝对关系，居于体制内如何与体制中心话语保持张力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也正是“体制内知识分子”（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议题的意义所在。
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的知识分子理论强调的正是这一“体制内”特色。他将知识分子角色放置在社会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加以探讨。根据他的描述，每个社会结构的中心都有一套“中心价值系统”（centralvalue system），从社会的中心到边缘，人们对中心价值系统的依附程度逐渐减弱。他指出，知识分子的位置接近中心，协助权力体制确定、运作“中心价值系统”，并向大众传达其核心理念。除此之外，他更强调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功能：培养与发展在中心以外的其他潜能，对创造性与革新精神尤为推崇。正是这一功能使那些相对于体制文化价值的异质潜能得以显现，而知识分子与体制中心的对立立场也被确立起来。因此根据希尔斯的论述，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知识分子与权力体制的有效协作是一个必要条件，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应具有一种原生性的动力，与社会体制所含的价值倾向保持内在张力。
他们一方面参与中心体制与价值系统的运作，同时也自觉为“局外人”（outsider），自觉与中心相疏离。由此，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体制之间的纠缠关系，便如柯思仁的阐发所言：现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往往是游移于中心与边陲之间。他们的社会位置与中心接近，并且逐渐趋向中心进展；然而，他们的心理状态却自然产生一种相反的力量，使他们疏离中心而保有一种边陲的意识。事实上，现代知识分子发挥功能的动力，正是来自他们这种社会位置与心理状态所产生的矛盾性。
借用以上观点来看，韩少功所扮演的正是这样一种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角色。而我以为，正是其心理上的独立性、批判性及公共意识，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局限。韩少功曾言：“应以出世之虚心做入世之实事”，我以为用这句话来描述他的知识分子实践再恰当不过。所谓“出世之虚心”，便是在精神上保持游离边缘的立场。韩少功几次出人意料的人生选择，多少包含着以生存空间的抽离来换取精神自由的意图。从湖南迁居海南，他坦言：海南地处中国最南方，孤悬海外，天远地偏，对于中国文化热闹而喧嚣的大陆中原来说，它从来就像一个后排观众……隐在远远的暗处。而这一点，正是我一九八八年渡海南行时心中的喜悦……我喜欢绿色和独处，向往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岛。
而若干年后，当小岛宁静不在，他又选择了逃离，在当年插队的农村购地盖房，养鸡种菜，开始了“半隐居”的生活。事实上韩少功的选择远非“归隐”，说“下乡”更为恰当，他以此来逃避缠身的俗务，更为追求他所向往的自由生活，与山水亲近，与乡民沟通，在他看来更能激发智慧的火花，保有思想的独立。如果说古之隐者归隐是为了疏离现实，而同时又怀有“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中心想象，韩少功却正好相反，他躲避喧嚣，恰恰是为了获得更为清醒豁然的视角来切入现实、厘清现实，进而更好地干预现实，在精神上则始终谋求远离中心的边缘立场与自由境界。
然而是否生存空间的抽离便能成为精神自由的保障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迁居与“下乡”都只是策略，而更为重要的是个人懂得何谓自由，以及如何去追求。对此，韩少功有其独到的理解：什么是自由呢？在相同的条件下作出相同的选择，是限定而不是自由。只有在相同的条件下作出不同的选择，在一切条件都驱使你这样而你偏偏可以那样，在你敢于蔑视一切似乎不可抗拒的法则，在你可以违背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常规逆势而动不可而为的时候，人才确证自己的选择权利，才有了自由。
这套“自由”论很有意思，可以看到韩少功对于自由的理解绝不是虚无主义或理想主义的，绝不是出世隐者的自由。相反，他强调个人选择的绝对力量，他相信依靠个人的意志与魄力，可以跳脱既定的生活轨道与法则，来掌控自己的人生。事实上，韩少功正是以这样的自由信念来保有其个人的独立性，不仅在生活上抵抗按部就班、随波逐流的命运，自主掌握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在精神上抵抗体制的同化力量及各种意识话语的纷扰，我以为，这正是“出世之虚心”的深意所在。
后半句“做入世之实事”，在韩少功身上体现得更为鲜明，那是指知识分子将理念化为实践，投入社会来承担职责、发挥功能，也正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所指。撇开韩少功“文以载道”式的创作而言，其文化实践可谓涉猎广泛且成绩卓越。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带动1988年左右的“昆德拉热”；创办《海南纪实》，以其“严肃的可读性”品质吸引读者，发行过百万；主持《天涯》，同样因其兼容多种声音的开放性广受欢迎；甚至包括面对“作品抄袭”的指责，韩少功毅然诉诸法律，引发文坛诉讼第一案，掀起了全社会性的讨论。
韩少功的多面手角色，令人想起五四一代的作家们，鲁迅、周作人、巴金等等，同样是着述、译介、主办杂志集于一身。在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这些作为实属难得，在“文革”后的作家中，更是独树一帜。我以为，这正说明了韩少功的自我认同已超于作家以外，这些重视社会效应胜过个人业绩的文化实践，都承载了知识分子疗救社会的潜在诉求。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译介为例，韩少功翻译此作，并非因为米兰·昆德拉的名望或其文学技巧的吸引。在他看来，东欧体制与中国类似，有着共同的问题，他试图通过该作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以启发，来看看昆德拉是如何超越表面的“伤痕”书写，如何展开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如何去面对被迫害的历史。这一翻译行为，显然包含了韩少功对当时伤痕文学流行状况的不满，但其意义绝不限于文学借鉴的层面。依我看，韩少功正是希望借此作品来引领社会大众对本国历史的反省和思考，带有知识分子的启蒙意味。
由此看来，无论是怀“出世之虚心”还是行“入世之实事”，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韩少功身上的知识分子特征。一方面具有极强的“入世”意识，另一方面他又懂得与“世”疏离的重要，而在其间调节尺度的正是思考的批判性与警觉性，使其始终保持着批判的锐力与清醒的头脑。韩少功并非持政治对抗立场的异见知识分子，他的发言很少直接涉及政治，其批判性更多体现在对社会与文化体制的反思，以及与各种主流中心话语的对抗之上。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这一态度包含了一种策略，韩少功称文化是软政治，在政权与制度之外，文化同样是政治的广阔舞台和重要战场。同时，他更质疑某些知识分子对抗体制的不纯粹态度，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现实的复杂性——“爱党和反党都商业化了”，“民运英雄”及“民间”身份的背后是西方犒赏的商业价值。以我的理解，韩少功并非意在否定知识分子的反体制功能，而是否定以反体制作为知识分子的绝对标准，因为反体制的表象之下同样可能隐藏着权力诉求，“所谓远离权力，其实是向另一种权力跑步前进，……真正的独立并不容易”。萨义德曾描述过他所定义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
从这一点来看，尽管韩少功没有鲜明的政治对立姿态，但他正是这样一个与一切僵化概念及权力话语持续作战，并以各种方式不断发出声音的知识分子。
自“文革”结束以来，韩少功始终与当下各种社会及文化问题进行着对话，从语言、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各个角度揭示出当下的时代弊病、体制缺陷、知识危机、文化沉疴、精神盲区以及普遍的人性弱点，在这些论域极广的文化批判中，韩少功逼问着中国现代性发展的种种难题，发挥了一个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内在批判和反思作用。
综上所言，理性、反思性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与角色承担，是决定韩少功小说创作面貌的个人特质，其中蕴含的正是一种富有现代性的独特品质。
现代性，在本书的讨论中，既指现代社会发展的种种表征，同样也是18世纪以来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与独特精神。由此，在考察了韩少功的整体创作与文化实践后，将韩少功描述为“一个现代性的思辨者”，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两层含义：韩少功是一个持续关注现代性问题的思辨者，也是一个具有现代性品质的思辨者。在同样的意义上，韩少功“文革”后的小说创作也可被视为“一种现代性的文学叙事”。不仅因为这些作品承载了韩少功对不同阶段中国现代性状况的丰繁体验与深刻关照，更因为在这种创作中，韩少功有力诠释了“现代性”复杂而吊诡的意涵。
韩少功曾言：“真正的文学家总是人类思维成果和感觉定势的挑战者。”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其自身的文学努力。我以为，在韩少功的已有成绩中，最值得激赏的并不是“寻根”主张的倡导，或者别出心裁的文体实验，甚至也并非他对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持续思考，而恰恰在于这样一股不断挑战自身、挑战定规的精神与意志。可以说，这股意志不仅是其写作的动力源泉，也塑造了韩少功独特的思考方式与表达方式，更成就了他卓有建树的文学及社会作为，使其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具有了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