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稿脱胎于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多年前，我最常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去新加坡研究中国文学？而在选定韩少功作为研究对象之后，我更常常自问：离开当下的中国来研究一个始终活跃在中国当下的作家，是否明智？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算是我给自己的一些答案。
语境的隔离对研究造成的困扰不必掩饰，但隔离同时也带来了反观自身的可能。新加坡斑驳纷繁的文化图像提供了接触各种华人和异族文化的契机，也让人看到使用同一种语言创作的华文文学世界里有如此丰富的差异。
不同的批评语汇，不同的论述习惯，不同的学术训练，以及更重要的，不同的观看立场，这些都令我重新认识自身的学术传统，重新认识自己所面对的课题。
在这些问题上，我的导师柯思仁教授并不只是个“引路人”，他更乐于扮演“搅局者”的角色，适时的反问总会让我对原本确信的东西画上问号，泾渭分明的突然变得错综难辨，迫使我重新退回原点，换一种眼光来看待问题以及自己曾有的思维定势。这样的操练常常让我想起我在浙江大学的老师徐岱教授，正是从他那里，我学会享受这种思辨的乐趣，学会在艰难漫长的研究中苦中作乐。
如果说，认知和思考方式上的历练是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最大的收获，那么我还要特别感谢韩少功先生。他不仅通过邮件热情细致地回答我的各种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字同样促成了这种历练。韩少功曾言：“批评家为难之日，常常是小说家成功之时。”他的创作乐于将批评者逼入尴尬的境地，其缠绕质疑的思考，时时挑战着批评者的掌控力和警觉性。这本书的写作，便是一次迎战，解读、阐释他的文字，无异于意识的角力。经年累月，在不断的迂回把握中，我更切实地懂得现实的丰繁与多面，独断观念的脆弱与可疑。
说到感谢，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提供的奖学金资助是这一切成果的物质保障，而在精神上，中文系张爱东老师的悉心关照，梁淑玲等研究室伙伴间的相互支撑都常常令我暗自庆幸，在异国他乡也能感受这家人般的温暖。
时隔多年，我在另一个与新加坡形状大小都相似的小岛上，看着荡漾不息的海水，不时划过眼际的白帆，写下这些文字，我意识到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是学术道路上的第一块路标，更是一段一想起来就令我心怀感激的生命记忆。感谢想我陪伴在侧却劝我远游的父亲陈树成和母亲李澄宇，感谢替我尽责尽孝的哥哥陈宇，还有独在异乡却始终支持我完成心愿的先生孙东科，你们的牺牲和宽容，令我珍惜所有。谨以此书献给你们。
2007年8月31日于英国怀特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