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密州的两年，旱灾接着蝗灾，一直困扰着这片贫瘠的土地。密州周边几千里的范围内出现严重的饥荒，到处可以见到被遗弃的儿童。苏轼怀着沉痛的心情，一面“洒泪循城拾弃孩”，一面设法拨出几百担粮食，专门用来收养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苏轼，艰难地独立支撑着，在密州救活了几千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儿童。
秋风带走了大地上最后一点生意，北国的冬天来临了。
长夜凄寒，一灯如豆。劳累了一天的苏轼渐渐沉入梦乡。他恍恍惚惚梦见了故乡眉山的老屋，绿荫下，小窗前，妻子王弗正对着镜子梳理那又黑又亮的一头长发……苏轼正欲上前去唤她，自己已从梦中惊醒，几滴清泪，顺着面颊淌了下来。
窗外，凄厉的北风在原野上发狂地奔走。
苏轼仿佛从风声中听到了妻子的呼唤。妻子王弗撒手人寰，已经十年了。想到这里，一阵悲情涌上心头。苏轼披衣下床，援笔展纸，写下了这首哀怨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妻子的孤坟在千里之外，妻子的离去在十年之前。无法逾越的时空阻隔，无法抑制的生命悲情。
从这无边的生命的悲情中，后人感悟到了一种人格的伟大。
苏轼的生命悲情，是乐观的悲情。
他是凡人，他有情绪低落、意志消沉的时候，也有心绪郁闷、脾气狂躁的时候。但是，在生命之舟漂流于命运长河的全过程中，他的心灵基调，是豁达、开朗、幽默、乐天的。他容易迅速跌入情绪的低谷中，他又善于迅速地从情绪的低谷中走出来。
就在这年的十月，苏轼与朋友们一起外出打猎。朋友们惊喜地发现，苏太守今天显得特别高兴，特别精神。只见他弯弓射箭，一马当先，身手敏捷，意气风发。整个狩猎队伍在他的带领下，象一阵强劲的风刮过平原高岗，为深秋的黄土地壮色。
这时候，苏轼觉得自己是那么年青，觉得自己就是这风中狂奔的马，高飞的鹰，自己就是一股雄风，天下无敌的雄风。
也许，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有价值的狩猎。因为这次狩猎，给世界留下了一首不朽的苏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弯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一个永远微笑着甚至大笑着看生活的人！
茫茫宦海，悠悠万事，惟有苏轼这样的人能抛弃利害，超脱出来。
苏轼的生命悲情，是超越的悲情。
少年时代就痴迷于老庄哲学的苏轼，在密州期间又重读《庄子》，再次陷入沉思。庄子强烈反抗外在的物质世界和人的贪婪的内心欲望对人自身的束缚，庄子强烈要求回归人的本性，这一切，给予苏轼的思想强烈的震动。庄子所关心的人的个体生命存在的问题、人的身与心，也就是肉体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也正是苏轼日夜思虑的问题。庄子那潇洒而意气风发的议论，启发了苏轼，将他从困惑与迷惘中解脱出来。这时，弟弟子由从济南寄来一封信，建议他将刚刚修整好的废旧城台，取名“超然台”。好一个“超然台”。“超然”二字，仿佛是苏轼自己脱口而出。他从庄子哲学中，从十多年来的宦海生涯中悟到的，正是“超然”二字。超然者，超越物外，顺其自然而已。他深深感到，人们都希望求福避祸。可是，人们的无穷无尽的欲望总是使求福避祸反而成了求祸避福，把人弄得患得患失，又苦又累，耗尽生命。摆脱这种人生困境的办法，就是超越于生死、贵贱、贫富、毁誉之外。只要超然物外，做到“我生百事常随缘”，就能胸怀宽广，无往不乐。想到这里，苏轼缓缓走近书桌，欣然提笔写下了一篇《超然台记》。
人活一辈子，就是要活出一种境界。
在有些人眼里，苏轼的这种境界，也许算不上最高的境界。但是，这种境界并不是人人都能活出来的。
大雁南去，秋风重来。
夕阳把远处的枫树林抹得一片金红。不久，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就从山那边缓缓地爬了上来。
又到中秋节了。
每当这个时候，苏轼就会想起家乡眉山，就会牵挂乡亲邻里，尤其想念弟弟苏辙。今年，这种思念似乎特别强烈，特别悠长而缠绵。苏轼怎么也睡不着，他推开窗子，月光水银一般淌了进来。
自己在和月亮对话。
活着的、死去的亲人，在和月亮对话。
世上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在和月亮对话。
一股热流涌上苏轼心头，他望着月亮，端起酒杯，朗朗地吟诵出月光一般美丽而清澈的词章：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刚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水调歌头》，深沉地拨动人类最敏感的亲情之弦、生命之弦：月亮呵，月亮，你为什么总是偏偏在人们别离的时候才团团圆圆？同时，苏轼以他一颗博大旷达的心，将人类的普遍愁思，上升为对人类的幸福美满的憧憬和祝愿；只要生命长在，纵有多少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人类也能共同观赏一轮明月，共同拥有一轮明月。千山万水隔不断的，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和平、善良与仁爱！
苏轼再一次抬起头来，遥望天上那一轮皎好的月亮。那是渤海的月亮，泰山的月亮，更是大渡河的月亮，峨眉山的月亮。
第五集
(画面依次为：中原大地上汛期的黄河；浊浪翻滚的黄河下游；洪水逼近的徐州城。史籍和文献的叠影。苏轼与徐州军民奋力抗洪的绘画或掠影。大堤巍然，黄楼屹立。)
解说词
1077年8月，徐州。
夜深了。整个徐州城都已经昏昏睡去。
太守苏轼忽然醒来。他分明听到了由远而近的轰轰隆隆的声音，那声音象雷鸣，滚过沙岸，滚过河堤，一直奔到徐州城下。
黄河洪峰不期而至！
苏轼是这年4月奉朝廷的命令，由山东密州调到江苏徐州任太守的。上任还不到三个月，河南澶州的黄河大堤决口，黄水吞没了黄河中下游的45个州县，35万顷良田在顷刻之间化为一片泽国。
黄河，这条奔腾咆哮了三百万年的蛟龙，这条泥沙含量曾经高达46％的浑黄的蛟龙，给历史上所有的帝国带来的，基本上都是灾难。据史料记载，在1938年以前的2540年里，黄河下游决口1549次。徐州，正处在黄河下游。
苏轼面对的，就是这样一条祖祖辈辈滋养着华夏大地，又祸害着华夏儿女的黄河。此刻，在苏轼眼里，黄河不再是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笔下的力与美的交响，而是夺命的恶魔。
清晨，苏轼急匆匆登上城墙察看水情。暴雨倾盆，已经下了整整一夜，还没有一点要停下来的意思。遥望城南，只见那边的两座山将洪水统统拦到徐州城下，城外一片汪洋。眼下，水位已高达两丈八尺，超过城内平地一丈多。在外城东南角，水面与城墙顶端只差三寸了。洪水还在猛涨，眼看就要漫过长堤。
紧要关头，千钧一发！
苏太守沉着地作出决定：立即调集5000民，火速加高加固城墙。他自己第一个走上城墙，站到了民的行列中。太守在暴风雨中奋力抗洪的身影，就是对5000民的无声的命令。徐州抗洪抢险的战役打响了。
城里出现了新情况，一些有钱人带着细软和家眷，拥挤到城门口，纷纷要求出城避难。苏轼闻讯立即赶到城北。眼前一片混乱。见到这扶老携幼的人群，一股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但是，苏轼明白，这种时候，一旦有人出城，必然引起更大的惊恐和混乱。徐州城一定要保住，徐州城门绝对不能打开！他决定与大家好好谈一谈。
这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这是一次真诚动情的谈话，这是一次使人们热泪盈眶、热血沸腾的谈话！可惜，那个年代无法把苏轼的声音记录下来。但是，当时的徐州人，今天的徐州人，都记得苏太守最后的那句话：
“只要有我在，洪水就决不能毁掉徐州城！”
事情刚刚平息下来，苏轼又出现在当地禁军的营地中。宋朝规定，军队只能由皇帝直接领导和指挥，地方官无权调动。十万火急的情况，逼得苏轼只好打破常规，到军营中恳求禁军首领派出士兵支援，军民共同死守徐州。
苏轼焦急地站在首领面前，浑身上下又是泥又是水。禁军首领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全体士兵出动了。
整整70多天，苏轼身披蓑衣，脚蹬草鞋，拄着木杖，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最紧急的时刻，一连几周不回家，吃在城墙上，住在城墙上，始终与大家在一起坚持奋战。
洪水退下去的那天，苏轼为庆祝徐州城抗洪的胜利，庆祝自己终于没有变成鱼虾，回到家里，喝得大醉。
黄河退了，只是因为黄河累了。
黄河还会卷土重来。
徐州必须未雨绸缪。
苏轼为未来作了筹划。经过认真考察，他设计了一个加固防汛工程的方案，作了预算，上报朝廷，请求拨款。一年之后，朝廷终于准奏，拨款24000贯，准许动用地方财政6000贯，用工7000余人修筑大堤。
神宗皇帝还特地下诏，对苏轼在抗洪斗争中的卓越表现，予以表彰。
徐州，终于有了坚固完整的防洪大堤。
徐州耸立起了一座高达l0丈的黄楼。
黄楼，用传统的阴阳五行观念中的土的颜色命名的黄楼，以土克水为象征纪念抗洪胜利的黄楼，令苏轼感慨万千。
水灾过去，又是旱灾。
旱灾一来，又是求雨。
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天降甘霖，给徐州大地带来了一个新鲜的夏天、饱满的夏天。
这一天，苏轼怀着愉快的心情前往城外的石潭去谢雨，感谢上苍及时地帮助徐州百姓摆脱了旱情。城郊的村民听说太守从这里经过，都跑了出来，三三五五兴高彩烈地争着一睹太守的风采。前挤后拥，把姑娘们只有过节时才穿的红绸裙也踩破了。一路上，苏轼见到人们都沉浸在欢乐之中，偶尔还看到那些贪杯的老人醉倒在路旁。
人们的欢乐情绪和纯朴的乡土风情感染了苏轼，一路之上，他情不自禁用《浣溪纱》这个曲牌写下了五首词。这五首词充满深情地描绘了一幅幅恬静、和平、温馨、醉人的乡村人物风情画，描述了自己与老农们在一起攀谈，了解庄稼情况和农民生活的情景。
这时的苏轼，不禁产生了当年陶渊明的想法，何时才能摆脱官场对自己身心的捆绑，回归乡土，回归田园昵？在词的最后，他禁不住写道：
“同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原是此中人。”
我多么渴望回到温暖的阳光中去，回到长满桑树和荨麻的田野上去，回到流动着的蒿艾的香气中去呵！
我本来就是其中的一员啊！
但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苏轼是回不去了。
不仅回不去，而且由于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他不得不面对更加复杂、更加激烈、更加残酷的官场斗争。
神宗年间的宋帝国，已经积贫积弱，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洗刷国耻，扫除北方边境的敌人，光复大宋的疆土，十八岁登基的宋神宗，坚决起用主张实行变法、富国强兵的地方官王安石。这个王安石是位有志向、有思想、有作为、敢决断的政治家。宋神宗与他长谈几次之后，感到王安石对国情的分析和在国策上的主张与自己高度一致。于是，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一场雷厉风行的变法运动，从此在万里山河全面铺开。
王安石主持颁布和实行的一系列关于理财和整军的新法，刚一出台，就引起满朝大臣的激烈争论。改革势在必行，这一点是大多数官员的共识。但是，究竟应当如何改，究竟确立什么样的改革目标，却出现重大分歧，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强调变法理财、富国强兵，一派强调惩治时弊、安定民心。
两派主张，各有利弊，相持不下。
苏轼坚决地站在强调惩治时弊、安定民心这一边。
苏轼认为，眼下的形势，是表面的太平景象掩盖着严重的社会危机。用他当初文章中的话说，就是“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国家的忧患，一是外部强敌的侵犯，二是内部民众的疾苦，而关键在于如何让下层民众摆脱贫困。王安石变法，重在解决“国计”，而完全忽视了“民生”。不错，新法实行之后，国库收入的确迅速增加，但是，老百姓的负担也不断加重。想到这些，从来坦率直露的苏轼再也忍不住了，他要给皇帝上书。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苏轼心潮起伏，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下了洋洋数千言的《上神宗皇帝书》，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新法的意见。
从此，苏轼义无返顾地公开把自己推到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位置上。
从此，苏轼陷入了一帮小人的围追堵截、诬蔑陷害之中。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900年前的中国北宋王朝就试图以金融管制的方式操作国家的运行机制，这是当时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想到，更没有做到的。这是一种超前意识，这是一个奇迹。然而，王安石胜在超前，也败在超前。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管理国事，其目的无非都是想借由经济力量支援国防军备，以应付来自辽和西夏的威胁。但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实验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
苏轼当然不可能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