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那年，我第一次见到了花花。它是被我哥哥带过来的。那时我们还都在湖南。
它是一条流浪狗。据我哥哥说，遇见它时它正在路边翻垃圾，浑身脏兮兮的。黑色和白色的毛交织在一起，形成大片大片的灰，像个流浪汉一样，额头的刘海挡住了眼睛。当时我对狗的品种并不了解，也不懂看牙口那一套。现在回想起来，它应该是一条串种的京巴犬。至于年龄，谁知道呢。
我哥哥说，在路边看见它时，他手里正拿着一只烤红薯，当时他倚着摩托在路边等人。它恰巧从垃圾堆里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便定住了。我哥哥从小就很喜欢狗。他似乎天生就对这些家伙有好感。当花花的眼神定格在红薯上的那一刻，一切就这么顺其自然的发生了。他把红薯掰了一块下来，唤它。起初它并不过来，于是他不得不走到他们彼此的中间，将红薯放下。它迟疑了一会儿后，终于吃了第一块，随后，他越放越近。当它吃完整个红薯伸出那猩红的舌头舔自己的唇时，我的哥哥已经可以伸手抚摸它了。离开时，我的哥哥做了一个决定，他发动了摩托车，然后把脚踏板的那一块空出来，看着它说，如果你要和我走，就跳上来吧。它睁着一对漆黑的眸子看他。
就像在思考一个约定。一个承诺。
我哥哥后来告诉我，花花原来的主人一定是骑摩托的。他这么说的理由是因为它跳上脚踏板时的冷静及温顺。它应该不是被抛弃的吧。如果那样，它应该对摩托车会有阴影才对。我们猜度着。它干干净净地躺在阳光下的窝里，冲我们吐了吐舌头，顺势伸了个懒腰。
我哥哥给它取名叫花花，它在他们的宿舍待过一段时间。所有人都喜欢它。人人都花花、花花地叫着。它也适应了，整天跟着我哥哥跑。我哥哥忙碌时，便把它放到女生宿舍里，那些女孩给它梳小辫，扎红头绳，它一动不动的，静静地等我哥哥下班。
那还是他在酒店上班的时候。随后不久，它便被发现了。酒店经理要求我哥哥把它丢了，或者送人。我哥哥央求无果后，只好把它送到我这里来。那时我在长沙的一条老巷子里每月三百块钱租了一套三十平方米左右的一居室，我和我当时的女友，以及一个落魄的同学居住在此。怎么还能养一条狗呢？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复杂并沉重的事情。我没时间去遛它，也没有精力管它。房子很小，它没有地方奔跑。巷子很热闹，每晚的宵夜都要持续到凌晨两三点。我住在三楼，它如何生活。我诉说了一些理由，我哥哥默默地听着，而它，则安安静静地在角落里，时不时地舔一舔自己的手掌。
我那位落魄的同学接纳了它。起初他是来投奔我的。他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有的只是十八岁的年纪，以及对未来无休止的幻想。他喜欢画画，他想当一个画家。他心地善良，却无法养活自己。他坐在那张小客厅的竹板床上，蓬头垢面地听我们说着，最后，他走过去，蹲下来摸了摸它，若有所思地愣了一会，突然回头看着我说，我们收下它吧，它太可怜了。
我还记得他说这话的眼神。我不知道，谁更可怜。
花花就这么在我家里留了下来。那时我们有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只能收到湖南卫视和中央一台。晚上时，我们坐在那里看电视，花花趴在脚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着瞌睡，时而抬头疑惑地看看我们为什么笑，又为什么争执。白天时，我们都去上班了，那位同学出去找工作了，花花就被锁在厨房里，我们给它安了一个小小的窝，靠着炉灶，暖洋洋的。晚上我们都回来时，升起煤灶开始做饭，花花则在脚下来回跑，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那位同学时常会报告一些消息，比如哪家单位要他去面试了，哪家单位听说又要招人了。有时他也有些沮丧，面试之后就再没有消息传来，又或者因为别的什么被拒之门外。花花不管那么多，一见我们回来就总是高兴的，摇头摆尾的。那位同学和它玩上一会儿后，眉头就舒展了一些，好像明天就会有了新的希望。
后来，那位同学真的找到了一份工作，为一家报社做版面设计，每月工资八百元。他看上去是那么的高兴。他不知道随后两年他会离开这个城市，他会去往深圳打拼，将一切重来，浮浮沉沉，年华流逝。行将三十岁的那年，他会回到这里，开一家广告公司，这里不会再有画家，只有老板，越发成熟稳重的老板。然而，这些都是这十年后的事了。我已经许久不曾再见过他，只有零散的消息从江湖传来。他还记得那段时光吗？还记得一只叫花花的狗吗？那时，他每天下班回来，都会在巷子口买上五毛钱的猪血，或者五毛钱的菜心。我俩有时叼着烟，提着小塑料袋，晃晃悠悠地走在那条巷子里。往往这时，花花便会从阳台的栏杆处冲着我们大叫，它喜欢吃那两样东西，它摇尾，叫嚷，激动得浑身颤抖，我那位同学便也兴奋着，一阵旋风般地跑上楼去喂它，边跑边大叫，花花！花花！猪血来了！十足的像个疯子。我还记得他找到工作那天，一时高兴，就给花花买了两块钱的猪血，是平时的好几倍，撑得花花直翻白眼，看得我们在一旁哈哈大笑。
都过去了。时光流逝，忽地一闪，你都不敢相信回忆的真假。
印象中花花也有讨厌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逛街，没有带它。回来时，发现它在我们床上的正中央拉了一泡屎。它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女友气得够呛，追着它满屋子打。还有一次，它在厨房切菜板上拉了一泡盘龙卧虎的屎，让我那带着同事前来看它的女友非常的没有面子，并发誓再也不搭理它。
因为平时它可不是这样做的。
我想那时也许是它不高兴了。我们越来越忙。那位同学工作没多久后便另外找了地方搬了出去。我的哥哥也很忙，只有周末时才有空来看它。它趴在阳台上，看着我们离去的身影，嘴里支支吾吾地哼哼着。晚上时，我们也很少再和它玩。我踏着星光回家，披着朝阳去工作，和女友都很少说话，更别说和它了。
就是在那年冬天，它怀孕了。不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出去怀上的。当有一天我发现它吃饭越来越少，睡觉越来越多时，我们才意识到，它那沉甸甸的肚子可能是出了问题。走路时，它显得艰难极了，肚子几乎快拖到了地上。不知道它会生些什么样的怪物出来，当时我想。我们商量着给它弄了一个大纸箱子做窝，就放在客厅的角落里。我们想象小狗应该就和小鸡一样，需要温暖，记得儿时养小鸡的箱子上都要吊一个二三十瓦的灯泡，于是我们也吊了一个，照得箱子里暖烘烘、亮堂堂。花花趴在里面，垫了好几层的褥子。我的哥哥也来看它，它趴在窝里，哼哼着，像极了一个委屈的女儿。
它是在一个雪天生育的。那天我们都去上班了。没有人注意它。回家时，仍然没有发现痕迹。它照旧躺在纸箱子里，只是食物被吃了个精光。我们做完饭，洗完碗，就着菜汤给它拌了些猪血米饭，给它端了过去。这时我才发现，在它的身下，多了几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我惊呆了，怔怔地看着。花花冲我缓缓地舔了舔舌头，又眨了眨眼，如果它有笑容的话，我想那应该是一个笑容，一个如释重负的笑容。我立即将它抱了出来，它的羊水已经浸湿了底下的褥子，它虚弱极了，却仍旧舍不得那五只嗷嗷待哺的小家伙。
我把小狗一一捡了出来，另外给它们铺了层褥子。这时它们连眼睛都没睁开，一个个肉滚滚的，个头都很小，摊开手掌，我可以放上两三只。其中有一只最大的，比别的要大上三分之一，浑身黑色居多，看上去它的力气最大，动不动就能把别的小狗挤开。女友饶有兴致地看着它说，哇，这真是个黑李逵。李逵后来去了女友老家。据说长大后横冲直撞，在村子里独霸一方，力气多得使不完，打一桶水放院子里，它退后十几米撞桶子玩，非撞倒了不可。一岁多的时候，李逵在村中闲逛时吃了老鼠药被毒死了。女友的母亲后来再也不养狗了。伤了心了。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我曾把它们并排躺在床头，在床尾叫它们，看它们赛跑，也曾挨个喂它们喝奶，看它们拿我的手指当奶头嘬，嘬得我又痒又想笑。还曾在冬日暖阳里，给它们盖上毛毯，捧出去挨个晒太阳。在我做这一切时，花花都会聚精会神地蹲在旁边看着，每当小狗嘴里哼哼一声，它便立即紧张起来，趴在我身上，双腿立着，急迫的样子像是在提醒我轻点、你轻点。
它们应该都长大了吧。它们在别处应该都还好吧。除了李逵之外，其余的小狗后来音讯全无。有的被送给了朋友，有的则送给了朋友的朋友。我的哥哥也过来拿了两条走了。我们把花花关在厨房里，一只一只地把它的孩子送人。它并不埋怨我们。出来时，只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它仿佛知道这一切，可似乎，它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还记得在一个周末温暖的阳光下，我曾把它们全部放在了阳台上，它们在地上爬来爬去的，那时它们的眼睛还没有睁开。花花趴在那里，侧躺着，把奶头露出来，小狗们整齐划一的躺成一排，使劲地嘬着，嘴里还不时地哼哼着。那天的阳光很好，我搬了把椅子，坐在那里看着它们，看它们粉红色的小嘴，看它们柔软的皮肤下细细的血管，看它们吃饱了以后打着嗝呼呼大睡的样子。它们还会说梦话，嘴里不时地哼哼着，给它们盖上小被子，它们又会踢开。最后，都一只只地爬到花花的身下，一起一伏的睡了。它们的眼睛都没有睁开，又是怎么找到花花的呢？想必是它们的嗅觉吧。来自母亲的味道，总是强烈的。花花将它们一个个捂在身下，挪了挪它的腿，抬头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不知道它想干什么，最后我把椅子朝它挪了挪，弯下腰来摸了摸它的小脑袋。它朝我舔了舔舌头，再挪了挪身子，小心翼翼地靠着我的鞋尖，倒下睡了。
我看着它做完这一切，也静静地坐了下来。巷子里的那个下午不是很热闹。要过春节了，我看见有些人三三两两地拖着皮箱经过，他们是去准备坐火车或是汽车回家的吧。风吹起了一个塑料袋，它漂漂浮浮着，在半空中被树梢挂住了，还不时地摆动。楼下打麻将的老头和老太太们起了点小争执，他们在埋怨谁点了炮，谁又打错了哪张牌，声音时大时小，在空气中蔓延。花花枕着我的脚已经睡过去了。我不敢动，小心翼翼地挪了挪凳子，靠着阳台上的栏杆，似看非看地望着眼前的一切，阳光烘烤着我，我也迷迷糊糊地睡了。
如果那天你经过那条巷子，你一定可以看见这一幕。一个青涩的年轻人和一窝狗，在若有所思的晒着太阳，最后集体沉沉入睡。
就这样，到了开春的时候，花花又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它的孩子们就像是它的一个梦。我们不知道它在此之前是否还生过孩子。可终归都离开了。后来很多年里，它还生了好几窝。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可我仍然记得那个下午，那个我们逃离了一切的下午。
后来因为我要离开湖南，我的哥哥只好把它带回了老家。那时回老家还需要坐六个小时的火车。我听我哥哥说，他把它放在了一个比鞋盒子略大的一个纸箱里，告诉它，不要动，也不要叫，如果被乘务员发现，就谁也保护不了它了。说完这番话后，他带着忐忑上了火车。一路上，我哥哥将它塞在座位底下，它就像条死狗一样趴在箱子里，纹丝不动，无人知晓。下了火车，我的哥哥忙不迭地打开盒子，以为它已经被憋死了。
我的老家是一个河面上漂浮着垃圾的小县城。那里住着我下岗以及病退的父母。一座拱石桥，一条青石板路，还有那条曾经清澈的小河，街道里来来去去的都是些熟人。花花就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年。我和哥哥后来全都离开了，我去了北京，他去了海南，一南一北的忙碌，少有电话往来，生活需要打拼，年轻人总是需要奋斗，为了什么呢？假如你说为更好的生活，我没有意见，可生活得好与不好有时是模糊的。你骗自己说好，你也就相信了。旁人说好，你就更加肯定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哥哥说，我们不在家，就让花花在家陪你们吧。我的母亲忙着手里的活计，没好气地说，千辛万苦送走两个少爷，又要迎来一个狗太公，真是吃饱了撑的。是的，我母亲并不喜欢狗。她爱干净，有洁癖，在她眼里养狗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得给它弄饭，时常还得给它洗澡，要是它出去闯了祸，你还得给它背黑锅。但在我哥哥的极力要求下，花花被留下了。它好像知道自己的命运。我哥哥后来告诉我，他是坐深夜的火车走的，怕花花听见，也怕它追，走得悄悄的，花花都没来得及反应。可我母亲后来说，其实它听见了，我哥哥走后它哼哼了一晚上，还挠墙，一连几天都是一副茶饭不思的样子。
这些年来，我和我哥哥每周都会打一个电话回家。这是我们成年后，父母唯一的要求。最初在每通电话结束的时候，我总会问问花花的近况。哥哥则更有意思，他总会和话筒那边的花花聊上几句。最初母亲抱怨时，哥哥会在电话里和花花说，你要听话，不要惹奶奶生气，她脾气大，你就让着她一点，我过春节就回来了，你要争气，别老让奶奶说。
花花在电话那边舔着话筒，竖着耳朵，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父亲拿过电话来，抢白我哥哥，你真当它是个人啊，还一本正经地浪费电话费，你要真有孝心就真帮我们生个孙子出来，隔壁老王家的孙子都能满地跑了，你们俩兄弟真不让我们省心。说到这里，往往就是我们要挂电话的时间了。花花在电话那边端详着，看着那个奇怪的匣子，一副想不明白又想使劲想明白的样子。
没过多久，父亲开始在电话里主动说起花花了，说它已经成为了我们那条街上的山大王，任何一条狗从我家门前走过，它都会箭一般的蹿出去，一阵扑打后，那条狗便立即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跑掉了。这时，花花还要威风凛凛地叫上一阵，像是再次稳固了地盘。它开始认真地履行看家的责任。起因是有一次母亲去桥上买菜，父亲去隔壁打麻将去了，我家开的小店没人招呼，便被一些放学的孩子偷了些东西走，母亲回来痛骂了花花一顿，花花缩在墙角，半天不敢出声。
据父亲回忆，花花好像就是被那顿骂给骂醒的。从那天起，它成了一条优秀的看门狗，任何一个来我家的陌生人都会遭到它审讯的吼声。用我父亲的话说，它已迅速养成了看我母亲脸色行事的习惯。凡是我母亲不喜欢的人，它的吼声会更大，更不客气。我在电话这边听着，怎么那么像一个寄人篱下的故事呢。它应该是委屈的吧。想起那个温暖的下午，我都快不记得花花的样子了。
不记得过了多久，有一天母亲告诉我花花又生了一窝小狗。大概有七八只左右。京巴犬在我们那小县城当时还是少见的。母亲把它们搁在篮子里，盖着小花布，放在家门前卖。电话那边的母亲很高兴，说有的卖了五十，有的卖了一百，来看的人还是蛮多的。挂电话时，母亲告诉我，为了奖励花花，她最终决定去给它买两块钱的猪肝吃。听完，我不知如何作答，北京炎热的夏天和汹涌的车流令人畏惧，我在这城市一点都不起眼，像条小虫。花花呢？它在那个陌生的小城，想象它守在那个篮子，看人们将它的孩子一个个地抱起，一个个地挑选，再一个个地消失在人海。
在我们那个地方，是不会有给狗做结扎手术的习惯的。狗肉是一种美味，养狗也是一种习惯。人们要做有用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位置。干活才有饭吃，好逸恶劳是会被人耻笑的。哪怕它是狗，它也应该做好自己的本分，比如看家，比如在适当的时候被人们宰掉，好打打牙祭。花花作为一条当地少见的京巴犬，它的血统显然比它的肉体更值钱。何况，它那么小，那么瘦弱，谁会想到把它煮来吃呢？于是，它便被定位了。
第二年春节回家时，我又见到了花花。它慵懒地躺在炉灶旁，看见我进来。起初它愣了一下，随后猛地冲了过来，扑腿，甩尾，异常地热烈。父亲笑着说，哟，它还记得你呢。我摸了摸它的额头，看着它灰扑扑的一身，像个乱发披肩的尘封少年。哥哥回来时，它更加激动，一头便扎在哥哥怀里，像个委屈了许久的孩子。它四仰八叉地躺着，哥哥轻轻地摩挲着它的肚子，它摇着尾巴，嘴里还不时地低鸣，是那种嗓子眼里发出的声音，嘶哑，绵长。母亲一脸好气又好笑的样子，说，难道我还亏待了你不成？还跑到他面前去告状。
母亲他们很忙，这里也没有人像城里人那样去养狗。狗就是狗，极其通人性的，主人就会给它完满的送终。一般的狗最后总是要下锅的。不会有人带狗去看病，也不会有人专门为狗去做点什么食物。它吃的永远是剩饭，职责永远是看家。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不这样做，反倒不正常了。
那些天里，我和哥哥坐在家门口的街上，看着花花在石板街上逞威风，哈哈大笑。它好像已经适应了这里，那些灰扑扑的毛发在奔跑中更见光彩。我们离开那天，母亲给它洗了个澡。洗完以后，它温顺地躺在地上，母亲一边抚弄它的毛，一边给它抓着虱子，嘴里还有一搭没一搭地在和我们唠叨点什么。它也静静地听着，微微地喘气，像在享受着某种舒适，或者情感。我和哥哥坐在旁边，看着这一切，相视而笑。
我们离开时，花花起初是冷静的，它坐在母亲的脚边，凌乱的刘海挡住了双眼，只有小舌头伸了出来，哈哈的。哥哥向它道别时，刚挥了挥手，它便飞快地冲了过来，绕着我们开始转圈，无论母亲怎么喊叫都无济于事。哥哥只好拍了拍它的额头，一再地告诉它回去，它热烈地看着我们，一圈一圈地绕着，灰扑扑地跳。父亲走上前来，站在那里，对它说，花花，他们要去挣钱的，你拦着他们干吗？你又不能挣钱。抬头冲我们说，你们走吧。我和哥哥走远了。拐过巷子口时，我回头看去，它依然蹲在那里，吐着鲜红的小舌头，头微微的歪着。我看不到它的眼睛，它的刘海挡住了。
拐过巷口时，哥哥红红的眼圈，开始抹泪。
我们在车站分手，各自去往了自己的城市。在这个时代，到处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离开故乡，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说着一样的话语，穿着一样的衣服，在各种各样的大厦里开始梦想，结束梦想。不管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生活会教育我们，生活会安抚我们。因为混得好，也因为混得不好，随后一连几年我都没有回老家过年。
城市里有无穷的话题，无穷的借口。花花渐渐地成了每周一次的通话中最边角料的语言，有时太忙，电话匆匆地挂了，甚至来不及提及。只有偶尔走在路上，看见街边那些光鲜的少妇出来遛狗时，我才偶尔会想到，那个温暖的下午，那只如今生活在小县城的灰扑扑的京巴。
母亲后来说，花花的后代在那个小县城里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家族。街上跑的几乎所有有点京巴狗特征的狗应该都是花花的后代。它每年最少要怀上一窝，甚至两窝。黄昏的时候是它的休息时间，它会自己出去玩，跑到哪里，又和一些什么样的狗交往，没人知道。它应该就是在那些时间里交配的。因为很难遇上同样纯正的京巴犬，于是它的后代便越发的有些走形。也很难再卖得起价。母亲后来说，到最后几年时，十块钱一只都卖过，再后来，送给人家都没人要了。
那是最后的故事了。尽管记忆并不是在这里结束的。
前两年时，也就是我第一次看见花花的六年后，我哥哥在海南的生活开始稳定起来，他买了房子，大小有了点事业。那年夏天父母决定坐长途汽车去看他。在关于花花这个问题上，他们曾经伤过脑筋。从湖南到海南，汽车就得坐上十八个小时，还需要过海，花花怎么办？有相熟的街坊说，放到我们家吧，反正花花也不是什么外人。那时它已和我的父母一样，成为了那条街上的一部分，就像青石板，就像石拱桥。可母亲最终没有答应，她想了一夜，仍然决定带花花上路。怎么可以让它一个人留在这里呢，我们起码要在海南待上半年呀，这么长的时间，它要是饿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父亲也同意了，他们决定去共同说服长途车司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说服的，父亲骄傲，母亲口拙，他们应该也是受了委屈的吧。又或者，那个长途司机也是一个喜欢狗的人呢。总之，花花被带上了车，父亲给它在座位底下弄了个窝，每隔几个小时便喂它喝点水。大家停车方便时，它便也一起下去方便。父亲后来对我说，它真是什么都懂，让它不叫就不叫，让它不动就不动，过海的时候也安安静静的，你说它哪是一条狗啊，简直就是个小人儿啊！说这话时，我们热情洋溢地吃着团圆饭，父亲兴奋地向哥哥的新女友讲述着关于花花的故事。我抽着烟，看着花花静静地趴在桌下，看见我在看它，它冲着我默默地吐了吐舌头，又眨了眨眼，那平静的表情，就像是在听我们讲另一个人的故事。
后来的那两年里，父母带着花花又去过好几次海南，每次去都是坐那班长途汽车，每次去也就待上几个月。听说花花在那里还生过两窝小狗。结果可想而知，都送人了。
日子随风而逝。去年父母说要来北京，说到快要动身时，我才忽然想起花花来，花花怎么过来呢？那么远的路，总不能再坐汽车吧。我连忙打电话问母亲，母亲在电话那边幽幽地说，花花已经死了。啊？怎么死的？我开着车，在拥堵的长安街上缓缓地蠕动，整个人忽地就呆了。母亲说，一个多月前，她给它洗澡，那天事很多，母亲很不耐烦，一边给它洗一边嘴里叨咕着，养了你这么多年，你舒服日子也过了，我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每天还要伺候你，要给你买猪肝，要给你做饭，每个星期还要给你洗澡，你怎么还不死呢？你要现在死了也就不拖累我了，我还能过两年舒心日子，你也活够了，老这么拖累着我怎么行呢？
我的母亲可不是一个文艺青年，她大字都不识几个。她不会编故事。
我问她，后来呢？母亲说，后来啊，谁知道它那么有骨气。我只不过是就这么说了它几句。结果那些天，天天晚上都呜呜地叫，和平时不一样，你爸深更半夜还下楼来骂它，说它半夜不睡觉，瞎闹腾什么。后来我们两个猜它可能是老了，病了，什么地方疼，疼得难受，才叫的。叫了没几天，不到一个礼拜吧，那天傍晚，天还没落黑，隔壁那个经常和我们打牌的李老头就跑过来急急忙忙地说，你们家花花跳河了，赶快去看看吧，当时我还在炒菜呢，放了勺子就跑，跑到桥上去一看，它已经都死掉了。
北京的春天是四处飞杨絮的时候，满大街飘飘洒洒的都是杨絮，像冬日的雪，看是好看，可走在路上时，却全然不是这么回事。我开着车，看着长安街上漫天飞舞的杨絮，忽然间很想哭。可鼻子酸了一会，眼泪终归是没有掉下来。
喂！喂！勇宝！勇宝！母亲在电话那头急促地叫着我的小名。我匆忙应了，连忙说我在开车，不方便说话，就把电话草草地挂了。长安街仍然堵成一片，我随着人们在缓慢地向前，下意识地向前，不由自主地向前。在杨絮飞舞的初春，北京美丽的就像个童话。什么都没有改变。
花花不在了。可什么都没有改变。
很久以后，在母亲多次的絮叨中，我曾试图拼凑起它最后的一幕。
它静静的吃完了它最后的晚餐，甚至还感激地蹭了蹭我母亲的裤脚，然后默默地出了门，母亲以为它像每个黄昏时的出门一样，还叮嘱它早点回来。街上依然嘈杂，它低着头，蹒跚着走着，它已经不再年轻了，它的牙已经快掉光了，它的毛发甚至都开始变得稀疏，灰白。它有过那么多的后代。它慢慢地走着，默默地想着，一步一步地上了桥。它看见身边陆续的经过了一些熟人，一些熟悉的地方，那家面馆，那家肉铺，那些麻将桌。它使劲浑身力气才终于跳上了桥上的那排石椅，夏天的时候那里总是很凉爽，它总爱趴在那里睡觉。风徐徐地吹着它，它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现在好了，栏杆已经不再挡着它了，那巨大的空隙足以让它通过，通过这最后的道路。它知道，那下面是一条河流。曾经是一条河流，或许它还隐约记得，在它最初到来的时候，它还曾在里面洗过澡，那里漂浮着菜叶、洗衣粉产生的泡沫，后来，还有附近工厂的废水，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河面干枯了起来，干枯的河床上到处都是废酒瓶，以及无言的垃圾。它还记得，曾有个年轻人向它招手，邀请它搭上他的摩托，邀请它结束它流浪的生活。它答应了。这么多年来，它也是这么做的。它把舌头伸出来，舔了舔自己的唇，风吹起了它的刘海，它抬头最后望了望这个世界，那火红的夕阳正在远处的房檐上盈盈欲坠，天空红彤彤一片。那光线强烈极了，甚至要灼瞎它的眼珠。
随后，它跳了下去。一声闷响，摔死在了干枯的河面上。
有时，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去幻想这些场景，又一遍一遍地去完善那个过程。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这只不过是我——一个无聊的家伙——多余的情绪，以及不切实际的幻想。可我有时又宁愿相信这都是真的。事实就是这么发生的。
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事实过去了，剩下的便只有永恒，或者虚无。你看，它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依然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每年春节，我们全家人聚会时，不由自主地便会谈到它，谈到它以前的种种趣事，我们都笑，都深陷在回忆里笑。母亲最后总会带着笑，又叹着气，自言自语地说，花花啊，真是条好狗。别人没见过这种狗。
有时我依然会梦见它，就像是一个诅咒，一个最后不得不付诸笔端、公之于众的诅咒。我的哥哥呢？想必也是。尽管我们从来不曾对此交流过。可我知道，他会永远记着它。就在那个明媚的下午，一个年轻人遇见一条流浪的狗，然后他看见了它，然后喂它红薯，然后伸出手来，冲它说，如果你想和我走，就跳上来吧。
说完，他们热烈的对视。就像生命中的某些密码，正在轰然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