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早年即“暴得大名”，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广受关注。唐德刚先生对此有一段妙论——“他底一生，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他摇头摆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稍有一点关于‘胡适’的小故事，在报章杂志上不是‘头条’，也是‘花边’。”此外，“胡适”也是学界一个不易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近几年则褒多于贬；趋势虽然明显，争议仍然存在。研究胡适的论文与专著，数量之多，也诚为现代学人中所罕见。选择这样既存争议又是热点的人物为研究对象，且同时以颇为敏感的“言论自由”为研究主题，是笔者的一次大胆“尝试”，实有如履薄冰之感。
一、认知“熟悉的陌生人”
1956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曾就批判胡适一事指出：“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其实随着思想解放的步伐，在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大陆就出现了一批重新评价与研究胡适的论文，学术史上的胡适开始不再被忽视。随后20余年的研究，胡适的“本来面目”亦日渐清晰。
尽管如此，不少人对胡适其人及胡适思想的认知依然存在偏差。徐宗勉先生就指出：“胡适研究近二十年来已有了很大的进展，研究本身也越来越客观，基本上做到了实事求是。但正像大家所指出的，这仅是学者中的情况。至于社会上一般人，甚至一些文化工作者和政府官员，还远没有脱离过去错误地全盘否定胡适的影响，仍然视胡适为‘买办文人’或其他什么反动人物。他们有的是不知道历史——正像我当年也跟着‘批判’胡适是出于无知一样——有的则是有顾虑，总之是不了解或不敢承认胡适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中国新文化建设上的巨大功绩，以致为了抹去胡适而公然歪曲历史的事也时有所见。”此言非虚，针对1999年版《辞海》“胡适”词条的批评即是一例。
具体到“胡适的言论自由思想”，则更是一个认知盲点。与他的其他理念相比，胡适的言论自由思想不仅不广为人知，且更易遭人误解。1962年3月2日，胡适辞世后的公祭之日，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胡适与言论自由》就指出此点：思想界巨人胡适先生逝世，转瞬一周，这一周来的报纸，连日刊载对胡先生学术、道德、文章的颂扬文字，胡先生的身后，也可算得备极哀荣。我们发现这些文字，似乎对胡先生关于言论自由的见解，尚少人提及……在不同的场合，胡先生曾经就言论自由这个题目说了些在表面上看上去好像不甚相同，甚至显得有点前后矛盾的话，以致一部分人感觉到他与权威挑战而不安，另一部人则感觉他与权威妥协而不喜。事实上，胡先生仍然是一贯的，他只是对这个尖锐而容易引起争辩的题目采取了一种较为中和的立场。他明知这种立场是两不讨好的，他却始终坚持。时至今日，依旧少人提及。内地新闻学界尤是如此，对胡适争取言论自由的实践以及相关理念的了解程度，堪用“熟悉的陌生人”比拟——看似知晓，实则未知。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内地的“胡适研究”日趋升温，耿云志先生剖析其原因有二：一是“道义方面”的，即过去对胡适的批判是过分的，是不公正的；二则是“一种客观需求”、“一种时代的回应”。对此，笔者深以为然：胡适的一些主张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当日或许不合时宜，但在安定有序建设现代化的今天却能凸显价值。其中，胡适在言论自由方面的理念，对学术与实践都富有启示意义。由于意识形态的遮蔽以及系统研究的缺失，至今仍被误读乃至忽视。对此，我们更应予以关注，充分发掘历史资源的现代价值。
譬如：胡适主张“自由”应区分“私人立场”和“政府立场”。这一否定“绝对自由”的论述当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一个私人尽可以一面绝对不信宗教，一面又可以主张“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可是一个政府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新时代，是不能迷信那18世纪的绝对自由论的。在绝对自由论之下，吸鸦片也是个人的自由，打吗啡也是个人的自由。然而现代的政府大都明白这种自由是不应该受保障的了。在同样的逻辑之下，如果一个政府承认某种宗教迷信是有害于国民的理智的健康的——正如鸦片有害于国民的身体的健康一样——那么，那个政府对于这种迷信应该有“合理的检查”，应该有相当的取缔。这不是“打倒一切宗教”，也不是“包容一切”。这不过是二十世纪的政府对人民应该的一种责任。
又如：胡适强调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曾于1933年正式提出“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这一理念含有深刻的“责任伦理”意蕴，至今仍有“纠偏”意义。
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凡立一说，建一议，必须先把此说此议万一实行时可以发生的种种结果都一一想像出来，必须自己对于这种种结果准备担负责任。这才是立言无所苟。不能如此的，都是不负责任的废话。作政论的人，更不可不存这种“无所苟”的态度。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不能如此的，只是白日说梦话，盲人骑瞎马，可以博取道旁无知小儿的拍手欢呼，然而不是诚心的为社会国家设计。梳理胡适的言论自由思想、提炼其中具有现代价值的理念，意义何在？换言之，为什么要走近并认知这一“熟悉的陌生人”？概而言之，是为我们的历史记忆能趋向完整。
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如果缺乏足够的历史记忆，则难以具备良好的行动和辨别方向的能力。古罗马哲人西塞罗曾云：“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的确，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记忆，知识的积累、进步必须以记忆为基础。若是涂抹或遗忘历史，很可能出现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的“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的状况。
就胡适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而言，袁伟时先生举过一个例子：80至90年代，有人热衷鼓吹新权威主义，翻翻《独立评论》，看看其中辩论民主与专制的资料，你就不觉其新了……说句老实话，近二十年不少热闹一时的争论，不仅论题绝大部分与上半个世纪重复，深度也远不如前。因此，他建议中国知识阶层“要成熟起来，读一读这些历史资料大有好处”。所以，今天亟须以平和的心情、客观的态度、在适当的距离之下进行研究，使我们的历史记忆趋向完整。
为此，我们应该尽量去了解历史的细节，它们往往会使人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与轮廓。流逝的时光以及其他力量，虽然不能完全尘封思想的光芒，但其模糊细节的力量不容忽视。譬如：胡适亦有“金刚怒目”之时，在《双十节的鬼歌》一诗中发过“推翻这鸟政府”的议论。《双十节的鬼歌》全诗如下：
十年了/他们又来纪念了/他们借我们/出一张红报/做几篇文章/放一天例假/发表一批勋章/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要脸吗/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我们那时候/威权也不怕/生命也不顾/监狱作家乡/炸弹底下来去/我们能忍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这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此诗原载于1921年10月10日《晨报》，时有前言“今天（10月4日）因上海几家报馆要我做双十节的文章，我没有功夫，故做了一首诗。”此诗算不得好诗，但如此直白地对当时的衰朽政治表示不满；纵使峻急如鲁迅先生，恐怕也不会明说。不过这样的细节，在以往对“胡适”形象的建构中几被湮没。
大哲学家斯宾诺莎曾说：我们研究过去时，“不必赞许，不必惋惜，也不责难；但求了解而已”（Smile not，lament not，nor condemn；but understand）。因此，本书选择这一论题，意在立足史料的基础上，钩沉细节、梳理脉络、提炼要点，力求客观、整体、透彻地分析和呈现胡适的言论自由思想，以期相关的历史记忆趋向完整，进而能对当下有所裨益。
二、以评判的态度“回到胡适”
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据枢纽地位，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在许多思想和学术领域内——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有人亦步亦趋地追随他，有人引申发挥他的观点和方法，也有人和他从容商榷异同，更有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他施以猛烈的批评，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对胡适思想的研究、批判，上个世纪20年代末即已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些共产党人在严肃批判的同时，仍持一种比较公允、客观的态度。如1937年3月，胡绳在《新学识》上发表《胡适论》一文，指出：“正如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他的思想中的进步处，我们也不应当过分夸大他的缺点”；“而且比较起有些买空卖空的‘学者’‘政客’来，倒还是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重具体问题这种态度是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的”。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有两次胡适批判高潮，第一次始自1951年11月，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的形式出现，第二次则始自1954年11月，导火线是当年9、10月间的“红楼梦事件”。这两次运动中发表了大量的批胡文章，仅1955年三联书店就出版了厚厚8辑的“论文汇编”——《胡适思想批判》，近196万字。不可否认，其中绝大部分文章存在严重的简单化、片面化毛病，丧失了新中国成立前那种严肃而又不失客观公允的姿态。
胡适思想不仅在大陆被批判，而且在台湾也遭受“围剿”。1958年，在胡适返台定居前夕，出现一本名为《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该书滥用“学术研究”之名，收录《胡适的领袖欲》、《请看空前的胡博士和我怎样佩服他的理由》等文章4篇，对胡适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与大陆稍有不同的是，台湾在“围剿”胡适思想的同时，还出版了胡适的部分著作以及少量的研究文章。
台湾重新展开对胡适的研究是在其去世后的60年代。其中，较重要的有杨承彬（1966年）的《胡适哲学思想》、周策纵（1977年）的《论胡适之的诗》、李敖（1980年）的《胡适研究》等。大陆批判胡适的余波绵延20余年，直到70年代末，胡适研究才开始“解冻”。在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一批重新评价与研究胡适的文章陆续发表，如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易竹贤的《评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胡适》，皆以求实的精神肯定了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此类“重评”性质的文章，在80年代前期就有数百篇。耿云志（1985年）的《胡适研究论稿》；易竹贤（1987年）的《胡适传》，俱是大陆胡适研究的拓荒之作。
自“解冻”始，胡适研究领域一直欣欣向荣。大陆仅为胡适作传的就有易竹贤、白吉庵、朱文华、沈卫威（郭宛）、小田和季进、章清、罗志田、胡明、朱洪、刘筱红等人。还出现了专门的集刊《胡适研究》、《胡适研究丛刊》，迄今为止已各出3期。以胡适为研究论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日渐增多，涉及到史学、哲学、文学、美学、法学、外语、宗教学、文艺学、新闻学等诸多专业。在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搜索即知，况此处收录并不完全。
胡适在海外亦是受关注的研究对象。美国学者格里德（J.B.Grider）、华裔学者周明之（Min-chih Chou），曾分别以其为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瑞典学者史雯（Marina Svensson）曾研究胡适的人权思想。韩国学者闵斗基、白永瑞、石元镐等亦曾探讨过胡适的自由主义理念。
以下将就与本选题相关度高的史料整理和研究论著两个方面，举其荦荦大端，略为陈述。
（一）史料整理举要
1.信函书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了解胡适生平以及思想的重要材料。
1979至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了一套3册的《胡适来往书信选》，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以“内部发行”形式供学人研究参考。正文部分收录胡适1915年到1948年的部分来往书信1346封，其中包括一部分电报和信稿、电稿；另外还收入胡适所存的其他书信、胡适的部分手稿，以及一些与书信内容有关、有参考价值的文件等等，分别编入附录一、二、三。限于当时的研究水平，该书也留下了若干疵点。
1982年，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梁锡华根据《胡适来往书信选》选注的《胡适秘藏书信选》（上、下），其中收录信函354封。由于重新编排后，分类不够准确；而且对于信件原文也有若干删削；惟其如此，没有太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