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安徽黄山书社影印出版了由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共42册。其中，第18至42册系胡适与友朋等往来书信6000余封，不过基本都是大陆时期的。
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的一套三册《胡适书信集》。这是迄今为止海内外第一部系统整理的胡适书信集。编纂者广泛收录了海内外报刊、著述、回忆录以及藏于个人或机构中的胡适手札，共辑有胡适所写的书信1644封，时间跨度为1907至1962年，其中不少是首次刊布。该书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逐一编排，检索方便。不过仍有重要遗漏。譬如：1951年5月31日，胡适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四千余言的长信，这是研究其晚年政治理念的一份重要文献。学者雷颐援引这封信分析胡适晚年政治思想。1997年2月，该信由台湾《联合报》刊布。《首次公诸于世·民主发展的艰难见证·胡适与蒋总统论政书札》，《联合报》1997年2月27日，第37版。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录有胡适写的6封信，该书也漏收。此外，校勘校订方面略有瑕疵。
1998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由台湾胡适纪念馆主编的《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该书收录了胡适与杨联陞往来书札205通，分属两个时期：前期为1943至1944年；后期为1949至1958年，即胡适晚年流寓纽约的10年。余英时先生在序言中称：“所收双方往来书信札已十分完备，为中国现代学术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新资料。”200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在内地的简体字版。
1999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由周质平编译的《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该书收录了胡适致韦莲司的函电、明信片175件。始自1914年11月2日，终于1961年4月23日。胡、韦二人关系是贯穿胡适一生极重要的一段友情与恋情，这些信件是研究胡适生平和思想一批重要的原始材料，有助于加深研究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生成理路。200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在内地的简体字版。
2001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该书由万丽鹃编注、潘光哲校阅，是首部胡适与雷震之间的来往书札集。它共收录二人来往书信147封，起自1949年胡适在赴美的轮船上讨论《自由中国》的宗旨；止于雷震入狱后，胡适致函其妻宋英。编注者按时间顺序排列信函，注明了其中每一封信札的出处，并尽其所能地详细注解了信中所涉及的人物。通读这些信件可以发现：胡适对《自由中国》争取言论自由十分支持，并且强调要自己努力去争取；但认为在争取的技术上仍须改进。该书对于研究《自由中国》时期的胡适言论自由思想而言，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2000年夏季，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整理旧藏胡适藏书时，发现了部分胡适手稿和往来书信：（一）《说儒》的手稿（部分）、《四十自述》手稿（部分）、白话诗集《闲望》、澄衷中学日记、《科学史纲》、胡适抄录徐志摩日记；（二）1938年至1940年的中文书信、电报100余封，1932年至1946年的英文书信、电报130余封（多数为1938年）；（三）藏书题记；（四）当时学者、朋友所赠图书及文章，以及胡适的照片等。邹新明：《胡适部分手稿书信的重新发现》，《大学图书馆学报》2001年第3期。2003年，清华大学出版社据此影印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其中中文书信116封，英文书信141封。
2.日记
日记是一个人私人生活、内心生活和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是研究人物的最原初的材料。胡适一生坚持写日记，其间虽有缺写和中断，但总体上是完整的。胡适的日记内容丰富：其中有读书治学、朋友交往的札记；有对社会时事的观察分析；有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记录；有诗文以及往来书信的存稿或摘要；在值得注意和研究之处，会附有剪报或相关文件；在需要印证和留念之处，还配有珍贵的图片。
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2册《胡适的日记》，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根据胡适遗留在大陆的资料整理而成。其中，有胡适早年在上海的《藏晖室日记》己酋第5册和庚戌第1册，1921年日记5册，1922年日记6册，1937年1月1日至6月21日、7月20日至8月2日、9月7日至10月19日日记3册，1944年1月3日至12月31日之间37天的记事。
1990年，为纪念胡适百年诞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征得胡适长子胡祖望的同意和台北胡适纪念馆的授权后出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起自1921年4月，至于1962年2月21日，共18册，以影印原貌公之于世。
1994年，安徽黄山书社影印出版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其中第14卷包含《藏晖室札记》3册、《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胡适杂忆》和《日程与日记》。第15、16、17三卷是胡适1921年和1922年日记，以及1937和1944年的部分日记。
200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套8册的《胡适日记全编》。该书由曹伯言自1996年始，以“忠于原稿，保持原貌”的原则，耗时5年整理所得，意在“为读者提供一套完整清楚、使用方便的《胡适日记》”。不过仍有遗珠之憾，如1945年胡适日记的缺漏。
2003年，清华大学影印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载有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胡适日记——澄衷中学日记。起自1916年，比《胡适日记全编》中最早的《藏晖室札记》第5册早出3年多。虽然胡适在澄衷中学的时间只有一年，不过在此间的所知所学，对其言论自由方面志趣的形成作用甚大。因此，这一日记的价值不可低估。陆发春：《转型时期的教育变革与新型知识分子的塑造——新发现胡适澄衷学堂丙午日记的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第3期。该文即以胡适丙午年（1906年）所记的《自治日记》为个案进行诠释，探索转型时期如何塑造新型知识分子。
2004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以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为底本，又增加一些以前未收的新数据，推出一套10册《胡适日记全集》，这是目前最为完备的版本；此外附有一册人名索引，为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3.年谱
年谱是值得重视的史料之一。撰写年谱不易，仅就学术一项而言，理想的年谱“不但对于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细密考证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对于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学者亦要有相当的研究。对于他当时一般社会的环境和学术界的空气亦必须要有一种鸟瞰的观察和正确的了解，我们才能估计他的学问的真价值和他在学术史中的真地位”。目前有三部可供参考的胡适年谱。
1984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由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共10册，300余万字，前后经过十五六年才定稿。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胡颂平即在该校读书，思想上直接受过胡适的熏陶；民国后期他在教育部工作时，亦与胡适多有接触；1958年4月至1962年2月，他担任胡适的秘书，是工作上、生活上是最接近胡适的人之一。余英时称他是“最有资格编写这部年谱的人”。该年谱择要摘录、分年编入谱主50余年主要论学论政的文字；读者可凭此对胡适思想的发展历程获得较为清晰的认识。此外由于是长编初稿，没有太多删削，史料价值很高；其中有关胡适晚年占了近一半的篇幅，对其最后四年的工作、生活记述甚详。该年谱的缺点在于：其一，“在史料收集方面存在一种无可奈何的客观限制”，信札材料不够丰富，同时“几乎完全没有触及任何未刊的日记资料”。其二，对报纸杂志上与胡适有关的重要文献也有疏漏。譬如：胡适于1961年11月16日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招致台湾岛内文化保守人士的围攻，其中徐复观发表在《民主评论》第12卷12期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是投向胡适的一枚重磅炸弹。遗漏这样重要的文献，不管出于“为谱主讳”或是其他的缘由，都是遗憾。其三，个别史实上或有出入。1990年12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推出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修订版。
1984年，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还出版了该年谱的“副产品”——《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该书是胡颂平在他随侍胡适的岁月里，记录下来的胡适晚年“真正的历史”，其中包括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容，可与年谱互为补充，拓宽对胡适的认知。该书最新简体字版由北京新星出版社于2006年推出。
1986年，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出版了耿云志所著的《胡适年谱》。该年谱利用了胡适私人档案资料，尤其是当时未刊的来往书信；并且审慎考订、适当剪裁谱主的材料，较多地采用了能够反映谱主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谱主内在心理活动的材料。198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简体字版。
1986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曹伯言、季维龙编著的《胡适年谱》。该年谱则搜集了诸多报刊材料，包括一些对胡适的追踪报道。季维龙编有《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收录胡适中文著译2900多篇，比台湾徐高阮所编的《胡适先生中文著作目录》多1000多篇，曾为大陆的胡适研究起过开路作用。该年谱使用材料审慎，客观记录谱主的言行；缺点在于对台湾出版的相关资料收集不够全面。
上述三部年谱各有所长，但也共有所短，即：“对谱主一生事迹的记载仍留下了不少空白点，如胡适在美国生活了26年多时间，三部年谱在这方面的记载都语焉不详，材料也嫌疏略；胡适在北大教书18年，对他在这一时期的校内活动交代也欠充分。”
4.文集
1921年，上海书店就出版了《胡适文存》；1924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文存二集》。自1990年代至今，内地推出了三种较有影响的胡适文集。
1998年2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由胡明主编的《胡适精品集》，共16册，粗线条地以年代为序择选了胡适的论著、演讲、书信、序跋等。其中，14册至16册是胡适晚年的作品，系在内地首次出版。不过，该书局限非常明显：其一，主编没有交代精选的标准。其二，主编似乎缺少“历史的态度”，对于所选作品，既未交代资料出处，亦未交代发表时间。
1998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欧阳哲生主编的《胡适文集》，共12册，650余万字，编校印装均属上乘。编者在编后记中说：“从事胡适研究十余年，我一直有一愿望，将胡适的著作系统整理出版，我想这比自己写作一部研究性著作，或许对学术界和社会更有益……希望更多的人能通过直接阅读胡适著作，了解胡适、认识胡适，借此能进一步理解胡适的思想。”该文集不仅收入了胡适生前结集的所有著述，并基本保持其原貌；对于凡是胡适已发表的文章或未刊发的手稿，尚未成集者，还根据其内容或体裁新编成集。该文集中有两本笔者尤为关注：一是第5册，其中收入了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的《人权论集》；一是第11册《胡适时论集》。前者于1930年1月由新月书店推出，当年即印了4版，但很快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因为书中不只是只抽象地讨论人权、宪法、思想和言论自由，更直接批评“国民党政府中的反动思想”以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后者则收录了1918至1960年间，胡适所发表的时评、政论、杂文。
2003年9月，安徽教育出版社推出《胡适全集》，共44册，近2000万字，是第一个大陆版本的胡适全集，诚为海内外数十位胡适研究专家穷十年心血搜集整理之结晶。担纲主编的季羡林先生写了长达一万七千余字总序，强调：“胡适是个有深远影响的大人物，他是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尽管崇美，他还是一个爱国者。多少年来泼到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必须清洗掉。我们对人、对事，都在实事求是，这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的起码的准则。”不过同其他人物的全集一样，《胡适全集》亦有缺憾。有论者发现：“编校方面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如第23至26卷的中文书信部分就存在失误。全集中存在重复，尤其是书信部分，“有些信件，甚至重复收入了三次。即日记中一次，书信卷中一次，《胡适文存》三集中又一次。”此外，全集中还有因遗漏和删节所致的大量阙失。第43、44卷是《胡适著译年表》，其中所列就不能都在全集中找到，如胡适1949年4月14日所写的《〈陈独秀最后对民主政治的见解〉序》；全集失收了4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所选录的书信——1928年3月6日致吴稚辉信、1931年12月15日致周作人信、1938年初致王世杰的电稿、1948年6月6日复夏勤信稿；《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所收录的信件，亦至少有6封《全集》中未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