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颇能体现中国传统中“反求诸己”倾向的教育方式，对胡适养成“爱惜羽毛”的性格甚有影响。李敖曾有评价：“这种方式的教育或许有一个大好处，就是它可以培养小孩子的‘自尊心’，使他不会在别人面前丢面子——膝被迫跪或肉被人拧。”李宗仁晚年曾认为“适之先生，爱惜羽毛”；对此，唐德刚表示认同：这是“对胡先生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胡适的确“爱惜羽毛”，不过这并非唐氏所言的“畏首畏尾”，而是自尊自爱的一种体现；唯有如此，知识分子在衰朽政治环境之中，才能有道义的力量与言说的空间。1922年5月27日，胡适就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么？”
其三，力主胡适离乡继续求学。胡适11岁时，私塾老师已经自觉无力教导，冯顺弟于是提出如何进一步读书的问题，胡适的二哥三哥并未立即回应。不过，她仍为此继续努力争取，1904年春毅然决定让年仅12岁有零的胡适远去上海求学。冯顺弟的这一举措意义非凡，充分体现了她的胸襟与眼光。对此，胡适写道：“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寡母幼儿本来相依为命，此次分别之后，14年中胡适只回家三次，相处时间还不满6个月。对此，胡适深怀愧疚，在母亲逝世后写下令人恻然的《奔丧到家》一诗。
上海求学后期——1909年中国新公学解散之后，胡适过了一段放浪形骸的堕落生活。一次因醉酒殴打巡警而被关一夜，次日看到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胡适写道：“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于是，胡适开始积极准备官费留美考试。留美期间，虽然家境更为凋敝，日子已困窘得必须典当首饰方能过年，但冯顺弟依然借贷为儿子购买所需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无怪胡适感激道：“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
胡适一贯强调“容忍”，晚年更是表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的“容忍”观其实深受母亲影响。胡适曾言“我母最大的禀赋是容忍”。1918年在《先母行述》中，他沉痛地写道：“先母内持家政，外应门户，凡十余年。以少年做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其困苦艰难非有外人所能喻者。先母一一处之以至诚至公，子妇间有过失，皆容忍曲喻之；至不能忍，则闭户饮泣自责；子妇奉茶引过，始已。”1930年在《四十自述》中，他更是详细描写大家庭中的妯娌间的矛盾，强调母亲“事事格外容忍”；实在不能忍时，方才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反对。耳濡目染之下，这种既重“容忍”同时又不失“抗议”的理念，成为后来胡适争取言论自由时一个突出的特点。此外，冯顺弟虽然待人仁慈温和，但是“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这在胡适身上也有鲜明体现。
1918年11月23日，含辛茹苦的冯顺弟溘然辞世，享年不过46岁。其时胡适归国不久，尚未能好好奉养母亲，对此非常自责——“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同时，胡适认为母亲一生行实，“虽纤细琐屑不出于家庭闾里之间，而其至性至诚，有宜永存而不朽者……”这种感受是胡适酝酿并提出“社会不朽论”的直接动机之一。在集中阐述这一观点的《不朽》一文的“跋”中，胡适就表示：“这篇文章的主意是民国七年年底当我的母亲丧事里想到的。”
除了父母双亲的影响外，二哥胡觉的作用亦不可小觑。胡传死后，他实际上担负起家长的重任。掌握家中财权的他，不仅在家中境况并不宽裕之时同意并扶持胡适继续读书；同时，受过新式教育的他，在胡适实际求学过程中亦有不可忽视的牵引之功。
譬如：胡适在私塾能自学时，建议他读《资治通鉴》，这是胡适“研读中国史的第一步”，不久他就动手编写一部《历代帝王年号歌诀》，可算是他“整理国故的破土工作”。胡适在澄衷学堂时，胡觉劝他读朱熹的《近思录》，这是胡适“读理学书的第一部”。此外，胡觉还能“容忍”胡适沪上求学时期频频换校——6年间辗转4所学校而未获得一张毕业证书。1910年胡适准备赴美留学，亦有赖于二哥的张罗。
二、教育的功效
蔡元培先生曾盛赞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金岳霖则认为胡适“旧学不过乾嘉，新学止于赫胥黎”。虽然二人评语相距甚远，但都认同一点：胡适对中国的“旧学”和西洋的“新知”均有涉猎。此种知识背景使得胡适在主张言论自由时，既积极承接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道统，又注重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因而，在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形成理路中，教育的功效值得重视。
以下将分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一）上庄九年——问学的“根本”
除了父亲胡传编撰的《学为人诗》、《原学》之外，在家乡的私塾中，胡适还先后读了《律诗六钞》、《孝经》、《幼学琼林》、《小学》（朱熹编撰，江永集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皆用朱熹注本，连注文读）、《诗经》（朱熹集传，注文读一部分）、《书经》、《易经》（朱熹《本义》本）、《礼记》、《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和《资治通鉴》。此外，《三字经》等书，胡适虽不曾读，但因听惯同学的高声诵读，亦能背诵一部分；其中，五七言的《神童诗》更是近乎全文背诵。
虽然1960年胡适曾述：“我在家乡时，十三经还没有读完，《周礼》也未读到，就到上海去了。所以对小学的功夫不深。”不过就上述所列的书目而言，一个12周岁的少年能够打下如此国学基础，当时亦属难能可贵。罗志田教授曾就此指出：“在西潮入侵中国许多口岸地方，传统的教育方式已大大式微。胡适在绩溪上庄得以接受这种略带特殊待遇的传统教育，在塑造特定身份认同之时也奠定了那时已较难得一点的‘国学’基础。”这种高于众多同时代少年人的旧学基础，在此后胡适求学的历程中对其大有裨益；亦深刻地影响了他治学的路径和思想的取向。有论者即认为：采用精神分析方法，可知在胡适思想中，始终存在一种“中国文化情结”。
扎实厚重的“正学”之外，还有趣味盎然的“杂学”。1900年，九岁的胡适在其四叔家，偶然发现一本“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书面也扯破了”的《水浒传》，开篇便已是“李逵打死殷天赐”那回。
1930年，胡适回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读完这一残本《水浒传》之后，胡适一发不可收拾，通过各种渠道费心搜罗，“像老饕一般读尽了本村邻村所知的小说”。待其离开家乡之时，已经读了包括弹词、传奇、笔记小说在内的三十多部书，其中既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第一流的作品，亦有《薛丁山征西》、《粉妆楼》之类“最无意义的小说”。
这一阅读经历，点燃了胡适对“引车卖浆”之流作品的毕生热情，“后来之文学观念未必非小说之功”；更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而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譬如：从中悟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等著名观念。他曾夫子自道：此类白话小说“给了我一件文艺的工具，若干年后，使我能在中国开始众所称为‘文艺复兴’的运动”。
此外，“看小说还有一桩绝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我把文字弄通顺了”；而《周颂》、《周易》、《尚书》等艰深古奥的经典，“是不能帮助我作通顺文字的”。十二三岁之时，胡适“已能对本家姊妹讲说《聊斋》故事了”，此种训练对胡适很有益处，因为“这样的讲书，逼我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我更了解古文的道理。所以我到十四岁来上海作古文时，就能做很像样的文字了”。
忆及故乡上庄的受教经历，胡适曾道：“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虽然“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不过“读书写字”却是问学的“根本”，胡适此后的学问文章有赖于此。
（二）上海六年——成了“新人物”
1904年春，胡适前往上海求学，6年之中换了4个学校——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和中国新公学，他自言这是其“一生的第二个阶段”。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一再转换的上层思想面貌之中，上海往往处于引领风潮的地位。1868年成立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1887年创立的广学会，使上海成为清末引介西学的中心。1896年维新派成立“强学会”、发行“强学报”，使上海成为另一波激进思潮的重镇。沪上读书时期，少年胡适接触众多绩溪乡下前所未见的新事物，逐渐成了个“新人物”。对于胡适的成长，这一时期非常值得关注，有论者即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思想的胎孕”。
1.梅溪学堂的经历（1904—1905）
胡适先入梅溪学堂，这是其父生平最佩服的一个朋友张焕纶所创办，他的二哥三哥都曾在此就读。梅溪学堂的课程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班，以国文程度作为分班的标准。初到上海之时，胡适“全不懂上海话”，拜见张先生时，穿着极为土气，“完全像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个乡下人”。更因不会讲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胡适故被暂时编在第5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低级班的国文教材《蒙学读本》，对“读了许多古书”的胡适而言，“自然毫不费力”，他得以专攻英文算学。
入学第42天，胡适自言“我的机会终于来了”。那天教国文的先生随口将《易经·系辞传》中的“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说成引自《左传》，其时“已勉强能说几句上海话”的胡适，上前低声驳正他的错误。先生“脸红”之后，询问得知胡适已经读过《易经》、《诗经》、《书经》、《礼记》，于是出题“孝弟说”让其作文。胡适“勉强写了一百多字”，先生看后说道“侬跟我来”，径直将他带进第二班的教室——“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可做第二班的学生了”。在家乡私塾中打下的国文底子，终让胡适在一度“沦落”之后扬眉吐气。
欢喜未毕，愁云已至。当时第二班正在上作文课，共有两道题目，其一是“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其二是“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胡适既不知“经义”如何做，又连日本在何方亦不很清楚。他无从下手，心里颇怪先生“太卤莽”，“不应该把我升得这么高，这么快”。此时他的三哥病危，二哥尚在汉口未归，于是唤他回去。胡适得此机会，“抄了题目，逃出课堂”，方才解困。丧事之后，胡适向其时家中最谙新学的二哥请教“原日本之所由强”应该参考哪些书。
二哥捡出一大篮类似《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等“新书”让胡适读。费了几天，胡适“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不久，他也学会做“经义”，还于几个月之后升入头班。
1904年，13岁的胡适从读古书和旧小说到接触梁启超等新派人物的著述，李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转捩”。诚哉斯言，胡适曾自述深受梁启超著述的影响——“这时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般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此外，胡适还接触到直接鼓吹革命的《革命军》等书籍。他曾回忆：“有一天，王言君借来一本邹容的《革命军》，我们几个人传观，都很受感动。借来的书是要还人的，所以我们到了晚上，等舍监查夜过去之后，偷偷起来点着蜡烛，轮流抄了一本《革命军》。”
该年年底，梅溪学堂推荐胡适等4名优等生前去上海道衙门考试。其中一人除外，胡适等三人拒绝去应考，因为“这一年之中，我们都经过了思想上的一种激烈变动，都自命为‘新人物’了”。如其所言，正在传抄《革命军》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厅考试呢？
于是，他们毅然选择离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