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时空格局中所呈现的价值立场、政治理念以及在实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探究。胡适本人对待现实政治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interest），自觉追求成为一个超然、独立的政论家。“讲学复议政”，写下大量时论文字，成为公共舆论中引人注目的发言者。正如周质平先生所述：“在民国史上，能以一介书生之力，不与枪杆子结合，而隐然能造成清议的，胡适是第一人。胡适几十年来，始终能保持一个极特殊的身份：是“清流”而不至于隐遁无为；是“当道”而又不至于同流合污。”不过，在那个命运多舛的乱世之中，这一参政方式却面临着“知识精英”与“社会良心”、“社会正义的主持者”与“合法秩序的维护者”两种类型的角色冲突。因此，虽然胡适最希望充当一个“忠诚的反对派”角色，以“忠诚”维护政府的合法权威，以“反对”主持社会的正义；然而这一观念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匮乏相应的资源，以致陷入某种二律背反的境地。而且，这一悖论内在地存在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是他们日后左右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
近代以来的政治与文化转型，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聚集方式突破传统的地缘因素，逐渐转向“思想认同”。亦即：“知识上的同一趋向”成为维系彼此交谊更为重要的因素。因此，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群体力量呈现，形成了所谓“胡适派学人群”。他们积极议政，但其发言立足于稳定的社会秩序下的改革，而斯时现实社会的关切却朝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胡适等人组织的“平社”为例，这是一批欧美留学归来的自由知识分子组织的一个费边式团体。他们发动了人权论战，围绕制定约法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笔战；尤其是强烈地呼唤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不过，由于游离于中国城乡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之外，这场自由主义运动成为无本之木。此外，将个人自由权利作为最高诉求，是无视中国社会的根本特征或主要基础恰恰是一种社群主义，因此他们只能继续成为寂寥的“多少不合时宜的书生”。同时，这些知识分子所拓展的“论述空间”与“权势网络”却构成了一对矛盾体。选择前者作为表达方式，多少将有碍于“权势网络”的拓展；当他们拓展出通向权力顶峰的“权势网络”，却又显示出作为公众传媒的“论述空间”逐渐式微。在此意义之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他们漂浮不定的位置感。
流逝的时光并不能黯淡思想的魅力。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社会关怀和政治诉求并不缺乏历史意义和现实感召力。“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理念、原则和立场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魅力，尽管他们本人在思想方法和政治实践上也曾表现出了某些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但基本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和政治批判性。胡适的一生基本上保持了思想和政治立场的独立性，实践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充当社会良知和公民权利的代言者。”
2.胡适的自由主义理念研究
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抗议”和“容忍”是他的基本态度与精神。“自由主义不是万灵丹，它或许能在乱世里发挥一点稳定作用，在太平日子里发挥一点激浊扬清的作用，或许连这些作用也无，但是它代表知识分子‘既容忍又抗议’的精神，护卫着人类的某种尊严和价值。”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分别是以对人和社会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解释为理论基础，故一般认为两者从根本上是相冲突的。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相当长时间内，社会主义并非只是“左”倾激进人物的信仰，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都曾确信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世界发展趋势。胡适不同于严复、陈独秀，在人权问题上的自由主义观点“始终如一，毫无保留”；其人权观的重要理论渊源是“真正的和纯粹的自由主义”。胡适的人权自由思想如同他的散文风格一样严实晓畅，且在浅显明白的背后，涌动着一股深藏不露的坚毅稳固精神。
胡适的自由主义哲学可称之为“有限乐观主义”——以比附于天演论中的社会有机体论为信念起点，用实验主义哲学论证社会进化的渐进性，复以和平主义为理念依据去要求非暴力的社会改造。这种理路比之于各种激进的社会革命理论，具有一种众所周知的低调；不过比之于进化论自由主义，它显然又是高调的、乐观主义的，甚至具有准唯理主义的色彩。
胡适的自由观带有以社会政治的、消极的和外在的自由为主的特征。胡适在有些问题上也涉及了积极的或内在的自由，但总体上他主张消极而外在的和社会政治的自由，伸张发挥个性自由、思想言论自由，进而他主张容忍异己的思想和反对党。
1947年8月1日，胡适曾在北平广播电台作题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演讲，其中有“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论述。余英时先生认为：这在胡适一生的政治言论中“最能代表他的民主精神和信念”；并且指出胡适积极为民主、自由、人权寻找中国的历史基础。
胡适在英文著作里讲到中国文化，经常强调的一个特点是民主与自由。当然，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以中国驻美大使的身份，谈中国文化中的民主与自由，在当时或许有一定的外交和政治上的意义。不过，周质平先生认为：“在细读有关文字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胡适绝不只是在作政治宣传，基本上，还是严肃的学术研究。”他还强调：“胡适在中国的思想制度中，去寻找中国的民主、科学、这一方面维持了他知识上的诚实，一方面又顾全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体面。”这可说是一种为“宗国讳”的用心。
胡适对民主的阐释体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其二，民主在中国具有历史基础；其三，民主政治是一种幼稚的政治。胡适于20世纪30年代“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正式提出“幼稚民主观”，其内涵是：民主制度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民主可随时随地开始；民主运行无须高深的知识程度。对此，有论者指出：这是为了维护民主的终极价值，是为了解决中国民主进程的理论困境，也是胡适个人民主理论的逻辑产物。若从理论角度而言，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任何民主都需要一个试错的过程，民主运行和民众的智力程度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也存在严重的缺陷——过于重视制度的效能，忽视了民主运行所需要的社会文化基础。亦有论者认为：该观点的提出是对时代的回应，打破了民主政治的神话，走出了以往民主政治的误区。
胡适的自由思想由个人主义、思想自由、好政府主义和容忍这四个主要因素构成。个人主义是其基础和核心。庄森：《论胡适自由思想的基础》，《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在胡适的自由思想中，“容忍”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容忍既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又是一种民主的精神，是自由的根本。他极力反对不容忍，主张容忍异己，容忍反对党。他还强调：一个社会缺少容忍精神，必定会产生唯我主义，走向极权专制。他终身奉行容忍，在朋友中倡导互相容忍，反对各种不容忍。
多位论者俱肯定了胡适在言论自由方面所做的努力。如：胡适特别强调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潘光伟：《胡适思想三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胡适以自由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武器，强调要“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胡适在坚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
胡适对蒋介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言论自由与统治方式上。胡适主张健全的个人主义，其政治理论的精髓是承认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从《努力》到《新月》，胡适坚持民主政治，在各种政治组织的压力之下，他从来不退缩一步，也从来不放弃理想。这一时期是他一生批评政治最尖锐、最严厉的时期。1931年到1949年，从《独立评论》时期“民主与独裁”的辩论以及他在中日冲突中强调民主与极权的分野，可见在独裁和极权的浪潮滚滚而来之际，胡适不但未被淹没，还能时时发出金石之音。一言以蔽之，在“动乱中坚持民主”。《自由中国》时期，胡适注意到政府对于言论自由的干预，也要考虑如何善用言论自由。他和雷震等《自由中国》的朋友都曾努力争取言论自由，方向目标大体一致。此书中的三篇文章——《从〈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论》、《在动乱中坚持民主》、《为自由中国争言论自由》，述论了胡适自1922年5月《努力周报》创办以降，直至告别人间的政治言论和实践。
虽然左右皆不逢源，胡适在风烛晚年并未放弃对言论自由的争取。针对林毓生等的苛责——晚年胡适对台湾的民主自由既无“意图伦理”，也无“责任伦理”，张忠栋先生指出：“我也觉得胡适晚年比较软弱……同时要说胡适完全放弃自由主义立场，对台湾的民主自由毫无贡献，那也需要相当的斟酌，因为胡适为了雷震，为了《自由中国》，以及为了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还是和政府当道有过许多次的据理力争。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他最后的十年之中，完全是各方的箭靶……他最后的寂寞无奈，绝非生荣死哀所能掩饰。”
内地还有两位学者专文论述以胡适为代表的“人权派”言论自由观。其一，马建红博士充分肯定了“人权派”思想言论自由主张具有积极的、现实的意义；同时从分析思想自由(享有的人权、人身人格权)与言论自由(行使的人权、政治权利与自由)的不同性质入手，指出人权派关于二者均属“绝对自由”的结论的局限性、片面性。吴飞博士则认为：“人权派”把思想言论自由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人权来争取，他们对思想自由及其价值的揭示是准确的；但是他们把言论自由看成是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他还表示：“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们不能说胡适是中国学者中唯一的、真正把握自由主义真谛的人的话，那他一定是中国对自由主义思想理解最为透彻的人，因此，我认为对于胡适的思想，包括其表达自由思想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3.胡适的报刊活动与新闻观
宏观审视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历史进程和人物谱系，学者张育仁认为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悲剧灵魂”——其新闻思想的主要动机是“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布下新思想的种子”；其“社会不朽论”为每一份自由主义报刊和自由主义报人提供了宗教意义上的巨大的献身热忱。这些观点较有见地。不过，他从“自由主义的清算与检讨”角度对胡适的论述就很偏颇。譬如：指出胡适1949年4月为即将创刊的《自由中国》所撰写的发刊词，认为胡适“竟极其错误地将自由主义的价值目标与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治军事目的搅和在一起”、为《自由中国》设定了“含混错谬的价值目标”，“如果比照《观察》的水准，胡适简直就是低俗不堪”；还认为在《自由中国》时期，“从一开始，胡适就与这些信奉‘不偏不党’的‘第三势力’的知识分子凸现出了严重的政治文化分歧”。
胡适通过创办报刊“谈”政治，从而实现自己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在报刊活动中，胡适的话语建构带着精英的色彩；人格的独立使他将目光关注到大众，却并未和大众站在一起；但自由宽容的态度以及独立超然的精神却值得我们思考。
胡适的报刊活动始自《竞业旬报》，该报被视做其“思想之胚芽、文笔之摇篮”。当时，胡适思想是围绕“启蒙”这一主题展开。《竞业旬报》以其独有的发展模式和话语系统承载着胡适早年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思想生存。
自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起，胡适开始“暴得大名”。
对于任何传播活动和过程来说，传播者与媒介能否充分协调和相辅相成，会影响到整个传播环节和最终效果，胡适及《新青年》的“得名”过程即是一例。
《努力》周报在近代中国的意义非同一般，它既是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终结的标志，也是作为社会中间性力量的自由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胡适等人创办这份报纸的本意是为了“向政治上去努力”，结果却以“谈文艺”告终。《努力》在“谈政治”还是“谈文艺”“歧路”前的摇摆，不仅折射出1920年代初中国社会改革的异常艰难；并且在某种意义上非但不是软弱，反倒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种执著的表现。《努力》周报还是中国现代周刊中“同人刊物”的一个典型代表，它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一种报刊出版潮流和运作方式，即由观点、信念大致相同的知识分子自己筹资创办、业余轮流编辑。这类刊物多为成本较低的评论性刊物，它们对报刊编辑业务有一些形式的创新和观念的贡献，有自由灵活的运作特点，也有自身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