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英文资料
胡适从1912年起开始以英文写作，在往后的50年间，他的英文著作包括专著、论文、演说稿、书评等，数量非常可观。其中有极小的一部分已译成中文，也有一部分是胡适著作的转述和摘要，但绝大部分可视为“新材料”。因为即使是中文的转述或摘要，如果细细比较两种文字，亦往往能发现态度或语气上的微妙差异。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为例，“胡适英文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少了一些批评，多了一些同情和回护”。在他论述中西文化的英文篇章中，“胡适的侧重由中西文化之异，转向中西文化之同。他有意为科学、民主、自由这些自晚清以来即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西方价值观念寻找中国的根”。如：他从先秦哲学怀疑的精神中，找到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根源；从清代学者的考证学中看到了近代科学的治学方法；从科举制度中寻获了中国平民化的渠道；从监察和谏官制度中看到了容忍和言论自由的历史基础。
在现有的胡适研究中，仅有两本专著较多地运用了英文材料。一是美国学者格里德（Jerome B.Griede）所著的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目前有两个中文译本。一是华裔学者周明之所著的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中文译本1991年在内地出版，2005年重出。此外，周质平亦较多应用英文材料来研究胡适。如：胡适曾在1955年7月号的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ess(《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一篇书评，周最早征引此文考察胡适对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的态度。
胡适的英文著作，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研究胡适必不可少的材料。前人已对此做过一些整理工作。
1963年，袁同礼和Eugene L.Delafield合编一份《胡适英文著作目录》。1992年，周质平和Christopher E.Olofson合编一份《胡适英文著作编年及分类目录》。这是两项基础性工作，为检索胡适英文作品提供了便利。
1995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周质平主编的《胡适英文文存》(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该文存以影印原件的方式出版，收入胡适英文著作147件，起自1912年在康奈尔大学时发表的A Republic for China，止于1961年在台北发表的Social Changes and Science。该文存虽未收尽胡适的英文著作，但其重要的论文、演讲都已囊括在内。每篇选文的篇首都附有简短说明：除标明出版年月及出处外，对文章内容也有扼要叙述。
2001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周质平主编的《胡适未刊英文遗稿》（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Unpublished English Essay and Speeches）。该书共收入66篇文章或演讲，每一篇都有英汉双语摘要。全书按时间先后编排，暂不能确定具体年月的，编者在推定大致年代后，一并附录于后。
6.回忆录
一般而言，追忆胡适的文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抒发作者对逝者的感情，此类文章往往是“虚写”；一类是记述本人与逝者的关系，此类文章往往是“实写”。当然，身兼两者也是有之。它们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政治文化象征意义，不可等闲视之。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以及唐德刚撰写的《胡适杂忆》是两部很有价值的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由唐德刚根据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的16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对照参考唐氏自己所保存、并经胡适手订的残稿，翻译注释而成。该书是胡适晚年的“夫子自道”，对其早年思想进行了“重新估价”。唐德刚是胡适晚年流寓美国时期经常往来的少数留美学人之一，比较了解胡适当时的境遇以及心态；因此本书的正文和注释都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王元华先生曾誉之“在识见上，在资料上，都堪称研究胡适的力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胡适晚年过从甚密的小友，一个从内心敬仰胡适道德文章的人，唐氏并未以感情代替学理，遣词造句中没有为胡适偏袒和讳饰的痕迹。不过，该书的“加工”程序是将中文译为英文、再将英文“复原”成中文，难免有不确之处。《胡适杂忆》原题为《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曾在台湾《传记文学》上连载10期（第183至193期），是作者根据亲身回忆及当年日记，较为忠实地写照了一个晚年胡适，亦是研究胡适晚年的重要参考资料。
罗尔纲先生是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他曾在胡适家中住过数年，胡适是他治学的入门导师。《师门五年记》初版于1944年，时名《师门辱教记》，记录了他师从胡适学习治学的经历。胡适对此书非常重视，曾言此书给他的光荣超过他所得的35个名誉博士学位。1958年12月7日，为庆祝10日后他的68岁生日和北京大学成立60周年纪念日，胡适还将此书改名为《师门五年记》，亲题书名、写了“后记”、自费付印，因而此书在台湾流传甚广。《胡适琐记》是罗先生于1993年完成的新作，记录了胡适从事学术研究、行政工作和日常生活的琐事，可算是《师门辱教记》的姊妹篇。1995年5月，三联书店曾将两书合并出版。其后，罗老继续撰写胡适琐记。他的新作及其亲自选编的文章被并入1995年版，遂成《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由入门弟子亲撰胡适的治学方法和生平事迹，颇具史料价值。如其中的《两篇〈独立评论〉稿》一文——回忆胡适曾写了两篇稿，一篇论述“虚君制”，意在使人不致争权位；一篇是反对武力统一，主张把东北让给共产党，由他们试验去搞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进行推广。
欧阳哲生选编了一册《追忆胡适》，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
该书按照两个原则汇集选编怀念、追忆胡适的文字。其一是选取与胡适有直接关系，或同学、或同事、或学生、或秘书、或有过一面之缘者；其二是所写应为自己亲身感受或亲身经历。因此颇具史料价值。该书分七辑——第一辑收录一批大陆学者的思忆文字；第二辑收录一批与胡适有过较早的历史关系且与之关系很深者的思忆文字，其中温源宁的《胡适之》一文系在1930年代发表，当是例外；第三辑收录台湾中研院同人的思忆文字；第四辑收录胡适的秘书、助手的思忆文字；第五辑是一批现代著名女作家的思忆文字；第六辑是一批与胡适有过交往关系的人的思忆文字；第七辑是一批与胡适有过关系的人所记述的小故事。
此外，华裔学者李又宁主编的《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2册）、冯爱孽编辑的《胡适之先生纪念集》、石原皋撰写的《闲话胡适》、朱传誉主编的《胡适传记资料》（21辑）等同样颇具史料价值，值得参考。
（二）研究论著概述
1.胡适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
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历程中，胡适的地位及作用皆显著。作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胡适把自由主义由一种朦胧意向的文化探索推向自觉的思想建构；谋求在社会政治层面，而不仅仅是文化学术的范围，展现自由主义的性格；进而在思想理论和行为规范上，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套范型。在现代中国思想界，胡适是自由主义思想界最雄辩和最具影响力的代言人。终其一生，他坚持自由主义的理念并促成其实现的诚意，是不容置疑的；他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关怀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前途，也确做到了终生不渝。据其对自由主义的态度，胡适是20世纪中国“思想理念型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终极信念与原则去追求。
作为一个符号式的人物，胡适的际遇中往往体现出一种“自由主义之累”或是“无地自由”的意味。他的悲剧在于：身处一个衰朽的政治中，偏偏要去做一个唯有在正常有序的政治中才能发挥作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即“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于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胡适的晚年更是“左右挨打”，呈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困境”，悲剧意味甚浓。他所怀抱的理想屡次破灭，最终只能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走向容忍。此种状况在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却带有某种普遍意义，譬如胡适与张君劢，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同思想派别“双峰对峙”的两位代表人物，却有着颇为相似的结局；这种“殊途同归”的命运，说明无论自由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严酷现实面前都只是一种良好但却苍白的“一厢情愿”。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常被认为存在“无学术”的致命缺陷——知识只是平面地扩展，而缺乏深入的开掘。许纪霖先生曾指出：“从思想史的角度检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是太‘现实’了，他们的思路过多地关注于社会公道的具体方案上，而缺乏从学理上深入地论证自由与公道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他们对公道的讨论仅仅停留于意识形态的宣传，而缺乏学理上的深入，即使像当时一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张东荪和张君劢也是如此。”许纪霖：《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秩序——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开放时代》2000年第1期。现实诱因之外，自由主义作为单一而又外生的思想资源，亦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置于一种被动接受地位。
自由主义者本身的思想亦被认为“脆软稀薄”。与之相应，批评“胡适思想太浅”的声音一直存在。其中，林毓生先生的观点很典型，他犀利地认为：“适之先生在倡导建立自由与民主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谈‘是什么’与‘应该实行什么’。很少顾及‘如何去实现’的问题。在‘是什么’这一范畴内，如上所述，他关于自由、民主与民主的言论是禁不起深究的。剩下来的，只有在‘是什么’这一范畴之内关于自由与民主的常识意识，及‘应该实行什么’这一范畴内的目标（或口号）的形式意义。适之先生遗留下来的启蒙思想，在今天看来，可以继承的相当有限。”相较于这一批评，余英时先生的观点更为中肯：胡适的世界观、历史观大体上仍在西方18世纪的启蒙思想笼罩之下；胡适批评传统，强调容忍，信仰“进步”，更和伏尔泰有颇多相似之处。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因为这样做，我们便脱离了他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