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漫画家以画笔为武器投身于救亡宣传，相继成立了漫画界救亡协会和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叶浅予、张乐平、特伟等组织了漫画宣传队，历经数省，创作了大量救亡漫画作品。重庆、香港、广州、延安等地的漫画创作十分活跃，除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外，也有肖像漫画，描绘生活不幸，讽刺贪污腐败、特务横行的漫画以及幽默作品。廖冰兄的《猫国春秋》、谢趣生的《新鬼趣图》、汪子美和高龙生合作的《幻想曲》、张光宇的《西游漫记》和叶浅予等人的漫画联展，曾受到广泛的欢迎，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了较大影响。
抗战结束后，漫画家又针对内战、饥饿和黑暗统治掀起了新的创作高潮。沈同衡领导的漫学工学团将漫画与学生运动相结合；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以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入木三分的揭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华君武、米谷等人创作的政治讽刺画在内容、形式两方面都获得了卓越成绩。
20世纪30～40年代，除上述提到的漫画家外，还有一批优秀的漫画家，如蔡若虹、张谔、张文元、丁聪、乐小英、张仃、朱丹、吴耘、江有生、陶谋基、余新亚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漫画一度十分繁荣，在20世纪40年代活跃的漫画家依然创作了很多作品。1957年后，漫画急速转入萧条期，不少漫画家被划为“右派分子”，漫画成为危及画家命运的险区和禁区，只有少数画家谨慎地从事人民内部矛盾讽刺画。“文化大革命”期间，漫画形式被用来丑化“走资派”。70年代后期，以对“四人帮”的尖锐揭露批判为标志，漫画开始复兴，报刊的漫画作品普遍增加，展览会上的漫画作品总是能吸引大批的观众。在20世纪50年代曾一度很活跃的漫画家如华君武、丁聪、米谷、廖冰兄、方成、李滨声、韦启美等又焕发了艺术的青春，此外，还涌现了一批中青年漫画家。
综观中国现代漫画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它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血肉联系。在进步与革命漫画家笔下，漫画总是成为宣扬真理与正义的武器，有力地表现人民的爱憎、智慧和幽默感。亦由于此，它的繁荣与萧条，都可以从相应的政治气候中找到根源。不少漫画家为了光明的现实和美好的未来，不仅付出了他们的才智与辛劳，也付出了包括种种压迫、苦难乃至生命的深重代价。
（七）年画、连环画、宣传画
1.年画
年画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它是流行于民间、在春节过年时节张贴悬挂的绘画，在明清时曾有过广泛的传播，著名的民间年画之乡有杨柳青、桃花坞、绵竹、武强、潍县等地。至清末民初，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内容的陈旧，年画濒于衰败，代之而起的是石印和胶印的月份牌年画。月份牌年画最初是外资商人为了推销产品，将广告画与年画结合为一的商业性宣传画。它的内容新鲜，印制精良，又附有实用的年历，因而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月份牌年画最初有西洋画法与传统画法两种，而后衍变为以西法为主，兼容中国市民趣味的擦笔水彩画法，遂形成色彩鲜艳、富于体积感的主流风格。它的内容包括时装妇女、儿童、吉祥祝福、古装人物、风景名胜等。代表性画家先后有郑曼陀、杭穉英、李慕白、金雪尘、金梅生、胡伯翔、谢之光等。新中国成立后，月份牌年画有了新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年轻作者，内容也更加健康向上。月份牌年画以其商业性、描画的逼真赢得了广大城乡民众的喜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中国市民与农民审美趣味的特征与要求。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画家结合宣传任务，在民间年画传统形式的基础上，创作了一批木刻套印与石印年画，如《军民合作》、《五谷丰登》、《保卫边区》、《学文化》、《参军》、《豆选》等，清新质朴，深受农民的欢迎。1949年后，年画创作受到空前重视，各地的美术出版社都把年画出版作为重点，并大力培养了一批青年年画家。在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县等地，民间年画经过发掘、扶植、改革出新，重新焕发出生命力，许多美术院校的毕业生投身于年画的创作与研究。除传统月份牌年画、民间木版年画之外，又增加了工笔重彩年画、水粉水彩乃至油画年画。至20世纪60年代前期，年画的繁荣成为美术界的一件大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年画创作单一贫乏，至70年代末又丰富起来，随后大量摄影作品和新型挂历出现。
2.连环画
连环画在近现代是由小说插图衍变而来的。早期的回回图，是将章回小说的插图绣像集中起来，冠以章回名称或稍加文字说明。到近代编绘《点石斋画报》的吴友如等用连续画表述故事，乃为连环画的雏形。最初的连环画称作图画书、小人书、公仔书等，至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西游记》定名为连环图画，遂成为通称。连环图画的创作与出版发行集中在上海，销售对象主要是城市民众。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连环画的创作完全受出版商控制，他们收买画稿、购纸出版、发行销售，作者收入很低，作画内容也以适应商品性为目的，因此曾有大量荒诞、神怪和色情的连环画出版。早期连环画作为通俗美术，被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美术品种。鲁迅曾针对社会上鄙视连环画的现象，写了《〈连环图画〉辩护》、《关于连环图画》等著名文章，指出连环图画也是艺术，也能出伟大的画家。
早期的连环画作者有朱芝轩、沈石佛、刘伯良、李澍丞等，活跃于清末民初，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多受戏曲舞台形象的影响。20世纪20～30年代的著名连环画家是朱润斋和周云舫，他们多画传统小说、传说题材，逐渐改变了画面的舞台效果而趋于真实描绘。赵宏本、沈曼云、何庙云、钱笑呆、陈光镒、严绍唐等被称为第三代连环画家，其中以赵宏本成就最突出，他创作了一系列宣传爱国主义的古典题材作品和一批现代题材的作品，如《海国英雄》、《戚继光》、《阿Q正传》、《雷雨》等。他在1940年组织了连环画人联谊会，20世纪40年代后期又组织了连环图画、小说业改进研究会，在团结连环画家、改造创作内容、多方面适应民主运动和群众阅读需要方面，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一代新的连环画家应运而生，创作题材广泛，形式、风格也多样化起来，政府文化部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多次举办连环画创作评奖活动，出版发行、印刷质量、画家收入也有巨大的改变。一大批专业、业余的画家从事连环画创作，连环画真正登入美术之宫的大雅之堂。由于作者队伍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技巧的提高，连环画的艺术质量逐年上升。除老一辈的画家仍然活跃在创作第一线之外，又有刘继卣、顾炳鑫、丁斌曾、韩和平、王弘力、程十发、贺友直、华三川、王绪阳、王淑晖、许勇等成就突出的新连环画家和连环画脚本作者姜维朴等。著名的作品有《东郭先生》、《我要读书》、《阿Q正传》、《山乡巨变》、《铁道游击队》、《白毛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白求恩在中国》等。
20世纪50年代，多数连环画艺术水平较低，图解性强而创造性较弱；至60年代初《山乡巨变》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连环画发展开始步入一个新阶段。刻画人物性格的深入，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地方风格，高度成熟的民族形式，以及与文学原著相谐和的抒情性，使这部作品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60年代中期以后，连环画创作出现了虚假、矫饰的倾向，内容、形式都趋向单调贫乏。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连环画创作再次出现高潮。以1979年陈宜明、刘宇廉、李斌创作的《枫》为转折点，到1985年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中的获奖连环画作品，把中国连环画艺术水平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一些青年画家开始把连环画作为一种高档次艺术品进行创作，在对作品主题作深入丰富内涵追求的同时，又致力于表现技巧与形式风格多样化的探索。由于电视、录像的冲击，连环画的出版销行量有所下降，出版机构和连环画家也开始探索对连环画艺术价值、创作观念的新理解，新的转折正在酝酿之中。
3.宣传画
宣传画是中国革命运动中出现的绘画品类，亦称招贴画。商业广告画也是一种宣传画，但在近现代中国，一般把它归入商业装饰美术的范畴。因此通常所说的宣传画，是指那些以一定的政治、文化内容为主题，专门悬挂张贴在室内外公共场合的绘画作品，可以分为政治宣传画，电影宣传画，文化、教育、卫生宣传画等。宣传画因其号召性而要求画面效果强烈、鲜明，所以多用水粉或油彩绘制，在条件不允许时，也用版画、毛笔手绘的方式，不能印刷时，便直接绘于墙壁、布、纸之上。有些宣传画又以漫画的面目出现，即不是正面号召宣传，乃借助于辛辣幽默的讽刺表达一种观念和憎爱，间接达到宣传动员的作用。战争年代的宣传画大多为政治宣传画，往往制作匆匆，来不及精细描绘，没有条件出版，因此早期宣传画作品极少保存流传，没有专门的宣传画家。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时期，宣传画创作十分活跃，作品多以报刊登载、传单或墙壁画的形式出现，内容多为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清政府和军阀的残暴与腐败，还有的歌颂北伐战士。许多作品无署名，有些是群众自己创作的，技巧幼稚，却也收到了宣传效果。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江西革命根据地曾出现许多粗朴而生动的宣传画，如《挣脱枷锁》、《粉碎敌人进攻》等，大多出自宣传战士之手。30年代最突出的是抗日救亡宣传画。青年学生上街动员抗日，多绘制大型宣传画，画家们还组织了国难宣传团和抗战写生队。1938年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团结了一批抗日画家，创作了许多宣传画，各地办起的抗战画报、刊物，也都有抗日宣传画问世。油画家、中国画家、漫画家、版画家，亦都程度不同地从事宣传画创作。除画刊、报纸刊登外，许多作品画在布上，便于悬挂、标举与保存；还有的画于墙壁上，如著名的武汉黄鹤楼大壁画，描绘了中国军民与日寇殊死战斗的场面，充满鼓舞性。
1932～1934年间，以画家沈逸千为代表组织了国难宣传团，携布画先后历经十多个省会巡回展出。1939年，沈逸千等又组织了战地写生队，遍访各个战区，画了大量速写。他们为抗战献身的精神，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称赞。
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画家紧密配合抗战任务，创作了许多宣传反汉奸、减租减息、发展统一战线、扩大根据地乃至农业生产、讲究卫生等内容的作品。其形式，除木刻版画外，还运用改造了民间拉洋片、西洋景的方法，把绘在硬纸板上的宣传画装配于小型舞台上，与演唱结合成一体，深受群众欢迎。八路军129师政治部还印制传单式宣传画，介绍国际反法西斯形势，把宣传画作为政治教育的组成部分，收到良好效果。
新中国成立后，宣传画受到空前重视。各公共场合、街头、商店乃至家庭都可以看到张贴的宣传画作品，一批专门的宣传画画家出现了，用木刻、洋片、漫画等替代宣传画的境况也得到了彻底改观。哈琼文、翁逸之、吴敏、游龙姑、吴性清、钱大昕、杨文秀、张汝济等，都以优秀的宣传画创作为人所知。20世纪50～80年代，北京、上海、天津成为创作、出版宣传画最集中的地区。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52～1983年间，就出版宣传画1500余种，平均每年出30多种。50～60年代著名的作品有钱大昕的《争取更大的丰收，献给社会主义》、杨文秀的《猪多肥多粮产高》、哈琼文的《毛主席万岁》、刘秉礼的《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等。这一时期的宣传画创作出现过浮夸、虚假和艺术上粗糙的毛病。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宣传画印行很多，题材单调，成为个人崇拜思潮推波助澜的工具。艺术上则多公式化、概念化，用大拳头、瞪眼睛和装腔作势的形象表示“革命”，虽到处张贴，却没有任何艺术力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宣传画创作一度低落，一些公共场合宁可挂花鸟风景画，也不挂宣传画。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假、大、空宣传画泛滥的惩罚。70年代末至80年代以来，宣传画逐渐开始复兴，出现了一支新的创作队伍，形式风格趋向多样，改变了50年代以来那种写实风格一统天下的局面。明了、耐看、号召力与新颖性，成为宣传画家追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