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工艺美术
传统工艺美术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自近现代以来，伴随着封建经济结构的逐渐解体，宫廷工艺工场的没落与溃散，频繁的战乱和生产结构、审美需求的改观，以及西方产品的冲击，传统工艺美术迅速衰微。辛亥革命后，曾出现一股仿中国古代和西方工艺品的思潮，消费对象主要是外国人、官僚、商人和市民。这些仿制品一般比较低劣，尤其是对西方工艺的仿造，远不能与西方产品竞争。但仿造风气对仿古技术的提高是个促进，而对西方的模制也多少促进了新的装饰风格与手法的产生。比较有成就的门类有陶瓷（以景德镇为代表），牙、玉、木、石工艺雕刻（其中以东阳木雕为最出色）以及漆器、金属工艺等。从艺术风格上看，传统工艺由明清的精致转向粗简，原来适应宫廷要求的标准被市场要求、竞争要求所取代了。传统工艺中的写意因素日渐淡化，对写实、逼真的追求渐占上风。
在传统工艺美术衰微变化的同时，一些新的工艺美术品类则应运而生。现代都市意识与社会结构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的变化，西方文化的大量引入与影响，对新材料、新技术的认识与初步运用，以及现代美术教育的兴起，对促进现代工艺美术的产生都发挥了深刻作用。古代中国强调工艺品的伦理、精神意义，近现代接受了西方影响的工艺美术思想，则更多地强调工艺的经济与实用功能。蔡元培、颜文梁、丰子恺以及许多工艺美术家都曾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从而对工艺美术产生了影响。新的工艺美术突出地体现于图案设计、书籍装帧和商业美术的崛起。图案设计尽管还限于理论和案头研究的范围，还未成为可供大量生产的工业设计，但它无疑是其先导和基础。著名的图案设计家有雷圭元、陈之佛等。书籍装帧艺术是在现代印刷术和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崛起的，在现代工艺美术中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陶元庆、闻一多、丰子恺、孙福熙、郑川谷、莫志恒、张光宇、叶灵凤、钱君匈、曹辛之等，都是或曾经是有影响的书籍装帧设计家。书籍装帧风格，在20世纪20～30年代，曾经历了从追求西洋味到追求民族风格的过程，写实、抽象、漫画与版画的借用等形式手段都曾流行，且大都有鲜明的时代感。
商业美术是与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与销售共生的，无论提倡实业救国的爱国画家，还是服务于外国商人与买办的美术家，都重视商业美术。广告、包装装潢、商标设计等逐渐得到发展，并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等城市形成一支专业、半专业性的队伍。但由于中国传统抑商、轻商思想的影响，从事商业美术的画家往往不能持久，总以为纯粹精神性的艺术才是理想的归宿。1926年，上海成立了中华广告协会。1936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商业美术作家协会。翌年在上海南京路举办了首次全国商业美术展览会。
在传统工艺美术走向衰落，新型工艺美术滋生发展的同时，传统民族、民间工艺保持着相对的繁盛。它们流行于城镇、乡村，世代相传，自生自灭，并总是充满着浓郁的地区乡土气息。如编织——以竹、柳、藤、草、棕丝、麦秆等为质料；如玩具——布娃娃、布老虎、泥模等；如泥、面彩塑，以及剪纸、风筝、灯彩、木偶、皮影、装饰刻砖等。各地都有著名的民间艺术家，如天津的泥人张、北京的面人汤、福建的木偶雕刻艺术家江加走、剪纸艺人王老赏、陶塑艺人刘传、玉雕艺人潘秉衡等。有些民间工艺品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荣誉。但在战争年代，这些民间艺术都遭到严重破坏，有的逐渐绝迹。它们的繁荣与衰落，也大都不被高雅的知识阶层和政府部门所注意。
新中国成立后，工艺美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里获得发展，并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传统工艺、新兴工艺与工艺美术教育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如陶瓷的产地景德镇、醴陵、彭城、淄博、龙泉、禹县、临汝、德化等，都得到了恢复与新生，并逐步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创造与引进了许多新技术。著名的云锦、蜀锦、壮锦、传统缂丝、湘绣、苏绣、苗族蜡染等，也都得到了扶植，成为国内外市场上的俏货。漆器、地毯、象牙雕刻、玉雕、金属工艺、木雕、铁画等传统工艺，也都有了大幅度的发展。玻璃、塑料、搪瓷、铝等新材料的工艺品广泛应用，成为和人民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工艺门类。新一代书籍装帧、陶瓷、商业美术家陆续崛起。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现代化的要求，工业设计开始抬头。改革开放带来的不只是大量新的材料、新的工艺技术和新的工艺门类，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工艺观念——对工艺美术的性质、功能、结构、价值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新认识与新态度。人们开始思考工业产品的功能与情感的关系、形式与寓意的关系，开始把设计与经济目的，材料、技术、生活方式与审美联系起来考察。工业设计甚至包括全部工艺美术，不只是点缀与装饰生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选定与创造生活方式，如何把人、产品、环境、社会看做一个整体，并以此建立起现代中国的工艺设计体系，是工艺美术界正在探讨的问题。
在现代工艺美术中，工艺美术教育一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最早的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机构，如南京两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就开设了手工、图案这一类的课程。吕凤子、陈之佛、雷圭元、颜文梁、李有行、沈福文、庞薰栗、郑可、张仃、邓白等，都曾为中国的工艺美术教育事业贡献了才智和力量，有的甚至投入了自己的毕生精力。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此后，各地的美术院校都相继设置了工艺美术系，一些地区如苏州、景德镇、唐山等地还创办了诸如丝绸、印染或陶瓷院校。在如何使美术教育乃至整个美术学科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工艺美术院校已有率先领路之势。
（九）美术研究
中国现代美术研究在范围上可分为中外美术史、基础美术理论与评论、美术考古诸项。在方法上可分为传统式、外来式与综合式三种。由于环境的不安定，系统性、综合性的巨著编撰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条件地开始进行，并取得了多方面成果。借鉴西方20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与方法来研究中外美术的历史与现状，虽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开始，但真正取得进展，也是在80年代才有可能的事。总之，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贯穿于研究之中，已成为近40年来中国美术研究的突出特色。
在专门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先后有陈师曾、潘天寿、郑昶、秦仲文、傅抱石、俞剑华、滕固、胡蛮、李浴、阎丽川、王逊、王伯敏、阿英、王子云等出版了通史、专史或断代史。其中，郑昶的《中国画学全史》、滕固的《唐宋绘画史》，在20世纪50年代前都以严密性的、独到的见解而著称。20世纪50年代后出版的史著，都尝试融入唯物史观以回答纷繁复杂的美术史现象，但在“左”的政治气候影响下，受到了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有不少专题论文在深度上超过了一般的史著，尤其是有关美术考古的新发现及其相应的论考实证，具有深远的意义。另有些史家从事于美术史籍的钩沉整理、年表辞典的编纂研究，突出者如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于安澜编《画史丛书》，余绍宋著《书画书录解题》，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敦煌研究院编《莫高窟内容总录》以及郑振铎、阿英关于古今美术史料、史籍的著述等。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及文物出版社等单位，大量编辑出版了美术图册和文物史籍著作，也是十分重要的成果。现已陆续出版的有大型美术丛书《中国美术全集》（60卷）、王伯敏主编的《中国美术通史》（8卷）。此外，还有一些大型史著和丛书正在编著中。
辛亥革命后，中国美术界对外国美术开始频繁介绍。蔡元培、康有为、鲁迅、陈抱一、俞寄凡、吕澄、丰子恺、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李朴园、陈之佛、傅雷、倪贻德等，都为此作出过贡献。这种介绍，以编著性质的作品居多，翻译西方原作较少，且零散浅易。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对欧美艺术采取了封闭态度，较多地介绍、翻译了前苏联著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介绍都成空白。到20世纪80年代，引进与研究外国美术成为热潮，译著与专题研究与日俱增，一些中青年理论家也逐渐有了出国考察的机会，对西方美术的了解与认识，开始走向全面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