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电影教育委员会
为了进一步将教育电影推广至全国纵深处，以实现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方面统治的建立，国民政府又从1935年起，开始规划电化教育“普遍推行之办法”。1936年7月，国民党教育部电化教育委员会便先后成立了“电影教育委员会”与“播音委员会”。其中，电影教育委员会“为办理全国电影教育事业的最高机关”。由这两机构负责“办理全国电教器材供应及技术指导事宜”并“分别主持电影及播音教育两项”。各地区则又“根据各省市实施电影教育及播音教育办法之规定，各省市与教育厅主管社会教育科股内，指定职员二人分别办理电影教育及播音教育行政事宜”，并且“各省应划分‘教育电影巡回放映区’及‘播音指导区’，电影放映区各设电影施教队一队”[15]。至1936年，经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处统计共成立81教育电影巡回施教区，其中既包括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南京市、北京市、上海市、青岛市这些沿海发达地区，也包括了四川、云南、陕西、山西、甘肃、新疆、青海、察哈尔、宁夏、绥远等相对偏远落后的内陆地区。这套由中央到地方的教育电影机构的设置主要解决了教育电影发行、放映体系的建立。作为直接实施教育电影放映和施教的单位，每区要求至少配置放映机和发电机各一台，教育影片则由教育部统筹免费配给，影片经由各省市厅局，转发各区巡回放映。从1937年起，每一个教育电影巡回施教区由国民党教育部加发幻灯机一部。
此外，教育电影协会还担负了自制、选购、委托代摄教育影片的工作。它把教育影片之目标规定为：1.发揭民族意识；2.增进生活常识；3.灌输科学知识；4.授予生活知能；5.协助学校教学。到1940年，该委员会置备之影片已经达130余种，“其中属于发扬民族意识者32种，增进生活常识者16种，灌输科学知识者11种，授予生产知能者34种，协助学校教学者17种，其他关于地理风景及娱乐者25种”[16]。这一组织的建立为教育电影业规定了在生产、发行、放映上都与商业电影并行而绝不交叉的另一种模式。至此中国教育电影事业几乎完全被纳入官营体制之中。
五、地方民教馆等相关推行机构
除了国民党中央及教育、宣传部所设的这一系列国家教育电影机构外，本期教育电影的发展还离不开全国众多的地方教育机关——特别是遍及各省市甚至区县的民众教育馆。据统计当时的社会教育机关，在1928年就达10773所；1936年更达到了121713所，比以前增加了11倍。[17]这些社会教育机构的责任也在于最大程度地实现对于民众思想的有效控制，并同时兼有推行启蒙教育之责。它们将放映教育电影当作一条重要的施教内容，因此成为教育电影最重要的消费场所。如当时较为活跃的江苏省镇江民众教育馆就于1933年12月成立了电影教育委员会，以民教馆大礼堂作为教育电影放映厅，并购置了相关放映器材，租借了教育影片，开展放映工作。1934年1月，该馆还在镇江城西设立分场，按照规定时间，轮流放映教育影片，并在影片放映间隙配合放映教育幻灯片或播放音乐唱片。他们在放映前先向观众散发编印的说明书，放映时则由专门的讲解员根据影片画面进行解说。除在固定时间、地点放映之外，他们还到附近的县、乡轮流放映。为了扩大教育电影的施教范围，镇江民众教育馆还投入6290元购买了一个奔驰汽车底盘，又花2000元自己设计并改装了车身，再用1900元购买了所需的电化教育器材，做成一辆电化教育的巡回施教车。该车四围的栏杆上，分别装有放映机、扬声器、照明灯，车前支架上安装有活动银幕，放映时影像从后面投射到银幕上。司机兼放映教育电影和幻灯，施教员解说施教，并修理器材。抗战开始后，该车由刘之常带到了云贵川西南内陆一带，继续巡回施教。
在浙江、江苏、上海、南京等教育电影发达的地区，当地的政府、教育机构以及民众教馆甚至还进行了自制教育电影的尝试。以教育电影最发达的江苏省为例，该省教育电影机关自摄了《江苏省导淮入海工程》、《省会公路电话》、《省会各报馆》、《西安景象》等教育影片。不过总的来说，此时的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的普及也仅达于南京及其周边地市、浙江、江苏、上海、京沪铁路沿线地带、北京等地，而广大的内部省区的教育电影普及则完成于抗战时期。
上述各个自成系统又互有交织的官营教育电影机构的设置与运行，成为本期国民党管理教育电影最主要的内容，它们的发展也和三四十年代国际上发达的教育电影业息息相通。1933年，是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开始同国际接轨的一年。当时的国际组织——国联派出了一个由五名团员组成的中国教育考察团赴中国考察，其中就有意大利国立教育电影馆馆长萨尔地（Sardi）。他专门负责考察中国当时的电影事业，“尤注意于教育电影”，并撰写了名为《电影与中国》的在中国考察和推广教育电影的工作报告书，“遂开我国参加国际教育电影事业之始”[18]。同年，国民政府又派其驻瑞士公使为代表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便利教育电影国际流通会议”。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也在此时，首开向国际教育电影协会购买教育影片的风气，“购买来关于物理、化学、天文、医学、生物、体育等等影片三十多种，加上中文字幕……”[19]。1934年4月在罗马举行了国际教育会议，参加国有四十多个。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由会员朱英为代表出席，并被推举为大会副会长。1935年7月，国际协会在比利时召开的万国博览会上，与比利时农村改进会合组“农村电影国际比赛会”，由当时世界上22个国家参加，中国方面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与金陵大学“拟具题内容，由中央摄影厂制成《农人之春》影片，参加比赛，获得特奖”[20]。此外，设分公司于中国的美国柯达公司，此时也为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中央摄影场、金陵大学等机构提供了总数占我国放映教育电影总数三分之一强的教育影片。这为我国教育电影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国际组织的交流接轨，对国民党政府而言当然更有其外交的目的，但这些活动本身也促进了中国教育电影的发展，此后不久，中国自摄的教育电影也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第三节 金陵大学等学术机构及人士对教育电影的提倡和实践
为“教育救国”风气所感，大学也成为教育电影的摄制基地。此时的院校中教育电影的摄制应以上海大夏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无锡教育学院为代表。
一、陶行知对教育电影的提倡和实践
20世纪30年代，许多教育家都尝试以先进的教育方式尽快普及教育。其中，陶行知就积极对包括教育电影在内的电化教育给予倡导，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1932年，陶行知在筹划工学团时，就要求工学团的教师在对平民、工友进行教育启蒙时，尽可能采用播音、教育电影等电化教育形式，“在可能的范围内须运用无线电收音机及活动电影俾在最短时间内收最大之效果”。1933年，陶行知捐资500元购置了一台无声电影放映机、一台小型汽油发电机、一台扩音机和影片《一二八淞沪战地写真》、《民族痛史》等送给汪达之组建的新安旅行团。该团利用这些设备，于1935年10月从江苏淮安出发，走了二十多个省市，利用电影进行国难宣传和教育普及。1934年，陶行知结合其教育实践又指出：山海工学团从四月一日起要实现电化教育。电影说明书、无线电广播节目都要重新编过，使之成为活动教科书。1935年，陶行知在其所著的《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中，更建议：“设立中央科学电影制造局，以巨资研究制造科学影片、发电机、放映机，免费送各乡村市镇放。”在同年的《对上海市普及教育之意见》中，他提出：“初步教育除千字课外须充分运用无线电及科学电影施教。”
二、金陵大学等高校对于教育电影的提倡和实践
金陵大学在当时各高等学校中最先倡导并摄制教育影片。该校分为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三个专业学院，每一学院都下设推广事业以从事社会教育。最早涉足教育电影业的是金陵大学的农学院，他们从1922年就开始兴办教育电影，主要以农业推广为目标，针对农民观众。一直从事金陵大学教育电影事业的孙明经教授在其《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小实验——金陵大学影音事业概述》中详述了农学院从事教育电影业的原委，即：“欧战期间，国内纱厂事业蓬勃，有识之士认为这是反常的现象。一旦欧战停止，中国的纱厂会遭受意外的打击，救治预防之道在于建设国内的植棉事业。当时全国华商和洋商纱厂联合捐款推广植棉之举，请到美国农部棉作专家O.F.Cook来到中国专门考察，并研究植棉事业。Cook去后便介绍郭仁风（T.B.Griffing）于1920年来华继续推广棉花事业。可惜当时农民对于推广植棉的意识太不了解，对于科技技术亦难领会。郭仁风乃在1922年创办农业专修科，训练干部人才，另在各地设立试验农场，效果大增，但感觉还是不够。同时又摄制许多静片，应用留声机等方法加强宣传。到1923年又自行摄制动片好几本，买了两架35毫米放映机，和好几部美国农部的片子，在各地放映，当时周明懿先生辛勤备至，一面在各地放映讲解，同时还化装农民，摄制棉花小麦等影片。在没有电源的地方应用手摇发电机来发电。工作中所到的地方很多。常常出借到远地。可惜当时没有理工的部门支持，到1927年郭先生返国，周先生病，这事便形中断了。不过影片可用作宣传，深入农村，在中国人的脑子里是深深的中了一个印象……”
其后的教育电影事业则隶属于其理学院。早在1928年，美国柯达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并进口了数百部教育电影，当时的金大化学系主任唐森美教授（Dr.J.C.Thomson）有一次在上海借了几本教育电影回金大，在他的课室中试用，效果很好，便向理学院院长魏学仁博士推荐。1930年，魏学仁院长对这些影片产生了极大兴趣，认为是加强理科教学无上的利器，当时便决定购买柯达A型无声放映机（Kodas cope Model A）一架，和柯达教学影片（Eastman Teaching Films）数本。这是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有教学影片和放映设备的开始。而且这个A型放映机也是柯达出品的16毫米放映机中最早的。金大放映教育影片因此也是在中国有组织地提倡16毫米片型的开始。同年，理学院“就以科学片辅助理化、生物、地质各科的教学”，开始了教育电影的拍摄。
刚开始，“金大的教育影业还谈不上任何规模，物理系的刘硕甫教授（当时还是助教）便是放映员。……这时大部分放映工作限于理学院的各课程中，以后南京各中学渐加注意，乃要求让学生结队来校观览。要看的学生渐次增加，服务不能不再度展开，乃专聘放映员一人，轮流到各中学去放映，并且请化学系潘澄候教授主持放映簿记。”[21]他们“每月在校映放一次，招待附近中学学生来参观。鉴于人数激增，便每月派人到中学校映放一次”[22]。
此外，又由于“柯达教学片原是英文的，拿到中学去放映便感觉有些不适当”，金陵大学理学院遂与柯达公司合作，将该公司教学电影部出品的字幕翻译为中文并编以说明，即“由理学院教授多人各任一题，分别翻译，由化学系裘家奎教授（现任代理院长）总其成”。这工作一直继续到抗战开始，共翻译了60余本（柯达教学片全是每部一本，每本400英尺，放映15分钟）。战区国内流通的教学影片有半数是金陵大学翻译的柯达教学片，成为当时各地重要的教育影片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