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金陵大学教育电影的制作、放映规模日增，1933年开始到京沪沿线各中学及扬州、芜湖各中学放映。1934年9月，他们又与青岛市教育局合作，并与南通、镇江及江西民众教育馆、桥头镇三育社等处合作。“计合作机关不下二十余处，所入款项盖用作摄制影片”[23]。考虑到在这一时期，许多机关需要教育影片，金陵大学理学院还专门设立了教育影片流通服务，以定期供应影片。其中同金陵大学流通关系比较深的有以下各处：南京市政府社会局、青岛民众教育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祁门经委会农业处实验场、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山西省立理化实验所、江苏省立南通民众教育馆、中央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附中、安徽省立滁州中学、芜湖萃文中学、湖南长沙雅礼中学、各地中学、南京青年会等。1934年，由金陵大学农学院和理学院合作完成稿本并参与制作、而由中央电影场负责摄制的教育影片《农人之春》在国际农村电影国际比赛会上获得三等奖，并得以在北京车站广场放映。这极大鼓舞并增强了中国高校自办教育电影的信心。金陵大学理学院在1934年便开始了自制教育影片的工作。孙明经说：“当时所有的设备真是极其可怜，既没有摄影场，更没有演员，亦没有资本。设备方面仅有一个柯达K型摄影机，和二百尺片子。这初期摄影工作由潘澄候教授主持，曾摄成《国术》，《童子军》，《水泥》三片，生物系的范谦衷教授也在上面花了不少工夫。”
1935年冬，金陵大学又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合作，另组合作委员会，并聘请孙明经“专司其职”。他们预计摄制出的影片共分四类：“一、大多数之自然科学影片，以中小学生为假象之观众。自然科学课程标准，既经教育部定，则课程内容大致相同。制成之片，无论何校，均可采用，以辅课室教学之不逮。二、对于民族精神固有文化，国防化学，特有之工业，加以提倡与宣传。三、卫生影片，为民众教育馆最适宜映放之影片，夏季苍蝇、蚊虫虽人人恶之，然疟疾、霍乱等症之传染，十九不知为蚊蝇之所赐。四、国内之建设，不论其为公路、水利、风景等等，映之国内，使人明了政府之努力，增其信任之心。映之国外，使侨胞乐于归国投资，并改变外人对吾心理。”[24]正是由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经济支持，金陵大学理学院摄制了十几部教育片，并且到京沪、沪杭、京燕、淮南四条铁路巡回放映，参加的中学有三十多单位。上面提到的教育影片的摄制标准则足可以说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教育电影的态度和对其功能的认识。
此外，金陵大学理学院的教育电影事业也同国民党教育部的控制和推动息息相关。关于金陵大学理学院和当时教育部在教育电影事业上的具体合作联系，孙明经说：“这时期教育部要大量推行教育映影，包括动影及静影（俗称电影和幻灯），我们用两种方式来协助：一、供给人才：教育电影部的潘澄候先生被借到教育部，负责部办的映影事业。部里的第一位摄影师，亦是由我们这里借去的——蒋滋寿先生。此后我们以全部人力，器材和场地协助教育部办理‘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共三届，训练了二百多人员，这些受训的人员回到了二十五个省市，应用教育部统购拨发的135套放映设备，推行各省放映事业，每一套设备包括十六毫米无声放映机一架，和直流发电机一架。教部另备大量影片，随时流通供应，教育部另拨给各省市收音机不下四千架……二、供给影片：影片的需要与时俱增，教部曾委托本校摄制影片二十多部，大都每部复印十份，有一部教部买了三十份，另一部一百份。”
1936年秋，金陵大学理学院的教育电影业有了很大发展，遂增聘摄影师段天育、邱锦义、蒋滋寿三人，成立了教育电影部。之后，还筹款建造一座应用科学馆，钢骨水泥的四层大楼，专门用来拍摄、制作、放映教育电影。1936年6月19日日全食，又由于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的请求，金陵大学理学院的魏学仁院长亲自前往摄制彩色动片。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摄影师邱锦义则远赴广东、广西、福建去摄地理片，最远到了海南岛，孙明经到华北拍摄教育影片，并撰写了《万里猎影记》专门记述抗战前夕在华北的文化名城、国防重镇以及国家重要资源的情况。孙明经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小实验——金陵大学影音事业概述》中对金陵大学这次大规模的教育电影万里拍摄活动总结道：“当时我们有计划地把全国分为八大区域，摄成一部《中华景象》，一大套的影片，可惜抗战开始，打击了我们这个企图。”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在其为《万里猎影记》所作的序里，除提到金大教育电影初创时期的工作外，更详细地谈到了这次大规模拍摄活动。其序言如下：
万里猎影记[25]
魏学仁
本院推行教育电影始于1930年，但自行摄制教育电影却从1934年开始。那时除由潘澄候教授和本人共负责筹划和推进的责任以外，参加我们实际工作的还有本书作者孙明经先生。按摄制教育电影的工作，在国内向无专门训练的机构，而孙君以在本院所受的科学教育和其本人数年来教学的经验，毅然独立工作，颇为难能。对于影片教材的搜集，稿本的编写，灯光布景，剧情导演，以及摄影、剪辑、写绘、试片等等，都有很多贡献，为本院教育电影的摄制事业，立下一个实际的基础。
在我们的摄制电影工作过程中，本书作者的绥远之行要算最值得纪念的一次长征，因其历程既在万里以上，为时又适逢抗战的前夕，所经过的地方，或为文化名城，或为国防重镇，或为国家资源所在地，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前程，均有密切关系。现在这些地方多不幸暂时沦陷，我全国同胞应该更加警惕，时时加以注意和研究，以为收复失地的张本，作者能在工作余暇，将其一年以前的经历用通俗的文字写出，并加插其所拍摄的许多名贵照片，以介绍国人，实在是有意义的工作。作者和本人有师生和同事的深切关系，所以除了感谢作者让我得先睹本书之快而外，很乐意地为他一篇序，表现我的欣慰和希望！
1939年7月7日于金陵大学理学院重庆办事处到1936年4月底为止，金陵大学理学院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代摄了《蚕丝》（两本）、《陶器》（一本）、《西湖》（一本）、《酱油之速酿》（一本）、《皮革》（一本）、《防毒》（三本），共九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金陵大学也西迁至成都，继续从事教育电影事业。
同时的大夏大学则最早提倡教育电影，并在1932年设置电影教育课程，由前商务印书馆影片部主任徐公美担任教授。在美国专门学习了电化教育的陈友松，也受邀到该大学讲授教育电影课程。大夏大学又于1936年设“电影教育讲座”，该讲座由徐公美主持，曾聘请姚苏凤（明星公司编剧）、徐苏灵（艺华公司导演）、旦杜宇（上海公司导演）、许幸之（电通公司编辑）、向培良（上海剧院主任）等任讲师，共约二百余人。此外，大夏大学又创立了“中国教育电影社”，摄制有《火柴》、《防织》、《科学养鸡法》、《动物园》等小型影片多种。这些影片还被“教育部尽数采购，分发各省市放映”。[26]
地处无锡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由我国著名人民教育家俞庆棠创办，是中国现代第一所培养民众教育专业人才的高等院校。从1929年便开始巡回放映教育电影。1934年，又选派学生到上海的影片公司专门学习摄影。1935年，除继续巡回放映外，他们还摄制了一部卡通教育片《五十六年之痛史》。该教育影片长300英尺，内容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被评为“悉用卡通摄制，生动明晰，极合一般民众之观览”[27]。1936年，该学院还创办了“电影播音教育专修科”（1952年，因院系调整，现并入北京电影学院），开我国包括教育电影在内的电化教育的先河，专门培养教育电影和播音人才。其中，电影组学习电影编导、电影放映术、戏剧理论和舞台实际等等，以适应教育电影的制作和放映。
除了这些大学以外，国民党内政处卫生署实验处在本期也自摄了《天花与种痘》（介绍天花之危险，牛痘苗之制造）、《夏季卫生》、《黑热病》、《新生稽查训练》等有关疾病卫生常识的教育片；香港银光公司摄制了《罐头食物》、《摄影镜头之制造》、《印像纸的制造》等工业教育片；国民政府教育部也自制了《兵器》、《我们的首都》、《养牛》、《家事》等片；民营的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也制作了《抵抗》、《交通》、《电灯与煤气灯》等；明星公司也曾参与摄制《献机》、《献机祝寿》（涉及如何巩固治空权）两片；中国电影教育社摄制了《铅笔》、《托儿所》等片；中国童子军总会摄制了《童军救护术》；万国红十字会中国分会摄制了《难民收容所》；此外，江苏省政府教育厅、浙江省政府教育厅、福建省政府教育厅也自制了一定数量的教育影片，如《饮水卫生》、《民众教育》、《教康教育》、《幼稚教育》、《西湖风景》等。
第四节 作品及理论建设
本期教育电影的发展除了表现在作为社会机构的建立发展之上，也表现在各机构自制的教育影片以及对教育电影所进行的专门性理论探讨与建设上。香港著名电影史学家林年同先生在《中国电影的艺术形式与美学思想》一文中曾指出：“中国电影的体系是在30年代开始建立，60年代得到完成的。”[28]而30年代，处于国民党官方营运之下的教育电影也同样可以被看成中国电影体系中独特的一分子。本期教育影片在艺术形式、美学思想和传达的政治观念等诸方面也都开始形成了一种较统一的风格，并在其后的四五十年代中得到延和发展续。
首先从教育片的形式来看，查阅本期由国民党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写并出版于1940年1月的《电化教育》中所载的30年代重要教育影片目录，可见由于政府的扶持，教育电影的艺术形式在国民党迁都重庆前已发展得较为完备。而其中尤以科普片居多，在中国本期自摄的近150部教育片中占了三分之二强。科普片既涉及了风土人情的介绍如《首都风景》、《西湖风景》、《开封》等；也有对卫生、国防、生活常识的推广如《饮水卫生》、《防毒》、《夏季卫生》等；还有对社会多种教育的推行如《盲人教育》、《图书馆》、《行政人员训练》等。除科普片外，技术推广片和教学片也占了一定比例，特别是在由大学、卫生署卫生实验处这样的专门机构以及公司摄制完成的影片中数量较多，如《科学养鸡法》、《电磁》、《珐琅制造》、《火柴制造》、《天花与种痘》等。而抗战时期教育电影中的训育片此时还未成型，那些对于意识形态的宣传似乎更间接地被涵纳于科普片之中，这也构成了不同于以客观性、理性为标准的国外科普片的特色。其中，由江苏省教育厅摄制的陈果夫所编制的长达2400尺的科普片《饮水卫生》便极有代表性。[29]
《饮水卫生》内容为：在新河镇的地方，居民非常缺乏卫生常识，对于饮用水也不知道保护，使得饮用水遭到了污染。居民喝了这些被污染的水，于是当地痢疾、黑热病、霍乱盛行。很多人都因此而丧命或生病。药店与棺材铺的生意由此兴隆。镇上学校教师李志超关心地方卫生，他通过察看居民随意污染饮水的情形找出问题所在。他为了要让学生及其家庭认识不洁的饮水中携带了大量的病菌，便给每一个学生发瓶一个，灌取各家饮水到校，用显微镜观察水中的病菌。他又更进一步召集学生家长恳亲会，向全镇人进行宣传，带领全镇居民改善饮用水。经过他和学生们的合力宣传，镇上人人都懂了饮水卫生的重要。大家开河凿井，清洁水源。水利工程完成以后，水流清洁，人人爱护。小学校第二次举行饮水实验时，以前各种细菌都少了。居民的疾病也大为减少，医院和药店生意清淡，棺材铺也要关门了。
这部科普片的内容是教育群众通过保证饮用水卫生以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在实际的放映中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全片被分为六节。每放毕一节，放映员便要停下来向观众讲解影片内容，并放映幻灯片加深观众的理解度。在用教育影片对群众进行具体施教时，能注意到群众文化素质低、文盲现象普遍这一国情而采用具体方法引起他们的兴趣，以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对之进行启蒙教育，关注教育效果。这种务实的、对传播效果进行充分关注的做法在当时的教育电影中还是有着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