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海外
李玉皓
那一份固守的执拗
对奥地利我有成见，小成见。昔年拿破仑为子嗣计，决定休掉约瑟芬，另娶一位皇后。其时欧洲待嫁的公主有二：一是俄国的安娜，一是奥地利的露易莎。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国都不愿把姑娘许给他。结果俄国是终于不嫁；奥地利则几分畏惧、几分谄媚地送出了娇媚的露易莎。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和番”之举，总叫人觉得没骨气。
谁知一到奥地利，我就疑惑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奥地利原野，那样一种美丽，美得让你失去言语。我是无神论者，可那一刻，我是信了真有“上帝眷顾”这一说的。真有那么澄碧的天空，那么“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气候，那么一望无际、坐一天车都走不到头的绿野，且极少见牛儿羊儿的啃吃，敢情这些草真是种来看的。怎么的，一个画面闪回，就想起我们那些稀疏的、裸露着褐土的植被，连草根都刨吃着的牲畜，一时间百感交集……
这样的规模，“多少功夫始建成”。上面我谈到的他们的作为，敢只是以退为进，用无奈的卑屈换来境内的安宁?
第二，便是他们的富庶给我的刺激。日子蛮过得去，也不十分贪小，却这样说话?实在是自助餐吃得有回数了，不曾见过这阵势。一个早餐，主食、饮料、果品，包括茶点、佐味品，件件数数，无不堆如山积。叫我又敬一回神，悟出怎么就叫做《圣经》上所说的“滴蜜流奶之地”。我取一片面包，涂上些奶酪，端一杯咖啡，很文雅地小口小口地吃，心下却直诅咒自家鸡啄米一样的小食量，不然的话，好歹多品尝些，日后，和人谈讲起见识来，也好说得嘴响。
第三是个遗憾：我没有品尝到他们著名的葡萄酒。我对酒其实没有研究，但不研究不等于不想领略，就像我在绍兴，必要到“咸亨酒店”去，点一碟豆，温一碗酒，慢慢地坐喝：不是好那一口，是好那个调调。还好，友人去了。窝在松软的大沙发里，他侃侃而谈，什么“地下室宫廷”的品酒室；什么晶莹透明的高脚杯；什么每杯只呷一小口，余下就倒掉的可惜；什么焦黄松脆的小面包……看我失落得直叹气，他忙说：“不过是些形式，真正酒有多么好味道，我倒没尝出。只是介绍中有些东西，只怕你感兴趣。比方说人家酿酒是限品种的。只能用绿特琳娜、薏斯琳两种葡萄……”我没好气地打断他：“这有多稀罕，新疆葡萄干不也是只用马奶子葡萄?”他紧接说：“还限产呢……”我迷惑了，只听要增产，限产一说还真没听过。原来奥地利关于葡萄酒的法律明文规定：每公顷土地的葡萄产量不得超过9000公斤，酿酒不得超过6750公斤。借以确保无论哪一种等级的葡萄酒都达到既定的质量标准……
又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咳，这个固执的原不甚得我心的奥地利啊!
兜售星条旗的托尼
有些事像橄榄，乍看也许泛泛的，品起来有味。比方说，当年革命志士方志敏在狱中写就《可爱的中国》且知自己不免—死后，怎么就起意把这珍贵的文稿秘密交到鲁迅的手里?无独有偶，二战时，一船犹太人，东奔西突，历尽艰险，终于逃离纳粹的眼线时，怎也就不假思索地将船驶向美利坚?须知，前者与鲁迅并不相识，后者对美国亦无知会。原来，两个行动，—个基准——信任。前者相信鲁迅定会主持正义，后者相信纽约港上的那尊女神像，乃是自由的化身……在美国，当我弃船就岸，缓步踱向自由女神像时，心里就如是想。却也感慨，曾这样被信任的美国，现而今怎么常是莽里莽撞、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不得人心，跟伊拉克算是打赢了，却也被多人认为是胜之不武，你看这事闹得……正思索间，自由女神像前一个两手一扯一扯、忙碌着的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到跟前一看一问，原来是个叫托尼的美国人，失业在家，暂做些小生意，眼下正兜售做纪念品用的小星条旗。旗分两种，在自由女神像前升降过的卖3美元，没升降过的卖两美元。
没来，他就一面一面地升降，有人上前，他就招呼生意。我注意看了会儿，三三两两地，倒也不时有人问询。过几日，我到中央公园闲走，怎么地一抬眼，就看见了那个红发的托尼。只见他低着头，摆弄着他那个摆放星条旗的折叠椅。见我直朝他脸上看，就掏出一个大帕子，拭着额上滚落的汗珠，解释道：“刚在自由女神那边升了一回旗。”我看着他那胖身子，不忍地说了一句——一句蠢不可及、让我后来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后悔的话：“至于嘛，大老远的，你就说都升过了，谁还能跑去验证一回?”不知是没听懂，还是没理解，他困惑地搔搔头，指着从不同颜色包里取出的两叠星条旗，说道：“是的，升过的卖3美元，没升过的卖两美元。”我讪讪地走开，心里打倒五味瓶似的，一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曾写过—篇名为《信誉》的文章。说的是—个备忘录给我的启迪。什么事呢?原来武汉市鄱阳街有一座建于1917年的六层楼房，该楼的设计者是英国的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20世纪末，也即是那座叫做“景明大楼”的楼宇在漫漫岁月中度过了80个春秋后的某一天，它的设计者远隔万里，给这一大楼的业主寄来一份函件。函件告知：景明大楼为本事务所在1917年所设计，设计年限为80年，现已超期服役，敬请业主注意。启迪不言而喻，只是在感佩的同时，也曾这样想：为了事务所生命的延续，为了生意红火，他们是也要注意自己形象的。可是这个托尼，这个红发的、胖胖的托尼。
这个无所依托的、自由职业者的托尼，即便挖空心思，我能找出他什么“不得不”，榨出他灵魂中的什么“小”呢?
咳，托尼，你给美国争了一回脸!
并不浪漫的巴黎
倘窘迫到囊中只剩下几文钱，打算怎么使唤?美国人说拿去喝一杯可乐；日本人说买份报纸，查查招聘栏；法国人耸耸肩，说这答案还不简单：买朵花献给情人呗。
虽说是则小幽默，我们也看出了美国人的大情大性，日本人的严谨务实以及法国人一颗浪漫的心。
人都这么认为，我亦是。多少年来，一想起法国尤其是她的缩影巴黎，我心头就暗香浮动，柔润似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女人在巴黎有崇高的地位。也惑过：真就这么崇高，崇高得不打一点折扣?君不见《高老头》、《红与黑》、《俊友》……无数法国名作中，妇女地位高是不错，可这“高”往往被人利用，不是做了敲门砖就是成了垫脚石。也罢，“纸上得来终觉浅”，待我实地考察一回。
走在去“巴黎圣母院”的路上，我好似在水上飘。啊，那畸形的敲钟人，阴暗的副主教，风情万种的吉卜赛女郎艾斯梅拉达……尤其是后者，我倘能见到，倘能和她攀谈……正美妙间，就听得导游一声吼叫：“注意了，万不可和门口那些吉卜赛女人打交道。她们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提防你的相机和钱包!”我吃了一吓。及至近前一看，咳，就是他不叮嘱，我也懒得上前搭讪：什么风情万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卢浮宫对我是个安慰。太丰盛，太美!尽管时间紧迫，游人众多，我还是有不虚此行的感觉。有意思的是，我们基本上等于来看女人——被认为是卢浮宫核心的三个女人：几百年了，还那么神秘兮兮地笑着的蒙娜丽莎；长着肉敦敦的双翼、在水上滑翔的胜利女神；失去一双臂膀，依旧千娇百媚的维纳斯。闪光灯不断地闪，我也拿着个傻瓜机乱钻，知道拍不出效果，还是抢着角度，拼命地拍。
哦，女人的卢浮宫，女人的巴黎……
我一路满足着，来到了凡尔赛宫。
论享受，西方的君主还是比不过东方的帝王。宫殿的规模比故宫差远了。但毕竟不是百姓住的地方，怎么说也金碧辉煌的。在皇后寝宫，我正东张西望地上下打量，就听得导游(卢浮宫专设、要求有艺术专业的高学历)在讲说：“再高贵的公主，嫁到法国来，也得遵守法国王室的规矩，法国王后是要当众分娩的……”我觉得没听明白，趁队伍往前挪动的间隙，凑上去问导游：“所谓当众，是指在宫门外站着，还是说拉一道帘子?”她说：“不，就是当众。”看我吃惊得嘴都合不拢，忙安慰地补充道：“朝臣们是站在头这边的。”
“狸猫换太子”的丑剧要这样回避?王室血统的纯正要这样保证?
这就是“LADY FIRST”，这就是女人的巴黎。
繁衍是伟大的。作为最高意义的母子——圣母与圣婴，被画家们多方地表现着，画娘俩亲昵、嬉戏，甚至让圣母当众喂了千年的奶，但他们不画诞育，不画那混合着污秽与血、苦痛而难堪的一刻。法王倒不在乎，不知他是不在乎那一刻，还是不在乎他“母仪天下”的妻?
临别，有个小插曲：一个未遂的“偷”，一个成功的“抢”，就在我们的眼皮下发生。大家都沮丧，只导游有点掩不住的小得意：他坚持了一路的告诫，终于没有落空。
咳，我的并不总是浪漫着的巴黎!
咳，这傻老美
美国那么发达，似不好说美国人傻，但有些行事确实叫人啼笑皆非。一次在超市买了些零碎，计价551美元。我就在柜台上排出6美元1美分。用意不言而喻，25美分的硬币你给我两个得了，省得你找零。结果是，那金发的小美人困惑地看了半天，终于大悟似的张开嘴巴，先把那一美分推到我跟前，再拿出一个25美分的硬币，然后一五一十地数了24美分的零钱，如释重负地交到我手里，你看这……
归途中，见路边桑树上密密麻麻地结满了桑葚，树下还落了厚厚的一层，就有怨意：老美真有点暴殄天物，这酸酸甜甜的好东西，我幼年时的宠物，就这么自生自灭的，没人答理?看了一会儿，终是不忍，遂捡拾了些，用帕子包了回来。一进院，见邻居詹妮太太的儿子吉姆正在逗弄他那几只心爱的小白兔，就抛了几颗过去，兔子立即丢下正捧着的红萝卜，香甜地吃了起来。吉姆高兴的叫声引来了詹妮太太，我便把这桑葚的滋味及来历讲给她听，她睁着双圆眼睛，连说：“GOD，GOD”第二天，第三天，我见小白兔的吃食中并没有桑葚，就向吉姆询问，他撅着小嘴说：“妈咪说，自然课本上讲，红萝卜是小白兔最爱吃的食品。”我解开帕子，把摘来的桑葚往地上一抖，兔子就是一阵哄抢……
有什么办法，事实不能胜于雄辩——她就认那个教科书上的死理。
气闷中，找了个伴儿，上商店逛逛去。
怎么的，一眼看上条丝质的小披肩，黑底色上有些金色的小点，夜空似的，很有些浪漫。一看标价：24美元。同伴说贵了点，不就连着的两个袖子呗，能费多少料。我觉得不贵，因为我喜欢。交款的时候，收银小姐退回我12美元，解释道：“由于季节的缘故，这条披肩已决定打折50％，只是通知还未及贴出。”我和同伴面面相觑。好一会儿，在国内做服装生意的同伴说道：“没张榜完全可以卖原价么，这号傻妞儿，倘是我的员工，我只怕要把她开销。”我没有像路上那样，附和着嘲弄美国人的傻：人不能没良心，我毕竟是受益者；另外，我感觉到这里面有着我不能小觑的、严肃的东西。未及思索停当，就有几个国内来的游客请我俩充当临时翻译，帮买些东西。想要的货品很具体：香奈尔5号。在美国买法国香水?我起初有些不解，一看价，和法国真还是相差无几。没想到的是在购买的数量上发生了分歧：买者要一箱(50余瓶)，卖者不肯。理由一是作为零售店，他们不搞批发，二是香水这样的货品，就没有这样卖的。好费一番唇舌，然而不顶用，最后是按一人3瓶的数量，卖给他们9瓶，且说这已是最高上限。
出得店门，我看同伴埋头做沉思状，戏道：“倘是你的员工，就把她……”她闷闷答道：“开销不得，这号人是要干大事的。”
也是，犹太人那么精明，也就一个遭人非议的以色列；直肠子的、傻乎乎的老美，却能在世界范围内，做出许多“聪明”民族都弄不了的大折腾。
美国黑人之我见
《雍正皇帝》一书中，雍正曾告诫某考官：不要沽名钓誉的，偏简拔个寒儒作状元。乍看一愣：是不是写反了，他该不是想说偏选个出身名门的士子吧?想想，通了。这里有意味，语焉不详的，作者在告知我们一个矫枉过正的理儿。也是，尺度把握不容易，矫枉往往过正，在这方面我是有体会的。譬如对黑人，我本能地有些嫌弃，嫌他们丑，不白净，粗鲁，社会地位低。也知这倾向不好，于是思考有关问题时，未免偏着些，却又似乎他们处处委屈，事事占理，都是别人欺了他……直至踏上美国的土地，我还是作如是想。在纽约驶向波士顿的飞机上，一个黑“空哥”给了我好印象。白衬衫，黑领结，模样很周正。偌大一个机舱，只他一人料理，亦见得很能干。送饮料时，我这儿有些耽搁，倒不是多么挑拣，而是忽然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英语水平。只见他时而眉毛微挑作倾听状，时而眉心微蹙作思索状，时而双唇微启作微笑状，表情丰富，亦很耐烦。送小点心时，神情举止间，又分明对我多些关照——很满足了一下我的虚荣心。以后在超市购物，银行取款，这好印象都有所加深。我庆幸地想：幸亏我纠正了自己的偏见，不然，多对不住人。一日，我骑着自行车在街上逛，怎么的，兴趣来了，就加快车速，忽而慢行道忽而人行道地耍开了车技(在美国骑自行车算健身，是可以驶向人行道的)。就听得有人大声赞好。一抬头，原来是几个黑人小伙子，在一家小院门口，或站或坐地，像是在闲聊。我挥挥手，得意地骑走了。以后的日子里，我常从那条街上过，亦常见他们闲闲地坐着。我就有点犯嘀咕了：这可正在上班时间，他们怎么这么多闲工夫?一次回家后，坐在露台上念了会儿英语，然后捧了杯茶，倚着栏杆看风景。又看到那很引起我羡慕的一家。那儿不像个住家户，倒像个幼儿园。滑梯、秋千、转盘，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个充气的塑料游泳池。宽敞的院子里，总见一个黑人母亲带着几个黑孩子在玩耍。我情不自禁地赞叹着：“真是勤劳致富，其乐融融啊!”就听得身后有人冷冷说道：“致富可能，勤劳则未必了。”我诧异，要我那个不期而至、旅美多年的昔日同窗作解释。敢情那家人不是凭工作，而是靠不断生育、以领取高额补助来维持眼下这个美好现状。我说只怕也是个别现象，他说，是个别，主要发生在黑人家庭，黑人懒，有时宁愿靠领些失业补助生活，也不肯去工作。我陡地想起骑车路上那几个总在闲聊着的黑小伙，不言语了。
心下还是半信半疑，想友人居美多年，只怕也受了不少传统观念的浸染。
有日在纽约逛，很是羡慕那个颇具规模的“中央公园”。美国人大情大性，真有气魄，寸土寸金的国际性大都市，就能建这么大的公园，以我们“发展的眼光”看，那得少赚多少钱。正遐想间，就听友人说道：“记住了，逛可以，跟的人少，偏僻处不可去，不安全；再者，前面那一片楼，是著名的黑人居住区，晚上万不可去，白天也……这么说吧，不论白天晚上，能不去尽量不去。”
我哑然。
我不会再“过正”，又回到我原来“鄙薄黑人”的层面上去，但我也不一味地偏袒。
我还得观察。
“真”亦可“畏”
——吴宓先生史片
周汝昌
杜少陵曾有云：“畏人嫌我真。”
诗圣的这一句，只5个字，却有几层转折。第一层，主眼是个“真”字。第二层，是个“嫌”字。“真”原是人所追求的最为宝贵的质与德(真善美，真是首位与根本)，可是真的来了却又被人嫌弃。第三层，我之真竟为世所嫌，此种处境，实实可怕!——此“畏”字之所以可悲也。
即此可见，“真”者最难取悦于人，也最难坚持不易其操。
这事势，连大诗人少陵老杜都是被一嫌一畏折磨得发出慨叹。但是世上可也有不畏人嫌我之真的吗?
就我所知，这样的不畏者确实有之——就是吴宓先生。
“余生也晚”，竟也有幸还赶上了与好多位高人贤士硕彦鸿儒同时同世。更幸者又还得有与之交游倡和的奇缘，如吴先生，即此诸位中的一位独特之例。
我与吴先生只有一聚之缘，是在1954年的上元佳节间，地点是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
我能与吴先生相会，全是由于亡友凌道新兄的厚意。道新是天津耀华中学毕业而考入燕京大学的，我们是天津同乡、燕大同班，但不熟识。1952年夏，我到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当讲师，他立刻“发现”了我，“追踪”到我寓处，一叙起来，便成了“他乡故知”，格外亲切起来。道新实乃难得之俊才，可惜居于“下位”，而且“文革”毁了他，我应另文纪念亡友，此刻实难兼叙详情，如今只得单表一层：1952年我到华大后不久，即雷厉风行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紧跟着高等院校大调整。我是华大唯一一个留在成都的外文教师，归入四川大学，而道新却调到北碚师院去了。他因在彼校，遂与吴先生过从渐密。道新的七律诗作得极好，而且英文造诣也高，这无疑是吴先生在彼难得遇到的有“共通语言”的英年才彦。
我与道新别后，彼此相念，书札倡和。至秋冬之际，来札叙及拙著《红楼梦新证》问世不久，彼校师友，亦皆宣传，已得吴宓先生寓目与评价，希望能谋一晤，面叙“红”情。因只有寒假方能得空，于是邀我于上元佳节到渝一游，藉慰离怀，兼会诸位谬赏之知音。
那时成渝铁路已通，我果于约期前往，道新特自北碚赴重庆车站相迎。我一出站，见他停立栏外，丰采依然，心中无限欣喜。
以上叙明了我所以得会吴先生，全由道新的至意，安排一切，热情令我真正感到“宾至如归”与深宵剪烛的相兼之乐。
我与吴先生会面了，没有什么寒暄俗礼套言。我对他并不陌生，因为读过他的带有“中西合璧”特色的诗集。至于“视”我为“何如人”，倒不曾想象过，——好像是“早就谈过的”，今日只是“续前”的一般。
初见吴先生，印象如何?可是不易“描写”。他生得貌不出众，平常又平常，身上并不带着诗人气质或什么才华风韵。语言也不出奇。我方知他之无奇，一切显得那么平常，才是他的奇处——奇在罕见的一种率真的人格。
文人，“知识分子”，往往是怀才自负，也不甘寂寞，需要“知音”，因而在众中总会寻机会显露一点自家的抱负才能，与众不同之“奇”处。吴先生是与此相反。
但出人意想的却是他的无意违众倒成了他的最大的“逆俗”。
比如，我们相会之目的是为了“红学”(在胡适之先生的《考证》之后沉寂了25年而忽有拙著《新证》出现是大家聚谈的主题)，他却并不“成本大套”的“论红宣讲”，只是像一般不治红学的那几位教授老师们一样地“闲谈漫话”。有位老师给我写了某一僻书中关于雪芹的材料的名称，这时吴先生也补充几句他所知道的，但当别人说了他所不同意的见解时，他却话语多起来，十分直爽地表示“不然”“不对”“不是那样”!
他如此直爽坦率，有时使对方不好答言，他也一点儿不怕对方“不好意思”，或引起不快。在谈红学见解上，他并不“照顾”别人的“情面”——这大约是他心中并无世俗的“人情世故”，只是一片说真心话以诚相待之意。
那次夜晚，道新兄还特意替我向大家“展示”了我自题《新证》的两首七律，诸位先生都答应和韵——果然我得了不少篇佳作，而吴先生却说：我不和诗，另给你题一首“曲子”。
次日，道新单请吴先生与我，三人同到小馆子便餐，吴先生把所题之册页(我自成都带去的)还给了我。接过来敬展一看时，吃惊不小!
原来他是用墨笔恭楷——像印板字一样的方整字体，写下了一首《世难容》。
《世难容》者，谁不会忘记那是雪芹为妙玉女僧所设下的一首“曲文”，其中有句云：“却不道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是全书中最极感慨沉痛之音!——而吴先生却照此曲律仿作了一首，一关键词语还特用朱笔书写。夹在墨字中间格外鲜艳夺目。
这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位老人，自己很明白自己是妙玉那样与世难谐的“畸人”。这其中的意味是异常深刻的，带着巨大的悲剧性。
那时吴先生的处境如何?
历史职级带给他一份高工资(这当然指那时标准)。他自己简朴至极，把钱都花在别人身上。所谓别人，据悉那是各式各样的贫困待助者。我在四川大学时，外文班中一位学生就是受他资助的青年。还有一位贫病无依的女士，生活一切全由他一力供给。除了经常性的，还有很多临时的或断续的受助者。
全部负责供养一个女的!——这事就引出来很难听的流言蜚语。
在教育岗位上，把他弄到历史系，所“用”全非所长。也不受尊重。我到川大后，见那时那里并无外国文学专家，建议把吴先生调来，以展其平生学养抱负，培育后学——此意同学们十分赞同，便向上面反映。结果有关部门派来一位干部，在我的课堂上训话，“他是什么人?他搞的一套是什么?他搞《红楼梦》!”
我一听这话碴儿，就明白了许多以前不懂的“道理”。吴先生当然不会调来了。《红楼梦》还被看作是“毒草”。
吴先生始终被人看成是一个罕见的“怪物”。例如在吃饭时，在临散席时，他见别人碗中有未吃净的米粒菜叶，一定要拿起来替那人吃“完”。连道新兄也劝过他，说不可如此，太忤俗，也太“过分”了。吴先生答：我只是行我所应行之事，既非对人，也无用意，没有什么可计较议论的。
与他作别后，赠过他一首七律，现今只记一句是：“魏魏鲁殿总堪伤!”也通过几次信函。
当年夏初，我回北京后，他曾特嘱其原配陈夫人代为寄赠来一部当时已然难觅的《吴宓诗集》。可惜这部书与许多珍贵“文物”(当时以为“无奇”的尺牍、诗词手迹，皆是名家所惠，一片深情)，都随“浩劫”而不可再见了。
吴先生是第一位指出《红楼梦》是以诗人的心眼与价值观来看社会人生的伟大著作，无与伦比。他自己正似近于“曹雪芹型”，不为世俗理解，不为社会宽容，至今仍为某些人歪曲笑骂诽谤——他自己并无意标榜一个“真”字，但他已体会出“世难容”三个字的滋味多么不易承受。
这一点，我看已然分明。我所能追忆于吴先生的，其实也只有这么一句话而已：他并不畏人嫌我真。
边缘及其他
薛青峰
暂时的出行
选择一个方向，走出城市。常规的路走不通，另辟蹊径，或者随便找一个能落脚的地面往前走。
脚下的风尘告诉我，进城的路很多，并且拥挤。这是许多面流动的墙，堵住了出城的路。瞅着人的背影走路有引力，看着人的面孔行走，总要给人让路。在拥挤的路上逆行很可能潜伏着危险。周围的闲话会脱颖而出：不是另类，就是生瓜。找一个缝隙出城，发现这个缝隙的空间很大，足够一个人纵横天下，还感到有些空寂，可是，回来时，这个缝隙已挤满了进城的人潮。还回去干什么?这是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可思考起来很费脑子，就随着人流进城了。随大流既不用费脑子也不用出力气。
找不着心，就出城，轻松而随意，把城市甩在身后，感觉孤独很美丽时，就让脚步落在一个地方，打量立足的位置。周围的事物很有意思，契合了此时的心意。城市的边缘是散漫而混乱的。散漫给予人一种自由的意志。混乱给人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占领边缘地带的人从哪里来?他们像游击队一样游离在城市的边缘，操着各种口音与城里人周旋。城市拒绝他们，乡村遗忘了他们，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多余的，天天进城，在城里找生活。城里人还没有发现他们这种顽强的精神，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占领城市。他们租或者盖那种低矮的简易房，那不能叫家，只能叫贫民窟，是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的那种贫民窟。破房子凌乱不堪，歪歪斜斜，各种建筑材料应有尽有。小孩子在臭水沟里玩耍，城市垃圾堆积如山。这里怎么就没有综合治理的痕迹呢?这是一种存在。他们有各自的事业，是那种城里人不屑一顾的事业：收废品、修鞋等等，或许还有其他艺术门类的绝活。或许也有昼伏夜行的盗贼与娼妓。
往前是乡村，抛弃了土地的人，不像城里人那样喜欢田园风光。厌倦了的日子，再去重复，是痛苦的。他们在农村与城市结合的地段安营扎寨，组成了游离于农村与城市之外的边缘人群落。
再往前走可能是荒原，但是不会有荒原，我也不可能寻找荒原。前面是乡村联着乡村，或者是乡村联着城市。我是进入不了另一座城市的。少年时看电影《渡江侦察记》，知道了用兵要用在两军的结合部，越强调结合的地方是越不牢固的。结合部是两不管的地方，是薄弱最活跃的地方。可见边缘意味深长。
多余的东西
过日子淘汰下来的旧物品，一时用不上，又舍不得扔掉，就成为多余的东西。扔掉了可惜，不扔又没地方存放，就等着收破烂的来。收破烂的一声吆喝，阳台上就出现一个脑袋：“旧家具怎么收?旧电视怎么收?饮料瓶几分钱?废报纸一斤多钱?”破烂不值钱，但城里人还是很计较的。于是，就在五分钱或一角钱之间有一番讨价还价。收破烂的讲着他们的不易，城里人讲着其东西的贵重。贵重还当破烂。破烂只值这几个钱，捏着几个散钱上楼了，心里还有点嘀咕。这只是一袋咸盐的钱，一斤酱油的钱，一根雪糕的钱。唉，破烂真是不值钱。上了楼，又出现在阳台上。收破烂的在整理捆扎刚收来的破烂。阳台上的人不进家，等到收破烂的远离才安全，防止顺手牵羊。没有多余的东西时像防贼一样防着收破烂的，收破烂的就是生活中多余的人，积攒了些破烂，就念叨收破烂的好几天不来了。清理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清理就没有容纳。多余之时就是缺少之时。
收破烂的是自由从业者，无规矩可言，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多余的烦恼。他们骑着三轮车大街小巷的吆喝游荡，收购烦恼。城里人的烦恼就是他们的快乐。无破烂可收，就找一个阴凉地躺在三轮车里呼呼大睡，一副逍遥王的神态。等在小区门口守株待兔，也是一种方式。寻找娱乐，他们就三五一群，席地而坐，甩扑克，玩鸡毛蒜皮棋。他们组成集团，有严密的行规，河南人决不占领安徽人的地盘，安徽人也决不占领甘肃人的街巷。各有各的地域。城里人的目光是正是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城市的废物很多。口袋里鼓起来了，晚上洗个桑拿，换上一身新行头，去找城里的女人睡睡。
我清理家里的废物，抽屉里、柜子里、纸箱里、纸袋里全都是废稿，我去小区门口找收破烂的，换来两元钱。无聊之中，我制造了这么多文字垃圾。多余的废品可以变废为宝，垃圾完全无用。
男人的力气
那一年找对象，见了面姑娘没看上我，并留下一句话：“身体太单薄，成了家谁干力气活。”成了家有力气活吗?那时我没有成家，当然不知道。姑娘的标准确实实际。显然，从外观上我不合格。但这话给了我今后的生活方向。
姑娘看得准，我这身板二级风都能吹倒，力气活的确扛不动。挖3米深大渠，干不了10天，我的两肋就疼得受不了，只得想办法逃避。男人的力气用在劳动上是正事，然而，也有用在其他方面。胸大肌、三角肌、肱二头肌不突显，更不敢与同类争强斗狠。金球子黑夜12点闯进我屋，取下墙上挂的军帽，扬长而去，我胆怯得竟大气不敢出一声。
靠体力靠不住，这是我的弱势。但我的身体里肯定潜藏着最活跃的能量，这是锋利的边缘，几十年来我在磨砺着它，我选择了边缘的交叉点，竭尽全力生活着，叫自己生活得比较体面些。
那次搬家，我找到搬家公司，搬家公司派来一辆车和5个人。金球子在里面。靠力气打工，金球子干得格外出色。他有经验，装车、抬东西，在楼道里拐来拐去，全靠金球子指挥，家具没有磕着碰着。
家安置好了，我照价付钱。切了西瓜给他们吃，又专门给金球子两瓶“娃哈哈”，表示感谢。我没有提20年前的事。金球子可能把此事早忘了。
漂亮的鞋子
我对脚情有独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尊敬的脚》，站得牢站得稳，必须善待自己的脚。脚患疾，美其名曰“香港脚气”，让我痛苦：有脚不能站立。脚没离这片土地一寸，怎么会有香港脚气?病毒是流传的，还是自己身体素质不佳。患脚气是体内缺少一种营养元素，现在补，来不及了，这是从小的事。据说，还有鞋子的问题，从此，我对鞋子就格外重视了。听人讲：男人把发理好，鞋子穿漂亮，就会神气活现。
修鞋子的人，在街头占据不到一平方米的地方，支撑起生活的天空。占据一个位置，展示自己，这是让我最敬佩的。我时常听到一些人以鄙视的语气骂修鞋子的人。鞋子破了，自然要修，修鞋人多收了五角钱，他站在大街上骂骂咧咧：心太黑、宰人不商量。在真正的污浊面前，他不敢碰心黑的人，把闲气撒在底层人身上，这叫什么事。新鞋子穿上漂亮，旧鞋子穿上舒服。不求新求旧，修一修，跟新的一样。穿新鞋走老路，那是另外一回事。
修鞋人坐在街头，观察过千千万万的脚，欣赏过各式各样款式的鞋子。穿上漂亮的鞋子，舒舒服服上路的人，能体味到在夹缝中生存的人的苦衷就好了。
干净的欲望
一夜之间，我的书店被小偷席卷一空。“日日防客，夜夜防贼”，我真是一点生活经验都没有。这时不管自责有多深，贼是不会把书送回来的。
然而，不是我没有防备，我在书架上写着“偷一罚十”的戒条，这只是针对白天，黑夜呢?现在，这四个字与我相伴。我哑然失笑。生活与我开了好大一个玩笑，是对我的愚蠢的一种绝妙的嘲讽。
我的朋友，我的读者，相继给了我许多温暖和同情。我发现我的反复讲诉很像祥林嫂。我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心裂开一条缝，两个面孔的我立在夹缝中，审视着未来。
我尽力守护一份清净的月华，让更多的读书时间梳理心绪。可是我很难守住这样的快乐时光，她总是在无言中弃我而去。我明白，宁静需要喂养。心静身凉，天籁必然临窗而至。在这个嚣尘飘浮的世界里，心有时不是自己的。其实，我的欲望不多，唯一的满足就是做书的生意去谋生，与文化沾亲，不丢书生本色，也算是一点点生活情调，更是为了“偷时间”读书。我的寻觅就这么简单。而拥有的越少，越易丢失，这是我万没有想到的。
偷我书店的是个雅贼，不但偷走了我的书，还偷走了我的心。破门而入的两只脚，践踏着我的梦。
我徘徊在夹缝之间，不知留住精神的我，还是保住肉体的我。精神不断埋怨肉体，两个自我站在没有愈合的伤口之间打架。我的欲望越少，现实给我的冷脸越多。于是，生存的抉择又站在我面前。
还是女儿悟透了一切。她看我几天茶饭不思，安慰我说：“爸爸，你不要太难受了，你命中注定逃不过这次劫难。”听了女儿的规劝，我大吃一惊。女儿俨然是个哲学家。我释然了，习惯于承受，习惯于自己拯救自己，习惯于奔波，为习惯而糊口吧。
养家糊口是一个男人的责任。我依然要找一个糊口的方法，同时，我依然要有一个平淡的心，虽说二者兼得，难处很多，但盈虚有数，乐多于忧。坦然处世，以恭敬之心面对遭遇，该发生的毕竟要发生，一切都挡不住。挣钱以糊口，问学以护心，里里外外是干净的，也就是守住了一份光阴。
藏胞·青草·喇嘛庙
仵埂
进入炎夏，朋友们聚在“野骆驼探险部落”，一直商量要驾车云游一趟，去哪儿?最后决定逃离都市，寻找荒原山野，要点探险的味儿。一朋友极力推荐甘南，说那儿是藏区，不仅有美丽的山川草地，还有藏族奇异的文化风俗。于是，我们一行13人便于8月1日逃离西安，来到山川草地清洗我们在喧嚣中积满尘垢的心灵。据说我们要走的这一段路线，也是红军当年长征艰苦跋涉的路线。这更增加了我对甘南藏区的神往。印象中的藏区的样子，来自于画片和歌曲，就像郑钧的《回到拉萨》里唱的：雪山、青草、美丽的喇嘛庙。
我们没见到雪山，却见到极美的草地。过了武都不久，汽车就爬上了沙里山。沙里山是一个极美的山，海拔3098米，山并不陡峭，坡度平缓，青草茂密。尽管是8月盛夏，太阳当头，我们躺在山坡上，却感到衣单难抵簌簌凉意。山坡上，远远望去，一大群一大群的牦牛，悠然地在吃着草，简直就是一幅美丽的巨幅油画。牦牛不懂现代行为艺术，不然，他会觉得自己的行为简直就是艺术的极致了。腊子口是当年红军血战的地方，当年战争的硝烟和枪炮声已经远逝，两边俊俏的山峦静静地沉寂着。倒是另一场革命的遗痕依稀可见，文革时期红卫兵镌刻上去的“敬祝……万寿无疆!紧跟……!誓死保卫……”的标语里，浮现着青春的狂热和杀气。历史的烽烟已远去，两边的山依然很美，植被也很美，树木郁郁葱葱，透出古老的荒僻和时间的幽深。在这么个地方，因为鲜美的生命在此驻留，年轻的鲜血在此抛洒，因此变得有名起来。
我们在一家小饭馆门前停下来吃饭。大桌子放在了草地上，蓝天在上，绿地在下，近旁是大河，四周有青山，从都市来到这儿，寻找的就是这份旷野的感觉，这份老祖宗血脉里沉积的野性。店主家的小姑娘勤快得很，也机灵得很，跑进跑出，为我们端菜、倒茶，回答我们的问话。完全没有山里人的怯生和木呆，这是商品经济的功劳。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认为语言笨拙而行动活跃的人才是君子。但现代商品社会强化人际交流，能言善辩才是本领。交流也为我们带来意外收获，两个法国老外竟也找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探险，大家相遇，一阵兴奋，哈罗哈罗地直打招呼，我们邀请他们也加入我们的聚餐。还好，我们队伍里有一位博士，他做翻译，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我们得知，这两个法国老外是父子俩，他们在此盘桓流连已有多日，连连说这儿很美，迟迟不忍离去。
路过诺尔盖的崇尔乡时，藏民正在收割青稞麦子，我们停下车，去跟他们攀谈，我还试着帮他们割麦子，但他们的弯形镰刀我如何也用不好。在强烈的阳光下，麦地里跑着七八个小孩子，看见我们照相，觉得很好奇，围拢上来观看。田野里的收割，很诗意，当然包含着艰辛的劳作，但你觉得人归于平凡，归于本质。在这种劳作中，我们也许才理解到生活的本质和生命的本质。再往前走，是一大群收割豆子的藏民男女，我们热情地聊起来，跟我们说话的是一个30多岁的女子，朋友开玩笑说，我能不能带你们的姑娘走?对方看着这个留着光头的年长者，回答：“你不行，他可以。”她指着朋友身边年轻的博士说。然后指站在她身边的一个藏族小姑娘对我们说：她怎么样?我们笑着说，可以呀。她说，那你们就可以带走了。
说着，那个小姑娘也不怯生，然后就从田地里的篱笆墙绕过来，就要上我们的车。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们大吃一惊，嘴里胡乱地呜啦着，赶紧上车逃走了。此后在热尔草场附近的一个村庄，我们看见路边的一个藏民妇女带着两个孩子铲土，我和博士下车去帮忙，一边聊着天。聊了几句，这个妇女就让我们把她的小男孩带走，说是送给我们。这个小男孩大约八九岁，憨憨地望着我们笑着。我们再也不敢随意地应答了。连续发生的两件事，让我很是吃惊，我不知道在藏民的头脑中，对于生育观念、后代意识是什么样子?但我隐约感到，他们和汉民族几千年构成的传宗接代的生育观是不大一样的。他们怎么竟可以让一个陌生人将自己的孩子带走?怎么可以放心让一个小姑娘跟一个陌生男子走?他们对人的诚挚和信任?真是让人又震惊又感动!
更让人惊异和感动的是在德合仓拉姆的见闻，人们习惯于把它叫郎木寺。这是一个藏回共居的小镇，一条小河穿镇而过，将小镇劈为两半，河北为甘肃，河南为四川。这条一步就可跨越的小河，水清亮而湍急。其实他的准确称谓不叫小河，而是一条大江，叫白龙江。白龙江是嘉陵江的另一支流，这儿是它的源头。
想起白龙江奔流南下，在四川广元附近汇入嘉陵江时的汹涌澎湃的气势，你实在想不到在这儿竟是如此温和亲切，如此不起眼。尽管郎木寺有600年的历史，但在过去我从不知道，可一到镇上，却发现有许多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游客，真佩服他们鼻子的灵敏，隔千里万里竟能嗅到这么个奇异的去处。
郎木寺的全称叫安多达仓郎木寺，建于公元1413年，也就是明朝永乐11年。由宗喀巴大师七大弟子之一第一世格尔登活佛所建。在郎木寺你随处可以遇到僧人。在镇的高处，有大大小小好多座寺庙，到处都是朝拜的人。沿街走向的长长的廊坊里，是一排排的转经筒，虔诚的藏民信徒一个一个的转过去，嘴里念着：弘嘛弥嘛弥呗呗弘……就是那首正在流行的韩红的《家乡》的主旋律，很美，真纯的美触动你的神经。转完经筒，他们就去磕头，不是像汉人那样的磕头，而是整个身子匍匐下去，再爬起来，再整个身子匍匐下去，如是者无数。同行的两个女子，被虔诚所感动，也模仿着匍匐下去，但只两三下，便已是气喘吁吁了。连连说，比俯卧撑还要费力得多。但真正的信徒，却是要这样一步一朝拜，从住地走向拉萨的。感受这种虔诚和真纯，你就不能不感到震撼。我们看到一群一群从远方而来的信众，朝拜完毕后，在夕阳的映照下，默默地走回家去。我想，在他们褴褛的衣衫的遮蔽下，他们的灵魂一定是饱满的，健康的，充满着幸福感的。在一个几乎被金钱物质所完全控制的时代里，能够信仰释迦牟尼的存在，能够感受到释迦牟尼的光辉的人是幸福的。在肉体之上者，若没有神谕没有上苍，他的灵魂必然被各种欲望所啃啮，痛苦地煎熬于人自身的无尽的欲火之中，不断攫取，不断饥渴，永无止境。这不就是人间的炼狱么?藏民的信仰，在天葬里更得到充分的表达和体现。听说不远的山上就是天葬台，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就驱车上到天葬台。
天葬台上插满招魂的白幡，衣物凌乱地残留在草地上，不远处，秃鹫在山上盘旋，然后飞下来，停在不远处的山坡上，长长的一排，觑着我们。大约以为又有死者可以让它们带到天国去。
在著名的拉卜楞寺南十多公里处，就是桑科大草原。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最大的寺院之一，由第一世嘉木样活佛阿旺宗哲创建，距今三百年的历史。宏大的建筑和深邃的喇嘛教，都会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但在桑科大草原藏民日常生活中，你会更感受到信仰带来的安详、充实和饱满。那天清晨，我们从桑科草原边的玛尼度假村出发，一行四人去骑马，天下着蒙蒙雨，为我们牵马的是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一位藏族女子和一位老阿妈。
我们骑着马走向草原的深处，老阿妈叫阿妈才让，她不会说汉语，脸色像是古铜色。老阿妈为我牵马，在雨中默默前行。大草原向远方无限伸延，辽阔渺远空无一人，云雨笼罩，远山重叠，在瞬间我仿佛进入到一个时空凝铸的上古时代。一阵密云飘过，雨点也密了起来。我们都感觉到了凉凉的寒意，名叫达丽的藏族小女孩指着前面不远处镶嵌在草原上的小屋子，邀我们到她家避雨。她的妈妈约摸30多岁，不会说汉语，但是对我们的到来她显得很高兴，脸上始终挂着笑，很诚恳。热情地为我们每人做了藏粑酥油茶，还切了西瓜。
朋友们香喷喷地吃完了藏粑，又香喷喷地喝完了酥油茶，使我这个闻见酥油茶味就翻胃的人深为佩服。屋子里生着火炉，很温暖。另一位小姑娘叫拉木才让，上小学六年级，普通话说得不错，人非常活跃，跑前跑后，为我们做翻译。我们在达丽家待了有一个小时，那种家的浓浓的温暖使我们恋恋不舍。
雨住了，一道美丽的彩虹横跨在东边的天际。在返回的路上，两个小姑娘跟我们熟悉了，愈加活跃起来，拉木才让站在马背上，为我们表演，同时还鼓动阿琪唱歌。阿琪也来了精神，放开歌喉为我们唱起了藏族情歌，歌声高亢而嘹亮，非常动人。达丽要将马拽过头来，想横穿牧场，很自豪地说，这是我家的牧场。结果刚向牧场走了没几步，就惊起草丛堆中七八只野兔，野兔并不十分怕人，刚跑两步，就站在离你十多米的地方，竖起耳朵觑着你，你感到它似乎想跟你说点什么似的。
这儿，人与自然是那样亲近，那样和美。人仿佛融化在大自然之中，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
因为迷失于都市的喧嚣之中，于是逃离，于是重返大自然，“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清，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我们寻找丢失的自己。郑钧唱道：“爬过唐古拉山，遇见了雪莲花。沿着花儿，回到了我的家。人们不会担心好多问题，它会让你如何找到你自己。”“它”是谁?是藏胞，青草，喇嘛庙。
四片叶子
李宗奇
生活如同一棵大树，不起眼的树叶儿，平淡无奇，但信手拈来，你会发现每片叶子的筋脉是不一样的。
小个子
大雁塔十字西南角的人行道上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一个留着平头身着运动服的小个子搀扶着一个农民上了公共汽车，又把一张车票塞进了他的手中，农民的眼眶湿润了，声音哽咽着。
这个农民是第一次进城，没有见过这么高的楼，上半截长在云天中；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车，颜色多彩的；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超过农村的古庙会，尤其是一些女娃娃，像是刚从农家堂屋张贴画中走出来的，楚楚动人。正看得入神，一个黑胖子大喝一声：“哎，是不是瞎眼了，走路都不会走。”农民停住了脚步。“你把老子祖传的眼镜撞打了。”看着人行道上形身分离的眼镜框儿和破镜片儿，农民说：“我没撞你。”“还敢犟嘴。”扑上去要掴耳光。两个“劝架”的人走了过来，“哥们，别发火，农民进城也不容易，赔500块钱算了。”农民呆了，这不是大白天抢人吗?无奈之中，自己给自己壮着胆子说了一句：“要赔，咱到派出所评理去。”话音刚落，3个人拳脚相加，农民倒在地上“妈呀、妈呀”地哭叫着，周围竟然没有一个敢阻拦的。
人群中走出一个人，就是文章开头写到的那个小个子，他平静地说：“不能随便打人。”3个人住了手脚，黑胖子问：“哪里来的？小心脏了老子的手。”小个子说：“我是北郊农民，你谁再敢动一下，我就把谁砸成面面土。”黑胖子咧了咧嘴说道：“不够泰森的身材，倒有霍利菲尔德的口气。”小个子说：“要打先打我吧。”接下来，南来的北倒，东来的西倒，眨眼工夫，3个人倒地求饶。
围观的人并不知道，这个小个子是带领弟子屡夺冠军的国家级散打教练。
对处于危险之中的个体而言，最重要的是周围人的良知。
步行
有的人走路急急火火，有的人走路磨磨蹭蹭，有的人走不了几步，或停下来养养神，或莫名其妙地拐个弯，若把这些不起眼的举动带到生活之中，融于工作，就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我遇到一个人，一个小便的动作，足以让他演成电视剧，慢悠悠地进去，慢悠悠地上台阶，慢悠悠地摇晃着，尿也是慢悠悠的，似乎在他的字典里没有尿急这个词。
跑是以走为基础的，田径场上的零点零几秒，往往决定着一项纪录的产生或一个项目的伯仲，它决定着一个运动员的命运，要么历史满足，要么终生遗憾。
据说美国学者曾对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步行速度做过调查，步行最快的9个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中国三地的步行速度排序为：香港第14位、台湾第18位、大陆第24位。
步行反映一种节奏，但远远超过了节奏本身。
甩手
甩手是一种不起眼的健身运动，20年前热得烫手。这种运动简单易学。全身放松，两脚之间等同肩宽，目视前方，嘴微闭着，两只胳膊用力地自后向前甩动着。我是为伍者，也是受益者，站在环城公园的林阴道中，一阵甩手之后，汗带出了体内的污浊，微风拂过，神仙的感觉。过了一段时间，睡眠好了，慢性胃炎不治而愈。
一次苏格拉底要他的学生重复着一个简单的动作，也是甩手，每天300下，学生们不以为然地笑着。一个月过去了，苏格拉底问：谁坚持了?90％的学生举起了手，又过了一个月，苏格拉底问：谁坚持了?80％的学生举起了手。一年之后，苏格拉底再问：谁坚持了?独独的一个学生举起了手，他，就是柏拉图。
世间的事情，学会是不难的，而坚持才可贵，真谛往往在于可贵之中。
冷梅
人人喜梅，却不爱冬天的冷，梅倔强地在百花凋谢中鲜艳着，有时甚至静悄悄地委屈在白白雪魂中。
我有个中学女同学，名叫冷梅，长得招眼，班上几个男同学蜜蜂一样在她周围“嗡嗡”着，也不知道她用什么内在的力量震撼得男同学望而却步，终究没有一个胆大的再敢进一步。
30年后，我去过一次她家，我觉得她倒像只蜜蜂。
“文革”后期，她随丈夫进了西安城，她除了尽着贤妻的道义和干好本职工作外，还不遗余力地在文山艺海中苦渡着。她过去说话除声音好听，没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现在却大不一样了。声音仍旧那么动听，另外绵里有针，语含珠玑。她说，看电视节目，不合我意，可以调台。领导讲话，没有水平，却不能选择走人。她又说，人生都是一本书，叫花子也是一本书，翻阅着叫花子这本书，就要弄清楚，叫花子是祖传的，还是自寻的，为什么成了叫花子，当叫花子，有什么学问?
令我惊奇的是，她把人生这本书，从儿子学语起，就慢慢地翻给儿子“咿呀、咿呀”地读着。教育专家研究说：一个人的成长，既有智力因素，又有非智力因素，智力因素是智商，非智力因素是情商，情商是后天所为，她在后天所为的家庭教育中，多样化地探索着，她把儿子每天的神态、动作、话语、校园生活和自己的感悟一天不落地记载着，十多年了，文稿已厚得成了一本书，书名叫《哺育》。她说，她会坚持不懈地写着，即使老了，只要脑子不糊涂，永不辍笔。
不管人们对这件不起眼的事儿，是平视、仰视还是俯视，我在内心真诚地认为，她是女性中的强者。
不起眼的叶子啊，你默默地伟大着。
请自重，涵泊兄
孙见喜
你是我儿子。你的荣誉是3岁半那年赢得的。那是1993年。
之后，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五年，至今，你再未有杰出的表现。那时，你堪称纯洁的心灵、善良的天性，曾使多少有学识的成年人自惭和愧疚!有个耍猴人为了挣钱，用皮鞭抽迫小猴子头顶砖头单腿独立，你看到了，挣脱妈妈的手从围观大人的腿缝儿钻进去，冲到耍猴人跟前扭住皮鞭就夺，撕扯中哭闹着怒骂大人都是坏人。围观者都是大人。大人稍一愣怔，便哗哗地给你鼓起掌来!春天了，幼儿园的老师带你们去环城公园，草丛中一片野花，老师叫你的小伙伴每人折一朵，大家都折了，唯你独立一旁垂泪。老师问你，你反问老师：折断花秆花痛不痛?这件事情是事后老师含着泪告诉你妈妈的，我怀疑你后来当小组长与此事有关。在我心里，这类故事只不过为传统人性论者“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多提供了一个实证支持而已。但你的优秀之处还有其他方面，比如你解决报时器公鸡叫鸣的问题，电视机出了故障你知道敲哪个部位就能发出声音的问题，等等，1993年，你只是3岁半!
因此，一位著名作家写文章称你为“老师”。也因此之关系，作家的一帮子学生，或称作家为老师的作家，此后便称你为涵泊兄了。但你必须明白：今年你才8岁，大家称你为兄，只是对你3岁半时那份纯真天性的肯定，同时也带有耍逗的意味。你不要误解，这里的兄和年轮意义上的兄是决然不同的概念。
涵泊兄!你从3岁半长到8岁，只过了4年多，国家或我省的财政收入、一些个人的钞票储存，比你3岁半那时增加了许多，而你的正义和纯洁几乎消失殆尽!作为父亲我不喜欢的东西，反而在你身上生长了不少。
涵泊兄，听我说，你不要犟嘴，我是你父亲!我今天请你安静地坐在我的对面，是要严肃地同你谈5个问题：
第一，关于拉手手的问题。
涵泊兄，我说出这个问题，你要保持冷静。别急，你听我说，那天傍晚，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小巷深处的树荫下，拉着女同学刘萍的手手，俯在人家耳朵上说悄悄话，有这事不?你冷静如实回答!你看偏不偏巧不巧，这事就端端让我和刘萍她妈瞧见了!刘萍她妈脸都气青了，冲我一甩卷曲的马尾发，恶恨恨地骂着：“你怎样教育孩子?”人家凶呼呼地拖走她女儿，可你还向人家招手说：“阿姨再见!”
所以我必须向你严正指出：涵泊兄，请自重!
关于99朵玫瑰的问题，性质类似，你自己想去。
第二，关于加油、漏油的问题。
涵泊兄，你先别犟!好，你可以说一句。嗯，就算拉手手的问题，是你俩策划收钱的事儿，可鲸鱼一次要吃好几吨食物，你们难道买得起?绿色和平组织是外国人的事，你们一群娃娃瞎掺和什么?而且你们凭什么判断，鲸鱼集体自杀是因为没有吃的?好啦，坐端正!你知道，爸的摩托车叫贼偷去了，爸也不再为油箱漏油而苦恼了。这一年多，风里雪里、泥里雨里，咱俩去医院给瘫痪的妈妈送饭，摩托车经常因漏油而半路上熄火，这时候，我在前头拖，你在后头推，咱爷俩吃尽了苦头!可是倒好，你把这些痛苦的记忆用在了学校的运动会上，你是啦啦队的骨干人物，你们班的队员过来了，你领头喊：“加油加油!”别班的队员过来了，你领头喊：“漏油漏油!”你实在是一个坏小子的角色!
第三，关于飞机倒退的问题。
儿子，涵泊兄!你不要犟头噘嘴，我说这些是为你好，树不削了斜枝长不高，人不改了毛病不成才。你不止一次问我，汽车能朝后倒退着开，飞机为什么不能朝后倒退着飞?我说你这纯粹的胡提问题，你说怪我没知识，有知识什么问题都能回答。我说这牵涉到动力学的原理，不是小学生思考的问题，你说人家小学生还申请专利哩!你偶尔得知我有一个毕业于西工大的同学是学飞行器的，就软磨硬泡让我给我这位叫南淑灵的同学打电话，我说我这位同学是学飞行材料的，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可你偷看了我的电话本，偷偷给这位飞行器专家打电话，提出为飞机安装前后两个机头的设想。
儿子呀，解决飞行器的飞行状态和性能是当代最尖端的科技问题，你怎么可以探头窥看?你能把100以内四则运算学好就行了，其他的就不要胡思乱想了。我告诉你，过几天我这位同学要来看我，面对这位高级研究人员，我必须郑重提醒：涵泊兄，请自重!
此类的错误还有，比如金鱼不吃核桃的问题。我告诉你多少遍，金鱼只吃虫子，可你懒得去捉，总试图用家里的现成食物去喂，饼干、酥糖、米、萝卜，都不行，8条金鱼，已饿死了4条，可你还在琢磨!那天，家里来了一位养鱼专家，我想用奶奶捎来的干果招待人家，叫你去找榔头砸核桃，你却大声对我和客人说：“金鱼不吃核桃!”这里你犯两个错误：一是不该在养鱼专家面前卖弄自己浅陋的养鱼知识，二是在没有弄清核桃给谁吃的情况下就乱发言，这很不礼貌。
第四，关于7块半钱的问题。
儿子，你爸活这么大年纪，可没给自己过过生日。你倒好，今年10月15日，你大张旗鼓地给自己过开了8周岁的生日!是的，这我承认，你花的是自己的钱。你的存钱罐里，就一共只有这么多钱，7块半呀，就不能买些别的?文具呀什么的，为给自己过生日，你竟一次花了个精光!你妈妈长年病卧在医院里，这件事儿我也不曾考虑得很周到。儿子要请客了，首先得请请老子吧?你可好，竟瞒着我，请了四位尊贵的客人，一男三女，全是班干部!当然，当然我知道，你花五块钱买了一只大面包，花两块半钱买了20颗酥糖和8支小蜡烛，饮料和果酱是你私自动用了家里的储存。你们过生日的程度肯定是西洋那一套，全从电视上照搬的，唱什么歌，怎么拍手，我能想得来。儿子，我给你讲过，咱中国人做事要讲中国的传统，洋里洋派的我想着就生气!对了，你还收了礼，是条屏一件，手绢3块。哎，涵泊兄，你要是到了老子这年龄，过个50大寿，谁送礼送辆汽车你都敢收!龟儿子，犟!我打你个小崽子，嗯!嗯!
第五，关于汽车修理铺的问题。
老子就是老子，儿子就是儿子。不准哭!把眼泪擦干!
哎，涵泊兄，你说你整天都琢磨些啥么!你姑夫给买的电动飞机你拆了，你小姨给买的遥控坦克你拆了，还有那么多汽车，把这个的轮子给那个安上，把那个的电动机给这个安上，还试验什么双发动机，还试图给汽车装机翼!胡成精!胡成精也罢!可你琢磨到钱上去了，有人向我反映，说你替小伙伴修一辆汽车收两毛钱，修一辆坦克收4毛钱，修一架飞机收5毛钱，好啊，小小的你就进入市场经济了，下海了，拜金主义拜到我家里来了!我是穷，我给儿子买不起游戏机，买不起VCD，更买不起钢琴和电动转笔器，可你爸我小时候在竹棍儿上扎一撮羊毛不也练就成了一手好书法吗?
是的，给他们修理汽车占用了你的时间，我承认你这也是劳动，但你不能在星期天义务为大家服务吗?星期天你要玩儿，不玩不行吗?我总觉得你思想太野，受社会上市场经济的不良风气影响太深，我很想把你转到乡下去，到你奶奶那座山背后，只有8个小学生的学校去读书，那儿好像还没有太多的污染，人情纯朴，全是你3岁半时那种境界。我想在你的窗户上挂满帷幕，连阳光也别进来，将人之初的善性生态原封保存。我又想在你房间的墙壁上，全开满窗户，让各种各样的光线都进来，使你人生的旅途充满光明!
你不要一脸茫然，这些话你可能听不懂。但是涵泊兄，你爸我确实很苦恼，我不知我的儿子将来会是什么样儿，我希望他将来穿皮鞋却不失林泉之志，我希望他将来穿草鞋却不失现代生活；要狼抗御风暴的能力却又有狗的温顺，要猪有圈里的安全却又有山野间的自由……儿子，爸要为你设计一条两全之路，我还要苦想想，苦想想。
如果说，爸绞尽了脑汁，给你指路的脸仍然一片茫然，那你怎么办?
我想，那你还得朝前走。不过，你得给爸留一句话，你想留什么呢?
“请自重，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