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美人
李天芳
10多年前的小巷，还是清一色的平房院落。随着时光推移，小院里涌进越来越多的人丁，却不见那矮房瓦屋更新长大。因是，当我们的住宅楼刚落成入住时，曾惹起一阵不大不小的震动，引来无数渴慕的目光。我们也顿生一种鹤立鸡群之感，闲暇时，站在自家的阳台上，居高临下地望去，天长日久，不仅平房院里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连同它的主人公们某些隐秘的故事，也为我们知晓一二。
这里的住户，大都属于城市的底层，为生存温饱长年累月地奔波操劳。父辈们筋疲力尽地衰老了，年轻人又接着打工，开“出租”，做着各种各样的小本生意。夏日的黄昏，在我们楼前的电杆下，他们扎着堆儿走弈，为一棋之争哇哇嚷叫，闹声使楼上的写作人彻夜难眠。有时，他们也会静坐在旧木料上，低头吹奏口琴，或轻轻地拨弄一把旧三弦。琴声听起来有几分无奈，几分忧伤。
这情这景，常常使我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和他的童年伙伴，在村头拉手风琴的章节；也往往使我隐约感到，为挣脱父辈留下的生活模式，新生代那一颗骚动和不甘的心。
在小巷的末端，芸芸众生之中，住有一美女。美女其实已是少妇，不过，少女的鲜艳和少妇的风韵兼而有之。她娇好的容貌，虽不能说倾城倾国，但确实为我们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巷，增添了一道令人愉快的风景，一个叫人不由振作的兴奋点。出出入入的时候，你会和她不期而遇，但凡一遇，你便身不自主地要向她投去一瞥。像一切姿色出众的女性一样，她知道自己在小巷里的位置，特别知道，在我们楼上的男性作家们心目中的分量。
数年前的一日，我和路遥一同走出家属楼，她从巷子口迎面而来，身穿一件白色碎花的连衣裙，小牛皮的红色细腰带。临近我们的时候，一贯懒懒散散的路遥，立刻将衔着的烟拿下来，藏于背后，神情严肃又目不转睛地正视前方，恰如女皇突然驾到——这是所有青年男子，在遭遇美人时都会产生的紧张感。
擦肩而过的她，略微一低的双眼里，明显地带着几分优越。路遥轻轻吁出一口气，叹道：阿克西尼娅!他想起那个哥萨克草原的美女。那时候，街上正在上演《人生》，我笑道，怕是巧珍吧?他说，比巧珍可漂亮多了!
少妇那不满周岁的儿子，可说是其丑无比。每当她回至家中，换一身衣裳，抱着那个脏兮兮的男孩，站在家门口时，你不会相信那是她养的。孩子的父亲也不英俊，看来平平常常，与她不相般配。赖汉娶好妻，此话不假。知情人说，漂亮的阿克西尼娅，从少女时代起，就拥有络绎不绝的追求者，但不知怎么回事，她早早地和一个义务兵订了婚。那义务兵在阿尔泰山上站了3年岗，复员返乡，自然要求结婚，而她却不甘就范，寻找种种借口，将婚期一拖再拖。
其时，正暗恋着一个南方来做生意的个体户。那后生并不知情，两人一日手牵手地逛街，义务兵一直紧随其后地跟踪。行至一水果摊前，他抓起一个沉甸甸的菠萝，在稠人广众中，对个体户说：“兄弟，你是自己滚开，还是……”那人慌乱中将菠萝看成手雷，立时面如土色。没有让义务兵费太多口舌，就知趣地自己退场。这样，一场婚事才得以顺利进行，我们的小巷才有了这位美人。
80年代开始时，私家电话远不普及，街上也没有那么多精致的电话亭。我们机关的传达室，就成了整条小巷的公用电话站。脾气倔犟又特具责任心的传达老解，一望见那些磨蹭而来的半大小子，便唾沫星子乱溅，让你根本没法靠近他的电话。但只要美女一出现，情形会大不相同，她只要甜甜地喊一声“解伯”，便如施了魔法，倔老头的马奇诺防线就垮了。她打电话的时候，倚在桌角，纤纤素手抱住话筒，微偏着头，姿势很好看。她的出现，使我们那原本陈旧灰暗的传达室，立时蓬荜生辉，甚至产生喧宾夺主的效应。那些前来取信拿报的编辑们，看见有这么一个亮丽的人儿，便自惭形秽地匆匆离场。
清晨，我去城外散步。回到小巷时，正碰上她在家门外的水管前刷牙，穿一件宽松的睡袍，一双赤脚套在厚厚的拖鞋里，侧身看去，只见那质地细嫩的颈项露在外边，黑发从肩头垂直而下。她那出色的身段，即使在松松垮垮的睡袍里，也显出婀娜多姿，风韵十足。难怪一个搞舞蹈编导的朋友曾经说，她的那些跳舞的女孩，裹一件军大衣，也掩盖不住那曲线的美丽。
一次闲聊时，我曾将我的发现和观感说给路遥。他喷吐着烟雾，未作任何反应，一副似听非听无甚兴趣状。又过了几日，他突然无头无脑地说，看见了!——看见什么?我问。
——睡袍。他答。我不由大笑，原来我们闲谈中所说的话，他不仅句句在耳，还居然去看过了。要知道，这是从不起早的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路遥呀!多半是被我的笑声，弄得不好意思，他尴尬地解释说，送个客人去车站，起得早!但我至今也未弄明白，究竟什么人能让他打破常规、起早相送?与他一个单位相处共事的10多年间，我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
几年过后，小巷的平房小院转眼变成高楼。高楼并不美丽，简陋中显得寒伧。但是它却使那些因为搬迁而苦苦流浪的人家，像麻雀似地一户一户地飞回来了。我们的楼房不再鹤立鸡群，不再居高临下。那些躲进一个个小单元里的人们，不再向我们敞开他们的故事。
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美女没有回来，自从搬迁之后，她再也没有出现过。她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肯搬回来?相信除了我，还有很多的街坊邻里在关切她。一日，我询问街道收卫生费的胖老太，她神秘地笑道：她呀，不会回来啰，做大生意去啰!
很快地我就明白了那大生意的含义。
那年深秋，有位驻联合国朋友来西安观光，我接电话后赶到一家知名宾馆去探望，夫妇俩还在临潼归来的路上，我只好坐在四面玻璃幕的大堂等候。
猛回头，正门里进来四五个亮丽女子，个个明目皓齿，轻盈迷人。大堂里所有的坐客和看客，不由自主地向她们投去深深的一瞥。
我一眼认出，为首的那位就是小巷的少妇，我们的美人!她衣着得体，彩妆恰如其分。街上流行皮衣皮裙，但从未见过，有谁穿在身上，像她那般优雅别致。
多年不见，依然美貌如初，唯一的变化，是一头乌丝，变成短短的烫发，而这，恰恰平添了一份成熟，一份高贵。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也找不到一丝儿文学及影视作品中，那种堕入风尘的女子的痕迹。但这时，从楼上下来的一群衣冠楚楚的生意人，簇拥着这些女子走进乐声初起的歌舞厅。
我木然地坐着，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忘掉此时此刻来到此地是为了什么。
忽地想到，倘若路遥还活着，看到这一幕，会对我发出怎样的高论?
可惜可叹的是，路遥不会回来了，阿克西尼娅也不会回来了。
短短的6年，小巷里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作家，也失去了一个天造的美女!
我的母亲汪曼云
李铠
我的母亲汪莹，上高中前叫汪曼云，是我外祖父汪晴江先生(民国时期旧中国的运输、金融业、纺织业奠基创始人之一)按延祚千年的徽州休宁汪氏宗谱，为母亲排的闺名。
我母亲出生时正值1926年，军阀在中原混战，先是蒋冯阎大战，后是蒋冯联合与地方军阀唐生智对垒。
外祖父生前告诉过我，生我母亲不久，外婆因家事操劳，缺少奶水，就四处托人，从我外祖父曾任职的民国郑州中原大纱厂，彰德打包厂的彰德乡下请来了一位奶妈，此奶妈大有来头，到我们“汪公馆”来时，才30余岁，姓朱，是位世代务农的农家妇人，因家庭贫困，丈夫被迫为军阀当兵，为糊口只好外出为有钱人家当保姆、奶妈，将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忍痛送给别人收养，我们全家人上下都喜欢这位勤劳、善良的奶妈，全家人都称她为“朱妈”。到我母亲1952年生下我以后，“朱妈”又成了我的“朱奶奶”，担负了养育我的责任。
为什么说“朱妈”有来头，因为她先前一直在彰德“袁府”当奶妈，“袁府”乃近代称之为“百日皇帝”的旧军阀袁世凯家。为袁府的一位公子当奶妈。待袁家公子长大后，朱妈就离开袁府回乡下原籍。民国时期，称呼很规范，官宦人家称“府”，经商人家称“公馆”，有钱有势的人家称“宅”，有文化有脸面的人家称“寓”，只有平头老百姓才谦称也罢，贱呼也罢，一概称作“家”。
1929年的那一天，郑州最豪华的街道上朱奶奶正抱着我母亲在家门口转悠，其时，外祖父汪晴江任郑州商会的执行董事，职责相当于今日的秘书长，主持商会的日常会务事宜。突然，在一位棉花商人康菊农先生(此人为陕西近代著名长安画派名画家康师尧的长亲)的引见下，来了两位客人，自是一番寒暄，此客人温文尔雅，声称姓汪和外祖父同宗，在信阳做棉花生意，因蒋介石和唐生智开战，故无法安全返回信阳，央求外祖父想办法帮助他。此时政局混乱，逢中原军阀混战，商会也有自己的武装“商团”，商会用众商号的钱财去打点军阀，而军阀也离不了商会来维持市面和经济。商团有枪，故能自保商人的安全，和蒋军系统相得甚安。外祖父一听此话，不由分说地说：“这事好办，我马上开一个商会路引给你们，就说你是郑州殷实商人，去信阳收取已售棉花款项，并派4个商团团丁保护你们返回信阳。”安排好后，“信阳汪氏客商”千恩万谢，邀请外祖父去郑州一个菜馆吃徽州家乡菜。席间说：汪会董，我们是一见如故，您仗义豪爽，兄弟愿和您结交，但不知您对此次作战的信阳一方唐生智如何看待。外祖父听后不由自主地大骂唐生智，说唐是旧军阀，祸国殃民，和中央蒋军打仗，害得老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商人无法操业，全怪唐生智反对中央。听完此语，“信阳汪氏客商”遂缄口不言，只是劝酒，再未提与外祖父结交的话，临告别，此位信阳客商表示要连夜赶回信阳。告辞出门时，见朱奶奶抱着我母亲，就随手解下一个金戒指，说“送给汪会董的大小姐玩玩”，然后拿着外祖父开具的路引和随同保护的四个商团团丁急急地走了。
不多日，蒋唐大战，唐生智以失败告终。郑州警备司令部有与外祖父相与的军官传出：唐生智曾到郑州来刺探军情，让郑州商会的人给放跑了，上峰下令要追查。外祖父一听，马上恍然大悟：所谓的“信阳汪氏客商”敢情就是唐生智，马上从朱奶奶手中取回“客商”留赠的金饰，赏给当时的4个团丁，千叮咛万嘱付他们：护送汪姓客商去信阳的事不要与外人道。为此事，外祖父全家上下惶惶不可终日有数月光景。几十年后，外祖父携我在西安小南门外护城河边纳凉时，说起这几十年前的旧事还心有余悸，说：那一年，你母亲刚出世，我做的这件事，至今想起来都骇死人!当时要让蒋家中央军知道了，我们家可是要遭“灭门之灾”的大祸啊!
我母亲生不择时，故而一生坎坷，虽然她是旧中国毕业于美国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山西设立(抗战时内迁至四川金堂县)，由孔祥熙担任院长的“贤学院”的第一届企业管理的本科毕业生，可自1949年毕业后一生都做着与这个专业不搭界的工作。
先是1950年在中国建筑公司西北公司做职员，那时大学毕业生属凤毛鳞角，很宝贵，故薪水很高，每月81元人民币，比她们单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女革命军人转业后的工资还高过不少。故直至退休，每逢调工资均以工资过高为由不予调动，终至从解放初的81元至60岁退休告老时工资也未调升过，只是退休后按国家整体工资改革随所有国家企业职工，连续上调了几次工资，晚年收入才不至处于城市贫困线下。
我母亲那时为了养育我们兄弟4人，可谓“殚费心神”。1957年我父亲任西北总工会干部学校处长，年轻气盛，反右时，年仅30岁，行政级别十七级，处于当时的中级干部之列，他在会上大放厥词，一曰：1954年审察干部时党对知识分子干部不信任，太过严厉，挫伤了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二曰：不要盲目学习苏联，因国情不同，苏联的一些模式并不适合我国。三曰：对知识分子干部不重培养，只是利用……发言未几，就被按比例定为西北总工会机关的“右派”，发配陕北劳改一去5年。1962年回来，以“摘帽右派”待罪之身来到西安外国语学院当了教书先生。据说，在当时的西北总工会主席王时青同志(曾在30年代时担任过中共山西省地下省委书记)的关照下，对我父亲的处理是上级党组织给出路中比较好的一种安排，因为我父亲毕业于1950年西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能至此也算是一种真正的归队吧。
父亲当了右派，工资从月近150元变成585元的大学刚毕业级别的工资，一拿就是几十年一贯制，因是“摘帽右派”，屡次与国家为职工提级加薪注定无缘。
从那时起，就极其难为了母亲，要用有限的工资养育我们4兄弟，还要补助我父亲不够敷用的“抽烟费”。我母亲常是晚上加班，教单位的“职工夜校”建筑职工学文化，星期天还常加班做些企业报表什么的，那时加一次班半天才几角钱。有一次我在学校淘气，打碎了一块玻璃，老师让赔一块钱，回家取钱时，妈妈就说：我加两个晚上的班，你一块玻璃就赔没有了。从那以后，我总是尽量小心不在外惹祸，以免给母亲造成不愉快。
我记得，1964年国家暂时经济困难时，母亲在西北工程管理局工作，机关大院在边家村地段，我们母子在局机关办公楼前开辟了约有2米宽、5米长的一块菜地，种上了黄瓜和西红柿，每天中午一放学就去松土，晚上抬水抬粪浇地，但因距高楼太近，遮住了阳光，菜地的土壤又是当年建楼时的含沙、含灰的回填熟土，故无论怎样出力，农作物总是长不大，到收获季节，我记得很清楚，从地上只“丰收”了几根大拇指粗的黄瓜和几棵比3岁小孩拳头还小的西红柿，实在是等不及了，整整一个夏天呀!我们哥几个和母亲蹲坐在菜地畔，用手擦去了泥土，在裤子上来回蹭了蹭，三下五除二，还未来得及回味就通通咽下了肚子，吃完后意犹未尽，在地里又搜寻了半天，从别人已收获的地里又拾到了几根小葱样大小，是别人弃之不要的小黄瓜条，我们就像得到了宝，欢呼着跳跃着收了起来，一致同意第二天中午饭后，我们可以用这些别人不要的小萝卜头当过节的水果享用。
1969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未报名，那时我很彷徨，报名上山下乡，以后怎么办呢?小时候，一个夏天的劳作才收获几根小黄瓜的失败务农经历，仍在撞击我的心灵。这时还在单位牛棚里劳动改造，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母亲获特批回家，因为学校通知了单位：如果李小龙这小狗崽子不下乡，就要拿我专政对象的母亲是问。于是妈妈回来了，并没多谈，只是默默地为我整顿行装，当时，哪位母亲也保护照顾不了自己的子女，当时我才15岁，身高不到150米。我哥哥已在不久前下乡去了宝鸡凤县双石铺公社插队落户，带走了一套被褥，家中我们三弟兄只剩下一床被褥，那时我确实就是想报名上山下乡也去不了，因为连出门的铺盖都没有一床。妈妈收拾好了铺盖连夜回了“牛棚”，我第二天就报了名，几天后就上山下乡去了彬县底店公社大车五队。因为家庭的原因，我从小就过早地懂得了世事，我不愿因为我的原因，让饱受磨难的母亲再遭受非人的批斗和折磨。
几十年了，我一直记得，那时我家中6口人住了一大一小两间房，父母一间小房，里面一架床，一个旧木立柜，一个黑床头柜，几个牛皮衣箱，一个衣帽架，全是我父母结婚时，母亲的陪嫁。
我们弟兄四个住大间房，分睡两个木板床，我和老三、我哥和老四。有10年吧，随着年龄的长大，几乎没有直身睡过觉，因为只有我和小我两岁，人高马大，擅长体育的弟弟互相蜷曲着，才能依势引导的平分床铺入睡，我们弟兄戏称此为“双人套铺”。屋中放一个大方木桌，是吃饭用的，弟兄几人学习用功时也倚仗此桌，此外就别无长物了。
但我们家共同拥有一个快乐，那就是读书。我母亲常从单位图书馆和省图书馆借来世界名著和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学著作和新出版的小说，我记得我是小学三年读的《西游记》，四年级读《水浒》，五年级读《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六年级读《三言两拍》、《官场现形记》、《聊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正读初中一年级被剥夺了与同学们一起造反闹革命的权利，偷闲在家，这时我大量地阅读了鲁迅、高尔基、司汤达、马克·吐温、布拉、莫泊桑、大仲马、小仲马、梁实秋、林语堂、柳青、梁斌等中外名家名著，受益至今。还记得有民谣：看了西游记说话如放屁，看了三国学打架，看了聊斋说鬼话……通常总是书一借回，母亲看完后转给我们看，次序当然是我哥看后轮我，我看后轮老三，老四尚小，还看不来此类书。
我母亲退休得早，未及60岁，因为“文革”时在大荔县单位的农场劳动时，不慎被卸砖的同事失手用砖砸伤头部，落了个“外伤性脑病”，时常昏厥。
我母亲退休了近20年，国家发生了变化，家庭也发生了变化。母亲成为家中的后勤总管，期间，两个弟弟去了国外，小弟去了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弟弟去了白俄罗斯还娶了一个白俄罗斯姑娘为妻，成为白俄罗斯国家疗养中心中华医学点穴疗法权威专家，被白俄罗斯人尊称为“李绅士”。弟兄几个的子女，自小就由我母亲一手带大。
母亲退休了，操持家事的方法是事无巨细神仙一把抓，还要照顾我高血压偏瘫后恢复不善的父亲。母亲自诩为父亲的“全职义务秘书”，父亲编著的每一部学术著作《英语缩略语词典》、《英语语音问答》、《汉英翻译教程》等，从查找资料、抄写、装订、收发、校对都浸渗了母亲的心血。
在退休的20年中，母亲开始用她的智慧和才能努力尽社会责任(因为外祖父的关系，她于1982年加入了民主建国会)，于社会公益事业甚为热心，还担任了杨虎城将军社会福利会的顾问。
在这期间，她撰写整理了外祖父的回忆录，《抗战时苏联援华军火车队》一文，获国家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烽火忆抗战”组委会颁发的征文优秀奖。因年高体弱不便出行，由我代表母亲去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颁奖大会，并受到了江泽民、李鹏、刘华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与合影。
近10年间，我母亲参与编撰了《杨虎城将军诗作名家墨迹》、《中国剪纸》、《西安鼓乐曲选》以及全国首部六卷本、180余万字的《青少年自我保护安全教育手册》等数部书的英语翻译和编撰工作。
母亲的聪慧才智在古稀之年才得以发挥，但她对我们弟兄四人的成功教育和她为社会及家庭所做的一切，都证明她是近代陕西的一位杰出女性、优秀母亲。
洋教师乔治
高芸香
英语不过关，出了国活受罪。报纸杂志电视节目看不懂，出门迷了路都不会问，比划清楚后，人家给你讲解你又听不懂，这不仅使旅游观光的兴趣大打折扣，日常购物、饮食起居都困难。1997年在美国匹兹堡期间，女儿听说基督教会有人义务讲授英语，一周一次，建议我和先生去听。
国内接受英语培训是要花大价钱的，美国人赚钱意识比中国人还强，怎么会“义务讲授”呢?会不会有陷阱，比如借此机会推销什么产品，卖什么资料。起初，疑虑不少，不料，我和先生去了一回就兴趣大增。
教师叫乔治，地道的美国人。金发碧眼、昂首挺胸气宇轩昂的洋老头。学生清一色中国人，黄皮肤黑眼睛。而且多数是出国看望儿女的老头老太太。教具是教师从自己家中带来的大衣、夹克、鞋、袜子、杯盘、饭勺、漏勺、刀、叉等日用器具。教师举起一样东西，念一个英语的名称。大家就鹦鹉学舌般跟着念。集体朗读时，听不出什么破绽，洋老师总是和蔼地频频点头，以示赞许。单独提问时，南腔北调，煞是好笑。来自台湾、福建的带着浓重的闽南腔，来自济南、青岛的带着山东快书调。乔治老师便一次次地纠正，躬身到一个个老头老太太面前做出正确的口形。有的显然缺乏语言天赋，掀动笨重的舌头，认真地摆好了口形，脸憋得通红，半天也发不出音。大家常忍俊不禁，暗暗地乐。乔治老师却不笑，用期待的眼神热切地望着自己的笨学生，滔滔不绝地说着鼓励的话——其实这些话连好学生也听不懂。
自己温习的时间，是学生们最放松最愉快的时刻。散居在异国他乡各个街巷的老太太们，压抑了多少天的满肚子的唠叨都发了酵，好容易遇到了中国乡亲，此时便像揭了盖子的啤酒，蓬勃而出。大家其乐融融地谈国内谈国外，谈儿谈女谈孙子，谈油谈酱谈口味，早忘了来这儿的初衷。
渐渐地，有求学心切的年轻学员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比如访问学者，刚刚踏上美利坚国土，英语交流有困难的；比如丈夫在美读博士的，妻子以探亲名义去了，也想申请读学位，英语却没有过关的。这股新鲜血液的加入，一下就扭转了乔治不懂我们，我们不懂乔治的局面，因为，他(她)们可以做翻译。
这样一来，乔治抓得就紧了，课程的难度也大了。他每周从报纸上复印一篇文章，下学时发给每位学员，强调说下一周课堂上要抽查，大家一段一段轮流着当众朗读。
乔治的耐心和好脾气渐渐感染了大家，久而久之，即使是愚笨者也慢慢进入了英语的氛围。
有一天要讲相片、相框和玻璃等单词，乔治还带来他和妻子年轻时的结婚照。照片上乔治的头发梳得油光铮亮、西装领带，俨然西方绅士的气概；他的妻子像电影明星一般漂亮。有翻译做桥梁，我们与洋老师们的交流就不局限在每天见面时的问好和分手时的拜拜了。我们不仅知道他有漂亮的妻子和一儿一女，还知道他在煤气公司上班。他没有说自己的职位，我们猜他至少是中层干部或副经理，因为有一次他停了课，说被指定为陪审团成员，要参加法院的庭审。他说他即将退休，他喜欢中国人，喜欢教英语，退休后他就可以多开英语课了。
大家在私下窃窃私议，“这是咱中国的活雷锋。”
有一天，不知乔治从哪儿弄来些课本和圣经，如同发放白纸和铅笔一样，每个学员的座位前都有一套。课本很漂亮，精装大16开本，类似小学生的看图识字本，大幅插图下面是英文并汉语说明。圣经是小32开本，汉字竖排版的。大陆去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是无神论者，对那圣经都不屑一顾。推测乔治有借此宣传上帝的目的，仿佛被人利用一般，心里疙疙瘩瘩的。那课本倒都爱不释手，因为内容丰富，衣食住行各种用品应有尽有，字又大，挺适合老年人用的。不料，讲完课后，乔治说圣经是免费赠阅，课本只供课堂上使用。谁若想带回家去，就须花10美元购买。一说到钱，师生间的关系就变成卖主和顾客，颜面上都泛起层尴尬。好多人悄悄看看课本后面的定价，乔治倒一分也没有多要，10美元也确实值，但一合计成人民币就变成了80多块，仔细惯的老头老太太们就有些舍不得。有人便不言声儿把课本扔到桌上，装了那免费的圣经，扬长而去。只有两个年轻人求学心切，买了两本。我先生与我合计，两个人用一本书很划得来，也买了一本。乔治很是高兴，当即在我先生肩上拍一拍，连连说good。
有了课本，就有了依托，乔治再不用从家中带什么锅碗瓢勺等教具了。他教得更加认真更加上劲儿了。发现有的年轻人学得很用功，却没买课本。乔治隐隐体察到她们经济的窘迫，就建议她们带本书去某大学复印(在美国的大学里复印学习资料不收费)。——由此，学员们体会到乔治卖课本并非图赢利，确实是为大家学习方便。那么，课堂上使用的课本、纸、笔、卡片，这一切开销又来自何处呢?偶有人提及，大家心里甚感不安。个别人就说：美国人有钱，他又在煤气公司上班，根本不在乎这区区花费。久而久之，大家心下便释然。
不久，乔治真的办了退休手续。他的闲暇就更多了。他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可以一周培养两次。响应者廖若晨星，因为老头老太太们学英语有要无紧，一周有一次聚会足够了。他又提出是否有人需要上门辅导，更是没人响应。因为出国探亲的老人都想在儿女们上班后料理家务，照看孙子，哪儿有闲暇接待他呢?
好在乔治并不沮丧，因为他心里已有了重点培养对象。这培养的重点就是我家先生。因为我先生在国内就以教书为业，也曾屡屡被评为模范教师。自从遇到乔治，他就每每感叹“爱心奉献，我不及乔治”。正因为惺惺相惜，所以学得特别用功，他的练习纸上常打着乔治的A。
起初，每逢乔治来的这天下午，我们就清扫了走廊，清扫客厅，烧好开水，洗好茶具，以家庭教师的规格待他。久而久之，发现乔治并不以你待他的规格为意，更注重的是你完成作业的情况，我们就越来越随意了。反倒是他，偶有一次因为去给老丈母娘买菜，迟到了一回，面色上愧愧儿的，对我们连连道歉。老师越是谦谦君子，学生就难免率性。就比如我，天性就不爱死记硬背，跟着乔治念一会儿就烦。一烦就盼着外孙发出哭声。外孙一哭我就借故走开了。有时，看见我先生和乔治南辕北辙，一个打着手势比划，一个好歹不懂，两人不住地苦笑。我就抱出外孙给他们松弛一下气氛。——事实上，给我们上课，也真难为了乔治。一次，讲到人体部分，乔治扑通一下跪到我先生面前，可把先生和我吓坏了。老师怎么可以给学生下跪呢?只见他指着自己的膝盖，叫“knee”，然后再站起来重复一次跪的动作，说“I am kneeling”。当我们恍然明白了他的意思时，乔治简直兴奋到极点，连连夸我们“聪明”、“好学生”。
乔治这样认真，女儿、女婿不过意了。决定请乔治并妻子来家中吃顿饭。我女婿风趣地对乔治说：“带着您漂亮的夫人来吧，这儿有中国的传统的饺子、火锅、刀削面，好多好多中餐美味向你们招手。”乔治很高兴，说他盼着享受那一切。最快活的当然是我和我先生。因为屡屡受他教诲，我们都无以报答。倘若在国内，我们也许请老师若干回了。所以，在准备筵席的事务中，我们俩积极性特别高。菜上什么，饮料喝什么，越逼近宴请的日子，我们的热情越涨到沸点。不料，突然接到乔治的电话：很不幸，他不能享受这一切了。为什么呢，病了?还是什么意思?女儿女婿一再追问，原来是他的妻子不愿意到陌生的地方吃饭。最扫兴莫过于准备好饭菜客人不能来。我和先生便再督促女儿打电话。如果他说服不了妻子，就请他一个人来。结果是乔治既没说动妻子，他自己也没有来。他说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基督徒要宽容忍让，不和妻子斗嘴，他不愿爱妻不愉快。
转眼间赴美探亲已一年，1998年8月回国前，我和先生唯一的愿望就是让女儿女婿带我们去老师家中坐坐。这一去才明白，乔治并不富裕。相对于美国的中产阶级来说，他的房舍比较窄小，汽车也旧了，客厅的几把藤椅椅背已磨了洞。经女儿女婿的翻译，我们这才知道他原来是一家煤气公司的抄表员，这活儿非常辛苦。因为美国住户的煤气表都在室外，他常年累月露天作业。夏天要顶着烈日，走街串巷；冬天要踏着积雪，爬高就低。他坦言他不喜欢这份工作，早就盼着退了休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听说他仅是个抄表工人，很让人吃惊。他对人的诚恳、谦和、宽厚和热情，他讲起课来气宇轩昂的绅士作派，真与他的职业大相径庭。
1998年，我们8月份回国，乔治和他的朋友理查德10月份到京。当女儿打来了电话告诉我们乔治的行程后，我们夫妻俩提前赶到了乔治在北京落脚的宾馆。一见面，乔治就比划着讲述北京出租车司机十分勇敢，敢在车流中穿梭。他说看着车来车往，横冲直撞，他十分害怕，就用双手捂着自己的眼睛。看他那既新奇又失魂落魄的样子，逗得我们直笑。千里迢迢，师生相见，可惜我们仍不能自由交谈。为了使乔治不虚此行，我们就让在北京学习的二女儿请了一周假，专门为乔治做翻译。这时，乔治又露出了本来的天真和直率，他说他早就想来这文明古国一游，可就是因为经济拮据，问我们能否解决他每日的午餐。
这问题又使我们觉得好笑。我们赶紧对他说：作为客人，他来到北京，我们就应尽地主之谊；作为老师，来到学生的门上，理所当然吃学生了。
当天，二女儿就找了一家像样的餐馆，请乔治和他的朋友理查德品尝了中国的传统食品。
乔治又拿出个密密麻麻的名单，说他想见这名单上的朋友，问我们能否帮助他联络。我们一看这联络图，大吃一惊。洋老师乔治真是桃李满天下呢。港、台、南京、西安等外地的不说，单就北京的工作单位就吓人一跳。某研究机构的高工、某医院的主任医生、前故宫博物馆的院长……于是，我们拨通了一处处电话。这之后，乔治和他的朋友理查德就被人轮流邀请，今天是医生请他游颐和园，明天是院长请他游故宫，后天是高工请他游长城……
前故宫博物院长待煤气公司抄表工的礼遇，高于美国总统克林顿。他不仅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整整陪乔治一天，而且，专门为乔治开放了克林顿访问时不曾开放的乾隆后花园。
洋老师乔治在中国确实风光了一回。归家时，乔治行囊空瘪，与朋友理查德相比，他几乎没买什么东西。但他非常满足，因为他收获的并不少。
低下头是人间
朱寒汛
太阴
不知从几时起，北京的天气也和南方一样的热了。我感觉强烈的南方是在8年前，那时候天气像现在一样的热。太阳一出来就毒毒地照着，暑气撩人，很快昨夜游离在空气的一点寒意就被消灭了。8年前我不畏溽暑，仅穿一条小裤，经常在大中午的野草丛里追赶黄色的或花色的蝴蝶，它们逃跑的翩翩轨迹真是美丽极了，尽管有一次我不慎掉进了一口两米深的大洞，但那时我是多么的快乐啊。8年后，还是这样的天候，我心浮气躁，忧心，如调饥，脸色焦黄，眼神迷茫。
一样的感受通常都是由同样的场景激发出来的。记忆力真是不得了，我有时正在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感到非常熟悉，但又想不起具体在什么地点多久以前干过一次。一下就被一种急切的刨根问底心情扼住了，但通常是不可能想起来的，只好在心里叹一口气——时间可能真的是太久远了。渐渐地心里的一团温暖的东西膨胀开来，心情竟也跟着沉淀下来，绽开来一种仿佛颓败的美好越来越大地灏洞开去，好像对衰老的自满。——我蹲在厕所里正津津有味地看一本散文，—会儿就发上了呆，房顶的水汽集到一串，直到张力无法再支撑，就飞溅而下，激得我后股冰凉，我结束了这浪漫的思想，信手找了一页较干净的，把整卷书沿书帮拦腰咬住，迅速提上裤子冲水走人。
我19岁，正当兵，本来不学无术的我在部队里摸爬滚打，一天天混日子。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了我过世几年的祖父，醒来想起他对我的那么大的希望，竟忏悔得哭了一阵。而现在我似乎是错过了跟同龄人在知识上竞争的机会。而我又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或秉异，想想除了搞点文字，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干出一点光彩的事来，当然文学也不好搞。但我总得朝着—个方向努努力吧。跟着就看了一点书，并从一些大作家曾经的潦倒经历中汲取了不少勇气。我天性懦弱，决心是不少下的，但是总是没有毅力。一次次发誓，一次次失败，我也就习惯了。猫猫虎虎地过下去。
然而梦总是要做的，即使是我，也若有若无地怀揣着一个很大的抱负。云朵透过纱窗看来是移动得很快的，纱窗里的纵横好像是天空里的坐标，大概40分钟的时间一片云的形状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有时是被替换了，有时是被不知什么地方的来风吹跑了，仅留下一块并不十分洁净的淡蓝。稀薄的不再稀薄，叆叇却的不再叆叇，天边光线的层次穿过云层诚实地映射到地上，反射到我的窗口来，然后我再看见它们发呆。然后又开始懵懂地想象一些类似生活啊物质啊一些虚无的梦境，其纯洁是可取的，就像沈从文笔下的萧萧。这时节，我就能暂时忘记一些不愉快的经历。而梦想和现实都不是对我有利的，所以我两年来竟怎么也没有快乐过几回，我像《沉沦》里的“我”一样经常踯躅在非真实里，所有泉水似的清凉都从幻象里来，不管什么时候都一定程度上洗涤了些许烦恼。晚上，我睡得不实，周围齁声大作，我钻出蚊帐来。有时外面的月光说得上是比较皎洁，我就撩开窗帘，打开纱窗跳到阳台上去。点着一支皱巴巴的烟，坐在一块水泥上发呆，蚊子多的时候我就带上一截蚊香，蚊香的腥辣气味熏得我眼睛半睁半合，眼前就不再和以前一样了，天色是神秘的蔚蓝，云还是白天那样，我原来以为晚上就没有云了。高处好像是有无数个旋涡似的阴影，因为颜色暗，显得湿气很重，那阴影中可能包容着一个广袤的世界，正霡霂着不曾停歇过的阴雨。这时我脑子里就浮现出一些诗句来：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高高上际于众外，下下乃穷极地天。
刑天
实际上，我总感觉自己行在一片暗无天日的原始森林里，我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没有规律可循，没有借鉴和参照，切身的实践也因为极度的单调而使经验失去了意义，但最关键(可怕?)的是我根本不抱走出去的理想。
风小的时候还是颇为阴凉的，环境允许我在恬静中诗情画意一会子；当风大得能够使树枝树杈发出尖叫，到处摇摆不定、响成一片时，我就会感到皮肤收紧，腿肚子筛糠，干脆一屁股坐在潮湿的青苔上，低下头颅，把脖颈缩下去，用力地紧缩下去，想变成一棵树。有时天边一声惊雷，漆黑的天幕被白光扭曲着划开数道豁口，乍阴乍阳，白光下面聚集的雨云快速地游走和翻滚。
畏怖之余，我在关于大地和九天的神秘思考中耗费一些时间；在伸展和束缚中找到一个存在的距离；在努力和颓废中间勾兑出一个只有幻境而丧失感官的福地，然后得出很多悠谬的结论。
目的当然仅仅是为了抵御从周围掠过来的阵阵阴风，但遗憾的是这个措施不是很积极，御寒的效果也匪特不会好，奇怪的是我从未想过尝试别的办法。
只是此时看看周围深邃得让人眩目的像油画涂料一样的墨绿、黄褐、惨白、红肿和其他一些触目惊心的颜色时，倒是什么惊异的感觉都没有了，甚至连可能是生理上的一点自发的反抗也没有了，确实是无所谓好坏妍媸，和谐啊自然啊什么的都已不再重要。好了，让我的梦呓到这儿停止罢。
“刑天与帝争神，帝段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为目，脐为口，操干戚而舞矣。”(《酉阳杂俎》卷十四)刑天是中国神话传说里的人物，最早可能是见于《山海经》，一个伟大的抗争者，即使同时也永远是个失败者，他的不屈的反抗里隐含着的悲凉比胜利更伟大更深沉，比胜利者更容易让人肃然起敬。而我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事迹让我一看之下再也无法忘却，如果刑天在我这样一个处境里，他大概会成功地找到树林外的世界。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我想他会点着一把大火把森林烧个干净，——长时间的冲天烈焰，火借风势噬灭一切。这样自然而然地能够看到外面的乾坤。
我确信他会这么干的，即使自己和森林一块毁灭也在所不惜。他的形象大约是丑陋异常的(脑袋被砍下了还拿着武器挥舞，是个怪物)，但我还是十分崇拜他，因为我永远不会成为他。谁也不会崇拜一个自己能够企及的存在。
我想，我的崇拜源自一种骨子里的自卑。
乾灵
大概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说过了，天是匪特匪特热的，热得足以让我想起南方我曾经生活过很久的老家，想起各式各样的蝴蝶和很多可爱的经历，想起小电视、从窗牖射进房间的昏黄的夕照、沾染上油亮的竹床……温暖和旧越来越大地延伸开去，一想起来它们就在我的脑子里延展开去，把我的眼泪都快催下来。为了避免一些别人嘲笑和尴尬的场面，我只有仓皇地结束很多浪漫的思想。
我自己都鄙夷自己的小资情调，否则我应该很自然地站起来，把一手只背过身后，另一只手幽怨地抹拭眼泪。
不过话说回来，那回忆里的片段真恐怕是我一生难得的好时光——蝴蝶，一遇冷风就射尿的蝉，桑叶和中指样肥大的蚕虫，泥鳅和乌龟，在河底行动像魑魅一样的螃蟹，往剖开肚子的草鱼口里吐牙膏水。没有忧愁的生活，我实在是不忍轻易忘却，它们看似不存在了，等回忆起来的时候却像掀开来某处机关的一角，进入一个大世界，能够让人长时间地徜徉在里面，哪怕到了我衰老得动不了的时候，坐在藤椅上细细咀嚼，童年的记忆依旧鲜活……总之现在的天气是很热的，忽而外面的气流就翻腾起来，尘埃和塑料袋还有很多不洁净的东西一起升腾，借着气压急速地升到极高的众外，天色也暗下来，天地间一片混浊。
我透过窗玻璃看到所有的人都抱头鼠窜，骑单车的人两条腿笨拙地努力，车把左摇右摆，汽车开足马力，轧起一条条看不见的水流，激在别人身上，环境似乎愈发地预示着一种狼狈的窘境，机会好像不多了，大家越发地鼠窜，触目惊心。
过了一会儿，太阳从浓云中探出半个脑壳，好像羞于面对被它尽兴作弄一番的整个世界，但它也没撒泼耍混，还是探出了脑壳——天放晴了。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刮了一阵风……无数声没有目的地的：盘旋在天空中，集成一个别扭的影块，半天也不肯散去。
人们的酣畅的心情里大概都多少搀杂点失落罢。现在，夕阳无限好，城市看起来干爽利落，没有让人感到不快的一切了，大家大可有闲暇漫步在生活的花园里，不费力地抬起头就能看到一道弧形的七彩光，而这竟是尘世里才有的东西。
我可以看着它假装深沉地微笑，嘴里甚至还可以发出一点声响，但是实际上我一点都不吃惊，我完全相信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这时，天上和幽泉都有一双眼睛在很不在乎地看我哩。
总之，神的意旨似乎永远会眷顾我们的。
人间
我试图接近一个地方，但尘世的纷扰让人静不下心来，浮躁得不行，号声，哨声，拌嘴声，叫嚣声，戏谑声，说教声，蝉声吵得人头痛，夜晚蚊虫又在耳边聒噪；花花绿绿的衣裳，眩目的广告和霓虹灯，各种各样的商品的浓墨重彩。
尘世里形形色色的诱惑比老子的时代当然大得多，好在尘世里没有的东西总在吸引我超拔出很多事来，让我心里觉得恬静，同时让我失去做很多事的力气。等我苏醒的时候又后悔了，说实话很有点痛苦。但一沉入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我又感到并不缺少什么。
现在，我手上有一支烂笔，我就并不颓唐，还有一本发黄的白纸本，我可以操控我的心力，在上面记录下一些很洁净的场景和想法。它们那么实在，对于我的思路和感情又是那么忠实，一想到我所拥有的，我就感到自己并不是那么贫乏了，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一道极大的暖流充满了我，心稳固了，平和了。
还记得我说过的那场没下来的大雨吗?雨还是下了。关于这场雨，报纸上是这么说的：“昨天下午5时，一场疾风大雨突袭了京城，雷阵雨的持续时间在1小时左右，这场雨成为了7月中旬以来京城的第一场降雨。据7个气象站观测，昨天下午雨中瞬间风力达17米／秒，风力最大的是……”报纸上讲话是冰冷而精确的，这种语气说实话不让我喜欢。当时我在街上买东西刚出来，雨就下了，而雨大概在一分钟之内就到了让我不能够再从马路对面再回商店的程度。
这说明大雨有时候是没有什么征兆的：没有雷，只是突然刮了大风，然后就越下越大，到处都是一片片暴怒的激流，骑单车的人们麻利地急速斜刺到距离自己最近的可堪避雨的屋檐下，单脚撑地，一边检查一下重要的东西有无淋湿一边咒骂着无常的天气。汽车都停在路边，忍受着浇漓，同时被吹得摇晃，好像江海里一截截被击断的樯橹，并且快要和别的东西一道被冲入阴沟了。
路边大树的很粗壮的枝干被吹下来轰然落下，再让风力抛开老远，美女的广告已掀起的一角被进一步撕扯下来，留下一只妖艳的眼，马路中间的栅栏干脆就十几米几十米连着倒下。
即使是在相对隐蔽的地方避雨的我，也几乎让这邪风大雨彻底吹透浇湿。关于天空是什么样子我根本就记不得了，可见当时天地间都是一个颜色，灰蒙蒙，昏沉沉，混浊痛快。下水道上厚厚的一层清水，摇曳着一个个旋涡。
这场突如其来的雨下了不久就停了，一切恢复了以前的样子，清风朗日，袅袅水汽甩开灰尘舞蹈着升上九天，重新结合成灰白或稀薄或叆叇的云，罩在人们生活的房屋和大厦上。
我坐在车上胡乱地想。我父亲曾对我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意之事仅十之二三矣。这话虽则在数学方面很有点问题，但道理恐怕是对的。
人们常说物有人性，动物更不消说了，在我的老家也有着种种和此说相对的精灵诡异的迷人传说，常吓得我叫醒我祖父和我一道起夜(至今我无法忘却他那双迷离的睡眼)，尽管故事和传说没什么科学依据，恐怕很多事情连专家学者都在私下带着点敬畏哩。
那么种种自然存在和我们人的距离到底是多远呢，抛开理论来说什么是活的而什么是死的呢?为什么天总像是长了眼睛一样，完全洞察我们的行为，并经常很及时地做出反应呢?天知人事耶，天不知人事耶?一时间，我感到天地间万物生出无数的口，大幅度地翕张，大声地嚯嚯作响，根本听不真切。
好像是在抱怨、诉说、解释或说教，总之都有故事，冲出了千年的泥土、墙壁和坟墓，从各个角落纷沓而至，杂沓凌乱。它们从隐处进入显处，有沙砾，有贝壳，有的永垂不朽，有的鸡零狗碎，都要我来记述呢……
我头一下子晕得不行，只能不再想了，过了一会儿实际上我已经清醒了，但还是望着并不精彩的车窗外的景色发愣，我又沉入到了我熟识的世界。
出租车又活跃地躲闪腾挪，立交桥岿然不动，妖女和少年们重新占领了我的视野。但那些嘴又被我看到了，它们又聒噪起来。
紧接着各种声响伴随着各种事物出现了，越来越清晰地出现了，构成我们的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