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击陕南
其实，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撤走广、昭之围，不与胡宗南周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接到正在川黔边境转战的中央发出的《中央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就在广、昭战役发起的同一天，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军委又致电四方面军：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部将南调，杨、李、罗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人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
接到中央来电，西北军委在旺苍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中央来电。会上争论非常激烈，主要分歧是如果向西渡过嘉陵江，川陕根据地将难以保住。但接应中央红军和策应红二十五军事关全局。最后，决定调整部署，放弃攻打广昭，准备西渡嘉陵江，渡江之前，为打乱和迷惑敌人部署，先发动陕南战役。徐向前在《陕南战役》一文中写明了当时的战略意图：
中央发出这个电报时，红一方面军已离开遵义，向川黔边的赤水方向前进。形势紧迫，不容我们犹豫不决。我从前线匆忙赶回旺苍坝，出席总部举行的紧急会议，讨论这一牵动全局的作战方针问题。
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进。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大家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困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重要的事。会议决定，第一，暂时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第二，由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火速搜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解决渡河工具问题。第三，适当收缩东线兵力，准备放弃城口、万源一带地区。第四，即以主力一部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北向，为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创造战机，并接应已经进入陕南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会上，也讨论了是否以主力南下，直接与中央红军打通。走哪条路好？需要多少兵力？能不能打到长江边？因力量有限，没有把握，只好作罢。
驻守陕南的……孙蔚如部怕胡宗南的势力入陕，侵占西北军地盘，曾和我们达成过互不侵犯默契，双方一度相安无事，并有些来往。但在敌六路围攻期间，他们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出兵攻打过我们。同时，任凭胡宗南的势力伸向川陕边，威胁我侧背，也使我们够恼火的。我们这次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出击陕南，顺便给孙蔚如点颜色看看，以示惩戒，是必要的。
陕南战役一石二鸟，除了接应中央红军外，同时还要策应正处于艰苦环境中的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
红四方面军大部队撤离鄂豫皖后，鄂豫皖根据地陷入极度困难境地。1934年11月，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两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由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的部分武装改编成红二十八军，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共二千九百余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向西转移。
红二十五军西进路线与当年红四方面军路线基本相同，国民党刘峙部一路尾追不放。红二十五军历尽千辛万苦，1934年底进入陕西境内，到达陕南商县、镇安、柞水、蓝田一带。为对付入陕的红二十五军，陕军孙蔚如部调动了十五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宁羌、勉县、南郑、褒城一带堵截，敌刘子潜部、萧子楚部、冯钦哉部、张飞生部从四面八方将二十五军团团围住，红二十五军处境危急。
根据中央的要求，旺苍坝军事会议决定：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适当收缩东线兵力，放弃城口、万源一带，集中主力在苍溪、阆中一带西渡嘉陵江，攻击江油、梓潼，向茂县、北川、汶川方向攻击前进，接应中央红军入川。为了调动敌人注意力，给敌人造成我军要东出汉中的假象，红四方面军一面作好西渡嘉陵江的准备，一面集结了十二个团的兵力，挥师向北，直指陕南。
1935年2月初，陕南战役打响。
战役的第一站是宁羌。宁羌位于陕西省西南、汉中西部，地跨川陕甘三省，是由川入陕的门户。宁羌守军为陕军孙蔚如部。打宁羌的目的是为了造成敌人以为我军要攻取汉中的错觉。
因为红四方面军曾与陕军孙蔚如部有过“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战前，依照徐向前的指示，部队派人给宁羌守敌独立一旅二团团长杨竹荪送信，要他主动撤兵，勿作抵抗。但孙蔚如此时已经两面摇摆，他看到蒋军大举布置围攻，认为红军难过此劫，又想染指川陕，为蒋火中取栗，于是命杨竹荪坚守待援。
宁羌县城为秦岭大山中一小城，城池远没有广元、昭化那般坚固，陕军的战斗力、士气也不如敌中央军。2月3日，红四军十师主力向宁羌外围贺家梁、七星池、东山观发起攻击，战斗了一夜。第二天，敌人弃守贺家梁，退守城南小高地。红军接着猛攻东山观，杨竹荪率兵来援，但援兵还未到，东山观守敌已被全歼。杨竹荪急忙退回宁羌县城。谁知红八十八师一部已经封锁了宁羌西门和北门，截断了敌人的退路，红十师与八十八师分进合击，杨竹荪部抵抗了三四个小时，除三十多人漏网逃脱外，其余被全歼，敌团长杨竹荪被活捉。敌三十八军《战斗详报》详细记载了这次战斗经过：
三日下午四时许黄坝驿一带之匪倾全力向我贺家梁、七星池阵地猛袭，我二、三两连凭据碉楼及强固工事沉着应战，匪死亡甚众，终未得逞。激战至黎明，奈该匪愈集愈多有增无已，并用迫击炮轰击碉楼，以其密集队约两团之众，附有自动步枪多架，猛扑贺家梁阵地。我步炮连由城上阵地超越猛射，多中要害，第二连官兵奋勇血战，与匪肉搏十余次，毙匪百余名。卒因连长阵亡士兵伤亡过众，碉楼被毁，不得已乃放弃贺家梁退守城南小高地。是时匪以主力猛攻东山观，城西北两面亦被匪攻，杨团长以东山观关系宁城安危，仅驻一连，兵力薄弱，坚守不易，乃令第一连放弃五里铺退守西门，第三连放弃七里池增援东山观，并亲率五、六两连及特务排前往应援，欲死守东山观以保宁城。讵该匪乘我变换战线之隙，以全力猛扑东山观阵地，第四连遂陷于重围，连长受伤殒命，士兵伤亡过半，我杨团长所率援军方行至山腹，救援不及，东山观阵地遂致失陷。守城部队与杨团长所率官兵亦因众寡悬殊，力不能支，相继陷没。是役仅第一营营长石藻珍臂受重伤率官兵百余名突出重围，脱险者仅三十余人，星夜退至大安驿，其余官兵俱没，杨团长失踪，战斗于此告一结局（此据逃回官长所述）。
攻取宁羌后，2月5日，四军、九军、三十一军各一部从铁锁关、阳平关、宁羌向东北挺进，2月6日攻克大安驿。
眼看红军势如破竹，孙蔚如急了，急调三十八军十七师四十九旅王毅武部及独立第一旅一团在勉县以西的新铺湾构筑工事迎击红军。陕军四十九旅是杨虎城陕军里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甲等编制，齐装满员，其实力与一个师相当。旅长王毅武为人刚愎残暴，骄横跋扈，治军极严，每逢恶战，王毅武便赤膊上身，手提鬼头大刀，一口饮下半瓶酒，然后赤红着双眼上阵搏杀，凡是遇到胆怯退却的官兵，他往往大喝一声，一刀劈倒。在他的威逼下，王毅武部的官兵也极能拼命，久而久之，王毅武在军阀中混得“王老虎”之称。这一次，孙蔚如将“王老虎”旅堵在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前进路上。八十八师是红军中出了名的“铁军”，师长熊厚发二十岁出头，一把大刀舞开，十余个敌人无法近身。但这次王毅武遇到的不是师长熊厚发，而是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
郑维山，河南省新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炮兵连、通迅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春，反“三路围攻”结束后，十七岁的郑维山任红九军第八十一团政委，1934年，年仅十八岁的郑维山升任红二十七师政治委员。1934年11月，清江渡整编，红三十军将三个有荣誉称号的主力团即“能攻钢军”第二六三团、“夜老虎”第二六五团、“能守钢军”第二六八团编为第八十八师，熊厚发任师长，郑维山任政委。新编八十八师齐装满员，全师员额超过一万，成为红三十军的铁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