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阎晶明
《猎原》是雪漠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我的想像中，雪漠是一个孤坐在他凉州的家中，卯足了劲要把稿纸写透的作家，他最愿意做的是把他生活的世界端到纸面上来，既要写出他们的贫困，还要写出他们的血性与善良，更要让这个苍凉的世界闪烁出诗意的光泽。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在诗意面前，贫富并没有高下之分。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心态的支持，我们在《猎原》里读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命运，也不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变迁（这些都是当下长篇小说最容易展现的内容），《猎原》展示的是一个群体人的生活场景，注重的是场景之下的冲突与交融。或者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改编成连环画的故事，更像是一面墙壁上展开的油画，有场景、有人物、有表情，也有故事的痕迹，但效果却不在故事的起伏线索中，而在整体的、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实现。说到底，雪漠不是想去塑造一个生命个体，而是要通过群体的雕塑实现对一个世界的诉说。他本人执意认为，“文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告诉世界，甚至告诉历史，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代人曾这样活着。”
《猎原》的确如作者所言，力图“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里边写到的人物大约在５０个以上，在这个群像图中，也有突前的人物，猛子、豁子女人、孟八爷等等，就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人物。但随着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游动，人物出场有如路灯下的幻影，时隐时现，一拨接着一拨。在这些人物的穿行中，我们又总是看到在荒原上出没，在荒屋前游荡的动物，《猎原》里写到的动物大概也在二十种以上。作家就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人和牲畜相伴却又相携，人与狼，狼与羊、与狗的争斗反复出现在小说当中。人物的名字会是动物的名称，如“鹞子”、“驼子”、“黑羔子”，连村名都叫“猪肚井”，人物表达亢奋、愤怒、忧伤时，常常会用动物或牲畜做比附。闹狼灾是猪肚井里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人性与狼性的对比，成了小说叙述时隐约可见的视角。猛子是作者特别塑造的人物，但我并不把他看作是小说的主人公，因为他的命运并不比他周围的人更大起大落，我更愿把这个人物看成是在小说里出场次数多，作者着墨重的人物。猛子与“鹞子女人”之间，并没有出现由关系暧昧发展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而是在懵懂、慌乱与冲动中得以互相发泄，原始意味和野性被强化，粗鄙语言和简洁描写为这种粗鄙衬托出情节逻辑上的合理性。这正是《猎原》奇异的地方，小说里的人为了生存苦苦挣扎，人物的行为却跟生产无关；这是一部并不描写爱情的小说，但其中的男女却骚言疯语，且不乏性乱行为。
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理解雪漠写作时的用心与苦衷，他想写得质朴，从人物到语言；他想保留本色，从行为到对话；他同时也想突出诗意，让日常生活显现出诗性，所以又会看到那么多怪异的言辞和行为。为了把这样一个画面整体呈现出来，雪漠的写法和一般的长篇小说手法有着明显区分。他的人物不管是主要的还是过场的，都是在没有交待的情况下走到故事中来，小说最开始的第一句话就很典型：“那狼，悠了身子，款款而来。开始，猛子以为是狼狗呢；也知道，过路子狗，不咬人。”整部小说都有这样的特点，简短的句子里，人和动物一起在没有背景的情形下出场。人物操着粗鄙的言辞，带着西部特有腔调和虚词，诸多比喻的说法既有特定地域的质朴，又有一种为了传达诗意制造的夸张。这是小说的风格，也是雪漠标志性的写作方法。就他个人而言，他的写作目的得到了实现，这个前提很重要，因为雪漠的写作责任是，既要描写出“他们这样活着”的历史，又要传达自己发现的“诗意”。在这两者之间寻找结合点，肯定是一种理想的、值得追求的写作方法。不过，我也能体验到其中的难点，雪漠想写质朴的生活，但他的笔力却用劲很猛，他想超越一般的故事性，就必须要在不变的场景中更替故事中的人物。让人物粗鄙的语言和张狂的行为赋予某种诗性，作者要把握的分寸，要寻找的切入点，实在太多太难。由于雪漠在用心上的诚挚和投入，他的追求大半得到了实现，不过，对一个还将在创作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写作者来说，他还需要在探索中寻找一种更加从容、淡定的叙事方法，艺术上的精深追求加以时日，必定会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天地。
（本文原发于《文艺报》，作者为《文艺报》总编、著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