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抵达就去欣赏了木偶剧院的演出，很喜欢演员们道白异常清晰。这家木偶剧院也许是世界上最棒的了；它闻名遐迩，一走近米兰就听见人们谈论它。
卡诺比亚纳剧院有上下五层包厢，是斯卡拉大剧院之后最大的剧场，能容纳三千观众。我非常高兴，经常去这家剧院，反复欣赏同一出歌剧，同一部芭蕾舞剧。三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上演罗西尼的歌剧《奥里伯爵》和芭蕾舞剧《日内瓦的孤女》。桑·屈里科绘制的或者在他指导下制作的布景色彩既赏心悦目又保持低调，对角色的服装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据说桑·屈里科有很多能干的下手，所有的订单都交给他，他再分配任务给下手们，同时给予指导，以致全都打他的名字，他自己却很少动手。据说他给许多能干的艺术家固定发放丰厚的年薪，即使他们病了，即使一整年啥活儿也没有，他仍旧照发不误。
歌剧院本身首先招我喜欢的是舞台上看不见提词箱，这东西在其他剧场十分讨厌，老是把演员的脚给你遮挡住。
再有乐队的指挥席也令我满意。指挥能纵观乐队，掌控左右，他站在中央稍微凸起一点的位置上，紧靠着堂座，所有人都看得见他，他也能越过乐队看清楚舞台上的情况。相反，在魏玛乐队指挥的站位尽管也看得清楚舞台，可是乐队却在他背后，因此他想给谁一点示意总得扭过身去。
乐队本身阵容非常强大，我数了一下有十六件低音乐器，也就是两侧各有八件。近百名演奏家分坐两厢，都向里侧过身来对着指挥，也就是背朝着延伸进台口的堂座包厢，一只眼睛瞟得着舞台，一只眼睛瞄得着堂座，正面看着的却是指挥。
男女演员们的嗓子都好极了，都那么纯净明亮，那么雄浑有力，唱起来都那样轻松自如，一点儿不吃力。我想起了泽尔特，真希望他这时在我身边。最令人迷醉的是科拉迪·潘塔那莉夫人的嗓音，她唱的是侍童。我向旁人谈起这位杰出的歌唱家，就听说她今年冬季已经让斯卡拉歌剧院聘走了。唱孔特萨·阿德勒的第一女主角的是年轻的新秀阿尔贝提尼小姐；她的音质犹如阳光似的极其温柔，极其清亮。每个从德国来的人都一定喜欢她喜欢得要命。最后还有一位男低音也很出色。他的音色浑厚深沉，只是跟他的表演一样尽管也放得开，但仍略显生涩，总之是年轻欠成熟吧。
合唱队表现尚佳，跟乐队配合得天衣无缝。
至于演员们的形体动作，我觉得有些个松懈、慵懒，原本指望看见的却是富有意大利个性的生气勃勃的表演。
面部化妆只是薄薄的一层红色，就跟现实生活中人们乐于看见的那样，一点不像是浓妆艳抹，油头粉面。
我发现尽管乐队阵容强大，却从来不曾压住演员的歌声，他们始终居于主导位置。在旅店的餐桌旁提起这事，便听见一位懂行的年轻人作的如下回应。
“德国的乐队以自我为中心，”他说，“都想突现乐队的地位，显示自身的重要性。意大利的乐队相反却作风低调、谨慎，非常清楚在歌剧中声乐乃是主体，乐队伴奏只应起烘托歌唱的作用。加之意大利人认为，一种乐器音色要美就不能音量过大。所以在一支意大利乐队中哪怕有许多提琴、双簧管、小号和大号，吹奏起来整体效果仍然柔和悦耳，反之，一支小三倍的德国乐队却会演奏得又响亮又嘈杂。”
“您言之有理，我无话可说，并且很高兴我的问题得到了如此明确的解答，”我接过话头，“只不过眼下那些时髦作曲家是不是也有责任，是不是怪他们把歌剧的乐队配器搞得太强了呢？”
“诚然，现代作曲家是有这种毛病，”陌生青年回答，“然而真正的大师如莫扎特和罗西尼却永远不会如此。不错，他们甚至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在伴奏中加进了自己的、独立于歌唱旋律的主题，但是尽管这样，他们却始终掌握着分寸，让歌声永远保持盖过一切的主体地位。当代的作曲家们相反，常常以强大的配器压倒歌唱，实际上倒暴露出了他们在写伴奏时主题贫乏。”
我对这位陌生的年轻行家表示了赞赏。我的邻座告诉我，年轻人是一位来自利夫尼亚的男爵，曾长期旅居巴黎和伦敦，住在米兰已经五年，很有学问。
在歌剧院还有一点发现，我必须提到，我很高兴能有这个发现。说的是在舞台上，意大利人不把黑夜表现为真正的黑夜，而只是作象征性的处理。在德国的剧场里我总感到不舒服，夜晚的场面就完全是夜晚，结果演员的表情乃至人物本身都整个消失了，能看见的就只有茫茫夜色的一片漆黑。意大利人的处理聪明得多。他们舞台上的黑夜从来不是真正的黑夜，而仅仅为一个暗示。他们只是让背景暗下来一点，角色呢都尽量移动到前台，仍然完全在灯光的照射中，脸上的每一丝表情都看得清楚。这在绘画里也应该管用；我很好奇，不知道有没有些画上的黑夜使人物面部昏暗得看不出表情来。我希望，大师们没有这样子的画作。
同样的准则也很好地运用在了芭蕾舞里。我看见一个黑夜的场面，一位少女遭到一个强盗的袭击，舞台只是稍稍暗下来了一点儿，人物的所有动作和表情都完全看得清楚。姑娘一叫喊强盗就逃走了，乡邻们纷纷提着灯从茅舍里赶出来。但他们的灯不是光线混浊的火明子，而是白亮白亮的灯光，以此强烈的照明衬托出先前的沉沉黑夜。
在德国我曾听说意大利观众很吵闹，到这里得到了证实，而且是歌剧越往后演，观众越是不安静。两周前我看了《Conte Ory》的头几场演出之一。最出色的男女演员一出场，立刻就响起了掌声；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场次确实有人讲话，但是一开始唱精彩的咏叹调，全场便鸦雀无声，唱完后歌手会赢得满场的喝彩。合唱的效果极好，我尤其赞赏乐队和声乐丝丝入扣的配合。不过眼下，在天天晚上都演歌剧以后，观众的注意力已经涣散，人人都在讲话，剧院里整个是一片嗡嗡声。没有谁再鼓掌，真不理解舞台上怎么还张得开嘴唇，乐池中还拉得开弓子。也再找不到激情，找不到精确了；在这样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环境中，渴望聆听一点音乐的外国人只会大失所望。
1830年5月30日，米兰，圣灵降临节第一天
（幸福的源泉无处不在）
我还想记录迄今很高兴地在意大利发现的几个情况，或者几件别的感兴趣的事。
在辛普伦隘口上面，在雪与雾弥漫的荒野中，紧邻着一片避难地，一个男孩领着自己的小妹妹爬上山来到我们的马车旁。俩小孩都背着背篓，背篓里装着他们从山下的树林中拾来的柴火。男孩递上来几块水晶石什么的，我们付给他了一点铜币。这当儿我留意到了一个让我铭刻心中、永生难忘的情况：男孩走在我们车旁，偷眼瞅了瞅自己赚得的钱，目光中洋溢着怎样的惊喜啊！我从来不曾见过这种置身天国般的幸福表情，于是想，上帝在人的心灵里安排了所有的幸福源泉和所有的感受幸福的能力，不管你生活在哪里，生活得好与坏，获得幸福的机会却完全一样。
我原想继续我的报道，然而却给打断了再也提不起笔来，尽管我在意大利每过一天都获得了许多重要印象，都进行了认真观察。直到离开了小歌德，阿尔卑斯山已经落在了背后，我才又给歌德写了下面的东西。
1830年8月2日，星期一
（法国七月革命和法国科学院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
法国爆发七月革命的消息今天传到了魏玛， 使所有人都紧张激动。午后我去看歌德。一见我他就冲着我喊：
“喏，对这样一个伟大事件，你作何感想？火山爆发了；一切都在熊熊燃烧，再不会关起门来谈判啦！”
“真是个可怕的事件！”我回答，“不过情况尽人皆知，当局就那么个德性，结局便也不出所料，只能赶跑迄今统治法国的王室了事。”
“我们看来都在自说自话喽，好朋友，”歌德回答，“我讲的根本不是那些人；我说的完全是另外的事情。我是说法国科学院公开吵起来了，在顾维叶和乔弗列之间，爆发了一场对于科学事业再重要不过的争论！”
歌德的这一表白大出我的意料，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感觉脑袋里有几分钟只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