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处世圆术
为人处世要讲究方圆之道。“方”是原则，“圆”是变通。只知“方”，少权变常碰壁，一事难成；只知“圆”，多机巧却是没有主见的墙头草；“方圆有致”才是智慧与通达的成功之道。
“天圆地方”意指天地自然之形态；“外圆内方”总括修身处世之要义。“方”是原则，是目标，也是本质；“圆”是策略，是途径，也是手段。总之，万变不离其宗，“圆”是万变“方”是宗。
“以方生圆”是修身，做人方正必生智慧，智慧一开方法就多，处世也就圆润融洽。“以圆从方”是做事，“圆”是用智，“方”是行事，用智周圆是为了行事方正。
只知“方”，少权变常碰壁，一事难成；只知“圆”，多机巧却是没有主见的墙头草；“方圆之理”才是智慧与通达的成功之道。
1.待人处世的方圆之法
得意时早回头，失败时别灰心，这是人们根据长期生活积累而得到的经验之谈。俗话说：“圆的不稳，方的不滚。”圆为灵活性，为随机应变，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为原则性，为坚守一定之规，为以不变应万变。刘邦便是忍一时之气而最终夺得天下的最佳明证。
做人需内方外圆，太强必折，太张必缺。过于坚硬必被折断，过于扩张必会裂开。做人处世也是如此，不能过于倔强耿直。
既知退而知进兮。亦能刚而能柔。
安身处世要懂得进退，既有原则又要灵活。
时势变迁，事物的发展也随之变化，因而对策也要随之改变。做人须内里端方正直，对外灵活圆通。笔直的树木不能形成阴凉，过于直率的人容易得罪人，就不会有朋友。与人相处要随和之中有耿直；处理事情要精细之中有果断；认识道理要正确之中有通达灵活。
以正直克己持身，贵在处世有灵活变通而不固执己见的权变；处世缺乏变通灵活，就像木头人一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为碍手碍脚。
由于种种原因，人有时不得不违心地处世待人，在此种情势下，亦应相应采取补救之策。
（1）刘邦方圆处世，称霸天下
刘邦的军队是秦末一支强大的农民起义队伍，是亡秦的主力，刘邦势力的发展，与他礼贤下士、活学巧用方圆之法是分不开的。
一天，高阳人郦食其拜见刘邦，献计献策，一进门看见刘邦坐在床边洗脚，便不高兴地说：“假如你要消灭无道暴君，就不应该坐着接见长者。”刘邦听了斥责后，不但没有勃然大怒，而且还赶快起身，整装致歉，请郦食其上座，虚心求教，并按郦食其的意见去攻打陈留，将秦积聚的粮食据为己有。刘邦围困宛城时，被困在城里的陈恢溜出来见刘邦，告诉他围城与攻城都不如对城内的官吏劝降封官，这样化敌为友，就可以放心西进，先入咸阳为王。刘邦采纳了他的意见，使宛城不攻自破。
与刘邦容忍的态度相反，项羽则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一个有识之士建议项羽在关中建都以成霸业，项羽不听，那人出来发牢骚道：“人们说‘楚人是沐猴而冠’，果然！”结果项羽知道了，大怒，立即将那人杀掉。楚军进攻咸阳时到了新安，只因投降的秦军有些言论，项羽就起杀心，一夜之间把二十多万秦兵全部活埋，从此残暴名闻天下。他怨恨田荣，因此不封他，而立齐相田都为王，致使田荣反叛。他甚至连身边最忠实的范增也怀疑不用，结果错过了鸿门宴杀刘邦的机会，最后气走范增，众叛亲离，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刘邦也有自己的缺点。据《史记》记载，刘邦在沛县乡里做亭长时，也是酒色之徒。当汉军进了咸阳，宣布秦朝灭亡时，汉军纷纷争着抢着去找皇宫的仓库，往自己的腰包里揣金银财宝时，刘邦看到阿房宫的富丽堂皇和美若天仙的宫女，当时也有些心动，他面对眼前的金钱、美女不知如何是好了。部下樊哈立刻提醒道：“沛公要打天下，还是要当富翁？”刘邦立时醒悟，忍住贪图享乐的念头，吩咐将士封了仓库和宫殿，带领汉军仍旧回到灞上的军营里，并约法三章，对百姓秋毫无犯，这就使他赢得了民心，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与刘邦相比，项羽就不同了，他一进咸阳，就杀了秦王子婴，烧了阿房宫，收取了秦宫的金银财宝，掳掠了阿房宫的宫娥美女，带回关东据为己有，并美其言曰：“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相比之下，他怎能不失人心呢？
在楚汉战争初期，刘邦的实力远不如项羽，当项羽听说刘邦已先入关，怒火冲天，决心扫除刘邦的势力。当时项羽四十万兵马驻扎在鸿门，刘邦十万兵马驻扎在灞上，双方只相隔四十里，兵力悬殊很大，刘邦处于极其危险的情况下。而恰在此时，刘邦能做到“得到则行，失时则幡”。先是与张良一起去拜见项羽的叔叔项伯，再三表白自己没有反对项羽的意思，并与之结成儿女亲家，请项伯在项羽面前多多美言几句。之后，第二天天刚亮，又带着张良、樊哙和一百多个随从，拿着礼物到鸿门去拜见项羽，见到项羽后，低声下气地赔礼道歉，终于化解了项羽的怒气，缓和了与项羽的关系。
我们单从表面上看，刘邦低三下四，给了项羽足够的面子，而实际上刘邦以小忍换来的却是自己和军队的安全，赢得了发展和壮大力量的时间，为取得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刘邦能忍受别人所不能忍的痛苦，甚至在自己胸部受了重伤时，也能忍着巨烈的伤痛在楚军阵前故意弓着腰，摸摸脚，骂道：“贼人射中了我的脚趾。”从而来麻痹敌人，在回到汉营以后，他又忍着伤痛巡视军营，以此来稳定军心。他对不利条件的隐忍，对暂时失败的坚忍，说明他在对敌斗争中，是很富有谋略的，也体现了他巨大的心理承受力，这是成就大业者必备的一种心理素质。
与刘邦相比，项羽则能伸不能屈，赢得起而输不起，因此，在楚汉战争中连连失利。项羽生性多疑，当听到“四面楚歌”，就怀疑楚被汉灭，一败涂地，自己先大放悲歌；在项羽逃到乌江时，一亭长要用船送他过河，他却认为“天要亡我，我渡过去有什么用？”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己放弃了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唯一机会，最后拔剑自刎而死。这个勇猛过人，不可一世的楚霸王，最终输在了自己不肯圆转涉世上，如果他能懂得方圆经的奥妙，历史就不知道又该怎样写了。但可怜的是，他至死也没明白，他首先是输在自己手里。
中国有一句古训，叫做“言必信，行必果”。但孟子却针锋相对地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当然不是教人胡说八道，他是说为了“大义”可以放弃所谓的“信”和“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所谓“智欲圆而行欲方。”
（2）吕不韦亏血本两封侯
历史上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冒别人不敢冒之险，做别人不敢做之事。当他们开始冒险的时候，在一般人的眼里，他们无疑是傻子、是疯子，是注定要吃大亏的。可是，一旦他们成功了，芸芸众生就会惊叹：他们怎么会如此之高明！
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累积了上千金家产。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亡。到昭王四十二年，秦王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安国君有儿子二十多人。安国君有一位宠姬，立为正夫人，号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在中间的儿子名叫子楚，子楚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子楚被派到赵国替秦国做人质。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也不很礼待子楚。
子楚是地位卑贱的孙子，在诸侯国做人质，车辆等日常的费用并不宽裕，生活困窘，很不得意。吕不韦在邯郸经商，看到了子楚而可怜他，说“子楚是可以囤积的奇货”。于是就去见子楚，向他游说：“我能光大你的门第。”子楚笑着说：“你暂且先光大自己的门第，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第吧！”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吧，我的门第要等你的门第光大之后才能光大起来。”子楚明白吕不韦所说的意思，就请吕不韦与他一起坐下，深入交谈。吕不韦说：“秦王年纪老了，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私下听说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能够选立嫡嗣的，只有华阳夫人。现在你们兄弟有二十多人，你又排在中间，不很受宠爱，长久地在诸侯国作人质。如果大王死后，安国君立为王，那么你没有机会和长子或其他早晚在大王跟前的兄弟竞争当太子。”子楚说：“是这样，那该怎么办呢？”吕不韦说：“你贫穷，客居在这里，没有什么钱可以奉献给亲戚和结交宾客。我吕不韦虽然贫穷，但愿意拿出千金替你到西边去游说，去服侍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你为嫡系继承人。”子楚于是叩头说：“如果你的计策成功了，愿意分封秦国的土地与你共同享有它。”
吕不韦就拿五百金送给子楚，作为日常的费用和结交宾客所需；又拿出五百金去购买珍奇和玩赏的物品，自己带上这些东西往西游历秦国，去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并把带来的东西全部献给华阳夫人。吕不韦趁机说子楚贤能聪明，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布天下，常常说“我子楚是把夫人看成像天一样，日夜流泪思念太子和夫人”。华阳夫人十分高兴。吕不韦于是让华阳夫人的姐姐劝说华阳夫人说：“我听说过，凭美色来侍奉人的人，一旦容颜衰老，宠爱也就会松弛。现在夫人你侍奉太子，很受宠爱，但自己却没有儿子，不如在这个时候早早在众多儿子中结交有才能又孝顺的人，推举他立为嫡嗣并认为自己的儿子，这样，丈夫在的时候就受到尊重，即便丈夫去世以后，所认的儿子继位为王，终究不会失去权势，这就是所谓一句话就能得到万代的利益。不在繁华时树立根本，那么美色衰退，宠爱松弛之后，即使想再进一言，还有可能吗？现在子楚贤能，而且自己知道排行在中间，依次不得立为嫡系继承人，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宠幸，因此自己依附于夫人。夫人如果能在这个时候举荐他作为嫡系继承人，那么夫人终生都能在秦国得到恩宠了。”华阳夫人认为很对，就在奉承太子的时候，慢慢地谈到在赵国作人质的子楚特别贤能，来往的人都称赞他。接着又流着泪说：“安有幸得以充列后宫，却不幸没有儿子，希望能把子楚立为嫡系继承人，使我有个托身的人。”安国君答应了她，就给华阳夫人刻写玉符作为凭信，约定立子楚为嫡系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因此送了很多东西给子楚，并且请吕不韦来辅佐他。因此，子楚的名声在诸侯间更加响亮。
吕不韦娶了邯郸妇女中最漂亮而且擅长歌舞的人，与她同居，知道她有了身孕。子楚跟吕不韦饮酒，看到那个女子后很喜欢她，因此站起来向吕不韦敬酒，请求得到她。吕不韦很愤怒，但转而想到已经为子楚破费了很多家财，想要钓取奇货，于是就献出了自己的姬妾。姬妾自己隐瞒已经怀有身孕的事，到生产时，生了个儿子名叫政。子楚于是立该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秦军围攻邯郸，情况十分危急，赵国想要杀子楚。子楚跟吕不韦谋划，送了六百斤黄金给看守的官吏，得以逃脱，逃到秦军的营地，顺利回到了秦国。赵国想要杀死子楚的妻子和儿子，因子楚的夫人是赵国富豪家的女儿，得以藏身，因此母子竟然得以活命。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去世，太子安国君立为秦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立为太子。赵国也护送子楚的夫人和儿子政回到秦国。
秦王即位一年，去世，溢号为孝文王。太子子楚继位，这就是庄襄王。庄襄王所认的母亲华阳后来就成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秦王任用吕不韦作丞相，封为文信侯，将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他的食邑。
庄襄王即位三年就死了，随之，太子政立为秦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他为“仲父”。
人们信赖永远镇静如山的人，而不是心浮气躁者，他们不会认为后者能给他们带来稳定的利益。不能控制自己者如何能控制他人？让自己保持平心静气是一种领导气质，显示出真正的人格力量。所以说，人能静心，方能立于天下，成于方圆。
2.刚柔互用，不可偏废
有大志的人办大事，办大事的人有方、有队有计划、有安排、还有一定的程序。所以说计划是行动之母，而行动又是成功之母。
（1）赵匡胤称帝固权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削夺别人的兵权，集中和巩固自己权力的做法，其中最成功和最有名的，莫过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了。赵匡胤之所以要这么做，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他个人的经历所决定的。
赵匡胤出身寒微，到了二十多岁还没有什么作为，后来，在别人的介绍下，他才投奔了郭威。当时，后汉名将郭威正拥兵自立，准备取后汉而代之。由于作战十分勇敢，赵匡胤很快被提拔为禁军中一名中级将领，在拥立郭威的过程中，他表现十分突出，也从此知道了禁军在维护皇帝安全中的作用。郭威在将领们的拥立之下当了后周太祖，赵匡胤也被提拔为东西班行首，当了一个中级禁军军官，总算有了安身立命之地。在军阀战争中，赵匡胤有了用武之地，他作战勇敢，能冲锋陷阵，又兼有智谋，为后周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他对大将柴荣表现得非常忠诚，逐渐取得了柴荣的信任。不久，郭威病死，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周世宗一当皇帝，即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
这个职位是禁军的最高首领，和郭威当年在后汉所处的位置是完全一样的。不久，周世宗又病死，七岁幼子柴宗训继位，孤儿寡母秉政，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这时正是赵匡胤窃取帝位的千载良机。
赵匡胤在周世宗病死前就精心组织了这支禁军队伍，他受周世宗的委托，在军中选择最为精壮的军士编成“殿前诸班”，由于他亲自组织建立起了这支军队，再加上他尽心结纳军士和军官，因此，这支军队中布满了他的亲信，他也就牢牢地掌握了这支精锐之师。周世宗死后，后周王朝中就没有一个人能同他争锋了。
公元959年十一月，赵匡胤以镇州、定州的名义谎报军情，说割据山西的北汉汇合契丹人向后周发动进攻，宰相范质、王博等昏庸无能，不辨真假，立命赵匡胤率大军出征阻挡。该月初三，赵匡胤率军出发，当晚到达离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历史事件就发生了。当天晚，赵匡胤的亲信赵普和弟弟赵匡义在军队中散布舆论说：当今皇上年幼，不明世态人情，即便将士们拼死征战，回来也难以领功受赏。如果能拥立赵匡胤为皇帝，再去打仗，立功的将士一定会有高官厚禄。军队中本来就有很多赵匡胤的亲信，这一煽动，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于是，赵普和赵匡义严令将领，严格管束军士，兵变后不得抢掠烧杀，要绝对保证“兴王易姓”的顺利进行。
这天晚上，赵匡胤假装不知，喝得大醉而睡，到了第二天早上还未醒来。等他慢腾腾地爬起来，赵普和赵匡义把早已准备好的黄袍“强行”披到他的身上。赵匡胤假意推辞责怪，赵普就率百官跪拜恳求，赵匡胤不好拂逆众意，才勉强答应下来。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黄袍加身”事件。
赵匡胤派人同守卫开封的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联系，二人也急欲立功，赵匡胤一到，便立即开门迎接，个别将领想反抗，即被杀死。宰相范质等人无奈，只得帮助赵匡胤举行了禅让仪式。因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任所在宋州，就以“宋”为国号，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开始。
赵匡胤很会收揽人心，他既兵不血刃地占了开封，又对前朝重臣大加笼络。个别反对的藩镇节度使，也因不得人心，很快被打压下去。赵匡胤遂坐稳了北宋的帝位。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统一全国了。一天夜里，赵匡胤因苦思统一全国的策略而失眠，干脆出门，找到他的弟弟赵匡义，两人一起去找赵普，想听听他的意见。赵普闻报急忙出迎，见二人立在雪中，十分惊讶。下面的一段对话决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大策。
赵普问：“夜深大雪，皇上为何还来找我？”
赵匡胤说：“现在一榻之外，都是他人地盘，我如何能够安眠？所以来找你商量！”
赵普说：“陛下现在还是小天下，南征北战，统一中国，已经时机成熟了。不知陛下打算怎么办？”
赵匡胤显出犹豫不定的样子说：“我想先收复太原。”
赵普沉默片刻说：“这不是我所预料的。”
赵匡胤忙问赵普所料为何，赵普说：“太原地处南北两边，如果占为己有，那么，辽朝南下之患就要由宋来独挡了。如果暂留太原作北方屏障，等平定南方诸国之后，太原便会不攻自破。”
赵匡胤听完，长吁了一口气说：“我早有此意，只是没敢轻易决定，这次来就是专为听听你的意见啊！”
于是，“先南后北”的正确方针就此确定了。
然而，赵匡胤不能马上出征，因为还有一个重大的后顾之忧尚未解决，就是禁军的指挥权问题和兵权过于集中的问题。以政变上台的赵匡胤，深知禁军的重要，他本就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更何况他已亲身经历过两次禁军兵变呢？早在公元961年，赵匡胤在扑灭了扬州李重进的叛乱之后，就以自己曾经担任过殿前都点检职务为由，说是出于避嫌或是避讳，解除了慕容延钊的这一职务，从此这一禁军中的最高职务就消失了。
但赵匡胤仍不放心，他觉得禁军中的高级将领如石守信、王审价、高怀德等人虽然曾经拥立过自己，但还谈不上是自己的心腹，况且他们在军中日久，根基益深，自己如果出征在外，实在放心不下。有一次，赵匡胤对赵普说：“天下自唐末以来，不过才过了数十年，帝王的姓氏已经换了八个，战斗不息，百姓惨死，生灵涂炭，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我想结束天下征战不已的局面，为国家作长久的打算，但却不知应该如何去做。”赵普回答：“陛下能谈到这个问题，真是社稷百姓的福气。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只是因为藩镇的势力太大，君弱臣强，时间久了，就积重难返，局势自然无法控制。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逐步削夺藩镇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入，将藩镇的精兵尽收于陛下手中，那么天下自然会安定了。”
还没等赵普说完，赵匡胤对赵普所说治国安邦之策已经心领神会，他打断赵普的话，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明白了。”
于是，他就定下了“杯酒释兵权”的方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收缴兵权历来都是件极为敏感而棘手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兵变，造成混乱。赵匡胤选了一个日子，把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请到宫中饮酒。
酒席上，君臣痛饮，大家都十分高兴。酒酣之时，赵匡胤见时机已到，便让四周的人都退下，便悄悄地对他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来。
赵匡胤说：“我没有你们的鼎力相助，也当不了皇帝，我会永远感念你们的恩德。可是做天子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人不知就里，忙问为什么。赵匡胤便接着说：“这不难知道，试问在坐诸位，有谁不愿意做天子？”石守信等人听了这话，立即惶恐不安，连忙向赵匡胤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怀有野心，想做天子？”
赵匡胤说：“你们说得不对。你们虽然没有野心，但你们手下的人难道不想贪图富贵吗？一旦你们也被黄袍加身，你们虽然不愿意做皇帝，但那可能吗？你们难道已经忘记了我是怎样被你们拥戴当皇帝的吗？”
石守信等人这才恍然大悟，终于完全明白了皇帝是在担心他们。他们都是聪明人，不要说当时毫无准备，不能与赵匡胤相抗衡，唯有任他处置一条路，就是被皇帝怀疑上了，最终也没有好下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听从皇帝安排。他们连忙向赵匡胤叩头，并哭着说：“我们很愚笨，没有考虑到这些事，请陛下可怜我们，为我们指条活路吧。”
赵匡胤见他的一席话已经震慑住了石守信等人，便真心地劝他们说：“人生好比白驹过隙，飞逝而过，所好者也无非就是富贵，不过想多积钱财，厚自娱乐，遗福子孙。你们何不释去兵权，出外当个地方官，再多买些良田美宅，多置些歌伎舞女，日夜宴饮，以终天年。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一来，君臣相安，两无猜忌，该是多好的事啊！”
赵匡胤的这一番话，说得石守信等人真是茅塞顿开，拨云见日，马上谢恩说：“陛下替我们想得真是太周到了，真是生死大恩啊！”
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锋、赵彦辉等人见赵匡胤已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决无回旋的余地，而赵匡胤当时在禁军中的地位还不可动摇，便纷纷在第二天上表称病，请求解除兵权。赵匡胤大喜，当即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杯酒释兵权”。
那么，“杯酒释兵权”之后，用什么样的人来代替这些人来做禁军的将领呢？条件有三：一是资历浅；二是威望不高；三是能力不强。再加上一种新的统治方法，使之相互牵制，各个单线管理。
这样一来，宋朝就成功地解决了藩镇割据问题，为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2）有刚有柔
曾国藩“刚柔”功法到家，在自己鼎盛之时，看到“刚”性太强，便以柔掩之，并强调刚强与刚愎的不同，值得人深思。
“剥”卦，是“复”卦的征兆，君子认为是可喜的。“咸”卦，是“嘈”卦的开始，君子认为是危险的。事物就是这样彼消此长，祸福相依，所谓苦尽甘来，绝处逢生，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所以，在大吉大利后，就是大凶大难时。
人人都喜欢吉利，本能地回避凶难。那么，有没有办法保持吉利，回避凶难呢？曾国藩的办法是柔顺、收敛、抱残守缺。他认为在大吉大利时，通过柔顺可以走向吉利。一般人只知道“刚毅”过了头才需要柔顺，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绩还需要柔顺。
柔顺是什么？曾国藩说，“柔顺，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有一点残缺和遗憾就让它有一点残缺和遗憾，不要求全、求圆。求满，这就是抱残守缺。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一味追求大获全胜，功德圆满；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那凶险和灾祸也就随之降临了。所以清代朱柏卢劝诫子嗣：“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曾国藩深谙《易经》刚柔阴阳之道，晚年变得更柔顺，但也因此遭致失败。他说天津教案的处理就是“办理过柔，寸心抱疚”。
天津教案发生于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三日。起因是天津境内，常有小孩被迷拐的事情，并且传说失去的小孩，是法国天主教堂的洋人所拐，把他们挖眼剖心，取而制药，因此人民与教徒常有争斗。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驻津办理外交已有十年，可说是外交老手，他约法国领事官到署，提犯人对质，民众愤怒，领事丰大业恐怕吃眼前亏，竟然开枪杀人。民众大怒，把丰大业活活打死，并放火烧教堂，使洋人和教民无辜受害者达数十人。曾国藩时为直隶总督，驻保定，奉朝命往天津会同崇厚办理此案。曾国藩未曾办过外交，而此案之发生双方皆有不是之处。曾国藩在此情况之下，万分为难，因为当时的“清议”是颇有力量的，而本人对外情未悉，不知如何做起，如果办理不善，引起战争，弄不好会像叶名琛那样，被洋人掳去。所以他在动身之前，先写下遗嘱，并作家书示其二子处理后事，又写下“遗教”一篇，教诫二子，有云：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当时的中国是没有外交可言，洋人恃其兵船大炮，威胁中国，中国处处都居下风。天津教案既起，惧外的清廷担心又再发生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打入北京之事，便谕示曾国藩、崇厚，不可太过强硬，以免引起交涉破裂。崇厚为人媚外成性，对洋人极端畏惧恭顺，故交涉初开，事事逊让。曾国藩到天津后，见崇厚太软弱，而士大夫的清议又高呼攘夷，主张立刻开战，使得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只想在万不得已时一死以谢国人。
他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中，承认自己为崇厚所误，办理过柔：
天津事尚无头绪，余所办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余不多及。
天津洋案，罗公使十九日相见，虽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推诿于提督，为兵船到后要挟地步。目下洋船到者已八九号，闻后来尚且不少，包藏祸心，竟不知作何究竞？崇帅事事图悦洋酋之意以顾和局，余观之殊不足恃。死生置之度外，徐俟其至而已。
余令道府拿犯已获十一人，或可以平洋人之气。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
杀国人谢罪洋人的方案一公布，朝野上下无不哗然，一时间舆论沸腾，人们骂曾国藩为“卖国贼”。朝廷中的“清议派”更是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攻击，甚至有人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更有人做对联讥讽他：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
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曾国藩声望一落千丈。
曾国藩在处理津案之前，津京地区的顽固派官僚和士大夫，对其在卫道中不惜以杀人为业、双手沾满太平天国农民鲜血的行为大为赞叹，希望他能够借助津民对洋人的愤懑，驱逐洋人，或调兵遣将，不惜孤注一掷，或请求联合英俄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或参劾崇厚的“柔弱”外交以伸民气。但曾国藩从保定动身前，就确立了“中国实力不足同外国抗衡，只有力保和局才不至于开仗”的外交路线。
基于以上的认识，曾国藩一到天津便发布文告，警告天津绅民不许滋事、扩大事态，即而又列数了“五疑”，为洋人“伸腰”。奏折在内阁抄发中披露以后，一时间舆论大哗，指责、谩骂纷至沓来。
朝廷中以醇亲王奕顺为首的顽固派，纷纷上书指责曾国藩只顾眼前利益，而放弃了民族的利益，以人心所向于不顾。曾国藩认为这些放言高论的官僚、士大夫，是“持攘夷之论，蓄雪耻之患谋，又多未能审理彼己，统筹全局，为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累”。曾国藩这一席话，确实道出了当时的时弊。
自鸦片战争以来，正是这些放言高论的官僚士大夫，无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在国门外的威慑，依然用传统的夷夏观念来理解近代的国际关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倡导立国在于经典，不在西方的技艺，“师夷之技”，岂不是自甘贬滴？在列强以实力步步紧逼的危难时刻，宁为玉碎，也不可对敌人有任何的让步。以至于有条件的妥协与让步，与引狼人室无异。在议结津案的过程中，他们鲜有人主张用近代军事技术来抵抗侵略，更不能用近代的观念去理解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的实质。他们的爱国激情，仅在于口头上，而提不出任何被时势认可的且又行之有效的救国方案。
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承认，除了曾国藩的议结方式，另无其他选择。但却在国人面前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发出了“持平”，“不构衅”的模糊旨令，形成了一种和具体承办者在津案问题的见解上有异议的形式，这就不难理解，当全国舆论大哗，人言鼎沸的时候，由李鸿章代替曾国藩，实际上是起到了转移视线的作用。且看李鸿章接办的结果，仅将原判二十名死刑改为十六名，四名为缓期，其余一无更动。显而易见，“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曾国藩已“尽天理人情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