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披上“糊涂”的外衣
糊涂处世，收敛智慧，让人认为你无能忽略你的存在，关键之时，不动声色先发制人，使人不知云里雾里。
人生在世，不应对什么事都斤斤计较，该糊涂时就糊涂，该聪明时就聪明，小事糊涂，不要小聪明，关键时刻，才表现出大智大谋。
沉默是金，大智若愚是智者的自保方式。无论才能有多高，都要善于隐匿。
清代文学家、书画家郑板桥，刻有一枚图章，上面刻的是四个篆字：“难得糊涂”。所谓“难得糊涂”实际上再清楚不过了。正因为他看得太明白、太清楚、太透彻，却又对个中缘由无法解释，倘若解释了，更生烦恼，于是便装起糊涂，寻求逃遁之术。
现实人生确实有许多事不能太认真，太较劲。特别是涉及到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太认真，不是扯着胳膊，就是动了筋骨，越搞越复杂，越搅越乱乎。顺其自然，装一次糊涂，不丧失原则和人格；或为了公众为了长远，哪怕暂时忍一忍，受点委屈，也值得，心中有数（树），就不是荒山。
“难得糊涂”作为“牢骚气”，原本就是由“不公平”而发的。世道不公，人事不公，待遇不公，要想铲除种种不公，又不可能，或自己无能，那就只能祭起这面“糊涂主义”的旗帜，为自己遮盖起心中的不平。假如能像济公那样任人说他疯笑他癫，而他本人则毫不介意，照样酒肉穿肠过，“哪有不平哪有我”，专捡达官显贵“开涮”，专替穷苦人、弱者寻公道，我行我素，自得其乐。这种癫狂，半醒半醉，亦醉亦醒，也不失为一种“糊涂”。这种糊涂真正是“参”透、“悟”透了。所以当你直面现实，要学笑容可掬的大肚弥勒佛，“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那就会进入一种超然的境界。
中国古代的道家和儒家都主张“大智若愚”，而且要“守愚”。愚并非真愚，大智若愚的人给人的印象是：虚怀若谷，宽厚敦和，不露锋芒，甚至有点木讷。其实在“若愚”背后，隐含的是真正的大智慧。大智若愚，这是兵家的计谋，也是处世的方略。
古人以为做一个真正明智的人，“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谓明”。什么叫“能不察”呢？就是在一群人中，唯有自己洞察了这件事的本质，而又偏偏有人不愿你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于是只好装作不知，以免自己的智慧太过而遭不测。
春秋时，齐国有位智者叫隰斯弥。当时当权的大夫是田成子，颇有窃国之心。一次，田成子邀他谈话时，两人一起登临高台浏览景色，东西北三面平野广阔，风光尽收眼底，唯南面却有一片隰斯弥家的树林蓊蓊郁郁，挡住了他们的视线。隰斯弥在谈话结束后回到家里，立即叫家仆带上斧锯去砍树林。可是刚砍了几棵，他又叫仆人停手，赶快回家。家人望着他感到莫名其妙，问他为什么颠三倒四的？隰斯弥说：“国之野唯我家一片树林突兀而列，从田成子的表情看，他是不会高兴的，所以我回家来急急忙忙地想要砍掉。可是后来一转念，当时田成子并没有说过任何表示不满的话，相反倒十分的笼络我。田成子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人，他正野心勃勃要谋取国位，很怕有比他高明的人看穿他的心思。在这种情况下，我如果把树砍了，就表明了我有知微察着的能力，那就会使他对我产生戒心。所以不砍树，表明不知道他的心思，就算有小罪而可避害；而砍了树，表明我能知人所不言，这个祸闯得可就太大啦！”
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保之术，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是也。如果过份地强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它也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作为有一定地位的领导者，对下属如果采取令人人自危的考察术，就必须审察有度。
唐太宗有一次为了审察手下的文官中是否有贪官污吏，悄悄地叫心腹拿了国库绢去试贿。有一个管宫门的官吏不知，受了一匹，立即被太宗抓起说要处死。大臣裴矩就对太宗说，这种考察方法不义，是陷人于法。明明是你叫人去送给他的，反过来又说人家受贿，这不是用计害人吗？这样下去，将来还有谁敢上朝做官呢？太宗听了，自感无言以对，于是召集文武，宣布自己的过错，以安抚人心。
所以古人说：洞察以为明者，常因明而生暗，说的就是精于察人而产生的副作用，即“好丑在心太明，则物不契，贤愚心太明，则人不亲，士君子须是内精明而外浑厚，使好丑而得其平，贤愚共受其益，才是生成的德。”这也可说是古人在辩证法上的“活学活用”了。所谓“大智若愚”就可作如是观吧。
人一生不应对什么事都斤斤计较，该糊涂时糊涂，该聪明时聪明。有句成语“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正是小事装糊涂，不耍小聪明，而在关键时刻，才表现出大智大谋。
中国古代这样的大智若愚者是很多的，宋代宰相韩琦以品性端庄着称，遵循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生活准则，从来不曾因为有胆量而被人称许过，可是在下面两件事上的神通广大，才是他“真人不露相”的注脚。对于这样的老好人谁会防范呢？他因此而在无声无息中做了两件大事：
当宋英宗刚死的时候，朝臣急忙召太子进宫，太子还没到，英宗的手又动一下，宰相曾公亮吓了一跳，急忙告诉宰相韩琦，想停下来不再去召太子进宫。韩琦拒绝说：“先帝要是再活过来，就是一位太上皇。”韩琦越发催促人们召太子，从而避免了权力之争。
担任入内都知职务的任守忠为人奸邪，反复无常，秘密探听东西宫的情况，在皇帝和太后间进行离间。有一天韩琦出了一道空头敕书，参政欧阳修已经签了字，参政赵概感到很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欧阳修说：“只要写出来，韩公一定有自己的说法。”韩琦坐在政事堂，用未经中书省而直接下达的文书把任守忠传来，让他站在庭中，指责他说：“你的罪过应当判死刑，现在贬官为蕲州团练副使，由蕲州发置。”韩琦拿出了空头敕书填写上，派使臣当天就把任守忠押走了。
要是换上另外的爱耍弄权术的人，任守忠会轻易就范吗？显然不会，因为他也相信一贯诚实的韩琦的说法，不会怀疑其中有诈。这样韩琦轻易除去了蠹虫，而仍然不失忠厚。所以大智若愚实在是一种人生的最高修养，也是一种人生大谋略。大智若愚的人总有更多的成功机会。
南朝梁人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开始做北朝魏国的泰山太守。他的祖父羊规曾经是宋高祖的祭酒从事，所以羊侃想回到南方来。归途中，走到涟口这个地方，大摆宴席。有个人名叫张孺才，喝醉了，在船上失了火，烧了70多艘船，烧掉金银财物不可计数。羊侃听说了，根本不放在心上，还是要大家继续喝酒。孺才既惭愧，又恐惧，就逃跑了。羊侃派人去安慰他，并把他找回来，仍然像从前一样对待他。后来羊侃回到南朝，做了梁武帝的军司马。
晋代人裴遐在东平将军周馥的家里作客。裴遐和人下棋，周馥的司马劝酒，裴遐正玩在兴头上，所以递过来的酒没有及时喝。司马很生气，以为轻慢了他，就顺手拖了裴遐一下，结果把裴遐拖倒在地。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以为这种难堪是难以忍受的。谁知裴遐慢慢爬起来，坐到座位上，举止不变，表情安详，若无其事地继续下棋。王衍后来问裴遐，当时为什么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裴遐回答说：“仅仅是因为我当时糊涂。”
大智若愚，从一个角度来说，也可理解为小事愚，大事明。这确实是一种很高的修养。所谓愚，并非自我欺骗，或自我麻醉，而是有意糊涂。该糊涂的时候，就不要顾忌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学识、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权势，一定要糊涂；而该聪明、清醒的时候，则一定要聪明。由聪明而转糊涂，由糊涂而转聪明，则必左右逢源，不为烦恼所扰，不为人事所累，这样你也必会有一个幸福、快乐、成功的人生。
2.以静制动，后发制人
把自己的优势藏起来，充分显示自己的短处、弱点，而使对手上当，放松警戒，也是以装糊涂来迷惑对方，从而达到成功的目的。
匿强显弱，需要很大的忍耐力，先丢脸先失败，经过一番痛苦的忍耐，而达到最后的成功。
在暗处观察明处自然容易看清楚，身处世外，以静制动，方可以后发制人。聪明的人，懂得先静如处子，后动如脱兔，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
把自己的优势藏起来，充分显示自己的短处弱点，从而使对手上当，放松警戒，也是以装糊涂来迷惑对方，从而达到成功的目的。
隋朝大将贺若弼准备攻取京口（今镇江），先以老马多不好使唤为借口，买陈国船然后藏起来，又买破船五六十艘，放在港中。陈国人窥见到这些破船，就认为中原没有好船。贺若弼又命令沿江巡防的军队交接班时，都必须集中到广陵（今扬州），并在广陵大列旗帜，旷野支帐。陈国人以为隋国的大军开来了，立即派出军队，做好战斗准备。过后才知道并无此事，原来是江防人员交接班，就不再戒备了。这时贺若弼又沿江渔猎，人马喧噪，声势不小，陈国人以为对方是在打渔，仍无动于衷。等到贺若弼的军队渡过了长江，陈国人还始终没有察觉。
司马懿装病夺权是一则有名的故事，目的在于迷惑对方，使其放松戒备，然后暗中图事，一俟机会成熟，便原形毕露。
魏明帝时，曹爽和司马懿同执朝政。司马懿被升做太傅，其实是明升暗降，军政大权落入曹爽家族。司马懿见此情景，便假装生病，闲居家中等待时机。
曹爽骄横专权，不可一世，唯独担心司马氏。正值李胜升任青州刺史，曹爽便叫他去司马府辞行，实为探听虚实。司马懿明析实情，就摘掉帽子，散开头发，拥被坐在床上，假装重病，然后请李胜入见。
李胜拜见过后，说：“一向不见太傅，谁想病到这般。现在小子调做青州刺史，特来向太傅辞行。”
司马懿佯答：“并州靠近北方，务必要小心啊！”
李胜说：“我是往青州，不是并州！”
司马懿笑着说：“你从并州来的？”
李胜大声说：“是山东的青州！”
司马懿笑了起来：“是青州来的？”
李胜心想：这老头儿怎么病得这般厉害？都聋了。
“拿笔来！”李胜吩咐，并写了字给他看。
司马懿看了才明白，笑着说：“我差不多耳都病聋了！”手指指口，侍女即给他喝汤，他用口去饮，又泻了满床，噎了一番，才说：“我老了，病得又如此沉重，怕活不了几天了。我的两个孩子又不成才，望先生训导他们，如果见了曹大将军，千万请他照顾！”说完又倒在床上，喘息起来。
李胜拜辞回去，将情况报告给曹爽，曹爽大喜，说：“此老若死，我就可以放心了。”从此对司马懿不加防范。
司马懿见李胜走了，就起身告诉两个儿子说：“从此曹爽对我真的放心了，只等他出城打猎的时候，再给点利害让他尝尝。”
不久，曹爽护驾，陪同明帝拜谒祖先。司马懿立即召集昔日的部下，率领家将，占领了武器库，威胁太后，削除曹爽羽翼，然后又骗曹爽，说只要交出兵权，并不加害他。等局势稳定了，就把百爽及其党羽统统处斩，从此，司马氏掌握了魏朝军政大权。
“匿强显弱”，需要很大的忍耐力，争强好胜者是绝对做不到的。这要先丢脸、先失败，经过一番痛苦的忍耐，而达到最后的成功。
3.见人不可全抛一片心
朋友之间相处，特别是好朋友之间也需要掌握好分寸、火候，若即若离，不失为一种和谐之交。
交友是人生一大乐趣，一旦遇到知己，便想越来越好。这种愿望是好的，但做法不足取。道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小国寡民”思想是一种极端的疏远，不可取，但也不宜过分亲密，到了不分你我的亲近程度。凡过分亲密必生摩擦，出矛盾，于是出言不逊，棍棒相加，你长我短，揭老底，戳痛点，鸡犬不宁。调查一下邻里关系不和谐的人家，你会发现他们大都曾经有过亲密无间的往来史。所以朋友之间相处，特别是好朋友之间也需要掌握好分寸、火候，若即若离，不失为一种和谐之交。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这是庄子在论述交友之道时说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交朋友要保持水一般的细水长流滋味。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就是说朋友之间的关系不可太过密切，比如你有事去找朋友，到朋友屋前时，恰好听到里面有人在和朋友交谈，这时你该怎么办？有人会想，既然是朋友，干脆推门进去就是了。其实不然，虽然是朋友，但你冒昧而入，打搅了人家谈话，其效果一定是好的吗？因此，你应该悄悄离去，另外再找合适的机会。或者去朋友家拜访之前先打个电话约好时间，而不能认为是朋友就可以随时登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你们的朋友关系的纽带一定很牢固持久。
“小人之交甘如饴”，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如果像水一样，淡淡地细水长流，永远都不会感到厌倦，友情会长久持续。倘若像甘饴一般地粘住对方，开始交往时一定很好，时间久了关系就会疏远。因此，交朋友时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给自己同时也给对方留下回味的余地。
《菜根谭》的作者洪自诚在论交友时也说：“交友须带三分侠气。”
侠气须压制三分，即与朋友相处，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要过分地亲密，如果侠气发挥到了八分、十分的地步，往往容易造成两败俱伤，如此友谊便无法永久持续。
交友的秘诀是什么呢？孔子告诫说：“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即朋友有错，须以诚心来忠告劝导他，如果对方听不进去，就不必再多说了。如果一味地说教，可能会引起对方厌恶，甚至会引起相反的效果。那些对朋友的缺点孰视无睹，或是装作不知道的人，是没有资格与他人交往的。既是朋友，则须尽朋友之道，应该有一次的劝告，若一再劝导，可能会引起对方反感。所以听不听你的忠告，完全凭对方的判断力。因此必须尊重他人的自主性，不可一味地劝说，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之交”。
当然，要想友谊长存，温良恭俭的谦和之德与礼貌之举，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朋友之间倘太重礼让，老是打躬作揖，自贬而崇人，则恐怕更加糟糕。所以朋友间的交往要恰如其分，不强交，不苟绝，不面誉以求新，不愉悦以苟合，其关系的处理，恐怕用得上这副对联：
“大挺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
也就是“君子为人，和而不流”，这就是小事“和”大事“不流”。所以，一味地糊涂也是不对的，应该在交友时有个底限。
朋友之间，在非原则问题上谦和礼让，宽厚仁慈，多点糊涂，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则应保持清醒，一团和气。见不义不善之举应阻之正之，如力不至此，亦应做到不助之。如果明明知道有人在行不义不善之事，却因他是长辈、上司、朋友，即默而容之，这就是一种很自私的趋避。有时候，立定了脚跟做人，的确是会冒风险的，也可能会受到暂时的委屈，受到别人的误解，但是这种公正的品德，最终会赢得人们的尊敬。
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在朝间与吏部尚书唐俭下棋。唐俭是个直性子的人，平时不善逢迎，又好逞强。与皇帝下棋却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架炮跳马，把唐太宗的棋打了个落花流水。唐太宗心中大怒，想起他平时种种的不敬，更是无法抑制自己，立即下令贬唐俭为潭州刺史，还不甘休，又找了尉迟恭来，对他说，唐俭对我这样不敬，我要借他而诫百官。不过现在尚无具体的罪名可定，你去他家一次，听他是否对我的处理有怨言。若有，即可以此定他的死罪！尉迟恭听后，觉得太宗这种张网杀人的做法太过分，所以当第二天太宗召他问唐俭的情况时，尉迟恭迟迟不肯回答。只是说，陛下，请你好好考虑考虑这件事，到底该怎样处理。唐太宗气极了，把手中的玉版狠狠地朝地下一摔，转身就走，尉迟恭见了，也只好退下。
唐太宗回去后，一来冷静后自觉无理，二来也是为了挽回面子，于是大开宴会，召三品官入席，自己则主宴并宣布道：“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表彰尉迟恭的品行。由于尉迟恭的劝谏，唐俭得以免死，使他有再生之幸；我也由此免了枉杀的罪名，并教我以知过即改的品德，尉迟恭自己也免去了说假话冤屈人的罪过，得到了忠直的荣誉。因此赐尉迟恭绸缎千匹。”
唐太宗这样做，当然主要还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明正”；同时，他也感谢尉迟恭。假使尉迟恭真的按他的话去陷害唐俭而致其死，又安知唐太宗肯“正”起来，不治罪尉迟恭呢？与朋友相处也是一样，如果是真心待人，就应该对他加以爱护，不但帮助他渡过种种的难关，而且也要帮助他克服种种弱点，天长日久，朋友们自然会了解你的为人和品格，包括自己的上司和同事。
4.心平气和，难得糊涂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以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捉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宁和、淡泊，他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他把他的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阶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他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亦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会对你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显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拔（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大精，还是糊涂一点的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进到这一层境界，才能明白其实人生很简单。
5.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顾全大局，舍卒保车是一种深远的谋略，从糊涂三十六计角度看，就是一种以屈求伸、以退为进的策略，是一种宽柔的智慧。
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成就大事业，不惜在名誉上遭受沾污。
生意场上要做到顾全大局，就必须临危不乱，关键时刻不能患得患失于小益小利，要善于分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能够舍卒保车。为了更大更长远的利益舍弃眼前的利益。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人世间的事情，有了付出才有回报，没有无回报的付出，也没有无付出的回报。付出越多，得到的回报越大，只想别人给予自己，那么得到的源泉终将枯竭。
春秋末年，齐国的国君荒淫无道，横征暴敛。齐国的贵族田成子看到这种情况后，对他的僚属说：公室用这种榨取的手段，虽然得到了不少财富，但这种取是“取之犹舍也”。仓储虽实，但国有不固，终是“嫁衣”。于是田成子制作了大、小两种斗，大开自己的仓储接待饥民，用大斗出借谷用小斗回收还来的谷米，“予民于惠”。于是齐国人民不肯再为公室种田效力而投奔于田成子门下，一时“民归之如流水”。田成子用这种大斗出小斗进的方式，借出的是粮食，收进的是民心，貌似给予，实则得到。果然，齐国国君宝座最后为田氏家族所得。
史学家范晔说
“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不知与之为取。”正是对这种得失观的精典概括。
得与失互为转化的效果，有时也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的，但懂得其中奥妙的人，会掌握取舍的主动权，让它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是一个以养士闻名的相国。由于待土十分真诚，孟尝君感动了一个具真才实学而十分落魄的叫冯援的士人。冯援在受到孟尝君的礼遇后，决心为他效力。
一次，孟尝君要人为他到其封地薛邑讨债，问谁肯去？冯援说我愿去，但不知用催讨回来的钱，需要买什么东西？孟尝君说就买点我们家没有的东西吧！冯援领命而去。到了薛邑后，他见到老百姓的生活十分穷困。听说孟尝君的讨债使者来了，百姓都愤愤有怨言。于是，他召集了邑中居民，对大家说：孟尝君知道大家生活困难，这次特意派我来告诉大家，以前的欠债一律作废，利息也不用偿还了，孟尝君叫我把债券也带来了，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我把它烧毁，从今以后，再不催还。说着，冯援果真点起一把火，把债券都烧完了。薛邑的百姓没有料到孟尝君竟如此仁义，个个感激涕零。冯援回来后，孟尝君问他讨的利钱呢？冯援回答说：不但利钱没讨回，借债的债券也烧了。孟尝君便大不高兴，冯谖对他说：您不是要我买家中没有的东西回来吗，我已经给您买回来了，这就是“义”。焚券示义，这对您收归民心是大有好处的啊！
果然，数年后，孟尝君被人谮谗，齐相不保，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薛邑的百姓听说恩公孟尝君回来了，全城出动，夹道欢迎，表示坚决拥护他，跟着他走。孟尝君至为感动，这时才体会到冯援的“示义”苦心。
这就叫“好与者，必多取”，小的损失可以换取大的利益。
6.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别人曾经犯过的错误要学会忘记。“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些深含辩证法的哲理都是治国、安邦、平天下的正“道”。
身为领导者，如何用人，用什么样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那些想成就一番事业的领导来说。人无完人，身为领导者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对于部下的缺点，如果无碍大局，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吹毛求疵。对部下的长处，要大胆使用，对部下的短处，应该装装湖涂。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使他们不至因为一些小节而抑制聪明才智的发挥。
吕蒙是东吴的大将，当时镇守陆口。陆口隔江与荆州相望。关公在刘备、孔明入川后，独挡一面，把守荆州一隅，后来他主动出击，把百军占领的襄阳也打下了，水淹七军，擒获了曹操的勇将于禁、庞德，一时声威震天。关公战线过长，心有隐忧，陆口守将是名将吕蒙，他不敢抽空荆州的兵力去援打樊城。魏、蜀、吴其时在这几个城池展开了混战：关公乘机袭击曹营，可东吴对他虎视眈眈，关公的袭击惊动了许都，曹军暂时又与东吴联手，协助东吴兵进攻关公。孙权在此情势下决心进攻荆州，他让弟孙皎与吕蒙共作领军之将，吕蒙说了这番话：“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则独用叔明。”
孙权听了吕蒙的意见，恍然大悟，便拜吕蒙为大都督，总制江东诸路军马；孙皎在后方接应粮草，与指挥权毫不搭界。
独用吕蒙，东吴兵偷袭了荆州；失去了荆州，关公军心涣散，给养断绝，终致麦城败绩，英雄授首！
吕蒙取得胜利，与孙权的信任密不可分。领导者对此应有所领悟。一般人都有自尊心和荣誉感。当人的自尊心受到尊重时，就会产生一种向心力、合作感，就会与他人保持和谐一致的行动；但当人的自尊心受到侵犯时，就会本能地产生一种离心力和强烈的情绪冲动；过度的刺激和过渡的情绪作用，都会对他产生极为不良的后果。因此，只有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才能团结别人，并受到别人的尊重。领导者要带头尊重人，使组织内部人人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从而和睦友好相处，齐心协力完成组织的共同任务。
一般人都有自信心，都有成就感，都抱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好某项事情的心情和愿望，领导者在量才授职之后，应该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大胆地开展工作。用人不疑，给人以信任，当然，这种信任不是盲目的、无根据的，而是经过仔细的观察和审慎的选择。由此可见，信任别人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那些在用人上嘀嘀咕咕、将信将疑、顾虑重重的人，是不符合用人原则的。
用人不疑，就是给人以充分的信任，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让他独立地发挥才干，既委之以事，就要有放手让权的气魄。
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派大臣乐羊率军去攻打中山国。因为中山国国君的重臣乐舒恰恰是乐羊的儿子，所以朝廷中私议颇多，认为乐羊虽会打仗，但这次可能不会全心全意为国尽忠了。乐羊在抵达中山国后，决定用围而不战的战术攻城，所以一连数月，不动一兵一卒。于是私议成了朝议，弹劾他的奏章像雪片似的飞到了魏文候的手中。魏文候不动声色，反而派遣专使带着礼品、酒食远道而去慰问乐羊，犒劳他指挥的军队。流言更加沸腾，魏文侯索性大兴土木，给乐羊建了一座漂亮的别墅。终于，乐羊按计划攻克了中山国，得胜回朝。魏文候特意为乐羊举行盛大的庆功酒宴，并赏给了乐羊一个密封的钱箱。乐羊回到家后打开一看，不禁感动万分，原来，箱子里装的不是魏文侯赏给他的金银绸缎，而是满满一箱攻中山国时大臣们弹劾他的秘密奏章。乐羊这才明白，如果不是魏文侯的全力庇护，不是魏文侯对他的这种超乎寻常的信任，不要说攻打中山国的任务不能完成，就是自己的性命，恐怕也难以保住了。
由上述可见，做到用人以信、用人不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除了能运用自己的权力给人创造发挥才干的条件外，还要能在流言如矢的情况下，持信而不移。并且在遇到困境时，能与下属同甘苦，共患难，并不只是以消极的态度等待其发挥才干、创造佳绩，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增强其信心，扶助其毅力，以其事以代其成。因此，这种用人以信的品德，同时也体现为宽广的胸怀、临难不苟的气度、高瞻远瞩的眼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用人用到魏文侯、秦穆公那样的水平，那是不会发愁求不到贤才的。
7.淡泊名利，做自己的主人
人千万不要被欲望所驱使，心灵一旦为欲望所侵蚀，就会深陷其中，为欲望所吞灭。须知，减省一分，便超脱一分，在现实中追求人生目的，才会活得快乐。
身处顺境而不骄矜，身处逆境而不颓废。有德行的人，修身必须排除外界的干扰；提高道德修养，必须节俭。
不淡泊名利，就不能确立自己的志向；不排除外界的干扰，就不能有所前进。学必须静下来，才干来自于学，不学就不能增长自己的才干；没有志向就不能使学习有所成就，怠惰就无法振作精神，急于求成就不能陶冶情操。
光阴似箭，意志随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消沉，最后像枝叶一样枯落。多数人不能继承先祖的事业，到头来含悲空守着一个穷困的家庭，那时悔恨也来不及了。
一个人的志向应当高尚远大，仰慕前辈的贤者，断绝欲念，抛弃一切羁绊。好学而希望成才的志向，长存于心中，无所隐蔽，使人有所感觉。
要能屈能伸，去掉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虚心向人请教。抛弃掉疑恨，虽然有时受到挫折，也无损于高雅的情趣，何必担心达不到目的呢？
如果意志不坚定、意气不激昂，那就会碌碌无为，默默无闻，不能超凡脱俗，永远处于平庸的地位，甚至沦为下游。
（1）糊涂一分，便超脱十分
《庄子》中指出“穷亦乐，通亦乐”。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穷”，是指贫穷；“通”，是指富裕。庄子认为，凡事顺应境遇，不去强求，才能过着自由安乐的生活。这是一种顺应命运，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无论顺境或是逆境，人都应该保持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贫穷时能知足常乐，安贫乐道。尤其是如今人们生活不太富裕的时候，更要达观一些，不羡慕那些光环下的明星或宽裕的个体户，不抱怨自己命运不济。
《菜根谭》中指出：“人生减省一分，便超脱一分”。在人生旅程中，如果什么事都减省一些，便能超越琐事的羁绊。简言之，即一个人不要太贪心。又指出：“比如减少交际应酬，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减少口舌，可以少受责难；减少判断，可以减轻心理负担；减少智慧，可以保全本真；不去减省而一味地增加的人，可谓作茧自缚。”
人们无论做什么事，均有不得不增加的倾向。其实，只要减省某些部分，大都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倘若这里也想插一手，那里也要兼顾，就不得不动脑筋，过度地使用智慧，容易产生奸邪欺诈。所以只要凡事稍微减省些，便能回复本来的人性，即“返朴归真”。
《呻吟语》的作者吕新吾也说过：“福莫大于无祸，祸莫大于求福”。意即没有不幸的灾祸降临，就是最大的幸福。一天到晚四处钻营的人，比任何人都更加不幸。
所以，人千万不要为欲望所驱使。而应淡泊名利，做自己的主人。
（2）宋辱毁誉不上心
人大都渴望和追求荣誉、地位、面子，为拥有它而自豪、幸福；人都不想受辱，为反抗屈辱甚至可以生命为代价。所以，现实人生便出现了各种各样争取荣誉的人，形形色色的反抗屈辱的勇者和斗士；也有为争宠、争荣不惜出卖灵魂、丧失人格的势利小人。当然，也有人把荣誉看得很淡，甘做所谓“荣辱毁誉不上心”的清闲、散淡者。
他们对客观的、外在的出身、家世、钱财、生死、容貌都看得很淡泊，他们追求的是精神的超脱、洒脱，正所谓“去留无意，任天上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窗外花开花落”。庄子曰：“荣辱立然后睹所病”。其意是说，人们心中有了荣辱的念头之后，就可以看到种种忧心的事情。过分关心个人的荣辱得失，就只能忧虑烦恼，无法摆脱。他在《徐无鬼》篇中说：“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势物之徒乐变。”大意是说：追求钱财的人因钱财积累不多而忧愁，贪心者永不满足；追求地位的人常因职位还不高而暗自悲伤；迷恋权势的人，特别喜欢社会动荡，以便从中扩大自己的权势。同时庄子也从正面阐述其观点。他说：“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大意是：不追求官爵的人，不因为高官厚禄而喜不自禁；不因为前途无望穷困贫乏而随波逐流，趋势媚俗，荣辱面前一样达观，所以他也就无所谓忧愁。所以庄子主张“至誉无誉”。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最大的荣誉就是没有荣誉，把荣誉看得很淡很轻，名誉、地位、声望都算不得什么，即使行善做好事也不要留名。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四十六章》所说的这句话就是告诫人们要懂得荣辱的分寸。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遇不幸。又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不知足是最大的祸患，贪得无厌是最大的罪过。把钱财、家世、容貌视为荣辱标准的人，一般都不知足，越有越想有，越有欲望越盛；欲望太盛，就会生出邪念，为拥有更多的财权欲而不择手段。由敬财、爱财而贪财、聚财、敛财，甚至于见钱眼开、巧取豪夺、唯利是图、谋财害命。这样离灾祸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