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
人尽管都长着一个脑袋两条腿，但差别实在是太大了，有的善于言谈，有的善于思考，有的善于写作，也有的善于巧言令色、指鹿为马、两面三刀、胡搅蛮缠、浑水摸鱼，这是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于丹善言，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神定气足、张弛得法、缓急有度，有醒神之功效，颇有评书艺术家刘兰芳的风采，一部《论语》，说得《岳飞传》似的。因此她在《百家讲坛》蹿红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易中天也是如此，普通人面对镜头就紧张，他一上镜头就兴奋，语言像口水一样滔滔不绝。
于丹在电视上讲孔子，讲庄子，普及高雅文化，得到了广大观众的青睐，签名签得昏天黑地。但也遭到许多批评，主要观点是说她说话不严密，学理上有漏洞，并扬言要她“下课”。我认为于丹是《百家讲坛》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假如让于丹“下课”，弄一老“孔子专家”站在那里，声音在嗓子里滚半天出不来，说话上气不接下气，那《百家讲坛》就别开了。
问题自然就转到了高雅文化是否适合通过电视媒体传播的问题了。电视就是一种大众媒体或文化工业，它具有娱乐性、通俗性、消费性的特点。但是，电视消费无法强制，开关在你手上，想看就看，要看得痛快，不想看转台。为了不让你转台，增加画面的诱惑性是最基本的电视手段。电视运营商寻找善于表达的人选也在情理之中。其实看《百家讲坛》也好，看《非常6+1》也好，都是晚间休闲生活的一部分，最多也只能是个“寓教于乐”，没有人会借助电视节目去研究古典文化。因此，电视强调的是“普及”而不是“提高”，重点是在活泼而不在精深。如果能够做到严谨与活泼合一、普及和提高兼得，那当然最好，问题是好事不可能都给你包了。
在娱乐化的电视节目中增加一些严肃的、高雅的气息，可以达到文化普及的效果。让那些心里惦记文化又没有时间、整天疯狂揾钱的人，晚上能够吃上一碗文化夜宵，是这一类节目之所以还有市场的原因。普及和提高的矛盾，是近几十年来文艺的一个老矛盾。先普及后提高，在普及的基础上再提高，看来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原则。如果你在电视上听了演讲还不过瘾，还有疑惑，还想进一步提高，可以考博士嘛，到学院里去专门研究。到那时，你就得好好念书，不要整天想到学生会去兼职，到校外去炒更。
古代文化中也强调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原则。要研究严肃的文化，你就到国子监里的辟雍殿去；要严谨精深，你就到私家经馆和书院里去；要寓教于乐，你就到勾栏瓦肆去。瓦肆的说书人，也兼顾着向大众普及文化和历史知识的使命。国子监、书院、瓦肆，各有各的功能和存在价值，应该并行不悖。
电视，就是当代的“勾栏瓦肆”，就是电子化、数码化的“勾栏瓦肆”。那些有演说才能，同时又具备专门文化知识的特殊人才，就是当代文化瓦肆的说书人，就是当代的“柳麻子”。当代的文化瓦肆需要一大批文化说书人。
不要往土豆上抹胡萝卜素
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土豆，还有一群叫卖者。突然来了几位研究胡萝卜的老师。其中一位说，现在的胡萝卜越来越不成体统了，长得像土豆似的，一点胡萝卜素都没有；另一位反驳道，胡萝卜长得像土豆也没什么，这是它的自由，不能苛求。土豆说话了，报告老师，我就是土豆，我不是胡萝卜，我很惭愧自己不含胡萝卜素，但我有淀粉。
上面那个小寓言，可以当作我对《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一文引发争议的概括。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观念也跟着变了。正视这种时代的变化，是选择有效批评方法的基本前提。换句话说，对这种变化本身的评价是一回事，评价方法是另一回事。终极价值（假如有的话）或许不会发生变化，但评价方法（对话方式）一定会发生变化，否则就会变成僵化的道德评判。
无论是“80后文学”、“青春小说”，还是“玄幻”、“奇幻”、“武打”等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而是文学商品生产领域里的事情。今天在年轻人中流行的那些读物，首先应该当作商品市场中的生产—消费—流通问题之一。相应的文字消费者，并不试图通过这种阅读去获得所谓“人文精神”层面上的“意义”，而是要在一瞬间获得某种快感层面的“意义”。因此，我们无法用传统的文学思维往上硬套。如果你觉得这样一些新的概念扰乱了传统文学的边界，那么你也只能在小圈子里（比如课堂、沙龙）进行解释，告诉那些对传统纯文学还有兴趣的人说，那不是我们所说的“文学”。但你没有权力到大街上喊叫“你们不要写奇幻小说”、“你们不要读武打小说”。这就好比我们不能跑到“钱柜KTV”包房去要求他们不要鬼哭狼嚎，而要唱意大利美声一样。
当代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个最大变化是，一些“创作”变成了“生产”，一些“作品”变成了“商品”，一部分作家变成了商品生产者。传统文艺创作就好比一位手工艺者的劳动一样，他创造使用价值（审美价值）；当代文艺商品生产就好比一部大工业机器的复制一样，他产生交换价值（符号价值）。其实这都是政治经济学的常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种新的文艺生产方式进行批评时的价值指向。批评的矛头不能指向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者，而是应该指向商品生产背后资本运作的秘密、剩余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秘密。正是资本运作（包括资本投入、广告宣传、媒介炒作等）将产品变成了商品，将创作变成了复制，将物品劳动者变成了商品生产者。
马克思在研究商品和资本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将批评矛头指向生产者（劳动者），而是指向商品自身的秘密，也就是资本运作和剩余价值的秘密。同样，弗洛伊德研究梦的结构的时候，并不是在批评做梦的人，而是在分析梦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压抑机制。我们没有理由说，你不能做那样一个荒唐的梦，因为他在睡梦中。但我们有理由说，他之所以做梦，是因为社会禁忌将他的愿望压抑到了潜意识之中，从而通过梦的形式宣泄出来了。
当代流行小说读物的生产和流通，正是在一种资本运作、消费诱惑、欲望宣泄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这些畅销读物的结构内部，隐含的不是它的人物、情节、细节的荒诞，而是商品诱惑机制的荒诞。因此，将它们当作封闭的美学整体来分析，并试图从中发现思想深度、人文精神等价值问题，就好比将土豆当作胡萝卜来分析一样无效。
有一些畅销读物的生产者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产品是商品，还想往文学上蹭。这是自找麻烦，因为文学老师正在等待这一刻。当你宣告自己的作品就是商品的时候，你就好比把一只烫手的土豆踢到文学老师的怀里去了。
读还是不读，这是问题
不爱读书这种现象不是今天才有的。冯梦龙的《广笑府》中收集了一首叫《四季懒学》的民谣，说从前流传一首诗，讥讽不愿意读书还找借口的人：“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到凄凉无兴趣，不如耍笑过残年。”也有民间传闻，说这首打油诗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写的。总之，很久以前就有人讥讽不愿意读书的人，也就是说，不愿读书者古已有之。因为读书太累，脑子累了好多天都不能恢复，不如干点粗活，累了睡一觉就好了。
一年一度的“读书节”刚过，全国各大报纸照例都表示了高度的关注：或夸读书的好处，或说不读书的坏处。说好处的，不过是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的当代翻版，说来说去，没有什么新的花样。倒是说坏处的，在不断创新，从不读书的“愚”说到不读书的“亏”，最后几乎要上升到民族危亡的高度。年年如此，说来说去，了无新意，人均年读书（指印刷的书）量却一直在下降。现在公布的人均年读书5本这个数字比较可疑，估计不到3本，因为农民依然不怎么读书，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
新世纪以来网络传播的兴起，再一次创造了印刷书籍人均占有量的新低，也再一次让主张读印刷书的人发出阵阵怪叫。他们不断地在唠叨着纸质媒介的好处，数落着电子媒体的坏处。其实电子媒体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快捷，这完全符合现代人急功近利的思维，要否定它，除非摆脱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如果不做这样的选择，那么电子媒体的阅读就是最好的选择。电子媒介阅读完全可以替代纸质媒体的阅读，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如携带、收集、成本、视觉效果等）要大大超越纸质媒介。如果是按照纸质图书原样影像制作的电子图书，还可以满足专业研究的需要。电子阅读唯一的坏处，就是伤眼睛。当然，它还有一个潜在的坏处，就是与读纸质图书时那种安静的心境相比，读电子书让你心神不宁、浮躁。问题在于，现在的人不正是要逃避那种“安静”的心境而与现代接轨，整个社会的价值准则不都在排斥、淘汰心境安静的书呆子吗？
农耕文明时代，绝大部分人不读书，他们喜欢面对面地聊天。特别是在农村，没有时空的间隔，见面就聊，还能够通过记忆口传着很久以前的故事。文字的产生，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需要文字传递信息、保存记忆。今天我们发明了汽车、火车、飞机、卫星，还发明了电子技术。时空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字也不是传递信息的唯一形式。口头的、文字印刷的、电子的，都是传播媒介。有朝一日，我的一些亲朋到月球上居住去了，我就没有办法给他们写信，没有办法要求他们读纸质印刷的书籍了。我只能跟他们通过太空手机来发短信，或者通过可视电话交流情感。因此，当我们的思维超越了现在的时空限制的时候，读书不读书，还真是一个问题。就像一位没有接触现代文明的乡村人一样，有事喊一嗓子，发什么短信呢？有故事就讲，写什么小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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