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80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引起诸多议论。小三十的人了，也该加入了。这种年龄入个协会什么的，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骚动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像郭敬明这样的人，多次涉及“剽窃”官司，他也能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可见中国作协不怎么地。反驳者认为，加入中国作协不是选模范，仅仅是证明他的创作水准或影响力。质疑者大概认为，中国作协门槛应该更高一些，不能什么人都进去。其实这种想法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在现有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郭敬明都不是最差的。比如写作能力，在如今的中国作协的七千多会员中，比郭敬明能力差的恐怕不在少数。就“剽窃”官司而言，郭敬明也不是开先河者，一些著名作家，比如海南和上海都有，那可是屡教不改的，中国作协也没有开除他们。可见，中国作家协会的门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高，那么多人都进去了，郭敬明们为什么不可以？只要他们稀罕作协，走一些常规的程序，就可以加入这个“民间组织”。也就是说，出过一两本书，有人推荐，经审批，就是了，不一定要有多高尚。说“加入作家协会不是选道德楷模”的观点，实际上是承认了上述事实。
将作家视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作家做不了这个“工程师”。把作家抬到如此之高的位置，对他们的创作不一定有什么帮助。作家是善于讲故事的人，善于抒情的人，善于使用语言的人。作家是否合格，还是要靠他的作品的艺术水准来说话。至于“剽窃”等道德问题，不仅仅是对作家的要求，也是对普通公民的要求。有些人，一方面瞧不起作家和作协，另一方面又对作家和作协提出那么高的要求，判断事物的标准不统一。如果你瞧不起，就不要有太多的指望，管他郭敬明还是郭守敬加入作协。当然，这里有一个占有声誉资源的问题，比较复杂，但我宁愿看到会员中像郭敬明们这样的年轻人更多一些，而不是过多的快退休的官员。
像郭敬明这种人，还是加入一下作协比较好。我认为他有这样的愿望应该鼓励，他的选择是对的，他算是找到了一个归宿。有了一个组织，经常教育教育他，修理修理他，给他一点小甜头尝尝，他就不会整天瞎写、瞎抄、瞎炒作、瞎作秀了，能够尽快进入创作的成熟期，开始中年写作。同时，把他从一群不会写作的人中拉出来，放到一群都会写作的人中间，提高提高写作能力，也是有好处的。当我们把加入“作协”看做是加入“酒协”、“钓协”、“气协”一样自然而然的时候，对郭敬明们的入会，也就看得很淡了。
知音体与低端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
网络上对“知音体”的批评，以一种当代年轻人的风格和话语方式出现，带有戏谑和调侃色彩，比如，将《红楼梦》改为“知音体”标题：《包办婚姻，一场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将《卖火柴的小女孩》改为“知音体”标题：《残忍啊，美丽姑娘竟然被火柴烧死的惊天血案》。大家并没有对批评“知音体”这件事有什么异议，而是对用“知音体”标题来重新命名文学名著持不同看法。可是，为什么一用“知音体”命名，就会产生强烈的瓦解意义的效果呢？这说明“知音体”是具有很强“瓦解性”的。
近二十年来，国内出现了一大批发行量惊人、专门针对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群的杂志，比如《知音》、《家庭》、《少女》、《人之初》、《打工妹》等。这类杂志的读者群，以中小城镇的中年女性为主，她们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信息来源都比较匮乏。她们将这类读物既当作“新闻”的来源，又当作“文学作品”（故事会）来阅读，更当作孤独中没有知音的“知音”来看待，类似于购买了一盒文化“黄金搭档”。
学术界对这类杂志既没有关注，也没有批评，任由它们在市场上横冲直撞。因为它们既不是文学杂志，超出了文学批评视野，也不是新闻杂志，超出了媒介批评视野。它们仅仅是一个“读物”。我们没有一个“读物”专业，因此，这类杂志一直成为研究的薄弱环节。对具有如此巨大影响力的杂志缺乏有效的批评，是批评界的失误。直到年轻的网民们用他们奇特的方式发言，才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以《知音》为代表的这一类杂志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它将新闻性和故事性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打了一个新闻和文学的擦边球，当你以新闻的客观性要求它的时候，它会说是文学；当你以文学性要求它的时候，它会用新闻的客观性来应对。最典型的是一种类似于“口述史”的爱情悲欢离合的故事（不但有作者，还有老照片）。用一种带有抒情的语调来混淆新闻性和故事性的边界，其结果导致读者将虚构故事当成真实故事，将真实的故事当成虚构的。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各种欲望故事、人间悲剧、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转化为可消费的文化商品。
其次，它将“意义生产”（比如，道德训诫、谴责当代陈世美、富人堕落案、穷人暴富故事）与“商品生产”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打了一个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擦边球。当你说它只顾盈利时，它会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某个故事救活了某位绝望的下岗女工，等等。当你以为它在搞精神文明建设时，你会发现它们发行量越来越大，敛财能力越来越强。混淆意义生产和商品生产的界线，越来越强化了这类杂志对低端文化消费者的诱惑力和控制力，既是精神控制，也是经济控制。
这一类杂志，是如何通过一种奇特的叙事风格，有效控制了以中小城镇中年妇女为主的读者群的？比如标题，《人们啊！花季少女为何就这样沉沦》以呼吁开头，唤起注意力，以设问结尾，提醒你思考，好不容易有了注意力和已经开始思考的女性读者，突然遇到了知音。比如叙事风格，介于客观叙事和肉麻抒情之间，夹叙夹议，大起大落，情节跌宕，用客观语调讲离奇故事，用离奇语调讲客观故事；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循循善诱，有控诉、有劝说；“软硬兼施”的叙事兼顾恐吓和诱导，语体风格兼顾“二胡”和“京韵大鼓”的格调；“拍案惊奇”的开头，最终都有光明的尾巴。这种带有农业文明趣味的叙事，塑造了大批消费者。生活平淡无奇、毫无起落的中小城镇的女性，靠阅读别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度日。这种情况很像18世纪初期欧洲的大众文化生产，专门盯着一批有闲的女性读者，利用“城乡空间差”、“信息时间差”敛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吃智商差”的办刊思维很快就会寿终正寝。
文学死于感觉器官的坏死
我先转述一个故事。部队路过某村，年轻的上尉和同伴一起，被一位地方绅士请去参加家庭聚会。上尉腼腆、不擅交际，于是独自离开客厅到外面溜达。但他在花园里迷了路，转进了一间黑暗小屋。突然他听到匆匆的脚步声、衣裙的沙沙声，还有女人喘吁吁的低语，“两条柔软的、香喷喷的、女人的胳膊搂住了他的脖子，温暖的脸颊贴到他的脸颊上来，同时发出了亲吻的声音。可是那个亲吻的人立刻轻轻地惊叫了一声，抽身就躲开了……”上尉知道是一个误会，陌生女人误以为黑屋子里的自己是她约会的情人。但是上尉依然抑制不住心怦怦地跳，手抖得厉害，完全被一种生平从没有过的新感觉抓住了。
小小的误会在上尉身上引起了许多变化：第一是身体的变化，被女人胳膊搂过的脖子有滑腻的感觉，脸颊上被吻过的地方凉酥酥的。第二是整个精神状态的变化，他一改自卑、胆小、慵懒状态，话多起来，并大声地笑。第三是思维活跃，浮想联翩，将所有见过的女人的优点组合起来，安放在那未曾谋面的女人身上，并像初恋情人分手之后那样独自分享思念的甜蜜。他把那件事当作一个小小的、神秘的奇迹珍藏在个人的想象之中。
神秘的奇迹还改变了他的价值观。他觉得平时所见的一切都极其无聊，眼前全是苍白的画面，笨拙的队伍杂乱无章。当他实在忍不住而向同伴讲述那个故事时，却遭到了嘲笑、冷遇，有的还故意把事情向肉欲故事上扯。经验交流的障碍如此巨大，他觉得受了伤害，发誓再也不向别人讲述这个故事。但就是这样一次偶然的经验，让一位在生活中循规蹈矩的人成了怀疑论者：“整个世界，整个生活，都好像是一个不能理解的、没有目的的玩笑……他从水面上移开眼睛，瞧着天空，又想起命运怎样化为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对他偶尔温存了一下，想起他的夏天的迷梦和幻想，他这才觉得他的生活异常空洞，贫乏，没有光彩……”
只有在古典感觉面前，一次偶然的微不足道的经验，才会在上尉那里变成一次重大的情感经历，进而改写了他观察生活的视角。由于他敏感，所以经验才没有被忽略和遗忘。由于他单纯，所以经验才没有被玩笑化为一个肉欲故事。这既是青春期前史的经验，也是想象对生活世界的否定的辩证法。
这个故事来自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吻》。类似的故事曾经发生在安徒生身上。（见《金蔷薇》中《夜行的驿车》一文）契诃夫是最后的古典主义者中的一员。尽管这位医生经常用手术刀一样的眼睛解剖文明病症，但他眼睛背后总是有着一丝抑制不住的温柔和笑意。解剖是治疗疾病，微笑是精神安慰。今天是解剖多于微笑，治疗多于安慰，暴力话语肆虐，并且成为时尚。
上述故事在今天可能显得陌生而滑稽，甚至变成嘲笑对象。由于物质和欲望的压迫，由于生活节奏急剧加速，我们感受生活的器官特别是心灵已经不堪重负。它变得极其单一，只能容下或贪婪或愤怒或媚态。它变得极其麻木，没有极强的“麻辣烫”般的刺激，没有朝廷阴谋和后宫糜烂生活的引诱，它便没有反应。所谓文学的“边缘化”、“消亡说”，很大程度是我们感官坏死所致。真正的“文学”不一定仅仅存在于白纸黑字的文本中，它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游荡。当生活坏死、心灵钙化的时候，感官经验的探测器立刻罢工，“文学”便成了四处流窜的孤魂野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