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人问尤翁：“您是怎么预先知道那人喝了毒药，是在敲诈您的呢？”尤翁如实告诉这个人：“哪里，哪里，我怎么会事先知道他竟然是要敲诈我呢？不过，就我的经验来看，凡是无理取闹的，他一定有所倚仗，如果我们小不忍就要遭到大的祸害了。”大家听后，都很佩服尤翁的见识和大度。
当代镜鉴：
以退为进真智慧
忍耐既可明哲保身，又能以屈求伸，因此，凡是胸怀大志的人都应该学会忍耐。因为能忍耐，就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就能理智地面对问题，不会被别人所左右。许多人擅长利用对方不懂得忍耐的弱点，对对方使用“激将法”，将其带入圈套，从而达成自己的目的。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曾用激将法说服孙权，使得孙、刘结盟得以实现，最后在赤壁破曹，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为人处世的过程中，在一些特殊场合和一些特殊的人与事上，必须做到隐忍不发，含而不露，喜怒不能形于色，愠恨不能流于外。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忍是一种韬光养晦之术，更是一种涵养，一种大家风范。所谓“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种匹夫之勇，就是没有忍辱负重的表现。
清末名臣曾国藩的“忍”功世人皆知。“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退一步海阔天空，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但是，他的“忍”并不是一味的强忍，而是善忍、会忍，当忍则忍，不该忍则不忍。他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但没有扶摇直上九霄，也没有一失足掉进深渊。虽然没有片段的精彩，却有整体的绚烂，总能启动平抑机能，在高潮时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填平谷底。忍耐，其实是一种理智的顾全大局的表现。为人处世，忍耐有时会成为解决问题的良方。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不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上，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在必要时适当克制、忍耐一下会有好处。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有些人因为自己的性子急而对别人做出些不礼貌的行为，这样最容易导致相互之间的矛盾。林肯说：“对暂时斗不过的小人要忍耐。”“忍”是一种等待，为图大业等待时机成熟。这种忍耐不是性格软弱、忍气吞声，更不是含泪度日，而是一种谋略——以退为进，这也是为人处世的上上之策。当然，我们所说的“忍”有一个恰到好处的度，而这个度就是不能“乱大谋”，过分的忍无疑就成了无原则的纵容，是与真正的智慧相矛盾的。
总之，要成就一番事业，谁都难免经受一段忍辱负重的曲折历程。因此，忍辱几乎是有所作为的必然代价，能不能忍耐则是伟人与凡人之间的区别。因此，要想让自己有所成就，就必须要修得忍耐这门处世艺术，以使我们的人格成熟完臻。
6勇而无谋是大忌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译文：
孔子对颜渊说：“国家任用我，我就推行我的政治主张；不能任用我，我就远避世事。只有我和你能够做到这样！”子路说：“夫子如果统率军队，那么与谁同行呢？”孔子说：“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不用船只徒步涉水渡河，这样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是不赞同的。一定要找面临大事谨慎小心、细致、又善于谋略的人共事。”
国学链接：
儒家的入世观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从政治思想到伦理思想，乃至人生哲学，无不体现着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这也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是从修身开始，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这种思想以个人道德实践为基础，以实行德治为核心，它从小到大，由近及远，与广大人民的生活相贴近，与中国人传统的伦理文化心理相合拍，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易于在社会实践中推广实施。因此，这种“入世”精神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和中期，对于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儒家的这种“入世”思想也为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及人文意识概念的巩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诸子之言：
邢昺曰：“言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舍随时，行藏不忤于物，唯我与汝有是夫！”（译：得到重用时就发表自己的见解，实行自己的主张，没有得到重用时，则要保守自己的思想。得到器重与否与时相关，践行自己的思想与否也不宜与客观世界相悖离。）
尹氏曰：“用舍无与于己，行藏安于所遇，命不足道也。颜子几于圣人，故亦能之。”（译：得到国家的重用与否与自己并无多大关系，是否践行自己的主张也顺随自己的际遇，这都是命运的安排。颜渊在这方面跟孔子差不多，所以能够做到。）
《孙子兵法》中说：“将者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不计后果，恃勇蛮干之徒是不足取的，处世必有原则，用世必当灵活，深谋而远虑，慎微而知著，洞悉几微之即萌，才是可靠的依托。“子行三军，则谁与？”虽然有“舍我其谁”的进取精神，但却缺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机变。度时之为宜，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决不犹疑苟且，更不为一时的得意而屈节卑媚逢迎。
欧阳修说：“士之所负者愈大，则其自顾也愈重；自顾愈重，则其合愈难。然欲与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难合自重之士不可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负高世之志；故宁或毁身污迹，卒困于无闻，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犹克少施于世。”庸常之人，处世用世，清以济世，浊则洁身自好。虽无匡挽天下颓势之力，却也无违于自身之志。保持自己品质的高洁也是难能可贵的。
延伸思辨：
智慧是勇气的底色
孔子、颜渊、子路师生三人，颜渊尚文，子路尚武，一文一武两个弟子同居一室，孔子坐，弟子立，孔子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意思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又如孟子所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孔子给他弟子指定的两条道路。（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也信奉这两条道路。）或“仕”或“隐”；或“行”或“藏”，孔子说，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只有你和我啊！颜渊、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两个学生。子路听到孔子对颜渊如此高的评价，冷落了他。孔子话音刚落，他便率然而言：“您率领三军打仗的话，那么，您让谁做助手呢？”子路的问话，自有其迂之处——文之能“行”能“藏”，有颜渊，我虽不服气，但无话可说；但武之行军略地，非我莫属。在老师面前不敢讲武斗狠，只好说“子行三军，则谁与”。其实子路心里要说的是您带三军去打仗，就只有我能与您同行了。他希望能得到“唯我与尔有是夫”的答案。孔子当着子路的面盛赞颜渊，本来运用的就是旁敲侧击的教育方法，潜移默化，要子路虚心学文，加强修养。谁知对他进行侧面教育根本行不通，子路不仅听不进去，反而仍然表现出争强好胜，出言不逊。孔子遂转侧面教育为当面批评，而且言辞非常犀利，毫不留情。“空手打虎，赤脚趟河，死也不后悔的，我才不和他一块儿去打仗呢”，孔子劈头一阵批评，语气果决，“其言也厉”。但批评只是反面堵截，不能没有正面疏导，于是孔子话锋一转，语气平缓，“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诗云》：“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讲的便是“临事而惧”加之“好谋而善断”才是勇而有谋的理想人格。
勇与谋，自古以来就涉及到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方方面面。如果说“谋”代表思想，那么“勇”则代表行动。脱离了指导思想的行动，就似暗夜行路，寸步难行。而没有行动的空想，就是历代兵家引以为戒的纸上谈兵，于人于己都毫无用处。其实很多时候谋与勇就是一体两面，一些人在具备大谋的同时也有大勇。有谋无勇不能称之为大谋，有勇无谋也不能称之为大勇。大谋与大勇互为表里，互相依附，只有达到谋勇兼备的人，才是真正有大谋大勇的人。
精彩典故：
徐阶智谋双全
明朝嘉靖皇帝在位时，奸臣严嵩得宠，对不顺从他的大臣横加迫害。
徐阶在朝中是个很有名望的人，严嵩曾多次设计陷害他。徐阶装聋作哑，从不与严嵩发生争执。徐阶的家人忍耐不住，多次对徐阶说：“你也是朝中重臣，严嵩三番五次害你，你只知退让，这样下去你不怕朝中其他人的嘲笑吗？你应当揭发他的罪行，向皇上申诉啊。”
徐阶说：“你可知道，现在皇上正宠信严嵩，皇上会听从我的话吗？如果我控告严嵩，那么倒霉的一定是我，这事绝不可莽撞啊！”
严嵩为了整治徐阶，曾指使儿子严世蕃对徐阶无礼。一次，严世蕃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羞辱徐阶，徐阶竟然没有一点怒色，还不断给严世蕃赔礼道歉。有人为徐阶打抱不平，要弹劾严嵩，徐阶连忙阻止，他说：“这都是我的错，我为自己做得不好而深感惭愧，与他人无关。严世蕃能指出我的过失，这是为我好，你误会他了。”
但徐阶心里明白，自己这样忍气吞声，其实是为了将来能一举除掉严嵩。他认为现在时机不到，所以才这样小心翼翼。
徐阶在表面上对严嵩十分恭顺，后来，严嵩被嘉靖皇帝勒令辞官，严世蕃被逮捕时，徐阶还亲自到严嵩家安慰。徐阶的儿子徐潘不理解父亲的行为，他对徐阶说：“严嵩父子已经获罪下台，父亲应该站出来指证他们了。父亲受了这么多年委屈，难道都忘了吗？”徐阶说：“严嵩受宠多年，皇上做事又喜好反复，万一事情有变，我多年的谋划会付诸东流啊。越是在这样的关头，我越要谨慎，绝不敢疏忽大意，而且此事关系着许多人的生死，还是看看情况再定夺的好。”
等到严世蕃谋反的事成为铁案，徐阶这才解除顾虑，上书告发严嵩父子想当皇帝的事实。嘉靖皇帝终于下了决心，铲除了严嵩父子。
徐阶等待时机，不逞匹夫之勇，终于扳倒了严嵩父子。他的谨慎和小心是他取得胜利的保证。
其实，我们做事也要顺应形势，以变应变，不可固执僵化。如果看不到事情的艰巨性，就容易急躁冒进，碰得头破血流。在复杂的环境下，看清问题的症结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让自己免于冲动，掌握出手的最佳时机。
烛之武退秦师
鲁僖公三十年（公元前630年），秦晋两大强国联合围攻郑国，一时之间，郑国危在旦夕，形势非常严峻。
郑国之所以遭此大祸是因为有两件事得罪了晋国。一是晋文公当年逃亡路过郑国时，郑国没有以礼相待；二是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濮之战中，郑国曾出兵帮助楚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结果，城濮之战以楚国失败而告终。郑国感到形势不妙，马上派人出使晋国，希望与晋结好，但是晋文公为了争夺霸权的需要，还是发动了这次战争。当此之时，烛之武抛开个人感伤和利益，毅然决定前去与敌国交涉。他对秦伯说：“秦、晋两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假如灭掉郑国对您有好处，我怎敢冒昧地拿这件事情来麻烦您手下的人。越过邻国把远方的郑国作为秦国的东部边邑，您知道这非常困难，您为什么要灭掉郑国而给邻国增加土地呢？邻国的势力雄厚了，秦国的势力也就相对削弱了。如果您放弃围攻郑国而把它当做东方道路上接待过客的主人，出使的人来来往往，郑国可以随时供给他们缺少的东西，对您也没有什么害处。而且您曾经给予晋惠公恩惠，晋惠公答应给您焦、瑕二座城池。然而晋惠公早上渡过黄河回国，晚上就修筑防御工事，这是您知道的。晋国，怎么会满足呢？现在它已经在东边使郑国成为它的边境，又想要扩大它西边的边界。如果不使秦国土地亏损，将从哪里得到呢？削弱秦国对晋国有利，希望您考虑这件事！”
秦伯心悦诚服，不仅撤走了围郑的秦军，还派兵保卫郑国，迫使晋国也不得不撤兵，从而解除了郑国的危机。
烛之武孤身一人，夜缒而出，私见秦伯，有临危受命而不惧之勇；寥寥数言，智说秦伯，有缜密不漏之谋，最终力挽狂澜解除了郑国的政治危机。
当代镜鉴：
逞匹夫之勇是一种愚蠢
古往今来的大人物，都不是冒失鬼，他们并非个个绝顶聪明，只是做事无不小心谨慎，不敢稍有大意。“诸葛一生惟谨慎”说的就是有勇有谋对成功的重要性。
《孟子》上有：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释：大王请不要喜欢小勇。有的人动辄按剑瞪眼说：“他怎么敢抵挡我？”这其实只是平常之人的小勇，只能对付一人罢了。大王请把它扩大开去！）
从孟子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匹夫之勇是无原则的冲动，是只凭拳头和武力的血气之勇。而大勇则是孔子所说的义理之勇和有勇有谋的真正的勇敢。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在他的《留侯论》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文中写道：“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般人在面临侮辱和冒犯时，往往一怒之下，便拔剑相斗，这其实谈不上是勇敢。真正勇敢的人，在突然面临侵犯时，总是镇定不惊，想办法应对困境。而且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愤怒。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胸怀博大，修养深厚，有勇有谋。
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做事要谨慎，也要让自己有勇有谋。尤其是在工作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或令自己愤怒的事时，不要逞匹夫之勇，一定要让自己镇静下来，因为勇敢要以智慧作前提，以实力为后盾，所谓智勇双全正是这个道理。只有在你经过深思熟虑，在你客观分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之后，得出的结论和想出的对策才是真正可行的。
大凡成功的人，都能将勇气和谋略进行完美的结合。一个有勇无谋的人，即使毫无畏惧，雄心勃勃，但是没有谋略，鲁莽行事，也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反之，一个有谋无勇的人，虽然胸有千秋大计，但是没有勇气去行动，最后也只会一事无成。总之，大智大勇是谱写壮丽人生篇章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