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说话有些结巴，当然这一情况并不算是很严重。父亲很要面子，这是我母亲说的，母亲说他死要面子活受罪，母亲说他……说这些的时候父亲的脸色变得铁青，布满了阴沉的乌云，可我母亲故意不去看他。如果我父亲不摔门而去，那迎接这个家庭的便是暴风，在那个时刻父亲的结巴比平时更重。
“你你你……你这这这个人……”父亲总是失败，大约是因为他口吃的缘故，大约也不只是这一个原因。我父亲很想在我们面前表现得英勇一些，无论是对我母亲，还是对我们家养的鸡，可他总是失败。大约是他在客人面前总得拿一副笑脸的缘故，大约是他想尽办法讨好住店的客人总希望和气生财的缘故，在我母亲和我们家里的鸡的面前，他因习惯成自然，表现不出自己的英勇。当然，面对我和我的二哥，他却有着特别的……我们必须早早地躲开他，特别是他和母亲吵过架之后。
这家旅店，是我爷爷建起来的。父亲谈到爷爷建店的时候颇有些神采，他的眼里便有了热热的光。父亲很愿意跟我们谈爷爷的故事，在饭桌旁，在一家人闲下来的晚上。父亲很愿意讲我爷爷的故事。母亲在一旁听着。她忙着手里的针线，缝缝补补，有意回避着听见父亲所说的。但她还是听得见的，不然，她不会时不时用鼻子哼上一声，这是一种表示，我认为。
他说，我爷爷刚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败落，家道败落的原因一是连年干旱，二是因为家里招来了一伙土匪。本来土匪并不是冲我们家去的，他们要抢的是财主赵万年，可是赵万年家的围墙又高又厚，而且有土枪，土匪们冲不进去，便顺便在离开交河之前洗劫了我们家，还伤了我的老爷爷。我们家没有任何的防备，所以土匪闯进来的时候一家人都在睡觉，似乎门都没闭。我爷爷出生的时候他父亲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土匪的洗劫，洗走了他的钱财、一些字画和楠木的笔筒，也洗走了他的精力，让他对什么事都再也提不起精神。在我爷爷六岁那年他父亲就去世了。爷爷上了两年私塾，先生对我爷爷的聪慧赞不绝口，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儿，至少算是不差吧，然而家里太穷了，没办法继续上，他只好担起了养家的担子。我父亲说，爷爷种地是一把好手。他还卖过鱼，卖过盐，还和村里的人一起打过铁，这样说吧，爷爷的一生很不容易，吃过了许许多多的苦，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在父亲眼里，爷爷聪明、仁义、好学、懂事理，特别是在最后几年，决定卖掉一些土地，将自己的院子改造成大车店。父亲说，当时有很多人都想看我们家的笑话，他们总不希望别人好，总喜欢看别人事事不顺，落进坑里。但大车店还是建起来了，而且生意红火。父亲总是爱向我们渲染当年生意的红火，说是如何人来人往，跑船的、贩布的、过路的、当差的如何愿意在我们家店里住，如何称赞我爷爷的周到精明……说到那些的时候，父亲的脸上有着一层淡黄色的光，他的心里也许正被一股细细的火焰烧灼——他的情绪影响不到其他人。我的母亲、哥哥，都只是听着，面无表情，如同一段段放置在边上的木头。父亲当然看得见这些，可是，他也渐渐地容忍了，一味地说下去。
他说，如果不是我爷爷，我们家现在肯定很穷，说不定一家人都已经成为长工了。这些年地里的收成不好，而世道又不好，乱哄哄的，干别的有太多的风险。他说：“你你你们的爷爷有有有先见见之明明明。”
大哥推推面前的碗：“什么先见之明？这个破店，还不如没有呢，还不如种地呢。看人家，多买几亩地，日子过得也挺好。”
“你你你……”父亲面红耳赤，他抬起手，但手并没有真的落下来。那时我大哥的身躯已足够高大、粗壮。“净净胡胡胡说八道！没没这个个店，你们吃吃吃什么？吃吃吃屎屎也不不不热。”
大哥不再说话。他的脸被碗掩住了一半。过了一会儿，他再次推开面前的碗：“爹，我听四叔说，爷爷并不像你说的那样。”
“你你你别别听他瞎瞎瞎瞎说！”父亲有些愤愤，他也推开了面前的碗。
是的，我也听四叔说过我的爷爷，在他的叙述中，我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爷爷，他和我父亲时常谈起的不应是一个人，可是，他们就是一个人。许多时候，我母亲认同四叔的说法，她说，我父亲在瞎说，爷爷根本不是他所说的那个样子。可父亲，为什么要虚构？
在四叔讲来，我爷爷本也聪明，但好吃懒做，而且在上私塾的时候交了一个朋友，也是交河镇的，叫徐木传，后来这个徐木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们家也没有去找，不了了之。两个人先是一起打鸟抓鱼，后来一起赌博，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胡混，还偷偷吸过鸦片，为此，我爷爷没少挨老奶奶的打，可是作用不大。后来爷爷成了家，那个奶奶是老奶奶用三斗玉米面换来的，老奶奶的意思是让他有一个家能收收心，好好过日子，可爷爷的赌瘾太大了。镇上人没有人把我爷爷当人，人家提起他来，说是“翰林家的败家子”——我的祖上没有人当过翰林，只出过秀才，可人家还是说翰林家的如何如何，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思。后来有了我大伯。然而我爷爷的心性没改，依然和那个徐木传鬼混，家道当然更为败落，卖地根本不是出于想经营什么大车店，而是为了还他欠下的赌债。家不是家啊。那个奶奶总是和爷爷生气，还时常挨他的打。后来她终于受不住了，在一天早晨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在了房梁上。我爷爷一夜未回。当邻居把那个奶奶吊死的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依然在牌桌上，大约好不容易拿了一副大牌。他开始不信。后来倒是信了，但极力阻止别人离开牌桌：“打完这一把，无论如何打完这一把！”……四叔说这才是我的爷爷，他的父亲。他是卖过鱼，卖过盐，还和村里的人一起打过铁，也当过短工，那是没办法，他活不下去了，自然要找活路，他当时想的只是他自己。“那时你大伯跟在他屁股后面，总是说：‘爹，俺饿。爹，俺饿。’你爷爷就说：‘滚一边去！’——我是听你大伯自己说的。他恨死你爷爷了。你爷爷死的时候，要不是你爹和我跪着去求，你大伯根本不想给他守灵！”
对于我的爷爷，我并没有太多的印象。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躺在炕上，反复地，用含混的声音喊痛。我很少去他的屋子，我的哥哥们也是，那里是一个恐怖的所在，有着刺鼻的气味和低气压，如果不是父亲母亲多次催促，我们一步也不想靠近。父亲说，我们家生意的不佳就是从我爷爷病后开始的，之前可不是这个样子，他一病倒，家里便进了晦气，何况他在屋里的声音也阻挡了不少的人。也许是这样的。我记得在爷爷病重的那一年，尽管父亲端上了他最有灿烂感的笑脸，尽管父亲为那些进入我们家院子的客人忙前忙后，但真正住下来的人很少。他们有各种指责，有各种借口。爷爷的呻吟是他们指责的理由之一。我大哥说，来我家住店的那些人，只要他们一挨上床，就是你在他的耳朵边上吵架他也不会醒来，就是雷打在房顶上也不会醒来。但父亲不允许我大哥这样说，即使不当着客人的面儿。“不说说说说废话会会会憋死你你你？”
爷爷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死亡。即使躲在众人的后面，我还是清晰地看到了他死前的样子，瘦得吓人，苍白得吓人，而且，鼻孔里面不时地涌出一股股黑红色的血，父亲用苞米的皮一遍遍地擦拭着却始终擦不干净。那时他已经不再喊痛，他早没了喊的力气。他甚至没有了喘息的力气，裸露的肚子在那里轻轻起伏，变得短小的阴茎一点点地渗出黄黄的尿液。我躲在众人的背后，他们说着一些旧事，说着如何料理爷爷的后事，请谁谁谁给谁谁谁办丧，要买什么东西，谁谁谁家的要在锅里烙两张多大的小饼……我觉得爷爷能听得见他们说话，可他们不管这些，而是一路说下去，他们早早地把我的爷爷当成了一个死人。后来有人突然说：“死了死了，老大，老二，你们上房上喊三声，饼烙好了没有？拿过来。”然后一阵忙乱。我大伯出去了，但他没有喊，而是推了我父亲一把，我父亲上去了。那夜外面黑得可怕，有着一种特别的黏稠，仿佛有一些更黑的影子在里面晃动……爷爷的死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人的死亡。这些年，经历多了，生生死死也见得太多了，可是，我对他的死还是留有特别的印象。现在我也时常静下来想象自己的死亡，想象我死亡的方式，想想我这一生——我还得提到那个词，悲凉。它延续着，弥漫着，在我的房间里。
死后的爷爷留给了我们那家旅店。当时，还不能叫旅店，其实后来也不能，但我父亲坚持叫它旅店，如归旅店。我父亲总说，我爷爷当年如何如何，当年这房子如何如何……说实话我无法想象出当年的如何如何，从我开始有了记忆之始，我们家的旅店就呈现着衰败。二哥也是这么说的。
我们分得了这家旅店。四叔说我的父母用尽了阴谋，用尽了各种方法才得到了这家大车店，在他的嘴里，在我四婶婶的嘴里，我的父亲很有些不堪，他善于和自己的兄弟钩心斗角，善于见财起意，善于落井下石。当然我母亲对他们也没什么好话，可我父亲从来没说过什么，他不许我们提家里的这些事儿，一句也不许，不当着他的面也不许。他只是和自己的兄弟保持着一种有距离的疏远，见了面，也客客气气，像对待陌生的客人。
我们分得了这家旅店，它在交河镇的东南，与大运河、滹沱河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和官道也有着相当的距离。民国建立了不久，还是新的、模糊的，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长久下去，住店的客人时常带来一些让人感觉混乱、不安的消息，它们塞进我们的耳朵，我父亲则让我们把这些都掏出去。那些混乱和不安也许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他，但他不关心这些，不想关心这些，这些都过于遥远。他关心的，只是这家旅店。他想要的，只是，我们一家人怎样过上好日子。
如归旅店。它只是一家大车店，本质上如此，大车店本来是没有名字的，不应当有名字的，可我父亲坚持并要我们一起叫它，如归旅店。好像有了名字，它就有了档次，有了品位，有了高贵，有了和下等人的区别。为了这档次和品位，父亲可做了不少的事，用了不少的心思。他请西门里的薛大夫为我们的旅店写了店名，并定制了一块匾悬挂于我们家的门口。匾高近一尺，长三尺，选用的是一块很好很厚的松木，然后用大漆涂成棕黑色，而上面的字则用金粉勾边——它花掉了父亲很多钱，要知道，我父亲一向善于精打细算。匾上的字很粗很重，父亲说，那是颜体，然而薛大夫来给我大伯看病的时候纠正了我父亲的说法，他说自己写的是魏碑，加了一些王铎的笔意。（那天，薛大夫很有些兴致，他一边给大伯看病一边和父亲聊天，他和父亲谈起祀天的陈设，然后又谈及祀天的乐章，老先生在我们面前摇头晃脑：瞻仰苍穹兮维穆清，万物资始兮众冯生，一阳初复兮徵乾行，肇修元祀兮昭功成……父亲也跟着摇头晃脑，一副陶醉的样子。之后他们说到薛大夫的字，听了我父亲的夸赞，薛大夫点点头，笑眯眯地望着他，很是煞有介事：你知道楷书有几种字体？被问的父亲也很是煞有介事，略有些紧张，像一个回答老师问题的学生，眼睛盯着先生手里的戒尺：颜，柳，柳柳柳……欧，欧赵……薛大夫更眯了眯自己的眼，又追问了一句，它们具体有什么区别？父亲期期艾艾，再也回答不上来了。在薛大夫走后，我父亲坚持他是对的，那就是颜体，也许加了些其他，但主要还是颜体。他在请薛大夫写匾的时候就是这样要求的，颜体。是薛大夫搞错了。在许多事上，父亲有着同样的嘴硬。）那个名字和“巨大”的匾实在与我们的旅店太不相称，就像一个穷人非要穿一件丝质的长衫，用一块肉皮抹一抹出门前的嘴唇，它常常成为我们被人嘲笑的理由。我恨那块匾。我的哥哥们也是。我父亲还把店里的大炕毁了，代替大炕的是七张木板床，并且有了褥子和床单。父亲还曾用白灰将店里的墙壁全部粉刷过一次，它雪白得让人惊讶，可这惊讶只保存了一天。第二天它就开始面目全非。上面落满了臭虫和它们的血、鼻涕、黑色的脚印，有的地方还有尿渍。它们那么分明、肮脏。在背后，我父亲咬牙切齿地大骂那些住进店里的人，可在他们面前，父亲还得端出一副难看的笑脸。他对那些人说别这样别那样，最好别别别这样，最好别别别那样，可却没有任何的作用，他的话根本进不去客人的耳朵。除了这些，我父亲还做了许多的事，许多事都是无用的，或者从头就是错的。
但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不允许我们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