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半年，我的四婶都要来我们家住几天。这并不表明她和我的父母有多么亲近的关系，恰恰相反，她是来要钱的。她说她来要他们应得的那部分，而这是在分家的时候早就定好了的。她的到来会引发父亲持续的牙痛，我母亲只得和她争执，说分家的时候已经说清楚了，已经分清楚了，这几间大车店归我们所有，而条件是我大伯、父亲在另外的地方给四叔四婶盖了三间房子，买了地，还加上一些钱。这些都是有证人的，有文书的。“你们好好地看看文书！”四婶叉起她的腰，“让大伙说说，你们给我盖的是什么房子？那是人待的地方么？赵云岭家的狗窝都比我们家的房子强！看你们用的檩条！比筷子都细，里面还全是虫子！我们也是咱爹生的，都是一样的儿子，凭什么你们得大车店而我们只能住狗窝？我们要不换换！这些年你们得了那么多的便宜心里就没有一点愧？……要是他大伯住这里，他大伯承受这房子，我们屁也不放，乖乖回狗窝里住去！
再说那二亩荒地（我的父母每次都纠正，是三亩良田，每年每亩要征米二升八合，要是次些的地，每年征米一升九合三勺，差很多呢），能长粮食么？长的都是狗尿苔、热草，种下半升麦子，收的时候还不到半斗，你们就这样骗我……”争执从来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们有各自充分的理由，这些理由如同向不同方向驶出的船，而大声的争执会加快船行的速度，加重周围的风浪和雾，使它们再也不会回到同一轨道上。有时大哥会插一两句话，冲着四婶显示一下小公鸡的凶悍，我的四婶婶马上便哭起来：“爹啊，你死得早啊，你也看看我们受的苦啊，都是你身上掉下来的骨肉，有人吃肉有人只能喝风啊……”
母亲会指桑骂槐，对大哥进行训斥，把大哥和我们支走。我们也乐得如此。等我们再回来，四婶婶已经在我们家住下来了，她占了一间客房。好在，我们的旅店并没有太多的客人，总是有客房空着。
四婶住下来，全然不顾我父母的脸色。她会按时出现在我们家的饭桌旁，对着仅有的饭菜挑三拣四。现在想想也不能全怪四婶挑剔，我母亲做饭的确欠些手艺，何况有四婶在，她也不愿意把饭做好。那样四婶会吃得更多，我母亲应当是这样想的。她也不让四婶去做，四婶在使用材料上肯定没有她那样精打细算，四婶会用出很多的油。我母亲把自己做的饭菜不可口的原因归结在油上，她觉得，如果能让她可着劲地放油，菜没有不好吃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在饭桌上，除了对饭菜有所指责，四婶说得最多的是四叔有一次救了我父亲的命。她没有提要我父亲报答和感激，但话里话外，我的父亲已经忘恩负义。他可以不顾兄弟之情，但连救命之恩也不知报答，就有些过分了，就太过分了。我不知道听四婶把这个故事讲了多少遍。
那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父亲领着四叔在街上玩，捡没有响的鞭炮。那时他们都还小，我父亲八岁，四叔五岁。他们玩着玩着来到了高河边上，那时天还挺冷，人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而河上还有一层薄薄的冰。两个人在河边玩，四叔一个什么心爱的玩具不知为何滚到了河里，在一层薄冰的上面停了下来（因为事隔多年，父亲和四叔都想不起滚到冰上去的玩具是一件什么东西，而当时，两个人都觉得它很重要）。他们无论如何努力，也够不到它，焦急的四叔哭了起来。这时父亲想了个办法，他让四叔一只手拉着他，另一只手抓住岸边干枯的芦苇和荆条，而他则侧倾着身子，去够那个落在冰面上的玩具。（讲到这里，母亲总要强调，玩具是四叔的，如果不是他哭得厉害，我父亲根本不可能去够它，言下之意是事情完全由四叔引起，责任在他，他对我父亲的“拯救”只能算功过相抵；而四婶的重点在，主意是我父亲出的，他的点子多，是他的这个主意害了自己，四叔没有任何责任。）四叔的力气不够。而我父亲的手指还差一点儿，他有了更多的前倾，用了更多的力气，于是四叔的手松开了（在这里，母亲和四婶就责任问题还有各自的强调，她们在各自的角度上避重就轻）。父亲掉进了水里。那层薄冰早已支撑不住他的身体，但对他爬上岸却构成了阻挡——呛了几口水的父亲很快放弃了挣扎，他的头还浮在水面上，但看上去已经完全是一具尸体。（母亲说，也就是我父亲命大。他掉进河里，还穿着那么厚的棉袄棉裤，吸进了很多的水，竟然还在河面上漂着，不得不说这是个奇迹。听我奶奶说，他在落入水中的那一刻看到了一条白龙，从他的眼前一晃，用自己的身体托起了我父亲。四婶常常用鼻孔里发出的哼来表达她对这一说法的不信任，她追问我的父亲，你真的看到了白龙？它和画上的是不是一个样子？你怎么没拿个龙鳞回家？）四叔跑回了家。那时，老爷爷和爷爷奶奶都在炕上坐着，大概还生了一个火盆，奶奶体弱总是感觉寒冷，就是在夏天她也害怕门外的凉风。四叔哭着跑进来，大人们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不说，只是哭，而这哭反而让大人们放了心。他们以为，肯定是四叔和我父亲发生了争执，大三岁的父亲没有让他，受了气的四叔有满肚子委屈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四婶的眼瞄向我父亲的脸：“你父亲一直欺侮我们，当大哥的，从来都不知道让着弟弟，你们想不到你四叔受过你父亲多少气。”父亲沉着脸。他说这不是真的，但他从来不愿意和四婶争辩。有再多的理，和这样的人也讲不清楚。）为了止住四叔的哭，他们给他自家做的油条，可能还有糖。吃完了油条和糖，玩够了的四叔忽然想起了我父亲（这是我母亲的说法），他和我爷爷说，哥哥掉河里了。他和我奶奶说，哥哥掉水里了。爷爷一下子从炕上蹿下来，他顾不上穿上放在炕下的鞋，只穿着一双棉袜子便匆匆忙忙地跑了出去。等他赶到河边的时候，父亲还在水上悬浮着，一动不动。请来了医生，拍出了呛到肺里的水并喝过了生姜红糖水的父亲很快便有了好转，而被冷水和焦急激到的爷爷则病倒了，后来便一直咳，身体再也没有缓过来，送死的病的病根也是那时种下的（这是四婶的说法）。
为了回应，母亲也见缝插针，细数我四叔的不堪。如何好吃懒做。连守家都做不了，分给他的三亩地现在还剩六分。如何爱赌、爱财，占了我们家多少便宜，我们只是不跟他计较，计较也没有办法，他有着太厚的脸皮，再刻薄的话也伤他不到。听镇上的人说，现在已没有谁愿意跟他在一起玩牌，他太赖了，欠了钱也不认账，为此还挨过几次打……（父亲出来制止，够了！说这两个字的时候他从不结巴。）母亲说，在奶奶去世的时候，四叔刚成家，还是孩子，不懂事，也就罢了，可在爷爷死的时候，你们的表现就太过分了，镇上的人都指指点点，说……（父亲又出来制止，他说，够了！）停上一会儿，我母亲会找个合适的机会凑近四婶，显得很家常，她说的是住在村西的一个寡妇（镇上的人说，四叔和她有一腿，说得有鼻子有眼，大约四婶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你看人家的腿儿，你看人家的眼儿……”在一阵赞叹后母亲又提到四叔，“他四叔最近顾家么？也不是我说，老四家，你家男人不怎么，你可得看紧点。他可是一只爱吃腥的猫……”这时，父亲再次出来制止：“够了！怎么都都都堵不住住你的嘴嘴嘴！快快快快干干活去……”
住下来，四婶开始显示她的热心，她对我父亲的安排进行着指点，对旅店的布局说三道四，她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旅客们一边，为他们着想，虽然她对那些住店的人也没有好感。四婶有意当着那些住店人的面说，她或挑起一个话头儿，或者附和他们的话题，这让我的父亲很没面子。“你你要不不不是女的……”我父亲没有往下说，可四婶却不干了。“我不是女的你又怎么样？吃了我还是杀了我？哥，我可是为你好，为了这个家好，伺候不好客人，店还怎么开下去？你可别狗咬吕洞宾啊。”父亲恨得牙痛，气得牙痛，他拿我的四婶完全没有办法。四婶来住的时候父亲让我母亲去找四叔，让他管管自己的女人，是我和母亲去的，他不在家。傍晚时分再去他倒是在了，屋里黑洞洞的，他就躲在黑暗里，在炕上躺着，伸着他细长的腿。母亲喊他他也不动，仿佛耳朵还在墙外面的石榴树上挂着，那棵低矮的石榴树只长了一些稀疏的叶子，从来没有长过石榴。母亲找他理论，他也不急，就那两句话：“我可管不了这女人。你们想办法把她弄回来吧，一家子，这样闹，多丢人啊。反复几次，我母亲也有些急了：“老四，你还知道丢人？你的脸皮比城墙还厚，别以为我不知道，她去闹都是你的主意！年年闹，你当我们家有摇钱树啊！”四叔依然不急：“嫂子，我可出不出这样的主意来。她回来了看我怎么收拾她。不过，你们也别太、太抠门了，拿几个钱打发她一下就是了，反正爹把摇钱树给你们了，你们就当打发要饭的吧，我们也确实揭不开锅了。别为此伤了和气，你说是不？”
……
四婶在我们家住下来，她显示了自己无所不在的热心。她有时在房子里惊乍，其实只是一只青灰色的臭虫，或者是一只没有尾巴的壁虎正在努力逃窜。“打死它，别拿这些东西来吓唬我！”二哥悄悄撇一下嘴，在她家，臭虫和壁虎比我们家多得多，也没见她怕过。一次她做饭，一只个头很大的壁虎从房顶上掉进了锅里，四婶拿着勺一边从锅里往外捞一边咒骂壁虎真是瞎了眼睛，偏偏这个时候掉，闹不好坏了一锅汤。大哥也显现了一下自己的小恶毒，他在饭桌上把这个故事讲给四婶，然后装模作样：“婶，那锅汤你喝了没有？”
“小兔崽子，没大没小，”我看见四婶的脸上泛起一层红晕，“汤不是你哥俩喝了么？你不还夸，你四婶做的汤真好，有肉味儿呢！”母亲和大哥那么低低地笑了，他们笑得很有些异样。
四婶的热心还不只这些，这些都还是开始，她要招呼那些刚刚进店来的客人，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让那些原本想住下来的客人最终打消了念头，朝另外的方向走去。我的四婶追出门去：“你回来！挨刀的，我说什么了你就走？”她那么无辜。
晚上，她会用力敲住店人的房门，把里面的人吵醒，面对我父亲的质问她当然振振有词：“你听他们的鼾声多响！吵得人睡不着觉！我倒没什么，还有其他客人呢，可不能吵了人家！让人家睡不好，下次还会来？哥，不是弟妹说你，你的经营真是不行。这样怎么能红火呢？”……尽管父亲很生气，但也不能多说什么，里面的鼾声是响，特别是一个卖布头的，他的鼾声就是蹲在我们家槐树的下面也能清楚听见，二哥说他是雷公转世。晚上，四婶有时会把窗子打开，她的理由是，放放屋里的怪味儿。她说的也还是实话，大车店里不可能有什么好味儿，所以她的做法会得到大哥暗暗的认同，但后果是，如果在夏天，屋里便会放进无数的苍蝇蚊子，这自然让客人们很不高兴；如果在冬天，北风呼啸，它们那么畅通地穿进屋里钻进被子里骨头里，客人们更不高兴。客人们的不高兴是会让我父亲付出代价的。所以四婶每年的住下都很让父亲头痛。好在，四婶也很有自己的规矩，一年里只来两次，一次在麦收前，一次在春节前，多数的时候她不会来，她来了也没有什么可怕。平时的四婶还是挺和气的，低眉顺眼，待我们兄弟也很亲。可来“催债”的时候她是另一个人，那时候我想不通为什么是这样。现在有些明白了。
用不了几天，我的父母就会想办法拿出些钱，把四婶打发走。至于要拿多少钱，则需要她和我母亲细细地商量，经历一番唇枪舌剑，讨价还价，各自陈述自己的难处。拿了钱，四婶会恢复到她平时的样子，有选择地数落一下我四叔的种种劣迹和自己日子的艰难，说着说着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她的伤痛就露出来了，这时我母亲也拿出嫂子的姿态来，说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过日子啊，就是熬，没把日子熬完就得继续下去。临走，四婶会拉着我母亲的手：“嫂子，你也有你的不是，你认不？要是你早点儿拿出钱来，我们，我们不就……”
要是早拿出钱来让她回去，多好，干什么非让她住下来闹？这是我大哥的想法，也是我和二哥的想法，在回答我们的时候母亲有她的得意：“要不让她住下来，要不让她闹一闹，直接拿钱，她肯定会认为我们欠她的，肯定以为我们挣了很多的钱，这样就打发她，她会不甘心的，她还是要闹的，这个闹根本不能避免。”
四婶来住的那几天，我母亲就配合着她，合力演出了一出戏。这出戏不能说不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