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又下起了雨，我不清楚它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也难以猜测它什么时候结束。在被称为家乡的那个地方，雨水很少，特别是在春季和秋季。细细的雨点打在屋檐上，打在树叶和草叶上，打在水缸里的水上，打在……这雨有它的凉意，像雾一样弥散，它也使我的孤单更加孤单。孩子们不会来了，今天，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们不会来了。说实话我和孩子们的关系并不太好，他们对我，有种有距离的亲近，来看我，陪我说话有种尽责任的意思。我记得当年我和哥哥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父亲的，我记得父亲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包括他的自以为是和专制，可在不自觉中，我还是继承了它。我想以后我一定不要做父亲那样的人，一定不要，打死也不要，然而慢慢地，当我成了父亲，却发现自己已经是了。我发现自己成了原本不喜欢的人，而长大着的孩子们，也渐渐是了。他们也继承了我的怯懦、自以为是、坏脾气、懒惰和专制。这个发现比我知道自己无法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更让人悲凉。
雨下着，它把我和这座房子与外面隔开了，也许是白内障的缘故，它阻挡了我对外面更清晰地看见，所以我感觉自己的这间房子就像一条行驶于大海中的船，前面是水和黑暗，后面是水和黑暗，左边右边都是同样的水和黑暗。还有乌云和雨，它们摧打着这条船，使它发生着颠簸，使它不知自己会驶向何处、可供它停靠的岸还有多远。人最终停靠的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会停在哪里？……不止一次，我突然就有了这样的空无。日本人进入交河的那年，父亲和大哥被抓走为日本人修炮楼的那年，也曾有过一场连绵的雨，我记得的场景是：屋里四处摆放的盆盆罐罐发出的声响，以及冒雨站在屋顶上二哥的身影。当我离开交河一个人一路向西南走去的时候，也曾遭遇过连绵的雨。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条孤单的船，在夜里，没有一处灯盏。那年我十二岁。十二岁的脚趾一路把我带到了这里，它变得苍老、疲惫、倦怠，有了许多的裂纹和死皮，在这个称为异乡的地方扎下了根。我想到过自己的死亡，它也许就像一棵树的死，它的根也会在死亡中一起死去，即使没有连根拔起。根的拔起有时是别人看不到的。
人老了，总爱发些没用的感慨，打住吧。
不止一次，我大哥说我们这家所谓的旅店在根本上是家渣子店，他就是这样说的，渣子店，他把“渣子”咬得很重。他认为，凡是住进我们店里的人都是最次的次品，是一些渣子。他的话也许是王家染房的女儿说的，我大哥总是喜欢向我们表述她的那些意见，只是他会把它变成自己的想说。
“看看来我们家住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你闻闻他们带进我们店里的气味。一出门，人家就知道你是渣子店的，因为你的身上沾上了他们的味。洗都洗不去。”我大哥说得虽有些夸张，但基本上是实情，我们如归旅店内的气味是不好闻。挑担人脚上散发的恶臭，卖鱼的人和他的鱼所带有的腐坏着的腥气，有的客人临走前还会在一个角落里撒一泡尿。种种难闻的气味混合着在旅店里盘旋，这很让我父亲头痛。他叫我们每日晚上给客人端去热热的洗脚水，采一些有很重的香气的花放在各个屋子里，即使在冬天也有意开一下窗子，如此等等，可是无济于事。那些客人，还是把各种各样的怪味带进来，然后让它们附在我们的身上。它们来了就很难散去。
那些住店的人，真的让人喜欢不起来。但在父亲面前，我们还得收起自己的不喜欢，甚至厌恶，努力地端出一副惨淡的笑脸。在这点上父亲的确比我们做得更好，他甚至能掩饰起自己的内心，即使是委屈，即使是当面的咒骂，即使是在他对面冲着墙角小便。
父亲说，我们要关心的是谁能成为我们的客人。客人的需要。我们得对得起“如归旅店”这个名字。我们得想办法挣钱，我们得想办法过上好日子。没有什么事会比这事更重要。
可是，客人尽管少得可怜，但他们的需要却太多了。他们抱怨屋子太潮需要多加几床褥子，抱怨洗脚水太热、太凉。母亲说这都是我父亲把他们惯的，一般的大车店只有土炕只有稻草他们也不抱怨。喝醉了的那个人要一杯水，水拿来了，他却吐在了床上、被子上，现在，他更需要一块毛巾。卖虾酱的那个人鞋跑破了，他需要针和线，和一块黑色的布，不过对我们来说，需要有一个不透气的鼻子，这样，我们就能忍受从他的鞋子里散出的恶臭。需要剪刀、钉子。把窗户关上。给牛喂草。洋火和卷烟。绳子。把苍蝇赶走。把臭虫扫走。早上叫他赶路。来一碗菜汤。把我的鞋子放在外面晾一晾。把我的褂子给我收进来。
然后，他们对不点油灯不满意，对满屋子的气味不满意，对掉下的墙皮不满意，对撒尿要到厕所不满意。对蚊子太多不满意，对爬进屋里的壁虎不满意。对除了我父亲之外别人都不太热情不满意。对隔壁或身侧的鼾声太响不满意。对汤里菜叶太多不满意。对馒头的太小不满意。对热饭的火候不满意。对我们家的狗进进出出不满意。如此等等。
再然后，他们会跑到我父亲种的菜园里去拉屎，把屎拉在菜叶上，或者把菜地踩得一片狼藉。如果是西红杮和黄瓜熟的时候，他们就偷偷摘一两个吃，而如果是葱，则连偷偷也不用。“赶车的进店，赛过知县；粗声大嗓，满院乱颤；掌柜的迎接，不敢怠慢；吃饱喝足，饭钱少算”——他们把这些话顺口念给我们听，还质问我们，能这么接待知县么，饭钱少算了么？……他们会把痰吐在墙上、被上，会把那种劣质卷烟的烟灰洒在床上。我说过，他们有的人还会在房间里的一个角落里撒尿，偷偷地拿走或毁坏点什么东西，赶在我父亲发现之前逃之夭夭。有时，他们还会因为点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打架，那时被毁坏的东西更多了，而这样的情况一出现，我们却很少能获得应当的补偿。他们都不是有钱人。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个车把式的打。他们一先一后住进店里，在进店来的时候已经满身是泥，是土，脸上也有不少的划痕和瘀血。父亲问他们怎么了，当时路上很不太平，总有些土匪出没，他们的回答也完全一致，在车上睡着了，掉沟里了。对这种奇怪，平日细心的父亲竟然也没有特别在意，不过，他还是把这两个满身泥土的人分在了两间屋里。然而到了半夜，我们听到一阵乒乒乓乓的打斗声，有人前来送信，不好了，有人打起来了。父亲和大哥二哥跑过去，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原来，这两个车把式并不认识，他们在路经富庄驿的时候遇在一起。一个车把式的车在前，另一个在后，在后的那个车把式觉得自己的马更健壮，于是就想开车（方言，超车的意思）——前面的那个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哪肯让他超过落在后面。于是等他驾辕的头马和自己的头马并齐的时候，人家立刻狠狠地给头马一鞭子。挨打的马受惊，跑向了一侧，前面的马车自然还在前面。后面的车把式哪肯吃这个，他又追上来，在准备再次超过的时候头马又挨了一鞭——这个车把式一边大骂一边跳下了车，飞快地追上前面的马车，把甩鞭子的车把式拽了下来。两个人便滚在一起。这两个气盛的人，有着大火气的人，一路追赶一路扭打，一直打了五十多里打到我们交河镇。天也黑了，人也打不动了，于是两个人一前一后住进了我们如归旅店。他们吃了晚饭，在两间屋里却没有睡觉，而是养精，蓄锐，把打光了的力气再慢慢积攒起来。两个人都觉得自己身上都有了力气的时候，便你一言，我一言，把尖硬的、带有屎尿气味的话向对方丢去，然后就是……我们那次损失巨大，父亲自然不能放他们走，这两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拿出了他们所带的钱，把车上带的、喂牲口的木槽和两件破棉袄都压给了店里，父亲依然不饶。这两个打了一路架的年轻人相互使了个眼色，一个说，要再不行，他们就给我父亲一匹马，但等他把钱送回来的时候还要把马还给他。父亲在谈过饲养马匹的草料钱后，勉强答应了。就在我父亲按规矩准备给他写一纸条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跑了出去赶走了马车——父亲在后面追赶，那个答应给父亲马的年轻人把手伸进由毛巾缝成的布袋里，翻检一下，从里面翻出一个象棋子：“给你马！”两个人笑着，绝尘而去，那一刻，他们因开车而生的仇恨已经烟消云散。
大哥说他烦透了。他甚至期待如归旅店会突然倒塌，或者被一场大火烧毁。有一个客人住进来，他的心上就被堵住了一块，如果有两人，他的心就会有两个地方被堵住了。
当然，这话是我父亲不在场的时候说的。
母亲也不爱听这样的话，虽然她对那些住店的人也有太多的不满。她甩给我大哥一种阴沉的脸色：“没有了这家旅店，你们喝西北风去！吃屎去！一点也不理解大人的苦心，我们苦巴苦结的，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好，你看你父亲，他什么时候想到过自己！上辈子做了什么孽，生了你们这些人事不懂的王八羔子！”
记得有一次，大哥买玉米面回来，看到一个住店的客人蹲在我家院子里，看我大哥的眼神有些鬼祟。我大哥走过去，问他干什么，他的回答是没干什么，没干什么，然后抬头指着飞过的乌鸦，那是什么鸟啊？他的表现自然加重了大哥的怀疑。大哥放下背上的口袋，和他说着话，保持着习惯的笑意，突然发现前几天父亲种下的几棵枣树苗已经被拔起了，但并没有完全地拔起来，如果不细心去看还真发现不了。大哥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那个人喃喃地涨红了脸，也没有找出什么理由，最后他说，我、我给你再种上还不行么，保证它们没事，死不了。我没有伤到它们的根。
记得有一次，一个人喝醉了，住进了店里，他纠缠着我的母亲说些很不着边际的话，还总想动手动脚。可以想见我和大哥的气愤，按照我们的意思，把他打出去就算了，就是给我们十万贯我们也不能看着他这样对我们的母亲。可我父亲不许。他要我们好好地照顾他，让我们给他沏茶、倒水，帮他铺好被子。我和大哥怀揣着满是怒气的肺给那个在鼻孔下长着一个痦子的男人沏茶，大哥冲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领神会，两个人到了外面。我褪下裤子，冲着茶壶撒进了一小点儿尿，然后由哥哥倒入了开水，放进了花茶。这样做完，我们的肺才略略地好受了些，才不至于被鼓胀起来的怒气撑破。我们端到了那个人的面前。给他倒上。
那个酒醉的人竟然一口就尝出了其中的异味。我们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了，只往里面撒了一小点儿，而且有茶叶的遮盖，而且那个人又喝醉了——可他竟然一口就尝了出来。他当然不依不饶。我们躲在外面，看他冲我父亲发火，冲我母亲发火，在他们面前摔掉了水壶，就在我父亲弯下身去捡拾那些瓷器碎片的时候，那个得寸进尺的酒鬼竟然抬起了腿，在我父亲的腰上来了狠狠的一脚。大哥冲了进去，我也随在后面冲了进去，本来我们的愤怒已使那个醉鬼有了怯懦，可我的父母去用力地拉住了我们，我的父亲甚至当着醉鬼的面，狠狠给了大哥一记响亮的耳光。“都都都都都是你你你……”大哥冲着我父亲硬硬地笑了，他把一口浓痰吐在了父亲和那个醉鬼的脚下，然后扬长而去。那一夜大哥没有回家。我不知道他睡在了哪里，但我能猜到他的心情，能猜到他肺里鼓鼓的气。秋天的夜晚，草叶上、残壁上包括空气里都沾着小小的露水，它们已经很凉，有着潮气和淡淡的霉味儿。母亲叫二哥去找一下我的大哥，他有着十二分的不愿意，有着十二分的懈怠，但看着父亲的脸色，还是去了。不过，他很快就转了回来：“找不到。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我又不能这时候敲王家染房的门。他死不了。”父亲脱下他的鞋，朝着二哥的后背扔去：“一天天阴阴阴阳怪气，我我我怎么有有有你你这样的儿儿子！”二哥缩起他的身子，从背影上看像一条怪怪的小兽。躺在炕上，他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自说自话：“要不是你那么丢人、窝囊，能把大哥气走么？！装什么装。”
那一夜，我也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很多的事儿。那一夜，窗外蟋蟀的叫声和猫头鹰的叫声、狗的叫声此起彼伏，连起黏黏的一片，它们或远或近，被蒙在一层薄薄的黑布里。那一夜，我的枕头里生出了石头、刺猬的刺，生出了荆条的根和不断爬动的虫子，无论我向左，向右，向上，还是将枕头暂时地丢开，都无济于事，我无法很快地进入到睡眠中去。睡在我身侧的母亲也是这样。而父亲的位置一直空着，我偶尔能听见他的咳，他应当是在那棵槐树的下面，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后来我的眼皮越来越重，有一层棉花压住了我，随后我的脑袋里也塞进了棉花。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大哥，用一把水壶杀死了一个人，从我的角度看上去应当是那个客人的模样。大哥一下一下，水壶把那个人的头都砸裂了，他才直起身子，长出了口气。“好了。”他说。然后，他让开了一个位置，我看了看那个人的脸，就在我低下头去的时候那个人的脸变了，躺在地上的竟然是我的父亲。
这个梦还很漫长，有着相当的繁杂和混乱，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炕上只有我一个人了。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大哥也在，他们忙碌着，而那个客人已经不在了。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像什么也没有发生，醉酒的客人，水壶里的尿和茶，父亲的耳光……真的，一切都一如既往，只是，我再也没有找到原来的那个壶盖上有了一道裂纹的水壶。而我父亲的腰也痛了许多天。没有人告诉我大哥是怎么回来的，他一晚上都在哪里，而那个客人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们客店要了他多少钱。没有人告诉我。我只好把它闷在心里。有许多年，我都想找他们问一问，可始终没有找谁问过，可能他们都早已忘了。我不能忘，我忘不了它。在我们家，这样那样的事发生得太多了，但它们都是很平常的日常，没有传奇。至少，在日本人来之前几乎完全如此。
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家住进了一个磨刀的人，有些矮小的他却很爽快，没在住店的费用上和我父亲讨价还价，而且主动把我们家的菜刀、剪刀和镰刀都磨了一遍，没要一分钱，所以父亲的笑脸有了比以前更多的真诚，他指派着大哥二哥为这个客人做这做那，殷勤得有些过分。在这个好的开始之后出现了转折，第二天凌晨，我们一家人被一阵尖叫和吵闹惊醒，那个客人的床竟然被压塌了。他和他的梦都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没有任何的防备。父亲赶过去时他正脸色阴沉地磨着一把已经雪亮的刀。后来，我和大哥、二哥以及我母亲都赶了过去。那时已经有三个住店的人站在门口，他们叽叽喳喳，伸着幸灾乐祸的脸向里面张望。我们一起看着那个磨刀人。他用刀的寒光指着我父亲的脖子，而另一只手，则指着头上蜿蜒的血迹，一言不发。煤油灯的光在他们中间一闪一闪，他们俩的脸亮一下接着就会暗一下。父亲说了不少的好话，接下来该我母亲说了。
阳光出来之后，那个磨刀的人一边骂着一边捂着自己的头离开了如归旅店，从槐树的下面消失。他没有付给我们店钱。相反，在他离去时他的怀里还揣着我父亲给他的六角纸币和三角铜币。（为此他们可争吵了很久。当时已是民国。新生的民国，而东北听说让日本人占了，他们随时都可能进攻中原。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有怎样的变幻，所以更愿意使用半元的银币、袁大头和面额一角二角的铜币。纸币能不用就不用，能不收就不收——父亲怕它会突然地变成废纸，当然别人也怕。）上午，我母亲择好了菜，冲净了小米里的土和杂质，在找菜刀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的菜刀丢失了，她寻遍了所有角落。这时父亲才开始恍然，磨刀人手里的刀原来是我们家的，是如归旅店的。在一个晚上如归旅店损失了一张床，六角纸币、三角铜币和一把菜刀。我的父亲，挣钱不易而不得不爱财如命的父亲，他的牙痛又犯了。我们看着他在门口处缓缓地蹲了下去，一脸拉长的疼痛，伸出的右手用力捂住自己的腮。
那张床的垮塌其实是早晚的事儿，我觉得我知道它为什么垮塌，可我不敢和父亲他们说清楚。半个月前，我忘了自己是去找什么东西，在门口，我看到我的二哥依在床边上，正用手偷偷地拔起木板床上一根已经松动的钉子，将它丢在另一个墙角。我把这些看在了眼里。是的，我和大哥偷偷地痛恨着这家年年失修的旅店，痛恨住进店里的人，甚至，有时对在木质门框上探出头来的虫子、倒在木板床上的水和露出棉花来的被子都装作视而不见——而我的二哥远比我们更加恶劣。
那根钉子没了。我没有想过要找到它，而我父亲又找不到它。
当然，床的倒塌和钉子的缺少也许关系不大，反正在钉子丢掉之前那张床已显示出一些破败的迹象，人一上去它就开始吱吱呀呀地歌唱，如果在上面翻一个身，你的感觉会像在海上行船，况且，许多的白蚁、蛀虫在床腿和床板上早已进行着吃喝拉撒，并生儿育女。我的二哥，只是把它的垮塌给提前了，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