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成功的企业，其组织环境内部总会有相应的方针政策、法律条令加以支持。但凡有所成就的组织，其管理上肯定有法可依。规矩的制定从某一方面说并不是对于员工行为的约束，而是为了员工更好地有所作为。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的制定是组织成员行为能够全体一致的前提和基础。实际上，任何组织都是这样。要想使得组织成员能够具有统一的行为，组织者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建章立制”、确定游戏规则的工作。所以，一个明智清醒的管理者，会把许多精力放在规章制度的制定上。换一个角度说，使命和目标是为了说明要干什么、要干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而建章立制则是为了说明这个组织和组织的成员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的问题。
一个企业，只有建章立制，将管理上升到有法可依的层次上来，才能真正做到统一每一个人工作方向的地步。没有规矩，即使再强大的公司也不可能长久屹立于市场巅峰，因为企业员工并不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对、哪里做得错，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有没有触犯到公司的利益甚至法律。因为没有规矩，员工即使做了一些不得体的事情给公司造成损失，也不会造成自身利益的损失，领导也没有严惩员工的依据；因为没有规章制度，员工与领导之间似乎有了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和利益纠纷，究竟谁是谁非，必须倚仗明确的规章制度才能得到澄清。由此可见，规章制度的建立在企业中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企业保驾护航的书面保证。
企业中每一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为了永葆组织的青春而制定的，它们是规章制度精华的提炼，也是企业中人人耳熟能详的原则标准。这些方针政策集中体现了企业前进的原则标准，是每一个员工都必须遵守的原则，它虽然不像法律条文那样写出条条框框，却简明扼要地表达了企业的宗旨和目标，对每一位员工都会产生一种威慑力。因此，管理者应该重视建章立制，并努力从中提炼出企业的方针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在企业中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时刻告诫大家要怎样做才是最好的；只有这样，才能将很多难以记忆的规章制度简化成一些凝练的语言在员工中广为流传，从而形成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营造出一种独有的企业氛围。另外，方针政策的制定也不仅仅是企业管理的需要，同样也是广大员工自己的需要，大家在共同工作和学习中需要一种精神的标准加以约束自己，为自己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和荣辱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用这样一句精辟凝练的话道出了方针政策对于组织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员工，无论是企业本身还是社会成员，方针政策的制定都会将我们引入一个全面进步的时代。
反腐倡廉——永葆组织不退色
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力量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
腐败是一剂毒药，历代王朝灭亡的导火线几乎都是因为腐败，官逼民反。国民党败给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一支腐败的部队，无论他的装备有多么完美都是没有用的。
腐败的机体上是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来的，当四大家族都在大肆敛财、中饱私囊的时候，又如何能期待下属们清正廉明、为民做事呢？对此，毛泽东一直都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警告全党，不要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打垮，不允许贪污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和军队。腐败会带来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广大干部要接受群众的监督，不允许任何人违抗中央指示，更不允许任何人阻挠群众的检举揭发行动。
为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当贪污腐败刚露出苗头的时候，毛泽东就立即果断地开展了“三反”运动。在关系到整个国家安危的反腐问题上，毛泽东从来没有手软过，凡是大案、要案，他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甚至连刘青山、张子善这些曾为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也毫不留情。在枪毙二人之前，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曾请求薄一波向毛泽东转达希望给二人改过自新的机会的请求。但是刘、张二人盗窃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等行为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他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这次公审枪决不仅震动了全国，也教育了全党。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通过建章立制以法反腐，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系列反腐法规，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也使共和国连续保持了几十年的廉洁，没有出现大的、较广泛的腐败，出现了近代以来难得的清明政治。
腐败就像蛀虫，再大、再华丽的船只都经不起它的常年啃噬。在治国方略上需要反腐，在企业管理中也需要反腐，特别是那些正在兴旺发展中的企业。
一个大公司，绝对不出现贪污受贿等问题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加强管理，完善制度，培养出一种好的风气，这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一个领导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称职，就不能被原谅。万科公司的总裁王石认为：“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只有做到开放和透明，企业才能永葆健康与活力，才能做到基业常青。”1995年，上海万科工程部集体受贿是令万科人深刻警醒反思的事件，之后，为了防止内部人员营私舞弊，万科公司在网上设立了一个投诉论坛，客户可以在上面匿名发帖，公司有关方面必须正面做出答复。在此过程中，旁观者可以自由参与讨论。这样就将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全部暴露在公众面前。
开放这样一个论坛，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说到产品、服务的品质，没有人比客户更清楚，也没有人比客户更有足够的动力来指出其中的缺陷。万科的投诉论坛虽然也带来了一些维护成本和其他企业不需要面对的压力，但它在降低企业内部监督成本和规避重大风险上面，却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合资、独资企业，都免不了出现个别人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现象。许多企业家在为如何杜绝此类现象而犯愁。其实，贪污腐败在企业内部蔓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落实没有到位，如果能够建立从下到上的监督机制，实行全员的民主管理，那这个难题会迎刃而解。
有一位退伍军人谈到他在军队中的经历，说：“我当兵时，基层连队的财务管理比较简单，主要是管好连队的伙食费。当年，连队干部的家属大都来自农村，到部队探亲时，按规定应自己起火做饭。少数觉悟不高的干部有时想占公家一点便宜，偷偷地让司务长从伙房给自己弄点肉和油。事情虽不大，可如果被战士们发现了，那也是不依不饶。轻者，在军人大会上提意见，由军人大会做出决定，责令干部退赔；重者，直接向领导机关反映，要求上级领导派人调查处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把没有必要保密的东西从暗箱里拿到阳光之下，给广大员工民主监督的自由是避免公司内部腐败的重要手段之一。曾担任利德华福公司总裁的李玉琢提出：“对企业关心的员工们，心里都有一杆公平秤，谁优谁劣，他们看得最清楚。让群众来评判干部，即使个别人有偏差，但不会所有的人都昧了良心。干部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做事努力与否、公道与否、水平如何都难逃员工们的眼睛，这要比领导凭印象和好恶来评定干部显得更全面、更民主、更公正、更准确。”
黑暗的地方容易产生鬼魅，建立“阳光照亮的体制”才能让很多暗箱操作无处可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专制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对公司进行民主治理不仅省心，并且也在最大程度上给腐败装上了电子眼。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爱心是企业文化的根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们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毛泽东
1971年3月19日至5月6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出征前，周恩来代表毛泽东特意向中国体育健儿传达了中共中央的精神，要他们时刻谨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在异国他乡赛出风格、赛出成绩！这是中共中央首次将体育升华到更广泛的人文范畴，并在体育精神上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功能。从此，“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一枚精神勋章，在世界各地的赛场上演绎了一幕幕催人泪下的爱心大赛。时至今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已不单单是中国体育界的专利了，它更象征着一种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奥林匹克精神。
奥运精神不仅仅是“更快、更高、更强”的抽象概括，更是由一幕幕感人至深的画面拼凑出来的具体事例。奥运是一场竞技，更是爱心淋漓尽致的诠释。其实，不仅仅是奥运，社会中的各个层面都需要爱心，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社会更温暖。企业管理也是一样，要充分认识到：爱心是企业文化的根。每一个成功的企业都需要用浓浓的爱去浇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是每一个中国企业应该继承的光辉文化。
40年来，美的集团在其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时刻不忘回馈社会、关爱民众，并在关键时刻体现出了一个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8年6月，美的集团共捐助了1.2亿元用于灾区建设、抗击自然灾害和扶贫工程等。救助范围涵盖抗洪救灾、抗击“非典”、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医疗服务、社会福利和体育公益事业等方方面面。
1998年，为国家赈助洪水灾害捐款160万元。
2000年，为筹建顺德大学捐款2000万元。
2001年以来，向安徽芜湖市捐款60万元，建立美的芜湖希望小学。
2002年，为顺德福利基金捐款150万元。
2003年，为抗击“非典”捐款超过1150万元。
2004年，响应省“民心工程”，为贫困农户捐款500万元。
2005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民重建家园捐款160万元；广东省遭遇特大洪涝灾害，为支持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捐款150万元；900万元独家赞助亚洲艺术节开幕式；向顺德区慈善会捐赠550万元慈善基金。
2006年，捐款580万元支持佛山顺德北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