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思恭不仅得到了朱丹溪学术的真传，而且在继承中对丹溪未竟之论予以补充、发挥。丹溪说：“气有余便是火。”戴思恭则补充说：“气属阳，动作火。”并进一步解释说：“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丹溪说：“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戴思恭则根据临床，对此加以引申，指出“传化失常”是导致郁证的关键。
戴思恭对丹溪的心法领悟最深，但也善于灵活运用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之长，而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垂暮之年的戴思恭，对恩师朱丹溪仍然怀着深深的敬重。戴思恭病逝之前，他还抱病祭奠了先师朱丹溪的陵墓。
宋代医官史崧为《灵枢经》作序时指出：“不读医书，又非世业，杀人犹毒于梃刃。”由此可见读古人之书的重要性。
清代宁松生《医林选青》：“不读书穷理，则所见不广，认证不真，不临证看病，则阅历不到，运用不熟。”实在是至理名言。
读书，特别是读古书是有讲究的，要用心体会，要用脑思考，要理论联系实际。清代俞根初《通俗伤寒论》中说：“读书无眼，病人无命。”
有些庸医也读书，但他们读书全在于猎奇，只用眼不用心，或一目十行，或囫囵吞枣，或不求甚解，如此这般读书，危害极大。清代高世拭《医学真传》就说过：“不明五运六气，读尽方书无济；不知十二经络，开口动手便错。”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春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他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名言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
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三次到武昌考举人，都落第了。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
相传，当时李时珍的家乡有一庸医，此人不学无术，却爱假充斯文，开口《伤寒论》，闭口《药性赋》。此人还有藏书之癖，但很少去读所藏之书。
李时珍祖上世代为医，家境仅温饱而已。再加上常常为贫穷患者义诊施舍，因之无钱买书，李时珍为了精湛医道，博览众书，多次向这位庸医借书读，可是均被他拒绝。
有一年夏季，梅雨季节刚过，庸医便命家人将书房内的藏书搬到院子里晾晒。正巧李时珍出诊归来路过这里，见满院子晒的都是书，便一时兴起，走进院子，解开衣襟，躺在晒书的架子旁，袒胸露腹，也晒起“书”来。
庸医一见，莫名其妙，惊问道：“李先生，您这是做什么呀？”
李时珍笑道：“我也在晒书啊！”
庸医不解地问道：“先生的书在哪里呀？”
李时珍拍拍自己的肚皮说：“我的书装在这里面。”
庸医听后，知道李时珍是在挖苦他，惭愧得满面通红，无言以对。
李时珍早年曾被楚王朱英炝聘入王府，在管理祭祀外兼管医疗。楚王的儿子某次患病濒危，亏得有李时珍在，才转危为安。后来，经楚王举荐入京任职太医院。其时，他已无心官场，鄙薄利禄，任职年余便辞去宫职归返故里。
在太医院的日子里，他利用太医院中所藏大量医药图籍，日夕披览。这一年多的难得机会，尤其使他在我国传统本草学的理论知识上，大大开拓了眼界。
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特别是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因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混杂，往往弄不清药物的形状生长的情况。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
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像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
又如狗脊，有的说它象萆薢，有的说它像拔葜，有的又说它像贯众，说法很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搁下笔来。
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求。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他们都热情地帮助李时珍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
鲮鲤，即今天所说的穿山甲。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张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
为了验证陶弘景的说法是否正确，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舔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纠正了陶弘景的错误。
自古以来，蕲州就是白花蛇集聚之地。由于白花蛇是名贵中药材，所以，历代官吏都以向皇宫进贡为借口，挨户摊派，逼着群众上山去捉白花蛇。
因此，很多人便从蛇贩子那里买来交差。细心的李时珍发现，蛇贩子的白花蛇与蕲州当地所捕捉的白花蛇有些差异，便留心察辨。
有一天，他和蕲州捕蛇者一起，去盛产白花蛇的龙峰山，躲在洞旁，等待蛇的出现。经过数天的观察，终于发现蕲州白花蛇最喜欢吃的是又臭又辣的石楠藤。
尔后，他下山调查蛇贩子，方知他们的白花蛇是从江西兴国州所辖的一座山里逮的。那地方没有石楠藤，蛇以食小昆虫和鼠类为主，而且没有毒。
李时珍向蛇贩子和蕲州的捕蛇者各买了一条蛇，比较后发现：两蛇都是“黑质而白章”，但蕲州蛇肋下有24个斜方格，且比兴国蛇稍短小；蕲州蛇死不闭眼，兴国蛇死即瞑目。
在临床使用时，发现兴国蛇虽有除风湿和止筋骨痛的效果，但远不及蕲州蛇效果好，这是因为蕲州蛇本身所含毒性，才有特殊治疗作用。而且，像兴国蛇贩的白花蛇，全国各地都有，产量较大，而蕲州蛇仅产蕲州，外地很少见到。
于是，他把这些鉴别要点都记录了下来。从此，便有“白花蛇”和“蕲蛇”两种药名，既方便了后世医生的临床应用，也避免了大量误用蕲州“白花蛇”而发生中毒现象。
有一次，李时珍来到太和山下，当他听说山上一座道观内有“仙果”，就想弄清它究竟是何物及其药用功效。当他向道长说明来意后，却被道长拒绝了。无奈，李时珍只得在深夜潜入观内，偷摘了几枚“仙果”和几片树叶，然后翻墙出院，连夜赶下山去。
回到客栈，李时珍仔细对其进行研究，并亲口尝了“仙果”，终于解开了太和山“仙果”之谜。原来它只不过是一种榆树果子的变种，名叫榔梅，其药用功效与梅子差不多。
李时珍后来在《本草纲目》第二十九卷五果类写道：“榔梅出均州太和山，杏形桃核，气味甘酸平，无毒，主治生津止渴，清神下气，消酒。”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终于历三十个春秋，写成了《本草纲目》这部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播传世界的巨著。
中药炮制是根据中医临床用药理论和药物配制的需要，将药材进一步加工的传统工艺。炮制是药物在应用前或制成各种剂型以前必要的加工过程，包括对原药材进行一般修治整理和部分药材的特殊处理，后者也称为“炮炙”。
由于中药材大都是生药，其中不少药材必须经过特定的炮制处理，才能更符合治疗需要，充分发挥药效。中药具体的炮制方法很多，可分为炒（清炒与加辅料炒）、炙（酒炙、醋炙、盐炙、姜汁炙、蜜炙、油炙）、煅（明煅、煅淬、暗煅）、蒸、煮、复制法、发酵法、发芽法、制霜法和其他制法等。
炮制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药效，而少数毒性药和烈性药的合理炮制，更是确保用药安全的重要措施。炮制的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消除或降低药物的毒性、烈性或副作用。如川乌、草乌生用内服易于中毒，需炮制后用；巴豆泻下作用剧烈，宜去油取霜用；常山用酒炒，可减轻其催吐的副作用等。
二、改变药物的性能，使之更能适合病情需要。如地黄生用凉血，若制成熟地黄则性转微温而以补血见长；生姜煨熟能减缓其发散力，增强温中之效等。
三、便于制剂和贮藏。如矿物、贝壳等药物的粉碎处理，能使有效成分易于溶出，便于制成各种剂型；有些药物要烘焙、炒干，便于贮藏，使其不易霉变、腐烂等。
四、除去杂质和非药用部分，使药物纯净，以便用量准确，或利于服用。如洗去泥沙，拣去杂质；枇杷叶刷毛；远志去心；蝉蜕去头足等。
温补宗师张景岳
张景岳，名介宾，字会卿，明代中晚期浙江绍兴人。他自幼聪慧，十四岁就随父远游京师，与有学问的长者交往。后来，拜在金梦石的门下，研习医学，颇得老师的真传。
因功名之心未泯，张景岳年齿稍长时，曾入伍从军，先后戍河北、山东，并尝出榆关，临碣石，渡鸭绿江。功名未就的他，回到家乡才矢誓献身医学，以为事业。历数十年，潜心钻研经籍，行医治病，成为中华医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名家之一。
他曾兀兀穷年，研读医学经典《黄帝内经》，费三十寒暑，著成《类经》三十二卷。晚年，将其医理心得结合临证经验，撰辑成《景岳全书》，计六十四卷。
在医学理论上，张景岳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以明阴阳、辨六变为分析生理病理变化的纲要；又有感于医家拘受金元四大家以来的成法，不满于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提出自己的“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理论。
他认为：“阳惟畏其衰，阴惟畏其盛。非阴能自盛也，阳衰则阴盛矣。”因而，在临床实践中，十分重视补“阳元”而益“真阴”，被人尊为温补派的一代宗师。
虽被尊为温补派的一代宗师，但张景岳对该补该攻，并不一律，而是辨证施之。一次，有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大便半月不通，许多医家都认为是燥结为火所致，该用清凉之剂。
张景岳对这位老太太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和询问，发觉她足冷至股，加以年事已高和当时的脉象，若再用清火方法治疗，必会败了老太太的元气。经过仔细的辨证后，张景岳决定施以温补之法。数剂之后大便即通，腹胀退去，众人莫不叹服。
另有一位壮年男子，素好饮酒，正值夏季，醉酒后露天而卧，酒醒后二便皆闭。张景岳先以大承气汤用大黄五、七钱，结果如石投水，闭结愈甚；后他仍以大承气汤加生大黄二两，芒硝三钱，并加牙皂二钱煎服。黄昏时分进药，四鼓时分，大便始通而小便也渐畅利。
同是便秘患者，前者用温补，后者用凉攻，都获得了理想的效果。其中的关键即在辨证：前者阴结，温润乃得安；后者阳结，峻攻乃获愈。
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是中医学区别现代医学及其他传统科学的一大特色。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论治，又称施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的效果可以检验辨证论治的正确与否。辨证论治的过程，就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是指导中医临床工作的基本原则。
敏而好学的叶天士
清康熙年间，江苏吴县出了一位名医叶天士。叶天士名桂，号香岩，祖籍安徽歙县。叶家世代业医，祖父叶时甚通医理；父亲叶朝采，益精其术。
叶天士自幼耳濡目染，也有志于此道，少时即受家学。不幸的是，在他十四岁那年，父亲便去世了。此时，他的医理已有基础，并继续跟从父亲的门人朱某学医。
叶天士神悟绝人，闻言即解。学有所成后，他并不自得自满，但凡听说某人善治某病，总即刻前往，执弟子之礼虚心求教。到十八九岁时，他已先后拜过十七位老师，广学医术。
相传，山东有位姓刘的名医，擅长针术，叶天士很想去学，只苦于无人介绍。有一天，恰巧有位姓赵的，是那位名医的外甥，因为舅舅未能治好他的病，特来找叶天士医治。
叶天士专心为他诊治，给他服了几帖药就好了，姓赵的很是感激。于是，叶天士趁机请他介绍自己去拜姓刘的那位名医做老师。姓赵的爽快地答应了叶天士的要求。于是，叶天士改名换姓去当了学生。他在姓刘的名医那里，每逢临症处方，都虚心谨慎地学习。
苏州还有“叶天士也要背三年药箱”的故事。据说，有位上京应考的举人路过苏州，特去叶天士那里求医，举人说：“我无其他不适，只是每天都感口渴，时日已久。”
叶天士听后，便劝那位举人不要赴考，说他得了消渴病，内热太重，不出百日，必不可救。举人虽然心里疑惧，但是应试心切，仍然启程北上。
举人走到镇江，听说有个老僧能治病，就赶去求治。老僧的诊断和叶天士的诊断一模一样。不过，老僧对这位举人说：“既有其病，必有治方。此时梨以上市，从今天起，你每天即以梨为生，口渴吃梨，饿了也吃梨，坚持吃一百天，自然会好。”
举人按嘱咐每天吃梨，果然一路平安无事。当他衣锦还乡之时，在苏州又遇见叶天士，便把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叶天士。于是，叶天士打扮成穷人模样，到庙里拜和尚为师。
由于聪颖过人，好学不倦，令他终淹众家所长，医名著于朝野。他治病绝无成法，却总能出奇制胜。有一年夏季，南京大官僚吕维其的独生子患怪病，他身上的皮肤碰不得，否则会痛得哇哇直叫，诸医诊治不效，后特邀叶天士前来诊治。
叶天士仔细诊视病人后，问道：“这病起于何时？”
仆人回答说：“4天前，少爷在后园的荷花池旁乘凉，一觉醒来，周身难受，便得了这个怪病。”于是，叶天士让仆人引路，到后花园去察看。
后花园的荷花池旁有几棵大柳树，郁郁葱葱。叶天士仔细查看后，回到了书房，开了一张药方：糯米饭团两个。吕维其不明所以，但只得照办糯米饭团准备好后，叶天士拿起两个不冷不热的饭团，走进吕维其儿子的卧室，用饭团在吕维其儿子的臂膀、胸前、大腿等处轻轻揩抹了一遍。吕维其儿子非但没痛得大喊大叫，反倒觉得非常舒服，刚揩完精神就为之一振，那像患病之人。
当天，吕维其为了答谢叶天士，设大宴，并邀请各名流作陪。数天之后，叶天士回到苏州，他在南京治病的奇闻也早传开了，众人想打听个明白。
叶天士淡淡一笑，说：“吕维其儿子的病乃是树上的刺毛所至，他贪凉睡在树阴下，仅穿一条短裤，柳树上刺毛落了一身，眼睛是看不见，用糯米饭团粘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