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松江之鲈
乾隆十四年（1749年）七月初四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新来画画人徐璋回去罢！钦此。”
在紫禁城清冷的月光下，一名辫发花白的老者跪在地上叩谢天恩，随即快速收拾了简单的行囊，匆匆走出宫门。出门的一刹那，他深深呼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第二天清晨，他沿着大运河买舟南下，忽然闻到了故乡河流的味道。
此人便是徐璋，《胜朝松江邦彦图》的作者，在这幅图卷里，隐藏着故乡松江有明一代百余位乡贤的灵魂。
一 鲈鱼——从曹操到朱元璋
松江，本是一条河流的名字，当它在地面流淌的时候，从太湖出发，流经吴地的苏州、上海等地，汇入黄浦江奔流到海。而当其在古籍之中流淌，却常化身为一条鱼的模样。
它流经《后汉书》的时候，出现在曹操的一场宴会上。
那一天高朋满座，曹操志得意满，举起酒樽，对酒当歌，忽然他叹了一口气：“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东吴之松江鲈鱼耳。”这时，只听到座中一人哈哈大笑。众人视之，乃是庐江人左慈，字元放。左慈笑着说：“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曹操拊掌大笑，会者皆惊。曹操又说：“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慈乃更饵钩，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
唐章怀太子李贤在注释这一段文字的时候，面对这种“长三尺余，生鲜可爱”的松江鲈鱼，咽了一下口水，写道“松江在今苏州东南，首受太湖，《神仙传》云：松江出好鲈鱼，味异他处”。这个深宫早逝的青年，一生未能踏足江南，唇齿之间恐怕未曾尝过此鱼味道。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略微加了几笔，写活奸雄本色：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鱼”，慈曰：“大王何相欺也？天下鲈鱼只两鳃，惟有松江鲈鱼有四鳃，此可辨也。”众官视之，果是四鳃也。
这种鱼据说只产于松江之上，“四鳃，巨口细鳞，肉白如雪，烹之不腥”（《广博物志》）。
有人为之放弃名爵。西晋时，吴人张翰游宦洛阳，见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长叹一声：“人生贵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江边一碗鲈鱼汤，便足以让他抛下富贵荣华。（《晋书·张翰传》）
这条鱼，甚至可以让人放弃修行。清初周亮工《印人传》记载：“张大风，上元人，因自称上元老人。予既载其行谊入《读画录》矣，复录其一二逸事于此。大风学道、学佛三十年，不茹荤血。客有烹松江鲈鱼者，因大噱曰：此吾家季鹰所思，安得不啖，遂欣然一饱，从此肉食矣。”持戒三十年不吃肉的高士，忽然闻到松江鲈鱼的味道，竟然也忍不住破戒。
正因为这条鱼，松江二字得以名扬天下。
“松江”第一次成为一个地方的名字，却迟至元朝。
此地本是吴之故地，后并入楚，“秦属会稽郡，汉初因之，东汉及魏晋皆属吴郡，隋唐始置华亭县，属苏州。五代晋时属秀州，宋改秀州为嘉兴府，而华亭仍为属邑。元升县为华亭府，寻改为松江府，以府北有松江故名”（《大明一统志》）。
从此，松江府成为地名，沿用至清末。元代的松江府，境东西一百六十里，南北一百七十三里，下辖华亭、上海二县。“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松江出产的稻米，沿着河流，一路北上，运往大都。元朝的达官贵族，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早已走下马背，他们在温暖高大的宫殿里，和汉人一起饮酒、听音乐，味蕾也早已习惯了江南软绵绵的大米饭。
元末天下大乱，盐丁出身的草莽英雄张士诚占据了吴地，他进入松江府，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的春天。这座城市，从此打上了张士诚的烙印，过了很多年，这个烙印还没有消除。
史书记载，这一年的春天无比寒冷，很多地方的树都没有发芽。正月新年，大都宫殿里的元顺帝来不及享受新年的欢愉，便经历了一场宫廷叛乱，死里逃生。叛乱的首领是当朝宰相哈麻，幸亏顺帝发觉，将其廷杖而死。经过这场事变，顺帝愈加深居宫中，沉醉于烈酒之中，不愿理会纷至沓来的来自南方的奏折，那些奏折里带来的基本都是坏消息——“红巾贼”又攻陷了南方某座城市。
的确如此，正是在这个春天，一个名叫朱元璋的红巾军将领攻克了集庆路（南京），把这座六朝古都改名应天府，取“应天顺人”之意。攻占南京之后，他又一路向东，到达吴地，在那里，他将遇到张士诚，一个同样苦出身的汉子。
士诚原名九四，出生于苏北盐城的穷苦人家，十岁便开始“操舟运盐”，贩卖私盐，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这个仗义、宽厚的青年，这种性格在盐丁的伙伴里很受欢迎。如果天下一直太平，他恐怕将一直延续这种人生，直至累死，或者被对手消灭，或者被官府抓住杀头。可是天下竟然真的大乱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张九四带着他的十七个兄弟，也操起扁担，加入了红巾军的队伍，凭借在盐丁兄弟中的威信，再加上好运气，他竟然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割据江南，成为吴王——而这个称号也是属于朱元璋的。天下只能有一个吴王，所以两个人的相逢，只能是用剑说话。
当朱元璋的军队到达吴地的时候，张士诚的宽厚性格却成了他的致命弱点，他的部将沉浸于江南富贵之乡，缺乏斗志，常常临阵而逃，对于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兄弟，张士诚却不忍惩戒，导致军心涣散，终于兵败身死。他临死之前，对朱元璋说：“不过是太阳照在了恁的身上，没照在俺身上。”（史书原文是“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但恐怕是文人加工的）
当徐达率兵攻破松江府城之后，一个可怕的谣言开始在当地传播。据说要拆掉松江居民的房屋，征集九十万块砖石，用来扩建金陵城。当地人很愤怒，这种愤怒恐怕不仅仅因为砖石，而是夹杂着对那个“厚道人”的怀念。张士诚在吴地轻徭薄赋，以至百姓有个民谣“死不怨泰州张”。他的死得到了吴地百姓的普遍同情。在这种悲伤而紧张的氛围中，一个苍白无力的谣言却瞬间点燃了大家积聚的悲愤情绪。
在这个时刻，一个叫钱鹤皋的松江人站了出来。钱鹤皋，是吴越王钱镠的后裔，他的家族是“累世富饶，慷慨好善”，鹤皋“性豪侠，尊礼知名士，士多归之”。作为松江一个有威望的乡绅，他散尽家财，组织了一支队伍，士兵主要来自松江的市民和农民，也有几位读书人主动仗剑来投，他们向着徐达的威武之师进发。临出发前，他将自己的祖宅付之一炬，以示不归之志。结局可想而知，炮声响起，乡兵四散，钱鹤皋却率子弟坚持巷战，战死在故乡松江。
战报传到南京，朱元璋感到很震惊，在这个凤阳汉子的眼中，吴地的民风一向软弱，没想到却有这等人物。野史上也有一种说法，钱鹤皋并未战死，而是被俘金陵，斩首示众，临刑白血喷注，太祖异之，以为厉鬼，命人祭祀他，这种风俗一直到了清朝还保留了下来。（清董含《三冈识略》卷四）
松江平静了，钱鹤皋的幽灵却一直困扰着朱元璋，让其寝食难安，在他的心中，包括松江府在内的吴地深深烙下了张士诚的印记。
作为一个从如山尸骨之中爬出来的乱世枭雄，他很快冷静了下来，迅速开始行动。
明人文徵明在一幅画作的题跋中写道：“伪周（张士诚）据吴日，开贤馆以致天下豪杰，故海内文章技能之士悉卒于吴。”（《文待诏题跋》）
是啊，大明开国之初，吴地聚集的文人墨客、诗人、画家，这些人依旧过着平静的生活，吟诗作对，聚会品茗，继续徜徉于江南山水，在松江之畔逍遥，似乎并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影响。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在金陵，一双冷眼正在默默注视着他们。
朱元璋的两道诏书几乎是同时颁布天下，第一道诏书是命令地方官吏荐举本地贤达，“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第二道诏书是命令苏州吴地的富户、士绅、文士迁徙到他的老家凤阳去。
这时候，朱皇帝在吴地读书人面前摆出了两条路，一条是来南京的路，可以给你荣华富贵、鲜衣怒马、封妻荫子、追赐三代，满足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另一条是去凤阳的路，在那里有恪尽职守的官吏在等待你，你将失去所有财产和尊严，和父母妻子儿女一起换上粗布衣服，用弹琴、画画的手，开荒，筑墙，然后死在那里，世世代代也回不了江南。
如果是你，会怎么选择？
朱皇帝坐在宫殿里，看着窗外的六朝烟水，悠闲地泡上一壶茶，等待那些如雪片而至的奏章——奏章里将会附有那些寒酸秀才的叩谢天恩。他已经想好，这些读书人来了，他要效仿汉高祖，先给他们个冷板凳，折一下这些书呆子的傲气，然后再赏赐他们，让他们如履薄冰、感恩戴德。（朱元璋喜欢汉高祖，据说他到历代帝王庙祭祀，总是多给刘邦一杯酒，原因是觉得刘邦最像他。）
然而地方官报上来的奏折出乎意料——大多数吴地士子毅然选择了第二条路。
这彻底激怒了朱皇帝，他感到自起兵以来，自尊心第一次受到伤害，他甚至感觉连一些濠州出来的老弟兄，都在偷偷嘲笑他。
好吧，是你们先伤害了我。
他立即下了一道更严厉的诏书，要求地方官吏务必限时举荐，如果被举荐者不从命，那就绑到南京。在这道诏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獠牙已露，杀气腾腾。
这等于否定了中国几千年的隐士传统，孔夫子赞赏“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屡次想要“乘桴浮于海”，历代士大夫们也或多或少怀有这种隐逸情结，特别是在乱离之世，更是如此。读书人可以选择出仕，也可以选择隐居，这种自由总体上是被历代朝廷所默许的。然而，在朱皇帝面前，孔夫子的话不再是金科玉律。
而他从来就不是只说话的人。这道诏书的确是带着新鲜的血迹的。这第一滴血，便是来自吴地。
在明太祖自编《大诰》里，记载了两个苏州秀才的故事，二人名叫姚叔闰、王谔，他们被推荐到朝廷，吏部下文命苏州知府将二人“取赴京师”，然而，这两个倔强的秀才却没有从命，于是朱元璋下令杀掉二人，籍没其家。
杀头、抄家——这就是读书人不接受举荐的代价。
于是很多人不得不收拾行囊，像鲈鱼一样，沿着江水逆流而上，来到南京。
二 风雪南京路
《松江邦彦图》之中，绘有三位洪武年间的人物，竟然都踏上了来南京的路途。
第一位是全思诚，洪武十六年（1383年），这位老先生被征召的时候，已近百岁高龄，基本上快见证了从忽必烈到朱元璋的历史，但面对血色未褪的松江水，百岁老人还是不敢不来。朱元璋见了，看他的确是老得不成样子了，才在第二年放他一马，许他回到松江颐养天年。这算是格外开恩了，图像之中的他满头银发，身穿褐色朝服，双手端持笏板，一脸恭敬，眼神低垂，恐怕是其在朝堂上的真实写照。
第二位人物倪瓒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倪瓒不是松江人，却因寓松江最久，属于“寓贤”，因此亦列入图卷。图中所绘是老年的倪瓒，头发快掉光了，衣着朴素，笑眯眯地坐在榻上，一副邻家老翁的样子。
然而，他年轻时代却很帅，他的朋友张雨曾为其画过一幅写真，当时倪瓒正值壮岁，面目俊朗，衣着轻便，在画中身靠一幅山水屏风，手持画笔，神情慵懒而深沉，侍者或持拂尘或持铜壶，立于两侧，案上酒樽、香炉、砚山均古朴雅致。
当时还是元朝天下未乱之时，那些年，倪瓒居住在无锡故居，他在那座富丽堂皇的大宅出生，倪家是无锡有名的世家，虽然父亲早亡，但是倪瓒在长兄昭奎的抚养和保护下，一直过着平静而富足的日子，长兄是道教名家，被元朝任命为提点杭州路开元宫事，赐号元素神应崇道法师、玄中文洁真白真人。可能是受长兄的道教气息影响，倪瓒自幼清高孤傲，洁身自好，不问世事，不事生产，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懒瓒”的绰号。
然而，懒只是自嘲，其实他无比勤奋，王冕说他“牙签曜日书充屋，彩笔凌烟画满楼”（《送杨义甫访云林》），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于读书和绘画。家中藏书楼“清閟阁”高达三层，藏善本数千册，另有名家书画无数，倪瓒每日在小楼观习临摹，他最爱的是画家董源的《潇湘图》、李成的《茂林远岫图》、荆浩的《秋山图》，他望着这些他未曾踏足的山水，神游于万里之外，而这些画家，也成为他反复对话、切磋砥砺的良友。
他的人生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发生转折，这一年长兄病故，倪瓒顿时像一个失去庇护的孩子，无依无靠，家产也被族人纷纷侵夺。他在一首《述怀》透露了自己的心情，“钓耕奉生母，公私日欺凌，黾勉三十载，人事浩纵横”。但他也不愿在现实世界与人争执，只是愈加沉浸于自我营造的绘画世界之中。
其代表作《梧竹秀石图》便画于此时，图中疏桐一株，瘦竹数茎，湖石耸立，均用墨笔，笔法淋漓。前人评价曰：梧叶用阔笔、湿墨侧抹而出，莽苍超忽，而清阴如覆；湖石用浓墨皴出，其浑厚有北苑（南唐画家董源）之意。图上有倪瓒自题之诗：“高梧疏竹溪南宅，五月溪声人坐寒。想得此时窗户暖，果园扑栗紫团团。”
此画此诗，意境心境，萧索而不颓废，落寞于外，深情于内，深得哀而不伤之妙。倪瓒自己也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他写在画上的文字也是如此，“逸笔纵横意到成，烧香弄翰了余生。窗前竹树依苔石，寒雨萧条待晚晴”。其“胸中逸气”通过这淡漠苍劲的“逸笔”，一笔笔抒发开来，终于达到物与神游的境界，让他从红尘的世界解脱出来，遨游于苍穹之外。
他的彻底解脱是在天下大乱的那一年。
1353年（元至正十三年，徐寿辉“天完”治平三年），这一年朱元璋投奔明教，张士诚也揭竿而起，从中原到江南，都是一片战火。伟大的画家，虽然可以自我封闭于自由创造的艺术世界，但却也无法做到对人世间的悲剧熟视无睹。在写给朋友的诗中，他心痛地说“民生惴惴疮痍甚，旅泛依依道路长”。
面对四起的烽烟，倪瓒在散曲《折桂》里说：“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从中可以体味他对这些英雄人物的态度，这似乎已经为其命运埋下了伏笔。或许是有所预感，或许是另有他因，在这一年，52岁的倪瓒做出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决定。
他把自己的平生积蓄和收藏分给亲友和乡党，然后独自浪迹太湖，过上了“照夜风灯人独宿，打窗江雨鹤相依”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沿着太湖，一路东去，来到松江，从此寓居于此。
冯梦龙在《古今谈概》将倪瓒列入怪诞部，除了画画，其洁癖也很出名，到了明末依然是文人谈资。冯梦龙兴致勃勃地记载了倪瓒的几件洁癖，一是“文房拾物，两僮轮转拂尘，须臾弗停”。这点恐怕是确有其事，从张雨的倪瓒画像中，的确可以看到童仆持拂尘而立。二是“庭前有梧桐，树旦夕汲水揩洗，竟至槁死”。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倪瓒画里的梧桐树恐怕也不能幸免于水灾。三是“尝留友人宿斋中，虑有污损，夜三四起，潜听焉，微闻嗽声，大恶之，凌晨令童索啖痕不得，童惧笞，拾败叶上有积垢似啖痕，以塞责，倪掩鼻闭目，令持弃三里外”。这件就有点不可思议了，朋友在其家中借宿，倪瓒听见他咳嗽，怕留下痰迹，一大早就让仆人去找痰迹，仆人就找了一个落叶，说上面有痰迹，倪瓒掩鼻闭目，命其把叶子扔到三里之外。
在讲完这三个小段子之后，冯梦龙又意味深长地讲了一个故事：“张士诚弟士信闻倪善画，使人持绢，侑以重币，欲及其笔，倪怒曰：倪瓒不能为王门画师！即裂去其绢，士信深衔之，一日士信与诸文士游太湖，闻小舟中有异香，士信曰：此必一胜流，急傍舟近之，乃倪也。士信大怒，即欲手刃之，诸人力为营救，然犹鞭倪数十，倪竟不吐一语，后有人问之曰：君被窘辱而一语不发何也？倪曰：一说便俗。”
面对王侯将相的金帛，他不为所动，面对扑面而来的鞭子，他也不发一言，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人命不如狗的乱世，许多英雄豪杰做不到，但是区区一个画家却做到了。
明朝建立之后，作为“元四家”之一的画家倪瓒当然也在征召之列，他却写下“只傍清水不染尘”以明心志。
然而朱元璋不是张士信。好吧，你不是有洁癖么。于是命人把倪瓒按入粪坑，窒息而死。
这就是倪瓒的结局，如同一个简短的黑色幽默，朱皇帝想到这个主意的时候，一定笑出声来了。
第三个人是袁凯。《松江邦彦图》的画传上说：“袁先生凯，字景文。其先蜀人，占籍华亭，洪武三年，以布衣召拜御史，称疾罢归。”
中国史书的一个大优点是简练，大缺点也是简练。就拿“称疾罢归”这四个字来说，中间又有多少故事？
袁凯本是诗人，他在诗坛有个绰号叫“袁白燕”，那是他少年时代偶然来到大诗人杨维桢的一个饭局上，有位客人当场赋了一首《白燕》诗，众人皆称赞，袁凯却自言自语“诗虽佳，未尽体物之妙”，大家都很不满，一个小小少年班门弄斧，杨维桢却不以为忤，问袁是否会作诗，袁凯张口就来，也吟了一首《白燕》诗，当他说道“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仍未归”的时候，维桢大惊赏，起身谢之。从此诗歌江湖里便有个“袁白燕”这号人物。这个故事有点唐朝王勃《滕王阁序》的影子。
洪武三年（1370年），以布衣之身，召拜御史，袁凯的人生就此改变。不久之后，他生了一场大病。
那是一个秋天，各地送达死刑犯的名录，朱皇帝亲自阅览，大笔挥就之后，正要扔给有司处理。忽然心念一动，就下令送给太子朱标再看一遍。朱标是厚道人，从这个名单里减免了一些罪责较轻的人。朱元璋知道后，漫不经心地问身边大臣：“朕与太子孰是？”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说太子不对，将来得罪新皇帝，说皇帝不对，现在就得罪老皇帝，闹不好要杀头。很不幸，当时站在朱元璋身边的大臣就是诗人“袁白燕”。
史书记载了他的回答：“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平心而论，这算是个不错的答案了。如果换做唐太宗，估计会赞赏有加，可惜他面对的是明太祖。
朱元璋当时没说什么，事后越想越气，老袁这不是糊弄我嘛，于是每天早朝见了他，就指着他骂：“是持两端者！”这是一个很严厉的指责，对皇帝首鼠两端可是死罪。于是袁凯不得不称病。什么病？精神病。有一天上朝的时候，他突然倒地不起，胡言乱语。有人报告朱元璋，说袁凯疯了。朱笑了笑，说疯子不怕疼，于是就派人拿锥子扎袁凯的大腿，袁凯忍着不吭声，抬到家里之后，袁凯自己戴上锁链，胡乱唱歌，朱元璋这才半信半疑，免去袁凯死罪，赶他回了松江老家。但朱皇帝疑心重，过了几天就派锦衣卫去松江悄悄查看，竟然看到袁凯在猪圈吃猪粪，这才放心。原来是袁凯神机妙算，预先“使家人以炒面搅砂糖，从竹筒出之，状类猪粪”，然后“匍匐往取食之”。这个段子，在1996年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被巧妙借用了。
袁凯凭借常人弗及的机智勇敢，侥幸逃了一命，在故乡善终。画中之人神色悠然，这种悠然自得背后的表情，却是九死一生之后的胆战心惊。
但那个可以写诗的袁白燕，再也回不来了。
其他人便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吴地最好的画家之一陈汝言，在洪武初年被荐举为济南府经历，很快就以谋反罪名被杀掉，据说死前“临难从容染翰，画毕就刑”，临死也不忘画画，多么热爱艺术的人啊。而“吴中四杰”——那个年代最杰出的诗人们，被“一锅端”，死法却各不相同。高启被腰斩，杨基被罚服劳役累死，张羽被绑起来扔到长江里，徐贲则是被斩首示众。
更多的人被迁移和流放，导致吴地元气大伤。一个官员在1457年左右路过吴地，这时距离明初近百年，他记录道：“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明王锜《寓圃杂记》）
这些吴地读书人的后代，经常冒死逃出凤阳高墙或边塞城墙，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像乞丐一样逃回江南，或许是祖辈讲述的江南过于诱人，一如那松江鲈鱼的味道。
而无数的文人墨客，早已化身为鲈鱼，沿着江水游荡。“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三 将老身反累
松江之水悄悄洗去明初的几抹血色，渐渐平静下来，露出城市的繁华景象。
“松江一郡耳，岁赋京师至八十万，重以土产之饶，海错之异，木绵文绫，衣被天下，可谓富矣。”（弘治《上海县志》）松江府每年运到京师的稻米近百万石，比北直隶一省之地都多，棉布更是行销天下，常年有怀揣数十万两银票的商人出没松江采购棉布，这也刺激了松江商业的繁荣。比如“松江旧无暑袜店，万历以来，以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范濂《云间据目抄》），专卖夏天袜子的店铺即达百余家之多，可见一斑。
与之并驾齐驱的是松江文化之盛，有明一代，松江一府之地，出了近五百名进士，特别是钱福于弘治三年（1490年）状元及第，更是引领松江读书科考蔚然成风，因此产生了一大批科举衣冠之家。比如曾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先代并无显赫家世，却能通过科举，改变人生的命运。这些人物的身影在《松江邦彦图》里也是若隐若现。
科举，就是一团小小的火焰，这火焰，让人觉得温暖、光明，然而有时也会灼伤人的眼睛，让人迷茫、惶惑，抑或疯狂。
而立之年的松江人董其昌，也正在被这团小小的火焰折磨着，他的父亲董汉儒是一位穷苦的乡村教书先生，“屡试不售，而家益贫”，于是把所有希望寄托在董其昌身上，每夜为其诵读讲解经书。董其昌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十三岁通过童生试，成为庠生。然而，此后在万历七年（1579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两次赴南京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特别是第二次乡试，正值而立之年，当时他在松江已经颇有文名，“才名籍甚”，所到之处，众人皆瞩目之。当他跨入江南贡院的大门时，也是踌躇满志，志在必得。
结果，却依然是败绩而归。他的同乡好友陈继儒也同时落榜，索性在贡院门口脱掉自己的儒冠儒服，当场烧掉，以示断绝科考之路，跑到山里隐居起来。然而，董其昌不可以。寒夜里，灯火昏黄如豆，瘦弱饥寒的父亲，已是鬓染如霜，却还在为他喃喃读经。
三年之后的万历十六年（1588年），董其昌终于中举，随后又考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担任庶吉士，这个职位选拔的都是文章书法俱佳的新科进士，需要留在翰林院跟随老翰林学习，为期三年，期满称为“解馆”，参加考试，退可以成为翰林编修，进可以担任御史、给事中，有的还可以外放，担任县令，主政一方。
三年“解馆”，可以一展身手的时候终于到了。这时，他在翰林院的老师礼部左侍郎田一儁却突然病故。董其昌不顾亲友的反对，放弃了考试，请了长假，行走数千里，护送老师的棺木回福建老家安葬。
这个举动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许。不少同僚为其写诗纪念、置酒壮行，据说甚至惊动了使臣，那些信奉儒家教义的官员大为感动，将一部分进贡给皇帝的高丽笺赠送给他。（后来，董其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还用高丽笺画了《关山雪霁图》，不知是否是回忆起当年的迢迢风雪？）
一年之后，刚回到北京，他又被派遣到南方，到达长江中游的武昌，代表朝廷册封楚王。这是一个尊荣体面而又收益丰厚的差事。只是当时他还不能预知，几年之后这位名叫朱华奎的楚王被宗室控告，说他的血统有疑，并非真正的天潢贵胄，由此引发了晚明“楚宗案”，数十名朝廷大员牵扯其中，引发了持续数十年的党争，掀起了晚明大变的前奏。董其昌也没能看到楚王的结局，1643年，张献忠围攻武昌，明朝军民乏食，跪求楚王助饷，楚王命人搬出当年朱元璋赏赐给楚府的一把裹金交椅，说道：“此可佐军，其他的没有！”城破之后，张献忠的士兵从楚王府拉出了几百车珠宝，然后把楚王装进笼子投进长江。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那时年轻的董其昌正在旅途中饱览大好河山，“以使事过江南。一日，ト舆道上，陂陀回复，峰峦孤秀。下有平湖，碧澄万顷。湖之外，长江吞山，征帆点点，与鸟俱没”。楚地壮阔的江山，让其心胸开阔，神思逸兴，题笔画了一幅《江山秋思图》——那时，他的绘画天赋已经扬名京师，特别是山水画，用墨之手法精妙，泼墨惜墨，浓淡相宜，甚至宫廷画院的画师都会找其请教笔法。
董其昌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北京的翰林院，正式成为一名编修，没过多久，又一个巨大无比的大馅饼从天上降落，足以让所有人为之炫目。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皇长子朱常洛出阁读书。这在今天看来是件稀松平常之事，然在当时，却成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朱常洛虽然是皇长子，却由于生母是身份卑微的宫女出身，素不为万历所喜。郑贵妃之子朱常洵却得到了更多宠爱。万历多次在二人之间纠结反复，在立太子问题上摇摆不定。导致大臣们纷纷被卷入其中，引发了十余年的“国本”之争。万历甚至不允许他出阁读书，普通人家的孩子七八岁便上学，而这位皇长子到了十三岁却还是失学儿童，大字不识一个。此事终于惹恼了以气节自许的官员们，一位言官甚至骂万历是“坐视皇长子失学，有辱宗社”，被锦衣卫廷杖一百，几乎丧命。然而这一骂似乎也唤醒了万历作为一个父亲的良知，他终于允许大儿子去上学了，消息传来，天下欢欣，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万历还给他安排了一批好老师，“以礼部左侍郎刘元震、右侍郎孙继皋、祭酒陆可教、洗马李廷机、编修吴道南、检讨王图充经筵讲官，编修庄天合、董其昌、检讨区大相、周如砥、林尧俞充展书官”（《明神宗实录》）。
董其昌的名字赫然在列。这无疑是其仕途最光辉夺目的时刻，成为皇长子——未来的太子、下一代皇帝的老师。由帝师而为首辅，在大明并非没有先例，隆庆皇帝做太子时的老师高拱，后来不就位极人臣么？特别是皇长子的教师团队之中，董其昌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年轻，虚岁才是不惑之年。
史书上没有对董其昌的教师生涯做过多叙述，只是说，“因事启沃，皇长子每目属之”（《明史·董其昌传》），意思是董老师比较善于借一些事情来启发，因此皇长子常常会认真地盯着他看。这一点教学的天赋也许来自作为乡村教师的父亲的耳濡目染吧。
可惜没过多久，董其昌便被排挤走了，离开北京去外地做官，期间一度担任湖广提学副使，去监督检查湖广的学校，却因为秉公执法，不接受请托，受到当地豪门的嫉恨，教唆了数百名秀才童生在其衙门前鼓噪。董其昌心灰意冷，以养病的名义辞官回乡，回到了松江。
董其昌的自画像或许正是作于此时，虽正身而立、仪态端正，面色却略显憔悴、神情也有几分萧索，画上自题几行字，其中有“宋玉摇落”的字样。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故乡的江南风物很快让他从官场的失意之中超脱出来。
这一住，便是二十余年。
在这些年里，董其昌坐着船，骑着马，游遍江南，写生，访友，问道，像一只挣脱牢笼的鸟，不停飞翔。在山水之间，与古人相逢。有一年他路过苏州，受朋友之邀，去城西三十里外的天池山踏青。众人坐在山间松林里，焚香烹茗，饮酒赋诗，不亦乐乎。正谈笑间，董却突然不说话了，手持酒杯一动不动，目光呆滞。大家正要问，他却猛然站起，指着远处的莲花峰，大叫一声，边叫边跑。同席者惊问，先生莫非醉了？只见董先生仰天大笑：“今日得遇吾师耳！”众人更奇怪了，哪里来的什么老师，连忙拉董先生坐回来，灌下一大杯茶。董仍然喃喃自语：“黄公，黄公！”
原来，数年之前，董其昌看过元代画家黄公望《天池石壁图》，所绘正是苏州天池山。当时董其昌只觉笔意粗率，无甚新奇。此番亲身登临，目睹山色，石壁层叠，松林如涛，忽忆此画，方悟是神来之笔，须大手笔粗率潇洒，才可勾勒出此间山水味道。董其昌自己把这件事记在他的《画禅室随笔》里，总结道：“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物为师。”
从此，他的画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不再模仿古人的笔意，而是心与物游，独成一家。
清人钱泳有句言论颇为有见：“大约明之士大夫，不以直声廷杖，则以书画名家，此亦一时习气也。”（《履园丛话》）明朝的这些士大夫，要么在朝廷上诤谏直言，被施以廷杖，要么就研习书画，成名丹青。这看似矛盾的两面，却流露出士人仕与隐、庙堂与江湖的爱恨交错。
董其昌亦复如是。
醉心书画之余，他不惜重金收藏喜欢的古人字画。他是个贫寒的人，据他的朋友陈继儒记载，董的家中只有二十亩薄田，为了逃避重役，甚至要逃到外地躲避。其做京官时，也是穷翰林，虽然如此，却仍然醉心于书画收藏。有一天他写信告诉陈继儒，在北京见到一把团扇，上面题有米芾的“细楷极精”，非常喜欢，竟然把所有积蓄拿出来，倾囊购得，“为此橐装涩矣”（明陈继儒《太平清话》），几乎要靠借钱才能度日。
在松江闲居的二十年中，随着经济渐渐宽裕，他更是致力于收集古人字画，购买了元人马和之、马远、马麟、夏圭、刘松年、李唐、李嵩等人的字画，其中不乏精品。当然，其最经典的收藏是唐王维《雪江图》、五代董源《潇湘图卷》、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这些绝世珍品，每一件背后均有一段传奇，辗转于人间，实为可遇而不可求。
董其昌在松江老家，一边闭门书斋，面对这些珍贵的古人书画，与那些绝代丹青高手的灵魂对话，一边泛舟江湖，周游江南山水，拜会天下名士。
这样的平静生活，却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击碎了。当时董其昌已62岁。这是一件诡异离奇的事件，是非曲直至今仍然在学界争讼不已。
从当时留下的一些可靠性较强的文献记载来看，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董其昌的次子董祖常喜欢上一个名叫绿英的女子，她是松江诸生陆绍芳的使女，绿英也有意于他，于是董祖常便悄悄把绿英养在仆人陈明家中。有一天，绿英回家探亲，被家主陆绍芳捉住，陈明怕主人怪罪，于是就带着几个兄弟把绿英抢了回来。两家因此争讼，随后私下和解了此事。
按说此事可以到此为止，然后不久之后，松江街头便开始流传一部传奇《黑白传》，讽刺此事，第一章节便是“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因董其昌号“思白”，所以称祖常为“白公子”。再后来，传言这部传奇是秀才范昶所作，董家去责问范秀才，范秀才予以否认，并且跑到城隍庙发誓赌咒。
事情至此，也只能不了了之。
然而，最诡异的是，十几天之后，范秀才竟然死了。这下，范家人不干了，跑到董家闹事，两家发生冲突。很快又一则传言飞速传播，说范家的女眷被董家的仆人脱掉裤子，关进寺院示众。
于是，松江府学的秀才们被激怒了，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甚至称董其昌为“兽宦”，“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歌谣也开始传播。不知是何人召集，很快就有上千人聚集在董其昌的宅邸之外。
事情顿时一发不可收拾，僵持到夜里，突然有人爬上屋顶，放起火来。明人所著《民抄董宦事实》记载火起之后，“是夜西北风微微，火尚漫缓，约烧至茶厅，火稍烈而风比前加大，延及大厅，火趁风威，回环缭绕，无不炽焰。数百余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园亭台榭，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中矣”。当地的县令担心激起民变，也不敢派兵弹压、救火。
于是，董其昌毕生积聚也从此大半灰飞烟灭。甚至松江城里有董其昌题词的建筑也因此遭殃，白龙潭的一座书园楼的匾额“抱珠阁”三字是董所题，被人扔到河里，围观者欢呼“董其昌直沉水底矣”。一座名叫坐化庵的寺庙正殿上匾额“大雄宝殿”四字也是董所题写，僧人慌忙取下藏起来，却被人翻出来用刀打碎，欢呼“碎杀董其昌也”。
这本书还记载了两个恐怖的场景，一是董家仆人妻子的棺木“被多人舁至火中，破而焚其尸”，二是“有一带巾穿月白绸衣者年可五十许，手持扇遮日，扇乃董其昌写者，被一人扯破之，其人犹争嚷不已，立被四五十人痛打，扯破巾服而去”。如果说焚烧棺木还有泄愤的原因，那么一个路过的行人，仅仅因为拿了一把写有董其昌的书法的扇子，就被四五十人痛打，则是匪夷所思、细思恐极。
董其昌一生追求的书法艺术，此刻成了惹祸的灾星。
家被抄后，董其昌带着家人逃了出来，躲在小船上度过了一生最为痛苦的日子——身与名俱灭！
官府后来惩治了几个借机抢掠财物的江湖流氓，此事也就作罢。御史杨鹤上了一道奏折，为董其昌鸣不平，并且说：“一时汹汹不靖，通国若狂，放火故烧官民房屋者，律有明条，不知当事何以处此？”对当地官府的作为，明显不满意，杨鹤还警告说“今三吴世家大族，人人自危，恐东南之变，将在旦夕”。杨鹤的预言后来变成了现实。二十年之后，江南奴变爆发，数千人啸聚，杀人放火，江南士绅血流成河。
真正要给董其昌平反的，却是易代之后清朝的史官，他们在修《明史》的时候，透露出此事的根源还在于“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
就在这一年，董其昌躲在流亡的小舟上，路过太湖竟然还画了一幅画——《高逸图》，画的是湖山草木之景，模仿的是倪云林（倪瓒）的笔法。
或许，那一刻，他想到了倪云林弃家隐居太湖的往事？
不知道，他画画的时候，是否断灭了所有烦恼。
又过了很多年，他的学生皇长子朱常洛终于即位，他似乎是想起了那位循循善诱的董老师，问身边的大臣：“旧讲官董先生安在？”想召董进京。可惜，一个月之后，朱常洛就因为吃了红丸，死掉了。
这时的大明王朝也正式进入弥留之际。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杜甫梦见李白，醒来写下的这首诗，或许可以送给董其昌。
四 翩然一只云间鹤
万历十三年（1585年），当董其昌正在江南贡院参加乡试的时候，他的同乡好友陈继儒也在考场。陈字仲醇，后来号眉公，又号麋公，也是松江有名的秀才，文名卓著，连前内阁首辅徐阶也对其施以青目。而在这一年，陈董同时落榜，却从此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董其昌继续备考，陈继儒却在贡院门口脱掉自己的儒冠儒服，当场烧掉，还写下一篇《告衣巾呈》，其中说“某齿将三十，已厌尘氛。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拈封镜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故于广众大庭，预绝进取之路”，以示彻底断绝科考之路。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举动，以至“一郡之人皆惊”。随后“于九峰间披剔岩窟、发除榛莽，结草堂药室以居”，跑到山里隐居起来。九峰，即“松郡九峰”，指松江西北部的掠影山、凤凰山、薛山、佘山、辰山、天马山、机山、横云山、小昆山，风景秀美，自古为江南名胜。
陈继儒主要隐居在小昆山，在那里他还专门建了一座小草房，用来祭祀松江先贤、晋代名士陆机、陆云，二陆亦尝隐居于小昆山十年之久，后来去了洛阳，不幸死于“八王之乱”。松江亦称云间，即是源于陆云的自称“云间陆士龙”。陈在屋前种下很多鲜花，自言自语“我贫，以此娱二先生”。只是不知其特意为二陆建祠，是纪念二人隐居山间的岁月，抑或是拿二人的命运来自我警告？
在山中的岁月，他写了很多书，或谈今说古，或吟诗赋曲，从天文地理到经史子集，无所不涉，著作等身，其中最有名气的或许是一本小册子——《小窗幽记》。此书流传极广，民国时期，周作人在日本专门淘了一册江户幕府时代的刻本，林语堂还专门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这本小书，似乎可作陈继儒一生写照来读，比如“富贵功名，荣枯得丧，人间惊见白头；风花雪月，诗酒琴书，世外喜逢青眼”，“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阅读这些文字，需要泡一壶清茶，坐在冬日的阳光下，慢慢舒展了身心，细细回味。
这些美好的文字、隐士的风格，加上其淡泊和煦的性格，让很多人慕名前来拜访，朝野之间也对其赞不绝口，誉之为“一代风流之冠”。董其昌特意修建了一座来仲楼（陈字仲醇），数次邀请这位老友来住，黄道周等大臣多次向皇帝上奏折推荐他，东林书院顾宪成也盛情邀请他来讲学，陈继儒都婉言谢绝了。但对于来拜访他的人，不论是高官显宦，还是布衣书生、三教九流，他都以礼相待、促膝交谈，因此得到了普遍赞许。有一次他过生日的时候，远近数千人聚集到他居住的山林，官府都为之惊惧，调兵戒备。
然而，陈继儒并非只是一个两耳不闻世间事的隐士，他也在密切关注着他的时代。当时，明朝最大的敌人建州女真已经强大起来，虽然在远离前线的江南腹地，陈继儒依然密切关注，并且提出了很有眼光的四个字“奴是守局”，这比起朝堂上动辄要求保持进攻姿态的士大夫，无疑要高明清醒许多。对于朝廷的党争，他也忧心忡忡，写信给学生说“国家全副财力悉用于辽东，士大夫全副精神又悉用于门户”，虽然如此，他还是坚信“天下事尚可救也”（《答钱去非》）。
陈继儒的侠气在当时也为人称道，当晚明的灾难时代开始露出獠牙的时候，素称繁华的松江也遭遇了罕见的旱灾。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松江大饥，“吾松十室九空，嗷嗷枵腹，将有揭竿而起者”（《眉公府君年谱》），当此之际，松江第一个站出来的士大夫就是陈继儒，虽然他没有任何官职，却捐出家财，带领全家人丁，又雇了五十余人，日夜不停做一件事——煮粥，每天煮一百锅，赈济饥民。当地府县官员来视察，有人劝他提前置办好一桌宴席，陈继儒淡淡地说：“这是救荒的时候，岂可借此求媚？”当地官员到了之后，只盛给他们每人一碗粥，外加一小碟咸菜。他还广泛给朝中官员写信求助，请求他们代为上奏，减免松江的赋税，以期缓解灾情对民众的伤害。
万历末年，由于明朝太监在松江“设税官于江南津渡处，凡米盐果薪鸡豚之属无不有税”，于是“吴人罢市，行路皆哭”，织工葛成振臂一呼，带领穷兄弟，击杀太监的爪牙，被捕下狱。葛成死后，陈继儒不顾安危，自称“余以山人职稗史，不可无一言以志其事实”，为其写下《葛将军墓碑记》，称葛成为将军，并说：“将军真足千古矣！”此事遭到宦官们的嫉恨，陈继儒却义无反顾、一意孤行。
然而，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张岱晚年为自己撰写墓志铭，回忆起这位老先生：“六岁时，大父雨若翁携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陈继儒）跨一角鹿，为钱塘游客，对大父曰：‘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余应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起跃曰：‘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张岱《自为墓志铭》）
当四十五岁的陈继儒“遭遇”六岁的张岱，本来只是考察下这位小朋友的学习成绩，没想到却被嘲讽了一下，说他到钱塘县衙里“打秋风”，蹭饭吃。六岁童子如何知道呢？多半是听长辈聊起。此事似乎也透露出，陈继儒喜欢“打秋风”在当时恐怕是广为人知的。
清朝乾隆年间，蒋士铨编了一部《临川梦》的戏曲，专门设了“陈继儒”这个角色，批评更是毫不留情，出场便是一段唱词：“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绳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这也是陈继儒尴尬的生存困境，他毕竟不是真正的“隐士”，还是对现实抱有关切，这种关切让他不得不接触大量的官员，此外，为了生计，他不得不与这些官员酬唱，给他们写字画画，换取润笔。
然而，陈继儒留下的最大骂名却是另外一件事。还是在这部《临川梦》里，有这样一段情节：皮岛总兵毛文龙请陈继儒写篇寿文，陈索价白银万两，毛说：“一篇寿文，怎要得一万银子？况且你那一位山人，又不是举人进士，想来文字也甚平常。”因此得罪了陈继儒，陈发狠道：“罢了，待我想一个法儿，不论迟早，总斩他这颗首级下来，才知我做山人的辣手呢！”
毛文龙是辽东皮岛大帅，明末雄镇，在皮岛联合朝鲜，牵制后金，后被袁崇焕诛杀。与陈继儒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却被这样联系在一起。
考据此事的最早出处，或许出自清初松江人叶梦珠编纂的《阅世编》，其中记载了颇为戏剧性的一幕：
崇祯初，华亭钱机山龙锡以相被召，过辞陈眉公继儒。眉公曰：“拔一毛而利天下。”机山莫解所谓，及入都后，经略袁崇焕以诛岛帅毛文龙为请。钱悟曰：“此眉公教我者耶？”亟报可。未几，本朝兵大入，怀宗皇帝深以诛毛为憾，袁至磔而钱论戍，几至不测。盖当时士大夫谒征君者，必强令赠言，不得则不欢，眉公一再让，则缓颊不暇计当否矣。
钱龙锡，字稚文，松江华亭人，明末大臣，崇祯元年，皇帝选择内阁成员，一时难以决断，竟然采取了抽签的形式，而第一个被抽到的就是钱龙锡，因此被征召来京，出任次辅。根据这则记载，离开家乡松江之前，他去拜访了陈继儒，请求临别赠言，陈继儒神神秘秘地说了一句“拔一毛而利天下”，他不解其意。后来，袁崇焕私下向他请求诛杀毛文龙，钱龙锡忽然想起这句话，才恍然大悟，于是默许了此事。后来，毛文龙被诛杀，袁崇焕被凌迟，钱龙锡被戍死，结局都很惨，起因都是陈继儒随口说的一句“拔一毛而利天下”。作者还解释了下，陈的确是随口说的，因为前来请求赠言的人太多，顾不上细细琢磨，只能说点模棱两可的话。
《临川梦》或许便是受这本书影响，添枝加叶、渲染一番，随着这部戏曲在清代的广为流传，陈继儒的“假名士、阴谋家”的形象渐渐凸显。然而仔细辨别，可知此事纯属道听途说。
从陈继儒的著述中可以找到与毛文龙有关的一处记载，他在天启三年（1623年）一封写给前朝首辅朱国桢的信中，讨论了一下辽东形势，说：“今毛将军废李珲而立李珲，而朝鲜为之用，观其本末，自根生枝，定非浪战。”（《与朱平涵相公》）从中可以看出，陈对毛文龙并无恶感，甚至为其参与朝鲜国王废立之事辩护，怎么可能在五年之后突然建议诛杀他呢？何况此事在有明一代均无记载，直到清代才出现这样的传闻，若果有此事，明末的大文豪张岱等人怎么会放过如此好段子？
然而，在那个乱世，名誉和生命一样，都是愈加无常的。松江之上，九峰之间，这只白鹤翩然飞过，无关荣辱。
五 平生父子师友
在弘光元年（1645年）的春天，如果骑一匹快马从南京出发，到达北京会是顺治二年（1645年），一路向西疾行，会在永昌二年（1645年）到达陕西，越过剑门关，可以于张献忠大顺二年（1645年）的秋天到达四川，沿长江继续向东，在崇祯十八年（1645年）路过湖广的一些城市，如果走得够快，会在隆武元年（1645年）的冬天抵达福建。
其实，上述时间的纪年都是同一年——西历1645年，在中国是乙酉年。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年份，写有大明、大清、大顺、大西的各路军旗在城头变幻，莫衷一是。
如同一壶浓黑的墨汁倾洒在洁白的宣纸之上，黑色渐渐铺开，脆弱的纸张试图抗拒，然终于半壁尽成漆黑，且继续蔓延。
墨色如血。
1645年8月3日的松江府城，也是这张宣纸上的一个白点，周围已全是墨色。仅仅在数日之前，清朝吴淞总兵李成栋的士兵刚刚在邻邑嘉定结束了第三次屠城，未及抹去刀锋上的热血，便直奔松江而来。
“黑云压城城欲摧”，在这一天，墨色终于吞噬了松江。
负责守卫府城的是松江人李待问（《松江邦彦图》里也留下了他的肖像），他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在京做过中书舍人的小官，此时正在家乡赋闲，他擅写行书，深得二王神韵。大兵压境，他丢掉了笔，拿起一把剑，站上了城楼，守卫松江城的东大门。
清兵却是攻破了西门，然后如洪水般涌入。李待问闻讯，走下城楼，这时，麾下一名百户——史书上没有留下这个低级小军官的名字，突然拉住李的袖子说：“大人，您平时读烂四书五经，现在该怎么做呢？”李答：“一死报国，我只不过要回家和家人告别。”百户笑了一下：“如此，卑职断头以待。”随即拔刀自刎。李待问深受感动，归家诀别之后，被清兵捕获，他劝说清兵不要杀害百姓，自己毅然赴死。
他的朋友陈子龙，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为自己编写的年谱里，却没有记录下这一天发生的事情。陈字卧子，又号大樽，血雨腥风的时代，他已无法卧榻之侧举樽痛饮。
陈是当时松江府最有名的文人，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平民家庭，他的曾祖父陈钺是个颇有侠气的人物，喜欢击剑，倭寇进犯沿海，陈钺率乡人击杀数人，这一幕被朝廷一位使者看到，要推荐他做官，他没有接受，却献给使者一匹马，说是“以报知己也”。直到子龙的父亲陈所闻，才成为一名读书人。
陈子龙的幼年时代，便在父亲的教导下读书，读的并不是四书，而是一些诸子百家、将相游侠故事。后来，陈子龙饱含温情地回忆说：“先君至慈爱，每夜分，则引予称述古今贤豪将相，以至游侠奇怪之事，并教以《春秋三传》、《庄》、《列》、《管》、《韩》、《战国》短长之书，意气差广矣。”（陈子龙《自撰年谱》）
在他12岁那一年，他的父亲考中进士，那一年的进士出了不少名人，比如后来震动天下的袁崇焕、马士英。陈所闻却只是一名小人物，他在京城做刑部的郎官，宫中一位大太监派人请他喝酒，要请托某事，他坐下便痛饮，不久便醉，不让来人有机会言事，因此得罪了宦官，当年秋天便罢官回家。
也正是在这一年，一个名叫努尔哈赤的人在辽东击败了明朝，四路明军几乎全军覆没，五万精锐部队在萨尔浒被屠戮殆尽，战火从此熊熊燃烧。当这个消息传到江南的时候，很多大人们依旧把酒言欢，年幼的陈子龙却为之流泪。只是那时他还不可能想到，很多年后，他将用生命来阻挡这片火。
1626年，十九岁的陈子龙遇到了少年时代最惊心动魄的一件事，这件事也可以说是他少年时代的终结。当时，魏忠贤派人从苏州抓捕东林党人周顺昌，周素得民望，以至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喝问，激起民愤，几个平民振臂而前，当场打死缇骑数人，震惊天下。陈子龙骨子里的侠气，也被激发出来，他偷偷跑出家，约上几个伙伴，想在囚车北上的途中将人救出，没能实现。回到家乡后，扎上草垛子，写上魏忠贤的名字，拿弓箭射。
这一年还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他考中了秀才，也结识了同乡名士董其昌、陈继儒，得到了他们的赞赏，而他的父亲陈所闻却因忧愤成疾，撒手人寰。
从此，陈子龙走出书斋，融入他的时代、舞台和命运。
不久之后，他与夏允彝、徐孚远等几位朋友成立了几社，“几者，绝学有再兴之机”，希望能够继承绝学，致力家国。从此，在他的生命中，夏、徐二人也成为其最好的朋友和知己，将来还会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虽然文名传遍大江南北，其科举之路却依旧坎坷，受当时周延儒、温体仁的党争影响，迟至崇祯十年（1637年）才中进士。他的主考官是黄道周。（这是个倔强的福建读书人，后来在南明隆武朝廷担任大学士，隆武被军阀郑芝龙所困，无兵无饷，黄毅然率弟子数百北上，经略江西，被俘杀于南京。）
这时，子龙已是而立之年，北上途中，他的目光停留在满目疮痍的中原，正是在这一年，明朝最忠诚的属国朝鲜向清朝称臣纳贡，这在当时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整个京师陷入了深深的迷惘和忧伤，大家都不敢在朝堂上谈论此事，都装作不知道，怕引起皇帝的愤怒。
子龙被授予了广东惠州府推官一职，南下路过扬州的时候，听到继母去世的消息，他忽然染病，几乎不起，幸亏在扬州的朋友郑元勋延请名医，救治了他。郑字超宗，是扬州城有名的画家，尤擅山水，深得董其昌的称许。（七年之后的1644年，天下大乱，这位山水画家因为一则谣言，被杀害于扬州的山水之间。）
他请假回到了故乡，乡居期间，或许是预感到大明的命运，他召集了他的朋友徐孚远、宋征璧等人，要编一本书，汇编有明一代关于典章制度、国计民生的经典奏疏，花了一整年的时间编完，取名《皇明经世文编》，五百余卷，涵盖政治、军事、经济、赋役、农田、水利、民生、典制等诸多领域。在序言中，陈子龙说：“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夫保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是啊，“世务所急”，他焦急地凝视着自己所处的时代，忧心如焚。
（陈子龙死后，帮助他编写这部书的两位朋友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徐孚远选择了追随南明鲁王，漂泊沧海，宋征璧则投降清朝，官至潮州知府。）
编完这部书之后，陈子龙再次出山，担任浙江绍兴府司理，居官期间，颇不负平生所学，冒雪散仓赈灾，骑马入山平乱，最值得称道的是，1644年的正月，当时有一个叫许都的人统率万人啸聚浙东，攻占了三座县城，陈子龙单枪匹马进山劝降，许都听闻子龙之名，同意率部归顺，避免了一场战祸。
然而，终于到了1644年，陈子龙在浙东一隅之地的胜利，无法阻止明朝败亡的滔滔潮水。大清的八旗铁骑还在山海关下虎视眈眈，李自成的大顺兵却早已渡过黄河，围攻北京。
陈子龙听说这个消息，立即动员他的朋友们，散家财，募舰船，他设想了一个富有创意的方案，试图沿海岸线北上，到达天津卫，绕过兵荒马乱的中原，从海上为朝廷杀出一条血路。然而，京师的崩溃速度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北方的官员纷纷逃亡到留都南京，在这里，弘光帝建立了新的朝廷，南明的大幕拉开了。
从痛苦之中挣扎起来的陈子龙，也到达了南京，担任兵科给事中。他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经略荆襄布置两淮之策，建议出兵湖北，以期经略中原，另外注意淮河一线的防御，二是建议吸取教训，消弭党争。应该说，这两条建议是清醒的。在一片呼天抢地的悲声和不切实际的叫嚣之中，这个痛苦而清醒的声音，却石沉大海。而弘光小朝廷文武大僚粉墨登场，不思进取，江北四镇飞扬跋扈，天下沸腾。目睹于此，在一封《恢复有机疏》里，他感慨道：“自入国门，将在旬矣，惟遣北使，得一聆天语。不识密勿之臣，英谋宏议，日进几何？但见官署寂寥，人情泄沓，交鞍击毂，宛然泰阶之风，好爵高班，无异升平之日，从无有叹神州之陆沉，念中原之榛莽者。”终于，他留下一封弹劾马士英的奏疏——马是其父陈所闻的同年进士，本应称呼其为“年伯大人”，弃官归里，回到松江，奉养祖母。
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书信里，他解释说：“江左初立，弟备员言路，愧无献替，属以负土之役，请给东归。比来世事不用缕陈，而弟鱼獭之情既深，林壑之怀弥确，昨已具疏终养。自此长为抱甕之夫，不敢复言天下事矣。”（《与严子餐书》），政治上的不得志，国事的不忍言，迫使他离开压抑阴沉的南京，回到故乡的怀抱，他侍奉在祖母膝下，试图在小小的家园之中逃避这个巨大的乱世。
不久，清军兵临南京，弘光仓皇逃走，旋被俘获。清军随即下剃发令，激起江南民众的反抗，不少城市复为明守。松江府本已在1645年5月被攻克，这时也竖起大明的旗帜，直至8月3日再次被攻破。
当此之际，在陈子龙的老师黄道周拥戴下，唐王即位福州，改年号为隆武，与此同时，在陈子龙任职过的绍兴，鲁王则在张煌言、钱肃乐拥戴下，也称监国，年号监国鲁元年，两个小朝廷都派遣官员到松江，与陈子龙商议恢复之计。
陈子龙在一首诗里，暗示了这件事情，“危楼樽酒赋蒹葭，南望潇湘水一涯。云麓半函青海雾，岸枫遥映赤城霞。双飞日月驱神骏，半缺河山待女娲。学就屠龙空束手，剑锋腾踏绕霜花”（《九日登一览楼》）。其中的“双飞日月”便是指唐鲁二王，子龙对他们是有期待的，希望能够辅佐他们收拾这“半阕河山”。
然而，历史的大势终究不可逆转。两个小朝廷旋即被攻破，陈子龙的老师黄道周也被俘杀于南京，他被押赴刑场的途中路过东华门，四顾片刻，说，这里距离孝陵很近了，就死在此处吧。他与门下几名弟子同时就戮，神色自若。陈子龙写诗哀悼老师：“黑云愦颓南箕灭，钟陵碧染铜山血。殉国何妨死都市，乌鸢蝼蚁何分别。夏门秉锧是何人，安敢伸眉论名节？呜呼五歌兮愁夜猿，九巫何处招君魂。”（《岁晏仿子美同谷七歌》第五首）其中那句“殉国何妨死都市”，可谓一语成谶，诗人自己的结局亦是如此。
此时，子龙的平生师友凋零殆尽，有的兵败被杀，有的归隐山林，有的自杀殉国，比如他最好的朋友夏允彝在起兵失败之后，写信给陈子龙诀别，随后自沉于松塘，临死之前，感慨道：“南都既没，犹望中兴。中兴望杳，安忍长存？”夏写给陈的信，没有留存，数月之后，当陈也面临死亡的威胁之时，写下一封《报夏考功书》回忆亡友，这封信透露“足下临没，移书于仆，勉以弃家全身，庶几得一当”。原来，夏的诀别信是劝陈保全名节。陈子龙在寒食祭奠亡友，填词一阕《唐多令》，表明心迹，“肠断也，结同心”。
陈子龙为何没有选择自杀呢？一本名叫《三藩纪事本末》的野史记录：“顺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吴兆胜据城以叛。先是，丙戌六月，李成栋调往福建，兆胜移镇松江，有周谦者，故从白党来降者也，稍知文墨，兆胜昵焉。因通海寇黄斌卿，令举兵内向。给事中陈子龙、举人殷之辂、生员张宽等皆与其谋。”原来，陈是想策反清朝镇守松江的守将，并联络太湖之间坚持抗清的水师，希望一起再谋起兵。
1647年5月，那是陈子龙不惑之年的春天。
因为起兵之事泄露，他在苏州的吴县被清兵捕获，史书记载，清朝官吏询问了他两个问题，一是“你担任什么官职”，他回答：“我是崇祯朝兵科给事中。”又问：“为何不剃发？”回答说：“这样我死后才有脸去见崇祯皇帝。”说完这句话，他拒绝回答所有的问题。
在被押往南京的途中，路过松江城西的跨塘桥，他忽然挣脱清兵的捆绑，纵身跳下松江之水，等到被捞起，已然气绝。愤怒的清兵砍下他的头颅，带回南京复命。
这座桥是宋代修的，被称为“云间第一桥”。据子龙的族谱记载，陈家也是南宋初年从中原南渡到这里的，他的祖先也许见证过这座桥的出现。说起宋代，忽然想起陆游和辛弃疾，他们都是诗人，却不同于太平盛世的诗人，陆游“此身合是诗人未？”的追问，或许流露出并不以诗人自居的心态，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更是心雄万夫，这两个人，本来是要投身于恢复中原的事业之中，然而时代的悲剧，让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诗又写得太好，只能做诗人了。
陈子龙也是。
他是一个平民子弟，在明朝做的也是一个小官吏。可以征服整个国家，却征服不了他的意志。这是一个意志强大的人。
他淹没在松江之水里，水花是他的生命绽放的最后的一朵花、一首诗。
六 落日大旗明
陈眉公到了耄耋之年，自重身价，已经很少夸人。
那一年，却忍不住提笔写了首《夏童子赞》，夸奖一个小孩子，其中写道“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矢口发，下笔灵，小叩应，大叩鸣”，五岁小儿即可谈论儒家义理，可谓神奇，难怪眉公要写在诗里。
等到这个小孩长到八岁，另一位大名士钱谦益见了之后，甚至写诗说“若令酬圣主，便可压群公”（《赠夏童子端哥诗》），这个褒奖可谓惊世骇俗，堂堂大明，衮衮诸公，将来都要拜伏于这个乳名“端哥”的娃娃？
他就是夏完淳，其父是夏允彝，其师是陈子龙。
夏氏父子，也成为《松江邦彦图》里唯一的一张“合影”。
与其师陈子龙一样，夏完淳也是出生在一个“素封之家”，祖上都是务农，到了父亲才通过科举，成为真正的士大夫。1637年，他的父亲允彝与陈子龙同年考中进士，外放福建长乐知县，带着小小的“端哥”，在福建生活了五年。（十年之后，天崩地裂，国破家亡的夏完淳写诗说“武夷空翠如天际，夜夜随君梦里行”，那时，他将无比怀念和父亲在福建的日子。）
允彝在闽，颇不负所学，清廉自守，善待百姓，短短五年，长乐百废俱兴，且其善断疑难案件，以至相邻郡县有什么难以判决的案件，上司便移交到长乐来，他不避权贵，甚至不惜得罪称雄一方的福建总兵郑芝龙。在考察全国官吏的“上计”之后，时任吏部尚书郑三俊推荐了全国七个政绩卓著的知县，列允彝于首。崇祯皇帝亲自召见了他，还把他的名字写在了自己书房的屏风上，以示褒奖。正要委以重任，恰逢完淳的祖母去世，允彝只能丁忧回乡。
在此期间，夏完淳拜陈子龙为师，从此开始了他追随卧子、生死系之的人生。拜师的故事也饶有趣味，陈子龙来拜访允彝，恰逢其不在家，夏完淳出面接待，子龙见其案头摆有一本《世说新语》，就问他：“诸葛靓不见司马炎，嵇绍却死于荡阴之役，何以忠孝殊途？”诸葛靓是魏国扬州刺史诸葛诞之子，其父为司马氏所杀，他逃亡东吴，吴国灭亡后，他终身不仕，司马炎与其有旧，数次召见，他都不见；嵇绍是魏国大名士嵇康的儿子，嵇康为司马氏所杀，嵇绍却做了晋朝的忠臣，在战场上为保护惠帝而赴死。二人也都是《世说新语》里的人物，其所作所为，究竟哪个是忠哪个是孝呢？——陈子龙抛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完淳随即回答：“此时当计出处。苟忆顾日影而弹琴，自当与诸葛为侣。”他用的也是《世说新语》里的典故，“顾日影而弹琴”是描写嵇康临刑弹奏《广陵散》的情景，说如果嵇绍回忆起这个场景，自然能够像诸葛靓一样。子龙拍手道：“君言先得吾心者。”
通过这场对话，陈子龙意识到这个少年不仅仅有才学，而且有自己清晰的是非观念，有望能够传承自己的衣钵，于是同意收其为弟子。他们师徒行走于山水之间，研习经典，吟诗填词，畅谈天下大事，说到激动处，常常拔剑击柱长叹息。
不久，甲申国变，当子龙谋划招募水师北上天津的时候，允彝选择了策马西行，到南京劝说史可法起兵勤王。南京城破后，年仅十五岁的夏完淳追随父亲和老师，散尽家财，购买战船，在家乡组建了一支义军，与南渡的清军铁骑作战。在戎马之间，他写下一首诗记录当时的心境：“复楚情何极，亡秦气未平。雄风清角劲，落日大旗明。缟素酬家国，戈船决死生！”（《即事》）
兵败之后，父亲自尽，他忍住悲痛，擦干眼泪，与老师子龙、岳父钱縋三人歃血为盟，一起在太湖之上继续抗清，并上书监国鲁王，共谋恢复。
在他亲自谱写的一首散曲里，他倾诉着当时自己的痛苦心境：“两眉颦，满腔心事向谁论？可怜天地无家客，湖海未归魂。三千宝剑埋何处？万里楼船更几人！英雄恨，泪满巾，何处三户可亡秦！”（《南仙吕·傍妆台·自叙》）
这个十五岁的少年，是一个“天地无家客”，国破家亡，他只能丢掉所有的书、艺术，甚至爱情，拿着剑，走向沙场。即使是在自己的老师面前，他也只能表现自己坚强的一面，不能哭泣，不能软弱。在这个曲子里，他甚至说“极目秋云，老去秋风剩此身，添愁闷，闷杀我楼台如水镜如尘”，本是游戏人生的年龄，他却有了“老去秋风”的迟暮悲凉。
“想那日束发从军，想那日霜角辕门，想那日挟剑惊风，想那日横槊凌云，帐前旗，腰后印，桃花马，衣柳叶，惊穿胡阵。”是啊，束发从军，他的生命里再没有诗意，只有悲愤与复仇。
两年之后，他敬爱的老师陈子龙被俘，自尽于松江之水。孤独的夏完淳没有选择停止，或者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选择逃避，而是继续在山间作战。
终于，他写给鲁王的奏折被清人截获，地址泄露，很快被捕，押送南京——沿着老师的道路。当他路过一片山间树林，那里离老师自尽的地方很近了，终于压抑不住自己的情感，痛哭起来，写下一首《细林野哭》，悼念自己的老师。他回忆“去年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我们一起渡河作战，“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此刻血染的旌旗还在，老师却不在了。“黄鹄欲举六翮折，茫茫四海将安归？”四海之大，我又将去往何处？“肠断当年国士恩，剪纸招魂为公哭”，他为老师招魂，也为故国招魂。
在南京，洪承畴亲自审讯他，洪本是明朝的三边总督，后在松山之战后降清，作为急先锋，南下江南。洪见他是个少年，动了恻隐之心，有意保他一命，说：“这是个年幼无知的孩童，哪里懂造反，估计是被人蛊惑了。归顺大清吧，在我部下做官。”夏完淳故意问“你是何人”，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威震四海的洪承畴时，夏大声说：“洪承畴大人战死沙场，名垂千古，先帝亲自祭祀他，此人一定是假冒的！”洪承畴羞愧难当，挥手命人杀掉夏完淳。
当时，夏完淳的岳父钱縋也在现场，他也是一位正直的士大夫，这时面临生死关头，面色如灰，垂头丧气。完淳回头，笑着对他说：“当日，您、子龙先生和我一起歃血，现在我们慷慨同死，一起去见陈先生，不也是大丈夫么？”
钱縋点点头，于是，二人一起被杀。
这是他对岳父说的最后一句话。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夏完淳初见岳父说的第一句话，那时，他还是个九岁的孩子，他问钱縋：“时局如此，不知您在研读何书？究心何事？”钱縋大吃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说：“是和令尊大人一样啊。”
夏完淳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写下来告别这个世界的一些文字。比如那首告别故乡的《别云间》：“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他爱故乡，却至死不忘复仇，即使魂魄归乡，也要带领大明的军队收复江南。
他在狱中写给母亲的书信，则流露出更多的悲伤和无奈，更符合他的年龄，他说：“慈君托迹於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为生？”他想到自己死后，母亲和家人们寄人篱下，无以为生，不禁怆然，然而，他咬咬牙，说：“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允彝）为北塞之举矣！勿悲勿悲！”他告诉母亲，不要悲伤，二十年之后，他将和父亲一起，继续北伐，最后，他回忆自己短暂的一生，说：“噩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狱中上母书》）
他也写了一封寄给妻子的信，虽然八岁便与这个叫钱秦篆的女孩订婚，却只陪她过了三个月的婚姻生活，便投身沙场。写这封信的时候，一贯坚强的他，情绪却几乎失控：“肝肠寸寸断，执笔辛酸，对纸泪滴；欲画则一字俱无，欲言则万般难吐。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已乱。平生为他人指画了了，今日为夫人一思究竟，便如乱丝积麻。身后之事，一听裁断，我不能道一语也。停笔欲绝。吾累汝，吾误汝，复何言哉！”（《遗夫人书》），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喃喃自语“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已乱”，作为一个丈夫，他只能用“吾累汝，吾误汝，复何言哉”来表达自己的歉意。
这是个有血有肉的夏完淳。
他本来可以从一个神童，成长为一个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像唐伯虎一样遨游山水、诗酒生涯，也可能高中进士，像他的父亲一样，做一名优秀的帝国官吏。
然而，这个匆忙的乱世，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和空间。
其实，陈子龙、夏完淳不仅是为明朝殉难，而是为自己心中的志向、坚守的文化殉难。
这个倔强而深情的少年，是松江之上、东海之畔的一只鸟。精卫鸟。
七 尾声
入清之后，陈子龙、夏完淳等人的著作自然在禁毁之列，就连董其昌、陈继儒的文集，因有违禁字样，也一概被禁，似乎他们的身影从未在松江的历史上出现过。
雍正年间，松江府一位不知名的画家，人到中年，一事无成，每天靠街头卖画为生，却开始为一件遥远的事情忧心忡忡。他想起故乡在有明一代涌现了诸多先贤，他们的文集很多被禁毁，他们的名字也被很多人忘记，“因念有明诸贤尚在五百年之内，其垂诸不朽者未易更仆数，倘不写之丹青，则千载而后，精神丰采亦湮没而不彰”。于是，他有了一个念头，要为有明一代的松江先贤画一组群体肖像。
从此，他用尽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时光，只默默做这一件事。
他就是《胜朝松江邦彦图》的作者徐璋，“胜朝”即是前朝的委婉说法，指明朝，“邦彦”则出自古老的《诗经》，“彼其之子，邦之彦兮”，指一邦之人才。徐璋从明代松江府涌现的人才之中，挑选了一百余名人物，为其画像，其中既有徐阶之类的松江本籍的名臣乡贤，也有倪瓒这样的长期留寓此地的名士寓贤，此外还有名将、孝子、隐士、文人等，最不可思议的是，陈子龙、夏完淳等二十余名抗清志士也赫然在列，在文网尚密的雍正年间，这可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徐璋在松江府的大街小巷穿行，拜访这些人物的后人，希望能看到他们留存下来的画像，仔细观摩，没有留下画像的，他便走访耆老，询问相貌神情。深夜，他把自己关在自己简陋的书斋里，反复阅读这些人物的著作、传记，常常流着泪水或带着笑容为他们画像。
在这一刻，他感到他们的精神都聚集在这小小的书斋，都凝结在这薄薄的纸上。
二十年之后，《胜朝松江邦彦图》终于画成，沸腾了整个松江，士民争相前来观摩，很多士大夫纷纷不避嫌疑，为其写下序言或图赞。
徐璋暮年，那时已是乾隆年间，曾经被推荐到宫廷画院，他到达北京之后，在考试时，没有画自己最擅长的肖像画，却匆匆画了一幅未完工的山水画。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乾隆十四年（1749年）七月初四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新来画画人徐璋回去罢！钦此。”
作为一名肖像画家，他却没有留下自己的肖像。
他只是一个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