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他舍弃不下脚下的这块土地。甭说眼前正用一根结结实实的纤绳要将中国彻底拖出愚昧、落后、贫穷的这场改革了；就是昔日站在那个名叫胡集的小站上，随姐姐走过一片又一片了无生气、薯叶摇瑟的荒土岗，他首先感到的还不是姐姐与自己的悲哀，而是这块土地的悲哀。当时他便暗自叮咛自己，不管将来命运之舟将自己载向何方，他今生今世都非再来这里，为这块土地做些什么不可！这感受已经溶汇进了他的血脉，并且汩汩地浇灌了他笔下的音律世界。他是一个历史意识、社会意识很强的作曲家，而饱经忧患当今脸色渐转红润的祖国，正是他全部作品的伟大摇篮。而且，他的天地如此博大，这些年他常下去采风，可没到过的地方还有很多，其中他最想去的便是高原秾丽阳光下的西藏……
他还舍不下妻子，他结婚时已过30，婚前，因为他的才华，也因为他的潇洒与脱俗，他没少遭过姑娘们那率真的进攻。然而，在茫茫人海里，他俩一见钟情了！此情似风光旖旎的大海，他们还只在海滩边游过泳，他们还没正儿八经地在一起过上家庭生活，甚至本应有的一个温馨小巢都未及搭起；自己若再一出国，少说也得三四年，已经在感情生活上做了牺牲的他，担心将来随年华凋零，自己会深觉后悔的……
今年年初，为参加在广东省举办的一次全国音乐比赛，中央某艺术团体请他写了部作品《三迭》。闻讯后，想借地利、人和夺魁的广东方面非常紧张，一时间调兵遣将，卧薪尝胆……他如约精心完成了，乐队的10个同志也投进大量时间排练完了，预演前还卖了票。岂料该艺术团的两位负责人不让演，理由是‘《三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乐队抗争了：“不让演《三迭》，就不去广东参加比赛！”仍是不让演，宁可砸了自己的牌子。他洞若观火，赵紫阳总理和当年的中共中央四号文件都强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得涉及艺术风格与技巧的探索……他明白，面临下台的他们在用《三迭》当一块石头，去打即将上台的×××，而×××正是1978年在上海考区异常赏识他、并不顾“左”的那一套决定录取他的主考官之一。他气愤，架着眼镜西装笔挺不乏翩翩风度的文化人，怎么也干起了这趁火打劫的营生？他深深窘悚了：中国，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总有人能把自己的私货塞入一个个貌似堂皇革命的口号之中，纵然这要以扼杀、摧残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为代价——而这对于我们民族的振兴是异常宝贵的啊！
可怕的还不在于这一现象的消极后果。
可怕的在于这一现象多次重复的惯性。
接着．学院里又有人这样评价他道：“一般人想去美国，苦于没有门路；他放着伊斯曼音乐学院等在那里，迟迟不去，肯定是有他个人的目的，国内有比去美国更好的事情在等着他哩……”
咬咬牙，他去了秀水东街的美国驻华使馆的领事处。
头一次去签证，谈话气氛不那么友好。一个又一个问题，再加上那对警惕的瞪得大大的碧眼，他拂袖而去了，次日，赶巧包柏漪开招待会，他出了口气，还挺横，对大使夫人道：“你们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干嘛这样对待中国人？再这样对我，我就不去美国，去苏联！”典雅、温柔的包柏漪，大姐般宽厚地笑了笑：“你再去签一次吧，不会有任何麻烦的。”他再去了一次，没有排队，是大使夫人的一位秘书用豪华的轿车接他进去的，接待他的还是上回的那位官员。
此人此时客气极了，很快给签了证。握手告别时，脸上那决非做作、流露歉意与祝福的微笑，绽开得好似九月的雏菊……
“TOEFL”的全名是Testof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取其关键词的第一个字母缩写而成。在国内和港澳地区习惯将“TOEFL”译为“托福”。
它是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处主办的，始于1963年，迄今已有24年的悠长历史。它在考核非英语国家留学生英语水平及其掌握语言的熟练程度方面，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冈而得到美国和加拿大高等学府的认可。这两个国家的许多大学、学院在接受非英语国家留学生入学或授予奖学金、助学金时，常参考“托福”考试的成绩来考虑是否录取或是否授予。目前，在北美，约有2000多所院校的进门钥匙是“托福”。
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进和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的日益重视，我方多次派员赴美洽谈，商定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设立“托福”考试中心。1981年12月11日为第一次考试日期。迄今已举办了25次。
考“托福”，先得报名。10月考试，7月就得报上名。这名，不是说去了就能报上，而是先拿号，再按号码的多少在指定的另一个日子去报名。据一位参加过两次“托福”考试的女同志告诉我们，1985年7月酷暑的一天，她冒着蒸腾热浪骑自行车两个多小时，到了北郊的北京语言学院，该院是“托福”考试的一个考场。上午10点15分，她拿到的竟是8000多号！报上一次名殊属不易。冈之，当临近“托福”考试时，这位女同志发现已怀上6个月身孕的子宫上突然长起鸭蛋般大的瘤子，疼痛异常，住进了医院，医生嘱明日开刀动手术，而明日恰好是“托福”考试日期。怎么办？她一咬牙，毅然悄悄溜出医院，天未破晓即从东郊乘车去两郊，一路颠簸不止。下车后又一步一步挪到考场，大汗淋漓捱完180分钟如过“鬼门关”的考试，成绩自然不佳。去年，她闻讯行情看涨了，要能拿到号，必须头天晚上去排队，而且那队也没法排，那混乱拥挤，可与北京站售票大厅里通宵达旦候票的黑压压人群相媲美。这时她刚生下女儿，体力尚未完全恢复，出于无奈，只好通过熟人，惊动了著名书法家启功教授，老人拿着她的工作证、单位介绍信，带上她，开了个后门，作为北师大在校学生才把名报上了。北师大也是“托福”考试的一个考场，新近，北京大学开办的一个“托福”英语补习班，因补习班的学员具有可以优先参加“托福”考试报名的优势，一时莘莘学子趋之若鹜。该补习班的一位学员对我们说，她是天不亮即从南郊赶赴北大的，抵达北大校同时才早晨6点钟，拿到的排队号码已是25号了。8点半补习班正式开始报名，老师宣布90号以后的人别排队了，刹时队伍大乱，后面的人死命往前冲。参加补习班每人须交纳120元的报名费。不少的人只是惜此途径报上个“托福”考试的名而已，他们转手又将听课证让给别人了……
考“托福”还得交纳29美元的支票（加上手续费共30.4美元），这是国际统一的收费标准。30余美元，对于有海外关系的人，对于这几年办“公司”、办“中心”早发了财的公子哥儿们来说，只是钱袋里、存折上的一个零头；而对许多无外币来源、生活也颇为清苦的青年人来说，却是肩上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于是，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去黑市高价套购。在北京，过去到阜外大街甲六号——某回国人员招待所门口，找回国人员换。现在那门口的风声紧了，又去夜幕笼罩下的各个集市上换。因为要的美金数额小，又要得急，因此这些青年人便成为外币倒爷们待价而沽的最佳猎物。一些人饥不择食，急于成交，结果在昏昏蒙蒙的暗处买下伪钞也非罕见。
我们在北京主要的几个外币黑市之一的动物园摊贩市场，目睹了这样一幅景象：一位年轻姑娘以600多元人民币换了100元美金，没走多远便发现这钞票是假的，即返回欲索回自己的人民币，倒爷却不认账了：“哥们儿从不于这缺德事，你认错人了。”姑娘说：“就是三分钟前在你这儿换的，我会认错人？”倒爷龇牙咧嘴了，“你这小妞连一张大钞票都认不准，还不会认错人？莫不是活得太腻味了，要找哥们儿逗乐儿？咱床上功夫倍儿棒，走，咱跟你乐去！”说毕，就去挽姑娘的臂膀。她忙退却几步，围观的人中不知是谁暗中绊了一条腿，她仰天倒在了地上，一副眼镜也飞了。在众人的哄笑声里，姑娘欲骂无词、欲哭无泪的可怜神情，颇似一头掉进陷阱、束手待擒的小鹿……
现在在某些单位，青年人碰到一起，开口必谈“托福”。人们打听彼此考试准备的进度，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联系了哪所院校，是自费？公费公派？抑或是自费公派？
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5300名研究生中，有65%的人与国外院校有联系，仅某一个班的22名学生中，就有8人正在办理出国手续。
越是著名学府，此风越炽。一位即将去加拿大进修的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告诉我们，今日的复旦园里，已非当年我们在那里就读时的一群群书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情景，想出国的学生很多，特别是研究生，凡有一线希望出去的，大抵都做3倍、5倍乃至10倍的努力。当然，这些学生大多很单纯，学习成绩很好，遇上国家对外开放这样的好机会，都想出去见见世面，学点本领，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但国家新规定读研究生者不能自费留学。有的研究生为了出国干脆退学。还有的研究生，毕业后不愿留校，宁愿去一些小单位工作，但得先讲好了条件，什么时候要走决不阻拦。
据说，北京某科研机关的一位头头，向朋友们感叹道：“我们有的研究所都成了空架子，人都请假回家准备考‘托福’了。唉……”
欧阳采薇，女，77岁。去年年底从新华社对外部退休。她女儿，吴采采，37岁，北京环境保护监察中心的科研人员，目前正同时准备“托福”和“GRE”（一种要求比“托福”更高、也是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处主办的考试）两门考试。老人心境恬适，细声慢语地告诉我们——
我为什么要让采采出国留学，这还得从我家三代人的命运谈起。
先说我母亲。我父、母亲都是日本留学生，母亲先学医，以后又攻读工艺美术。父亲挺封建，不让母亲出去工作。她徒有一肚子才学，却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
我的命运自然比母亲好些，可也没少磕磕碰碰。我还只有四岁时，母亲就要我去读书，她对我的学业很关心。渐渐大了我才明白，母亲是把自己失落的希望全寄托在我这个女儿身上……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大部分学生是教会中学保送去的，又多是贵族子弟，一门子心思几乎都耗在吃穿享乐上。学校里三天两头开舞会、茶会，女士们男士们竞相比着气派和时髦。上课、下课都说英语，似乎谁都以为自己真成了个黑头发、黑眼睛的英国人……我没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也看不惯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读了不到一年，便退学了，以后报考了清华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
我总觉得一个女人该和男人们一样，先得有文化，然后得为我们这个日渐衰落的古老民族做些什么。但结婚后我没有工作，一直坐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我不甘心呐！我便读英文小说，翻译罗素、爱因斯坦等著名人物关于人生观方面的论述，头几篇登在《大公报》上。还学了点德文，又学写过散文。次年，我便找到了工作。1947年，美国大学妇女协会给亚非国家学生资助奖学金赴美留学一年，在中国委托美国新闻处在北平、上海、南京等10个城市招考。当时，我已经有了3个孩子，37岁了，家里又是这种境况，但我还是去报考了。结果录取了两名：—名是上海沪江大学一个搞原子能的，北平的这—名就是我。一年后，我先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英国文学系上了一段，以后又到哥伦比亚教育学院英语教学专业学习，并获得了英语教学硕士学位。于是这辈子与英文结下了不解之缘，解放后一直在新华社对外部工作，无论当记者，当编辑，用的都是英文……
我女儿采采，“文革”前的老初三，1968年去了北大荒，做了3年农工，又当了一年半的卫生员。她父亲去世后，组织上照顾我，1972年底调她回北京，分配去北京焦化厂当工人，跟着一位南开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女同志搞化验，跟了一年，色谱仪等精密仪器就能独自使用了。这时，厂里推荐了15个人考工农兵学员，录取了8名，她的成绩比这些人都好，却被甩下了，理由是“家庭出身不好”。关于我去美国留学一年的事，“三反’’时就调查过，证明了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文革”中又翻出来了，大会问，小会追，我成了“特嫌”。虽然材料一直拿不出，影响却像一条影子—直拖在身后，这不，采采的前程又一次被耽误了！我这当母亲的自然伤心，想不到女人在旧社会想读点书难，在新社会又这么难，而且阻力还不仅仅来自封建思想，还来自那翻云覆雨、叫人啼笑皆非的“政治”……采采这孩子也伤心，但不颓废，学习上—直抓得很紧。1977年首次恢复高考，她一考就中了，专业对口，录取在北京化工学院分析化学专业，学了4年，后又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环境化学专业的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分在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所属的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工作。
采采辛辛苦苦学了这么久，学的东西又很有用，主要研究何种化学物质能致癌。我就希望她能对国家、对人民做出贡献。隔行如隔山，她搞的那一行我不懂，帮不了她任何忙，我就在经济上支持她。她一家人住在我这里，两口子工资只有200来元，两个小孩，请了一个保姆。保姆的工资就得60元，再加上吃饭，一个月得100多元。还剩下100元左右，你说这怎对付四口人？物价还铁了心往上涨，它才不管你中年知识分子可怜不可怜呢。再省不能省孩子嘴里的，可省大人碗里的，两口子又正当盛年，采采是站里的业务骨干，她丈夫正在铁道科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亏了身体，惹出病来，还不得又成个张广厚？我可不愿白发人送黑发人，好在他们的“知识分子政策”我可以帮忙来落实。我的退休工资，加上我的大部分译稿费，都交给了采采。这样，我辛苦一点，每日坚持译上几百上千字，拿占、儿译稿费，全家人的生活可以好一些，采采两口子也没有了后顾之忧，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也挺充实……
我还在精神上鼓励采采。是我要她报考“GRE”和“托福”，争取出国的。这不是赶什么时髦，尽管我很少出大门，可出国热我还是感觉到了。在我们这新华社家属大院，男同志不说了，女同志也出去不少，年纪大的有三十几岁的，还有离了婚的，出去了就一般不想回来……我纳闷：美国生活是富裕，可那是在别人的国家里，即使入了美国籍，也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油和水能真正融为一体吗？除非你是杨振宁李政道，除非你是“电脑大王”王安，人家对你不怎么看得起。人家的智慧，人家的汗水，200多年来栉风沐雨创造出来的天下，如今你却丢下仍贫困落后、急待振兴富强的祖国，跑到大洋彼岸去分享，你自己心里也有愧呀！可是国内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儿，似乎非要拿根鞭子将人才赶走了才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