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绝对的意义上讲，因为一颗心灵就是一个世界，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世界，所以任何家庭里，夫妻双方都会有差距，有差距便会导致危机，不过差距的大小不同而已，危机性质的界定不同而已。
从相对的意义上来说——
在年轻人的家庭里，因为双方踏上一块处女地的新鲜，和拥抱生活、创造生活的热情，双方的差距不难得到调整，危机也容易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如果以窗帘比做家庭的话，那么，这多是一块颜色鲜艳、纤维组织结实、呼啦啦地召唤丽日晴空、也召唤和风轻雷的窗帘……
在老年人的家庭里，因为双方饱经世事沧桑的睿智，和共涉风风雨雨的磨砥，双方的差距早已在岁月的传动轴上得到了磨合。如果说还有危机的话，那危机也是昨日黄花，而且也许正因为这昨日的危机，才达到了双方今天更高层次上的默契。这多是一块颜色稍褪、但质地沉甸、气派华贵的窗帘，你到历史悠久的博物馆里去看看，挂的大多是这种窗帘……
而在中年人的家庭里，因为双方对旧有的生活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厌倦，对未来都有不同视角的憧憬，而且他们常常自以为睿智，却并没有老年人那种炉火纯青的睿智，他们常常自以为热情，却缺乏年轻人的那种一往无前的热情。因此，这是一个双方差距剧烈冲撞的阶段，也是一个危机最易由潜藏的共处状态转化为公开的对立状态的时期。这多半是一块久经风吹雨打、却谁也懒得去保护的窗帘，窗子关着，大抵还有模有样，也许它的色调、花纹，还能招揽路人多看上一眼。可只要窗子打开，只需二三级的小风，它便纸一般被撕碎了，那纷飞的碎屑，顿时化为空中惨淡的败絮……
从性生理看，被法国总统密特朗称之为“法国和全世界最杰出的女作家”的西蒙·波娃，曾经这样分析过：
男人到了成年的时候，往往埋首于事业，对情欲已不似年轻时那般担心；又因他一向不以外貌为重，所以他的容貌和身体的变化，不会太影响他的吸引力。相反的，女人通常要到35岁左右，才克服了所有的禁忌，情欲的发展才达到饱和点，那时是她性欲最强烈、最尖锐地渴望获得满足的时候……中年女人往往要为她年轻时的种种禁忌和冷酷付出代价——女人等到最后终于懂得了欲望的热度时，丈夫往往早已对她早年的冷漠做了某些适应。青春的流逝和夫妻间的习以为常，使女人失去了性吸引力，她已无多少机会使夫妇的爱之火花重新燃烧了。
西蒙·波娃对中年女性的分析不无道理。可这番话也不是可以通行于全世界的一纸美元。由于民族习惯的不同，中国的男人从来没有法国男人的多情浪漫，而且当今中国的中年男性，都是在一个政治畸形、文化畸形、也视性如谈虎色变的年代里度过自己的青春的，那时，情欲只能是在黑漆漆的罐头盒里表现的勾当，因为都是密封的罐头盒，也就不存在“担心”的问题，只是在国家开放的时代来临之后，“情欲”才正确的、或是因过去遭压抑今日被夸大的凸现为人生意义的一个部分，“担心”的问题才随之产生。它在众多的中年男性的意识、潜意识里的内涵是：“我这辈子活得是否值得？”“我能不能够尝试重新生活一遍”……
从精神上讲，犹如素雅的水仙花离不了清水的滋养，女人也离不开感情的滋养。在某种意义上说，男人不会因感情的饥渴而“亡”，女人却会因感情的饥渴而“死”，这对中年女性尤其突出。在婚后的前十几年里，由于家庭的建设和子女的抚养，耗去了女人大部分的精力，她们很少有时间来思忖人生的问题。但是人到了中年，家务劳动日益变为一条以丈夫、子女为中心的、日复一日单调、沉闷的磨道，子女们将要开启或者已经开启自己的生活天地，这时既感到空虚、又有了一定余暇的妻子，便能够坐下来，对人生做出某些感悟……
如果说做姑娘时，她憧憬未来，那么现在她深深地回忆过去，回忆自己青春岁月时那好似春日的原野上五彩飞蝶般的憧憬，这时，她也许会生出几缕惆怅，也许会觉得委屈，乃至会感到失望——最可贵的人生岁月在自己的五指间琐碎而又无声地流走了，到头来自己什么也没有抓住。她同样会有这样的意识或是潜意识：“我这辈子活得是否值得？”“我能不能尝试重新生活一遍”……
犹如一只折断了翅膀的白天鹅，这是女人在感情上最需要得到体贴和抚慰的时候。也是外表完整、但已屡有漏穴的家庭，最需要男人的胸膛和臂膀去挽起一道坚实的大坝以阻挡心潮外泄、乃至一朝溃决的时候……
而这时，男人们在十什么呢？
由于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80年代的中国流行着一种“减去十岁”的算法：三四十岁的作家还算青年作家，五六十岁的学者还称中年学者……因此，四十岁左有的男人大多还远没有到事业有成、功德圆满的时候，他们还得千军万马去奔职称的独木桥。他们还得去电大、职大、函大、业大交上沾有油渍、饭粒、蜡液或者被淘气的儿子撕去一截的作业本。他们总是步履匆匆地走着。他们总是挂着心事重重的面容。难见他们有与妻子一起掉进雀巢咖啡里的神聊。难见他们携妻子去湖畔被花雨打湿的周末。更罕见在黄山、庐山的乳雾里，他们和家人一起舞动曙光之剑的早晨……
属于他们的大抵是，日子背上长出的茸茸驼峰，脚板上老茧摞老茧的日子，生活和工作的魔方上总也转不完的难题，乃至有人终于被转不完的难题所压垮，没能走到街尽头夕照的田野，引来白发人送黑发人……
因此，不但在时间上发生了错位，当妻子稍有余暇对人生做出某些感悟的时候，丈夫却难有余暇陪她一起静静地坐下来；而且在空间上也发生了错位，当家庭最需要一道坚实的堤坝的时候，男人却远在家庭以外的疆域大汗淋漓地拼搏。这样，双方的“我这辈子是否活得值得”“我能不能够尝试重新生活一遍”的意识或者潜意识，便难有机会坦诚地摊开在桌面上，共同探讨，并在今后的岁月里作相互尝试。较有可能的，倒是它们依然蛰伏在各自的大脑皮层里，若有适当的机会，它们便会夺脑而出，落地为各自实实在在的隐私……
在现在的中年人家庭中，有相当数量的家庭的一方或是双方，是“老三届”、或者是“老五届”——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正在校就读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们。应该说，在眼下中国几代人的家庭中，没有哪一代人的结合像这一代人的结合那样，曾经渗透了众多的政治的、经济的等方面的因素，也没有哪一代人的今天像这一代人的今天一样，如此强调感情的因素，并从而表现为心头越来越纷繁的骚动……
已经有论者指出：
也许许多有着十年以上文学兴趣的观众会注意到，《渴望》中最令人厌恶的王沪生，一度是我们文学中十分走红的“正面形象”，我们暂且把表现这种形象的文艺称之为“离婚文艺”，它出现于80年代初，故事和感情倾向大致雷同，而且大都带有些自传性。这类作品大致表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落难”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下不得已与一位农民、工人或其他很难相互理解的人结了婚。“文化大革命”后，这位知识分子上了大学，当了作家或在其他什么领域出人头地，他对生活充满了理解和信心，而他的伴侣则对他内心缺乏基本的理解能力，两人感情越来越隔膜。这时，另一位异性出现了，这位异性光彩照人，善良，有文化，对他的思想感情有充分的理解和共鸣。于是感情越来越深，乃至他不得不与过去的伴侣分手，而与那位新出现的异性共同追求新的生活……（薛涌：《为丑陋的“老九，’——评<渴望>的“反智主义”倾向>）
我们姑且同意这一“离婚文艺”的表述。这一“离婚文艺”的…现，正是80年代里这一代人的心灵骚动，在文学领域里的集体无意识表演。
在文学作品里堆积出一个光彩照人的“乌托邦”来并不难，只要有初中以上的文字水平，加上一支笔，一迭稿纸就行了。可在现实生活中，这代人要告别旧生活，追求新生活，却决非是一件易事。他们比不得现在二三十岁这茬年轻人，后者像崇尚三毛、崇尚金庸、崇尚童安格一样崇尚自我的价值，对于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反叛常常是无条件的，甚至是不加思索的。而他们，似乎大多数人身上还涂抹有一种机会主义的色彩。如同当年要在极其艰苦、乃至残酷的环境生存下来，他们不得不和当时时髦的价值观念，价值判断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一样，现在他们在被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价值判断所强烈诱惑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
这既是出于某些现实原因的考虑，他们很多人还缺乏撕肝裂胆、再造生命的勇气；
也是因为他们是被五六十年代塑造大的，在他们的血脉里，无论如何都跑不掉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因子。
于是，这代人常常处于一种两难境地——
对家庭不满意，可又觉得要对妻子、孩子负责，做丈夫、父亲的要有一定的责任感；
喜欢上了婚外的异性，可又觉得倘若不与她结婚，便对不起这位女性。
最后造成的状况大抵是：
与妻子的关系不正常。若有外遇，与情人的关系也不正常。但与妻子的关系不正常时，照样维持着家庭。与情人的关系不正常时，照样要找情人。
这一两难境地的悲剧意味在于——
他们渴望真诚，却在难以真诚的日子里日益腐蚀着这真诚；
他们厌恶虚伪，却在不得不虚伪的日子里变得日趋虚伪……
尽管年轻的一代人有时以打量一件古董的目光来打量这代人，可这代人在其他方面的自我感觉总是良好的，我也是这代人，我曾在自己的一部作品中写过如是的话：
那代年轻人，生命的根系已经牢牢扎进了广袤、苦涩的大地，在以钢铁般的牙齿咽下痛苦、咬碎委屈时，胸襟为之拓展，力量随之爆发，现实已经在描绘——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下世纪初的中国之潮中，他们这一代人将是最壮观、最骁勇的船队……
不知这一评价是否也是属于自我感觉太良好？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情爱生活上，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相当一个多数，并不感觉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