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格言
人生是一出漫长的大戏，在你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任何人都看不到它的结尾，也搞不明白它的结局。——安武林
染坊之子（上）
一
早在傅绍全的母亲去世前的一个月，邵其平曾公布过一份文艺宣传队的名单，这个名单就已经把我从铜匠铺一下子唤回了学校。
我会拉胡琴，文艺宣传队无疑给了我表现的机会。
而更重要也更隐秘的原因却是：在那份名单里，有陶卉的名字。
我遗忘了学校，学校也遗忘了我。现在，学校又重新记起了我。我也忽然记起了我是油麻地中学的一名学生——我不属于铜匠铺，我属于油麻地中学。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一个人——赵一亮，像墙报栏里的一篇文章，牢牢地钉在了我记忆的墙壁上。此后许多年，这篇文章还在不时地掀动着。
这天，邵其平把宣传队的全体人员召集在一起开会（他现在为油麻地中学文艺宣传队负责人），在宣布乐队组成名单之后，紧接着宣布我为乐队队长并拉主胡，赵一亮和徐朝元拉副弓。散会之后，我让乐队的几个人留下来再开小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指挥别人。我不能忍受别人朝我指手画脚，可我自己也没有朝别人指手画脚的才能。这是我一生中许多悲哀中的一个。望着六七个乐队成员，我不知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总是重复自己的话。事后，我对自己的无能很恼火。在我讲话的时候，谁也没有向我表现出他们承认并且尊重我的位置的神态。我的心一直虚着，尤其是在我看到赵一亮的神态之后。
赵一亮比我还低一个年级，却长得比我高出一头。在二十岁之前，个头问题始终是我的一个敏感问题。它是我自卑的一个情结。赵一亮在最后边站着，身子挺得很直，头微微仰着。他的肩膀很宽，胸脯饱满而结实。他的穿着的质量与整洁，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相比的。他的衣服板板地穿在身上，仿佛是刚熨过的，而我的一身衣服皆皱皱巴巴，仿佛是从一个沉重的大屁股底下刚拽出来似的。他的每个衣服扣子都很稳当、严实地扣着，甚至连风纪扣都扣着，而我的上衣竟然缺了两颗扣子，外衣以及好几件内衣的领子全都敞着，仿佛一个人家马上要来客人，主人来不及收拾衣服而把许多件衣服一件件都套在了一个衣架上一样。他的头发竟然是向后梳的，并且是打了油的，没有一根乱发。而我的发型（其实无所谓发型），犹如一个马桶盖儿，罩在头顶上。在我说话期间，赵一亮始终两臂交叉着放在胸前，将左脚稍稍跨出去几寸，默默地站在那儿，嘴角上微带笑容。他使我感到了一种无名的压抑。不过，在宣传队开始活动之前的一两天时间里，我还是颇为兴奋和得意的。“我是乐队队长！”“我还拉主胡！”我觉得我在陶卉面前一下子高大与强大了许多。
我八岁时就学拉胡琴。虽然那把胡琴很寒碜（自做的，竹筒上蒙了一块黑鱼皮），但毕竟也能在上面拉出曲子来。进入油麻地中学之后，我买了一个蛇皮蒙的胡琴，拉得也更好了，还不止一次地与姚三船的笛子在宿舍里合奏过。油麻地中学有几个拉胡琴的，我都听过，觉得都不及我拉得好，不时地心里小有几分得意，但远不及这时。这时我有了一把真正的胡琴。这是学校专门为宣传队购置的，价值一百多块钱，红木的，沉甸甸的，筒上蒙的是道道地地的蟒皮，且是鳞纹细密均匀的好蟒皮。拿到那把胡琴的那天是阴天，这蟒皮居然还是紧绷绷的，再看我自己的那把胡琴，手一按皮就瘪陷了下去。关键是，我要用这把漂亮的胡琴正式演奏，在很多人面前演奏。
“在很多人面前”表现自己，这大概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欲望。人的快感永远不是来自自己，因为自己并不能看见自己，而是来自于别人——在别人的眼里才能看见自己。这兴奋与得意的加强，依然与陶卉有关。夜晚，我许多次想象过这把胡琴与陶卉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与她构成的图景：它或是欢快地或是悠扬地奏着曲子的引子，化了装的、变得格外鲜亮的陶卉便站在帷幕后很入神地听着，引子刚一结束，她就随着曲子，从帷幕后或舞着红绸飘动出来，或打扮成小媳妇的模样，挎一只篮子呀什么的，踩着点儿，用了一种小媳妇的脚步走了出来……因为她的出现以及她与它之间的和谐与互衬，使舞台变得一片明亮，使台下变得一片静寂……
浸浴在这样的好心情之中，身体就会变得轻飘起来。打篮球时，动作敏捷，弹跳极好，投球命中率也极高。对方是秦启昌带了几个学生（其中有杜高阳）。连连输球后，秦启昌便朝杜高阳们叫：“注意林冰投球！”杜高阳他们注意不了，秦启昌就扑过来盖帽。我的个头虽然矮小，但投球弧度极大，几乎是垂直着升向天空，加之顺势向后一仰，秦启昌总是秃脑袋打一个闪扑了空。刚从上海回来的马水清，跟我一拨儿，见我投进一球，总要过来，咬牙切齿地揪我的腮帮子。
宣传队活动的前一天，我想把乐队集中起来先练习练习曲子，便去通知赵一亮。
赵一亮家就住镇上，在镇上最南端。离他家还有五六十步远时，就闻到了弥漫于空气中的染料味——他家开着一个大染坊。我许多次见过赵一亮的父亲，他的手不是蓝色的，就是红色的，从未见过他的手是正常的肤色。我去过染坊，我家曾在这里染过一块布和两件旧衣。他家门前有一大块空地，空地的一角有一个草棚，棚下有好几只硕大无比的染缸，还有两口硕大无比的煮颜料的铁锅，其余的空地上拉了许多根铁丝，是用来晾晒染过的布匹的。长年累月的，那片地已不是土的颜色，被流淌下来的颜色染得五颜六色，驳杂纷呈。遇到好天气，那铁丝上晾满各种颜色的布，微风一吹，布掀动起来，再发出“哗哗”的声响，是很有几分壮观的。逛镇子时，我曾不止一次地站在几十米的高处，看过这个叫人兴奋的场面。当时，我还不知道赵一亮就是这个大染坊家的儿子。
当我站在赵一亮家高高的大门前的石头台阶上时，我听到了从里面传出的胡琴声，这胡琴声使我感到了自己的虚弱，觉得那台阶更高，那门也更高，那门内也就更深远了。我以前并不曾听说过赵一亮会拉胡琴。而我现在听到的胡琴声，竟是那样流畅，那样有章法，第二把位，甚至第三把位的音都摸得那样准确，并且那音还没有被噎住的感觉，我在大门前踟蹰了很久，才终于踏过五级石阶，跨进了大门。这时我看到了一个大院以及迎面摆开的一幢大房子——我从未见过的大房子。
“赵一亮在吗？”由于我不能把握住自己，那声音响得出奇。
胡琴声一下停止了，不一会儿，走出了赵一亮，“你好，林冰。”
“明天宣传队就活动了，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乐队是不是先练练那些曲子？”
“有这个必要吗？”
“我看有这个必要。我们不熟悉这些曲子，再说，还有一个合奏得怎么样的问题。”
他一手扶着门框，一手叉在腰间，将腿交叉着站在门口，“晚上几点？”
“八点吧。”
“好吧。你不进屋坐一会儿吗？”
我想了想，走到门口。可我没有进屋，只是朝里面张望了一下。但就这探身一望，这幢大屋子就给我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记忆：两个大天窗，照得屋内一片明亮，都是一些亮晶晶的荸荠色的柜橱桌椅，柜橱上都有亮闪闪的黄铜装饰，那些树叶一般的铜片，在那里闪动着静谧的光。如今一想起这大屋子，眼前总是出现这些树叶一般的铜片。
这是油麻地镇最殷实的一个人家。如果说马水清家的殷实是一种古旧的、停滞的、凝固的，甚至衰败着的殷实，那么，赵一亮家的殷实，却是新颖的、有活力的、不住地增长着的殷实。
赵一亮把我送到了大门口。我匆匆地走去。走出很远之后，我回头一看，赵一亮还站在台阶上。他站着的姿势与那天晚上我看到的姿势一模一样：身体挺直，头微微上仰，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左脚稍稍跨出，身体微微后倾，嘴角上微带笑容。这个姿势在他来说，是自然的，毫无做作，是心情、心态使然。此后，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这种姿势。
姿势不是随便能摆出来的。自然的姿势后面总有着一个背景。自信、自负、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样子，与低三下四、点头哈腰，与缩手缩脚、缩头缩脑、贼眉鼠眼，与忧郁地一笑，与明朗地一笑，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有说道，都有来历。人后面的那个背景能把人的心情、心态弄成各种样子。这心情与心态又能把人的形体弄成各种样子。
在小巷拐弯处，我又望了一眼这个嵌于门框里的姿势。就在那一刻，我预感到了我在宣传队的位置很可能是一个片刻的幻影。
路过球场时，刘汉林抱着篮球叫我打篮球，我摇了摇头，径直去了宿舍。进了宿舍，我抓起胡琴拉起来，越拉越没有信心。
晚上，我们等了很久，赵一亮也没有来。
二
油麻地中学的办公室很大，能摆二十几张办公桌，现在腾了出来，成了宣传队的排练场。邵其平抓得很紧，排练不分白天黑夜地进行着。汪奇涵让人通知了白麻子，夜里过十二点，就得给宣传队准备一顿夜餐。
很多节目都与我们乐队有关，如表演唱、舞蹈和小戏等，都需要配乐。我除了自己要记住那么多的曲调并熟练地演奏出来外，还得对乐队的其他成员进行分工并管好他们的演奏。我很快地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能胜任了。我记乐谱的能力很不好，不要说管他人了，光自己要做到熟练，就颇有困难。心里想记住，可脑子总木木的，常常是看了好几遍乐谱，还是没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脑子像坚硬的石头，轻易留不下印迹来。我一直把这责任归罪在饥饿上——我的脑子被饿坏了。那么就勤奋一点吧！不行，犯困。
在十八岁之前，我总是犯困。坐在那儿吃饭，吃着吃着，筷子就从手中落下来睡着了。有一回坐在人家自行车后座上进城，睡着了，跌在马路上，把额头磕破了，流了不少血。我总是与困倦苦苦地作战，在它笼罩我时，作一种痛苦的挣扎。然而往往总是失败。困倦像推不开挣不出的浓稠的泥浆，最终将我彻底淹没掉。我背诵着乐谱，背着背着，眼皮就往下坠。一些曲子，白天我演奏时还是很清楚的，但一到了深夜，脑子就断电了一般，黑乎乎的，那些信号像遭了水的墨字漫漶了，不清晰了。即使努出眼珠来竭力辨认，依然还是不清晰。
我对自己缺少旺盛的精力总是很生气，许多次想掴自己的耳光，把自己掴得精神一些。不行，困倦沉重如山。我当然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饥饿。等过了十八岁，当别人的脑力和体力都不紧不慢地生长着甚至有点过早地停滞而我却越来越精神越来越明白时，我才明白：从前的状况固然与营养有关，但也与我生命生长的节律有关——我属于脑子和体力早期成长缓慢的那一种人。也就是说，当别人的脑细胞已发育得很不错的时候，我的脑细胞还如那土下的胚芽，正处在钻出黑暗的过程中。而赵一亮这样的人却属于智力早熟的。
我不住地翻动着乐谱，赵一亮却从不把乐谱放到架子上。那天晚上，排练大合唱，突然断了电，我的胡琴便不能再拉下去，而赵一亮却仿佛没有感觉到停电一般，几乎没有丝毫停顿，一直把曲子潇潇洒洒地拉下去，那些演唱的也居然很兴奋，在一片黑暗里愈发昂扬激越地唱着。刚唱完了，又来电了，演唱的那帮人一律掉过头来问：“刚才胡琴谁拉的？”姚三船说：“赵一亮！”我便觉得无地自容。
邵其平让高中的王维一担任宣传队队长。这个王维一一开始就似乎瞧不上我。在一次我们乐队为一个表演唱演奏了三遍过门还不齐之后，他不耐烦了，“林冰，你们是不是先练好了再来配乐？”他甚至当了那么多人的面，对刚走进来的赵一亮说：“赵一亮，你来拉吧，你不拉，这曲子都拉不成个儿。”赵一亮却一转身出去了。这时姚三船说要上厕所，拿了笛子也走出办公室。我也顾不了别人了，自己硬着头皮拉下去，表演唱勉勉强强地开始了，但不一会儿又有人停住了，说：“调门起得太高了，我们唱不上去。”我只好又重新调音。我一调音，徐朝元他们也得顺着往下调音，可老也调不好。王维一问：“什么时候才能调好？”我有点发急，说：“开始吧开始吧！”过了一会儿，姚三船跑回来说：“赵一亮说，副弓与主胡之间的音根本没有调准，副弓还差一个八度呢。”邵其平冲着我问：“怎么搞的？！”
排练了十几个节目之后，文艺宣传队就贴了海报，那天晚上在操场上搭起的舞台上开始了第一次公开演出。望着台下人头攒动，我的心慌乱得可怜。演出开始后不久，就有一个吹笛子的愣把另一个节目的曲子当成了这一个节目的曲子，还吹得挺认真，这让台上的演员目瞪口呆了好一阵，又手忙脚乱了好一阵。邵其平在台口站着，气鼓鼓地望着我们。演了一半节目之后，在一个节目中，本应由主胡奏的一段曲子，我却记不清楚了，台上的演员很尴尬地停住了，望着乐队。正当邵其平的脸上要浮起一脸失望的表情时，赵一亮却把他的胡琴拉响了，虽然比我的主胡低了一个八度，但音却是清清楚楚，并且一个一个音符都摸得极准，演员们像陷在泥淖中忽然得了救星似的，又立即把动作做下去。
演出结束后，我一直怏怏不快。